还在上海工商友谊会筹备期间，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8月15日创办了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刊物《劳动界》，主编陈独秀.参与编辑和撰稿的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等。总发行处设在新青年社，每周出版一册。刊物设有演说、国内时事、国外时事、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者、调查、趣闻、闲谈、小说、诗歌、通信等栏目.并有工人投稿栏、读者投稿栏。刊物篇幅简短，语言朴实，事例生动，通俗易懂。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实际，对工人群《劳动界》众进行启蒙教育。因此《劳动界》一出版，即成为普通工人争相传阅的一份刊物。为了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开始筹办一份面向店员工人的刊物,9月5日出版的《劳动界》第四册登出一则”本社特别启示”.要为上海店员工人"独立办一种机关报发表自己意见”。
这个消息当晚就引起工商友谊会店员工人的注意。在推举工商友谊会临时职员会上，“何佛村、王剑豪渭:《商潮》及《劳动界》等征求本会文稿。诸君有著作者尽可发表。多数赞成。”在19日晚上工商友谊会第八次常会上,何佛村、王创豪、何纶章等提议：
本会应创办一伙友周刊，以发表本会之种种言论，提倡伙友之觉悟，灌翰工商之见识。但本会经济困难，无从着手。幸今有新青社，欲创办店员周刊，宗旨与本会相同。彼因编辑乏人，故未实行，业经本会函询该会，今已得该社编辑陈独秀先生复函.赞同合办，由彼担任经费，由本会担任稿于，至少十敷人，众皆赞成。当场承认者，有二十人之多。表决，公推何给章、何佛村、昊鉴青、王剑豪等为代表至该会接洽，并拟定合办筒章五条。
《时事新报》报道此事时，在"拟定合办简章五条”后，还有两句话:"惟定名日《伙友鸣》或《工商铎》，与该社同意后施行。通过。”
也许何佛村、吴鉴青（即吴鉴清）、王剑豪等人白天没有空闲，会后去新青年社接洽的人是童理暲、何伦章（何纶章）和包罗（包世杰）。26日晚上工商友谊会第九次常会上讨论了周刊的问题：
与新青年社陈妆秀接洽，由何伦章报告，大致由（彼）担任经济印刷编辑，由本会担任授稿及代销。余订星期（？）与该会共同讨论。是日去者童理璋、包罗、余（何君自谓）三人。惟名称尚未决定。经多数讨论《工商友》，以联络工商友谊，促醒伏友觉悟，遂推定与会代表何伦［章］、包罗、王剑豪、何佛村、我立琳、赵醒侬等前往接洽。也在26日，《劳动界》第七册刊登了邀请店员代表及工商友谊会诸人的 "特别启示"：
仲渊、慕凝、颜启烈、邱伯年和工商友谊会诸先生：
请位来信都收到了。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我们对于诸位来信未及一一作复，附此道歉。
秀松、汉俊、独秀同白
新青年社自然另有函件送达工商友谊会。
9月29日（星期三）上午，赵醒侬和几位工商友谊会代表一起来到渔阳里6号一后称新渔阳里6号,即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这是普通石库门弄堂里的一幢两层楼房，门口挂了块白底黑字"外国语学社”牌子。1920年春,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畅明斋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租用了此房作为上海筹建党组织活动的基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即以中俄通讯社名义创设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办学目的，一为掩护党团工作，二为培养党团干部。
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2号。老渔阳里也是一条旧式石库门里弄，和新渔阳里为两条同名里弄，且有小道相通。后来人们为了区别它们,才有新、老之称。
陈独秀很早来到渔阳里6号，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一边商量《劳动界》的编辑工作，一边等候工商友谊会的代表。
赵醒侬第一次来到外国语学社.第一次见到他敬仰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薄唇高颧,前额宽广，穿着一件长衫，说话随和。他向工商友谊会的代表打过招呼，又询问起各人情况，得知赵醒侬是江西人后,想起老家安徽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大战时，被江西陈姓村庄搭救的传说。朱元璋娘舅姓陈，他也姓陈,不由笑将起来，连声说:"江西老表，欢迎！欢迎！"
陈独秀向工商友谊会的代表介绍了李汉俊、俞秀松。俞寿松
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比赵醒侬大两岁，面容刚毅，性格沉稳，戴副眼镜。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是中共"最有理论修葬的同志”。他以笔为枪，成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播火”者。醒侬看过他参与编辑和撰稿的几期《劳动界》周刊。
命秀松，浙江诸暨人，比赵醒侬小七岁,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五四运动时，参加并领导杭州的学生运动，参与创办并主编《浙江新潮》。醒侬知道，他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来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并曾到厚生铁厂当工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他就住在学社楼上朝东的亭子间，负责团的工作。
工商友谊会和新青年社合办周刊的事很快谈妥。9月3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刊发报道《双十节之新出版物》：
昨晨八时，在渔阳里外国语学社该会代表与陈独秀会议组织办法，当经议决大体：发行印刷等事由新青年社担任；编辑及推销事项由工商友谊会担任；定名为《上海伙友》；准于双十节出版，每逢星期发行，每期决印四千份；担任编辑者，为陈独秀、包世杰、沈玄庐、李汉俊、王剑豪、叶傲霜、何佛村、陈鼎元、何纶章、赵醍侬、邱伯军、席启烈、童理璋、昊签清诸君。而对于工商伙友自己之投稿，最为欢迎:搞辑处设在金隆街美伦里十二号上海工商友谊会；其内客分言论小说批评调查通讯介绍纪事闱谈云。
10月3日晚上，工商友谊会第九次常会由包罗报告与新青社陈独秀接洽经过情形，议决由各会友量力推销，拟定本埠各烟纸店为代售处。
李汉俊（上海伙友〉创刊号
10月10日，32开本的《上海伙友》（周刊）创刊号第一册出版，并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成立大会上送阅。陈独秀写了《发刊词》，他开门见山地说:"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然而这三种劳动者的境遇自然是"无不苦恼"，但"商店底劳动者知识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这里向店员工人说明:劳动者的痛苦和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必须联合起来，“各人说说苦恼底状况及原因，公同商量一个改良的方法才好"。
在第一册《上海伙友》上，赵醒侬发表了《为今日问问伙友们》，他写道：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先烈赴汤蹈火,骨肉横飞,拚头颅洒热血，换得来的"。但每年纪念的时候，只见学生、官僚、老板们，提灯庆祝,而不见工商伙友的影子。他连问：
....难道我们伏友不是中华的国民？难道我们不是黄帝的子孙？难道我们甘心做冻血动物只肯伏而不动？不是！不是！一定是我
《上海伙友 》载赵醒侬文章《为今日问问伙友们》们伏友还在千钧压力底下，想动也动不来；一盘做沙，没有团结，只好无声无嗅，和死的一般。唉，我可怜的亲爱伙友们，你还是死心塌地，情感长久怎 ［这］样么？还是想轰轰烈烈，做一个真的国民呢？
他盼望伙友不要伏而不动，和冷血动物一般，要快点加入友谊会，"为伙友谋幸福谋团结"。他相信明年今日，"定有一翻［番］破天荒的盛举！"四百余字的短文.用了八个问号.四个感叹号,气势磅礴,振聋发聩接着，赵醒侬在《上海伙友）第二册发表了《谢谢胡适先生一句话》和《还不打破旧习惯么》。
在10月17日至11月21日的五周时间里,《上海伙友》如期出版了第二至第七册。本刊第一册"编辑部启示"希望店员"多多拿你们自身所处的、所闻所见的,写述出来，这是我们第一所欢迎的”。为此，《上海伙友》"调查”栏陆续刊登了《一个捺丝头的工人自述》《大有榨油公司的内幕》《个排字工人的苦话》《大商店怎样待遇小伙友?》《请看印刷工人的生活状况》《奴隶的学徒制》等。赵醒侬在第六册也以"惨侬”为笔名,发表了《我做学徒时底苫况》,诉说他做学徒时睡觉、吃饭、打扇、抱小孩等四则最难忍的生活。这些文章写的都是店员和工人的经历, 血泪斑斑.真实感人,揭露了资本家对店员、工人的压迫和剥削。
另外,《上海伙友》也载有《工商伙友同病相怜》《怎样向光明路走哩）《强盗的奴隶》《难道终究着在被征服的地位吗？》等文章，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启发性地向店员描述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劳动者受压迫是现存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应该“和一般被掠夺的阶级联合起来.改造如今这个阶级制度”，从而为店员工人指明了求解放的道路。这是《上海伙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帮助与影响下所表现的进步性，也是这个刊物的主旨，因而受到广大店员的欢迎，称赞它是店员工人的"言论机关"，说出了他们"心中要说未说出的话“。
但工商友谊会是劳资混合组织的工界团体，成员并不是纯粹的店员、工人.还有中小商人，参加的人员成分比较豆杂，这不能不影响到《上海伙友》内容上海政治倾向，在灌输阶级意识的同时，还夹杂着改良主义和劳资调和的观点。如第一册的《工商友谊会第二次宣言》宣称"工商友谊会组织上，只晓得实行博爱、互助、平等、自由二一些文章说:"改良社会，首先要改造人格"，"伙友也要安分守己，不去胡闹二"伙友、老板，同舟共济”等等。
陈独秀作为《上海伙友》的主要编辑,看了这些文章,他不顾情面地当面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激烈批判，如他在《告上海工人》中所说:"工与商是仇敌决无友谊可言,万万不可令妙想天开的工商联合、工商友谊等团体加入"到工人组织中来。工商友谊会的主要发起人童理璋和主要职员及一些编辑，自然不会改变工商友谊会的宗旨，也听不进陈独秀的批评，于是双方只能分道扬镀，《上海伙友》与新青年社脱离了关系。由工商友谊会自办发行的《上海伙友》第八册"通讯”中提到"与陈某绝交"，这里的"陈某"显然指陈独秀。其间透露了陈独秀与工商友谊会某些头头们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
此前有材料说，新青年社代发行《上海伙友》一至六册。查1920年10月和11月份的上海《民国日报》,新青年社始于1920年10月18日起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缝登载广告:上栏有"新青年社出版及书报如左表"字样,首列《新青年》（八卷一二号,2角），次列《劳动界》（一号至十号，铜子2枚）,再次列《上海伙友》（第一号第二号，铜子2枚），后列销售书籍和其他刊物目录。工商友谊会10月29日起也不定时单独刊登广告:"《上海伙友》出版了！"广告词说:"他底代售的地方一上海法界大自鸣钟对面一新青年社同南北纸烟店都有，现在已出第三期了。编辑的地方一上海金隆街工商友谊会。"
到11月1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广告栏中，"新青年社出版及经售”的10多种书报目录中,还列有《上海伙友》，注明"一号至五号，铜子二枚，但17日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青年社出版及经售”目录中，撤销了《上海伙友》。《时事新报》同期刊登新青年社的广告也是如此。因此11月14日出版的《上海伙友》第六册是由工商友谊会自己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社代发行《上海伙友》实为一至五册。
《上海伙友》与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中断联系后，不仅失去了方向，而且一直面临着经费困难。
11月21日晚上，工商友谊会迭开第二次评议常会和干事常会。评议部常会12人出席，讨论通过议事规则和会场规则后.研究《上海伙友》周刊问跋。"当由总务科主任何纶章报告经过情形毕,多数主张将周刊暂停,俟经费印刷编辑各种问题，筹划妥当后，再行继续刊发。"会上未说明新青年社不再发行该刊的原因。
当晚召开的干事部常会21人出席，公推赵醒侬为主席。会计科主任何佛村在评议部常会上报告收支账目后,又参加干事部常会。最后讨论周刊经济问题,"多数主张会计科暂垫。通过”因此《上海伙友》第七册按时于11月21日出版。此前一天，即11月20日，工商友谊会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还登了一天广告:《上海伙友出版了！》
但《上海伙友》第八册又因经济问题只好暂停出版。11月28日,《时事新报》发表消息《工商友谊会消息》:"日前开第三次评、干两部职员会。当时议决《上海伙友》周刊因经济关系，暂行停刊一期。今因爱阅该刊之人，如本外埠工商业中同志，均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出版。兹因该会已详加研究，多主张继续出版，并闻其内容大加整刷，注重伙友之自治.以促进新中国之商务云。"
为继续做好《上海伙友》的编辑出版工作,12月12日晚，工商友谊会第三次评议部常会，选举周剑云、方晓初、陈鼎元、董寿芝、金啸梅5人为周刊编辑员。19日晚，工商友谊会干事部第四次常会，推举费公侠、谷剑尘、赵醒侬、包罗、沈求已5人为周刊编辑员。这样,《上海伙友》编辑仍有10人。
在19日晚上的干事部常会上，费公侠提议《伙友》周刊继续出版问题。“众以经济支细，致难进行。当由朱伯宁担任基本金十元、费公侠三元、何劳民五元、何佛村三元、郑鹳鸽十元。并议决周刊增加篇幅，添登广告。"当晚评议部也召开常会，讨论伙友周刊出版问题。"干事部主张准本星期出版，交付讨论。无异议，通过。"
12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上海工商友谊会通告》，第三则说:"本会伙友周刊，为我们伙友言论机关,前因经济困难，暂行停版。兹得各会友赞助基本金继续发刊。但少数同志，能力薄弱，尤恐不能持久。尚望诸同志众志成城，竭力推销。或有力赞助经费，不拘多少,均表欢迎。"
12月26日，停刊5个星期的《上海伙友》第八册出版。休刊启事一）说:"本刊因整顿内容，增加篇幅，至今致劳爱阅览诸君叠函询问,为特书此志歉。"同日《时事新报》刊登《伙友周刊继续出版》消息:"上海工商友谊会所出之《伙友周刊》,前因经济关系,出至第七期,哲行停刊。现为各界同志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出版。而该会为谋伙友幸福起见,经多数同志竭力赞助，并加整顿，内容较前格外丰富，第八册今日可出版云。"
这期《上海伙友》发表了费公侠的《伙友界现状的我观》（评论）、金啸梅的《我们伙友工人现在应该什么样?）（评论）和陈鼎元的《贫民和难民》（闲谈）等3位编辑的文章。
1921年1月2日《上海伙友》第九册出版，“通讯”一栏发表陈回《讨论伙友》来信:"公侠！这期伙友，较以前进步多了！这期对于自己底道德问题，也讨论到了，那是很好的,不像从前底骂人了。同陈某绝交这桩事.也是很有见识.所以现在我很愿意入了你们的会……至于你文章里的两句话:,怎样可使广义的伙友远期志愿？怎样可使暴厉和骄滑［狡猾］的店主,来善待伙友？'我在这期随感录里，已略有解答。无非是说伙友自己要有道德;对于资本制度，当努力攻击两种法子，你以为怎么样？请你告诉我。"文中所说陈某,当指陈独秀。
信后载编辑员（金）啸梅、（陈）鼎元复信:"……承蒙赞美，我们很惭愧！我们从前也未曾骂人，不过警告们（们:方言。他们）几句罢了……至于与陈某事和讨论广义派与狭义派等，待下期公侠自答,因为这期不是公侠编辑,此稿他尚未见；我们不能圆满答复"。但此后《上海伙友》第十册（1921年1月9日出版）、第十一册（】921年1月16日出版）都未见费公侠的答复文章。
第八册后,《上海伙友》杂七杂八地鼓吹了许多反动观点。如提倡耐性（奴性），要工人“慢慢的向光明上走去，切不可性急"，宣扬"用柔和手段"，"向资本家方面去讲公理，以期改轻牛马式的待遇,恢复一些做人的生趣"。它反对"伙友解放",认为"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在中国万万不可行的" 等等。这些观点自然引起一些会友的争议和不满。
赵醒侬自《上海伙友》第六册以"惨侬"为笔名发表《我做学徒时底苦况》后，七至十一册都未见他的文章。醒侬未撰稿，可能的原因是:这段时间他还在职业补习夜校学习。他是店员，白天必须在商店里坐店,星期一至星期六晚上必须上课，而且要准备期末考试。星期日晚上是工商友谊会例行常会，他必须参加。这样，醒侬很难抽出时间为《上海伙友》撰稿。
另一个原因，赵醒侬在《上海伙友》第二册发表《谢谢胡适先生一句话》和《还不打破旧习惯么！》，他赞同胡适"一点一滴改造社会"的观点,自然遭到上海共产党人的批评。他对后期《上海伙友》中宣传劳资对立和劳资合作、革命斗争
和阶级调和等不同观点,需要时间冷静分析:对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主又思潮, 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
1921年2月,工商友谊会进行了改组,赵醒侬担任文牍委员。
改组后的工商友谊会委员会讨论了《伙友》周刊问题，"多数主张继续出版.但先须筹备经费及编辑两项"议决《伙友》周刊改为不定期，增加广告，由童理璋担任广告发行主任。经过与各国货公司联系，周刊得到南洋公司五洲药房等国货公司和几位个人的赞助。阿原淮备在国耻日（5月9日）出版的《伙友》周刊,因印刷方面耽误,推延至5月月2日出版，改名《伙友报》，以期代册,此为第一期.版式相同。
鉴于费公侠、谷剑生等多位编辑员退出，包世杰（包罗）返湘未回，工商友谊会委员会聘清会友顾畏民担任编辑，于6月10日出版了《伙友报）第二期。
《伙友报》第三期以后情况，上海报纸透露过一些信息：
8月28日晚，工商友谊会开会，其中一项议题"调查各路义务夜校成绩，刊登 《伙友报》，以资提倡。"
9月25日，工商友谊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伙友报》特刊问题，“征求双十节投稿。公推毛一丰编辑"。
11月1日晚，工商友谊会召开征求会友会，"末报告各处来函及第四期《伙友报》，业已出版.并增刊四百。清各会友来会取阅"。
1922年1月29日（农历壬或年正月初二）下午，工商友谊会星期演讲团20余人由童理璋领队上街演讲，"沿途分发第五期伙友报"。
4月9日晚，工商友谊会召开星期常会，通过”征求名誉顾问,改推伙友报篇辑主任"，但后来未见名誉顾问和编辑主任的报道。
4月19日晚，工商友谊会召开委员常会广末由主席报告伙友准于五一纪念日出版"。这应是第六期《伙友报》。5月9日午后，工商友谊会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会上"赠送第六期伙友报各一册及别种传单书籍"。
5月28日晚，工商友谊会召开星期委员常会，最后“征求各会员七期《伙友报》稿”。
9月10日晚，工商友谊会召开星期常会，最后议决“出国庆纪念伙友报特刊五千份"。这是第七期主要内容。
1923年3月4日，上海工商友谊会总务主任童理璋在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发表《上海工商友谊会启事》:"本会之《伙友报》第八期将继续出版，每册售洋五分。内容较丰富，注重事实，外埠函购，邮票不折不扣。"此时，赵醒侬已经到江西开展革命活动了。
《上海伙友》与新青年社脱离关系后,明显地宣扬资产阶级观点。但改刊后的《伙友报》，现在我们只看到第二期和第五期目录,对《伙友报》进行全面评价还有困难。
不过有几件事值得注意:一是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联合上海工商友谊会等工团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多次反帝反军阀斗争。二是同年12月，上海各报传闻护军使据密报指责工商友谊会"所出版之《伙友报》，为一种鼓吹过激共产主义等种种不祥名辞”。工商友谊会为此推举赵醒侬拟稿致函军署进行辩解。三是1922年2月5日，赵醒侬在工商友谊会常会上提议追悼湖南劳工黄爱、庞人铮及萧山农民协会会员李成虎,并拟将"三君历史宣布于《伙友报》上，成中国劳动运动之初创”。四是1922年《伙友报》选择五一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国庆纪念日出版了三期,内容具有积极意义。
赵醒侬原是《上海伙友》编辑之一,1921年2月工商友谊会改组后为文牍委员。他是青年团员，当年转为中共党员。另外改组后的庶务委员洪杨生、调查委员蔡炳南也是青年团员，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他们对《伙友报》第七期以前的内容有很大影响作用，《伙友报》的进步性不能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