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溪（双、刘、车）村位于临川县东面，离抚州城十五华里，在去金溪县的公路右侧。东北靠金临渠道，南与湖田大队北头村相邻，西靠湖南公社春光大队，是个横、直不出三华里的狭长地带。一千六百多亩土地，肥沃平坦，一望无际。一九五八年，共产党领导群众兴修了金临渠，解决了人们千万年无法解决的缺水问题。现在，哪怕多久不下雨，水可按人们的意愿自流地灌溉庄稼；三百二十三户、一千多个勤劳的人民，就在这片土地上劳动和生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鹏溪村和我国千万个农村一样，经历了漫长灾难的岁月，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
一百二十多年以前，鹏溪村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亩土地，但属于贫下中农的却不过一百亩，许多贫苦农民连一分地也没有。大片的良田和沃野都被双、刘、车三姓地主霸占着，他们有一千二百多亩，平均每人四十五亩多，地主双礼兴一户就有地四百二十亩。地主、富农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拥有大片的房层，健壮的耕牛和齐全的农具。地主双礼兴一户有屋四十七间；可是双山元、陶兆仂等二十多户贫农却一间屋也没有。一九四七年，全村有牛五十七头，不到总户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就占三十四头。
地主阶级就靠着他占有的大量生产资料，作为剥削农民的本钱，用“亩地三箩租”的手段，使得自家的仓房装得满满的。恰而相反，终年勤劳的穷苦农民却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车炳生、双兴龙、双三发等七十九户竟丢掉土地，被迫给地主打长工，或离乡背井，出外讨饭谋生。双时珍、双田民等八户贫农，因生活所迫而卖儿卖女。
这里，就看看地主榨取农民的“亩地三箩租”吧！
鹏溪的土地易干，解放前年年闹旱灾，莫说种二晚，连一季也不能保丰收；同时地势平坦，又近抚河，故水灾也不少，因此产量较低。年景好，亩产两三百斤；碰到干旱水灾，一亩田还收不到二百斤粮食。可是，地主收租却一律是亩田三箩；而且在谷便宜的时候还改收亩田六块钱。这样，田农只得把谷子卖了，拿钱去交给地主的“租”，加受一层商人的中间剥削。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租种地主田，哑吧吃黄莲穷得不奈何，亩地租工箩”的民谣。如果说地租是套在鹏溪农民头上的一条绞索，那么高利贷也是插在鹏溪农民头上的一把尖刀。地主专门乘人之危，用商利贷盘剥农民，谁要沾上他的边，没有不倾家荡产的。贫农双方珍、双益发等二十多户都是遭商利货剥削，使得倾家荡产。
一九三五年以后，鹏溪不是一个平静的村子，曾是国民党抚州区伪专员周作福和反动派十九团保安副司令周忠诚试行蒋介石。“新生活”试验区，也是他们勾结当地封建地主势力，统治压迫和剥削着方园十多里人民群众的一个政治中心。
“新生活”以剪头发、放小脚、组织妇女会、男女平等借口，公布于世。当时有很多，特别是妇女群众，群众被这种狗皮膏药所蒙蔽和哄骗。
周忠诚是一个军阀出身，当时为十九团保安副司令，率领全部武装五百多人驻扎于此，开办了一个利群农场和一个纺袜厂。他摇身一变而成了军阀兼地主，长年雇请长工二十多个，每年收谷五万多斤。为了挖开十五亩地宽的鱼塘，抓来六百多个贫苦农民，在严寒的冬天强迫他们饿着肚子挖土，挖浅了或挑轻了的，最少要挨两大木棒。强迫在织袜厂里的五十多个青年妇女，其中大部分被他侮辱和奸污过。周还强迫农民给他筑建“民众会场”和“颇景公园”供他玩乐。
周忠诚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亲手杀害的贫苦农民达六十人之多，有一个卖石鸡（青蛙）的外乡人，仅仅因说了一句“红军快来”的话，不幸被周听见，立即下令把他杀害了。这就是新生活的实质。人们只要提起周忠诚三个字，无不咬牙切齿。
一九四一年间，持枪挂刀的日本兵杀气腾腾地侵占了鹏溪村，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污妇女，使广大的贫苦农民离乡背井、躲藏在外、流离失散，过着悲伤的生活。日本鬼子还租用“维持会”汉奸机构笼络人心。当时日本汗奸代理人、“维持会”会长邓深春、花三桥，借日本人的狗势，压迫人民，搜刮民财，强迫百姓给日本鬼子送粮、捐款、做苦工；寻找年青妇女给日本鬼子玩乐，讨好和献媚日本人。许许多多的百姓受够了“维持会”一年多的压迫、剥削和欺骗、凌辱。这就是“维持会”的真象。
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以后的消息传到鹏溪，受够了惨重压迫的穷苦百姓兴高彩烈。很多流离外地的贫苦农民纷纷返回家乡，重新开地种稻，粉刷修整鬼子破坏的房子，想安居乐业过个平静的日子。
不到三个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后方医院伤兵（三二四）团来到鹏溪驻地扎，穷苦百姓又回到了受压迫、剥削和敲诈勒索的苦难生活之中，伤兵团在这里驻扎了五年，天天胡作非为，无恶不作，和日本鬼子一样干尽了坏事，到处要钱要物，奸淫妇女等等。抢去的东西，挨打的人无法计算，直到解放前夕，伤兵团撤走时还带走了青年妇女二十多个。
（二）
一九四九年十月，鹏溪解放了。伟大的救星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幸福和欢乐带给了鹏溪人民，从此受苦受难的鹏溪人民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在土改复查，互相合作、人民公社革命运动中，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面，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一九五0年十月，鹏溪的广大穷苦人民，兴高彩烈，敲锣打鼓，迎接土改工作队的到来，，男女老少唱起了“土地改革到每个村……的歌谣。土改工作队一进村来，就住劳而又苦的贫农家里进行访贫问苦，和当地贫雇农团的干部车书芬，双兰普等一道，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经过几个月工作，臭名远扬、罪恶深圳重、民愤极大的恶霸周忠诚、地主双礼兴等被公审判决，人心大快。土地回到了主人手里。人们欢天喜地，庆祝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打破了封建枷锁的贫苦农民，每人有了一亩六分土地，二百多户贫下中农还分得一百间房子和其他的劳动生产、生活资料。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了三年，生活有了提高，生产有了初步发展；但感到一家一户力量有限，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同进不能战胜自然灾害。一九五三年，党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鹏溪的贫苦农民和各地人民一样积极响应“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先后组织了带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三种形式的互助。办得最早的长年助组有车恩禄十七户，车信昌十五户；季节性互助组有双信龙、刘金贵、车立生……等九个、共一百一十九户；临时性的互助组二十多个九十多户。参加互助组的占贫下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人们在互助组里，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践中体会到组织起来确实比单干力量强，他们说互助合作是桥梁，组织起来力量强，一户困难大家帮，增立增收有保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由车信昌，车恩禄两个互助组组成了车一社、车二社，共四十六户；次年五月车书芬、双兴龙、刘金贵等十个互助组又分别组织了十个初级社共一百九十一户。除去二十户地主富民外，入社的农民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随着广大社员群众思想的不断提高，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社员的要求，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个初级社自动合并组成了一个三百零一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车恩禄任社长，车书芬任副社长，黎金华任监察委员，由于高级社取消了土地报酬，土地连城大片，充分发挥了劳动力的特点。因而一九五七年亩产由初级社的五百余斤增加到六百五一斤，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一九五八年，党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多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仅在一年内。鹏溪人民就办了两件大好事，在欢天喜地的庆祝金临渠胜利竣工后；紧接着又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热烈庆祝湖南人民公社的成立。
人民公社一建立，很快就显示了它无比的优越性和巨大的生命力。它诞生的第二年粮食亩产就提高到七百三十斤；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五一年，依靠人民公社巨大的抗灾能力，不但战胜了严重灾害，而且获得了粮、棉、油、猪等的全面发展。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八百三十九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摘要”中规定的粮食亩产八百斤指标。
（三）
谈到大跃进的产物一金临渠，鹏溪的男女老少和渠道两旁的几十万人们一样，都异口同声的称赞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多快好省地创办的一件事业。”不少人自编自唱：
共产党，毛主席！
领导农民修水利。
总路线，是明灯。
照耀我们向前进。
大跃进，威力大。
天大困难也不怕。
公社好！公社好！
集体力量移山倒
金临渠道长八十多里，上自金溪县的疏山，下至临川县的北堡，引金溪河里的水，自流地灌溉着几十万亩农作物，使受益田的产量大大增加，亩产由过去的三四百斤提高到七八百斤，有的还达千斤以上。当提到金临渠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时，人们就很自然的回到没有金临渠以前的生产情景那时候：
若要眠就莫种田，若要谷就车上哭；
一年三百六十天，三分之二伴车眠；
地主富农有牛车，穷人只得用肩拉；
如遇天旱久不雨，站在田傍望禾悲。
的确，在没有金临渠以前，这里的农民每一年自春耕开始的二月到秋收的九月，都要吃在牛车井边，睡在牛车棚里，日夜地车水翻田沤田车水整田栽禾，车水耘禾灌溉。一个强劳力，种不了几亩田。据老农回忆，一亩田光车水就要十六个劳动日。那时，全村有九十多辆牛车，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的。贫下中农都是几户或几十户共一辆牛车。天一干，家家田都要水，故时常发生争吵，甚至打架；地主富农却乘机出来捞一把，以高价出租牛车，使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加受一种“车租”剥削。虽然有牛车，但都是沙底子的田需要水量大。只要一个月不下雨，就无法保丰收；尽管挖深井底，日夜不停地车水，也满足不了作物对水的需要，经常旱死禾。院山桥的两百多亩田，年年怕旱，十年九不收。
现在有了金临渠，“者要谷，车上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年四季，不论天旱多久，只要作物需要水，随时都可以打开主沟上的“闸门”，扯开低沟上的“涵管”。水，就源源不断的流进田地里；一个生产队两三百亩田还消不了一个人和水，大大减轻了劳动力的负担。由于有了水，院山桥的两百多亩田也和其他怕旱的田一样，由一季变双季，产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亩产六百多斤。全村一千六百多亩田，实现了双季化。有了金临渠，不但田里和地里有了水，而且改变了环境卫生条件。水塘里常年四季都有水，洗衣洗菜方便多了，养鱼事业发展了，这真是：
水利自流化，产量大增加；
省工又省力，灌溉且及时；
有了金临渠，造福子孙世。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在党的领导下，鹏溪村和全国千万个农村一样，现在的面貌崭新。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物质生活到人的精神面貌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政治上，由受压迫变成国家的主人，在旧社会打了二十年长工的刘盛波和徒工出身的黄佛龙二同志，当上了大队的党支书记和管理委员会主任，党、政、军、财四大权力都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有了自己的人民武装——民兵，妇女、青年也有了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在这次四清运动中，由广大贫下中农组成了贫农下中农协会（小组）。在经济上由受剥削变成了集体经济的主人。除了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还有权管理集体经济。在定期召开的生产队、大队、公社社员会或代表会上，有权审查、修改、决定生产计划和财务收支等。在文化方面，劳动人民有了读书知识的权利，通过民校、夜校、识字班等形式，使多数成年人由文盲变成了能识字、看报、看信、写信，青年人更是个个有文化，二百零八个适龄儿童全部在校，有大、中学生三十二个。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现在，人人精神焕发，个个斗志昂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力。
（此文摘自1965年4月“四清工作组”编写的《忆苦思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