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中，女，中共党员，唱凯镇古港村人。1894年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五）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祖昌，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贫穷潦倒。周治中7岁随父读书，由于勤奋好学，天资过人，成绩一直很好。父亲在授课之余，常给她讲“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故事，讲“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痛教训，使她从小就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1906年，周治中12岁时，父亲迁到县城抚州，栖身周氏宗祠，创办私塾。1910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该校。不久，父亲经同乡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卖掉农村几亩田，全家迁到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1914年，她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5年，由女师校长金振声介绍到贵溪县女校任教，成绩斐然。1920年调回南昌，任江西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长。这时，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南昌的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周治中不断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人士，开始了新的追求。10月，她由同学李桂生介绍，见到了正在南昌二中读书的方志敏、袁玉冰和在南昌一中读书的黄道等人，听他们讲苏联十月革命，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受启发、教育。1922年2月，周治中参加袁玉冰、方志敏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江西改造社”，积极从事“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的宣传活动。六月，又与刘和珍、刘若安、胡德兰等进步女青年一起，参加方志敏、袁玉冰发起的江西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探索革命真理。此后，周治中根据党的指示，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1922年5月1日，她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号召，发动并领导各界妇女，同产业工人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响亮提出“打倒封建”，“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口号，揭开了江西妇女运动的序幕。7月，中共党组织派赵醒侬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她又积极协助赵醒侬办好“新文化书社”，大量散发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和方志敏主编的《新江西》半月刊等进步刊物；还与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3年，她在南昌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不辞劳苦，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省青年运动领导人袁玉冰被捕后，她紧密配合赵醒侬、刘和珍开展营救活动，多次组织妇女上街游行抗议，迫使反动当局将袁玉冰释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1924年12月月，她联合张来仪、金玉钰、蔡方庸，熊棣华等省市妇女名流，发起成立“江西女青年社”，捐资创办平民女校、育德女校，还在南昌师范小学、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妇女学习班，帮助贫苦妇女学习文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劳苦大众的欢迎。经常用“唱凯”的笔名，在进步刊物《红灯周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热情讴歌妇女解放。

1926年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强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反复争夺，难以攻下。隐蔽在城里的中共江西省委员、妇女部长周治中，看见战斗惨烈，牺牲太大，便女扮男装，叫地下交通员毛仔做向导，爬到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率领的小分队，从城东北方宜巷一条鲜为人知的地下水道爬进城内，出其不意地消灭德胜门守敌，砍开铁锁，打开城门，把北伐军放进南昌。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的形势急剧恶化。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紧急会议，作出“各自择地避风”的应变部署。周治中根据组织安排，回到临川，继续在唱凯、罗针等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1928年，中共临川县委机关迁至温泉余坊村。她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协助县委书记曾去非开展工作。白天扮成农妇，在田间地头劳动；晚上则开办农民夜校，组织男女青年识字，宣讲革命道理。

她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村里人都亲切叫她“老小”、“小姑”。

1931年，周治中不幸被捕，关进国民党监狱。6月30日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忆江西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治中 赵昌蓉 一个人的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把往事逐渐忘却，但也有些事情，即便到了两鬓染霜的暮年，仍然影响很深，终身难忘，每当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不仅使你精神振奋，而且成为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周治中就是我心目中永远怀念的一个人物。我曾聆听过她的教益，并和她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十有余载。她那机智开朗的思想，诚挚朴实的性格，以及廉洁奉公、济贫解困的道德品质，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她为了冲破封建束缚，争取妇女的解放，在中国产党领导下，毕生鞠躬尽瘁，为我们演奏了一曲妇女革命运动的正气歌。

周冶中，出生在江西临川县唱凯乡古港村。这是一座秀丽的村庄，山峦迭翠，潺潺溪水绕村而过，门前良田千顷，村东头有一棵浓郁苍劲的百年老樟。1894年3月11（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甲午二月初五日），她出生在这个村的一家平房里。父亲周祖昌，是一个贫穷失意的书生，饱读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为人正直，性格坚强，既无意于求取功名而应科举考试，又不善于阿谀奉承，更不会种田经商，只落得贫穷潦倒，靠祖上遗下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有时甚至弄得三餐不继。

当时，农村里的封建意识很浓厚，有些好心人劝说他的父亲将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她父亲则有自己的主张，婉言谢绝，并悉心课以经史，以期她成为女中强人。

1906年，当周治中长到12岁时，父亲迫于生计，举家迁到抚州城里，企望在闹市中谋求出路，那知天下乌鸦一般黑，闹市也没有穷人立锥之地。当时，他们经族长同意栖身在县城周氏宗祠内。这所祠堂空闲屋宇甚多，且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植有松柏花果，环境幽静，是读书的胜地。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个萌想突然闯进了他父亲的意识。为了糊口，何不设馆教书？这一想法得到了乡族们的全力支持，于是，私塾很快地办了起来。

周治中也在蒙馆就读。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她自己天资聪颖，刻苦好学，进步很快，善于口才词令，深得尊长喜爱。她小的时候，还被祖母逼着缠过脚，常常为了做家务事，抱弟妹，行走困难，疼痛得彻夜流泪。

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清朝废，除科举，创办新学，江西省成立了女子师范学堂，由各州府考送女生。周治中在父亲的赞许和支持下，毅然摒弃宗族和邻里的一切阻挡，以优异成绩录取该校，进入“洋”学堂读书。不久，她父亲周祖昌也经同乡的介绍，在南昌铜元厂谋到一个司书工作。因而将农村的几亩薄田卖掉，全家迁至南昌，在肖公庙租了一间小屋居住。每月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周治中学习成绩优良，1914年毕业后，留校教学，每月工资仅银洋6元，还分出一半帮助家用，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15年，女师校长金振声应贵溪县立女校的要求，派合格师资到该校任教。金校长征得周治中的同意，介绍她去贵溪女校教书。越五年，仍回南昌母校，担任江西女师附小学校长。

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雷，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大地，也震动了中国妇女包括南昌妇女身上的枷锁，不少妇女特别是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新的觉醒，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她们追求进步，向往光明，阅看进步书籍，接触进步人上，参加革命活动。

1920年寒假期间，周治中由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李桂生（共产党员）介绍结识了南昌二中学生生方志敏、一中学生黄道、二中学生袁玉冰，彼此畅谈革命道理。大家主张创办一个进步的革命宣传组织。因此，1921年1月在南昌二中正式成立了“江西改造社”。加入“改造社”的成员绝大部份是南昌二中学生。南昌大同学校、南昌法政学校，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江西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也有少数同志参加。袁玉冰在成立大会上，报告了“改造社”筹建经过。刚成立时，社员只有16人，不久增加到24人。妇女方面只有刘若安1人，因此，李桂生考虑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不能参加就推荐周治中参加为社员。“改造社”的政治主张是打破一切封建权威和阶级制度，提倡劳工神圣，解放女权，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周治中也于这时经李桂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她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洪流。

1921年6月，江西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有李桂生、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女青年学生参加的有：刘和珍、刘若安、周治中、胡德兰。

1922年1月，南昌学生领导人孙师毅、钱鸿伟、刘和珍（女）等人发起创办了“觉悟青年之社”，开始有社员13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并出版周刊《时代之花》。“觉社”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婚姻自由，反对男尊女卑，买卖和包办婚姻。组织青年传播新思想，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媚外卖国的军阀作斗争。在这些知识妇女的带领下，当时各校有一部分进步男女学生参加这一组织。《时代之花》成了女学生喜爱读物，该刊物向青年妇女传播了新思想及许多革命道理，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周治中原来也打算参加“觉社”，后来因为要她写一篇抱独身主义利弊的文章而未加入。事后我曾经问过她不参加的原因，她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

1922年5月1日，南昌男女工人和学生在袁玉冰和一平印刷厂先进工人的发起下，积极响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在南昌首次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由周治中领导的南昌妇女界群众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

1922年7月，中共中央派赵醒侬同志回江西筹建党团组织，与方志敏同志一道组织“新文化书社”，周治中、张来仪、陈灼华、刘若安等参加了这一组织，积极散发《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由方志敏同志主编《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广大工农群众谋取解放的途径起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邹努、周治中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南昌地区有了中共党团组织，妇女运动得以发展，尤其是在妇女界受到器重的周治中老师，率领女青年，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激发妇女同胞的政治觉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青年学生。如“女师”的贺服丹，“女职”的胡德兰、肖国华，“女中”的王世伯、何淑文等。正当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迅速发展，反动派却惊慌失措，逮捕了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袁玉冰同志，妄图扼杀革命运动。1923年11月8日，在赵醒侬、刘和珍，周治中等人的多方活动、多方营救下，以及社会舆论的严厉遣责，反动派被迫释放了袁玉冰。

1924年12月，在妇女界联合会的倡导下，妇女名流张来仪、金玉珏、周治中、蔡方庸、熊棣华等组成了“江西女青年社”。为了帮助平民妇女入学，她们捐资倡办了平民女校、育德女校。南昌模范小学附设妇女班，江西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平民妇女识字班。使一部分平民妇女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贫苦妇女的欢迎，在妇女界影响很深。显然局限在女知识界，范围狭小，但已初见萌芽，为开展妇女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

周治中不仅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工作，而且还以“唱凯”为笔名，写文章在《红灯周刊》发表，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论述妇女参政、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红灯周刊》是党在南昌的一个宣传刊物，在南昌应天寺一平印刷厂秘密印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当时全国军阀的内部矛盾重重。相互攻击。督赣方木仁势孤力单，想联络广东国民政府，而又苦于没有适当关系。赵醒依同志利用他们这一情况，得到江西省议会会长龙钦海及文绍云等头面人物的帮助，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由江西国民党政府拨给追悼的经费5000元。赵醒侬以3000元汇寄党中央，在上海印制了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周治中是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之一。她领导南昌地区的妇女、青年和学生，担任了追悼会的各项筹备布置工作。追悼大会中心设在南昌百花洲沈肃公祠，连续举行了二天的追悼活动。追悼活动中向广大市民散发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在这次追悼活动中，我被周治中指派为各组的联络员，负责联络各组开展悼念活动。

北伐战争时期，周治中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北伐军攻克南昌的战斗中，她出生入死，组织带领妇女配合北伐军攻克南昌。1926年10月11日，北伐军开始第三次对南昌强攻。党组织对支援北伐军已制订方案，并对妇女支前作了明确分工，要妇女们协助护理伤员，征集劳军布鞋、线袜。更重要的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责令妇女必需完成勘察攻城路线，找好向导。周治中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当天下午即开始紧张工作，把数万双布鞋任务分配给农村妇女组完成，袜子交给淦克群同志负责的女工组完成。晚上，周治中带领李保权（我母亲）等同志实地勘察，找到城东北的方宜巷有一条地下水道，可做秘密通迫口，并把此项工作交给党的交通员毛崽去完成，要我一家借口暂时搬到秘密通道口外去住（即毛崽家）。毛崽父子靠要鱼为生，每天早晨城门还未打开，他总是穿过这条渠道，把鱼拿到城内抢先出售。

11月2日，北伐军三面包围南昌城。开始，用木梯爬城墙进攻德胜门，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攻城不下。周治中在城内见情况紧急，立即女扮男装叫毛崽作向导，爬出城外，带领北伐军彭见清连长领导的小分队从下水道秘密爬进城，斩开德胜门的城门锁，城外北伐军涌入城内，占领了德胜门，但彭连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战，歼俘孙传芳的军队数万人。这次北伐军攻克南昌城，妇女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给整个北伐战争全局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周治中老师女扮男装带头扒出城去当向导的情景，现在想起，还是历历在目。

三 周治中不仅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而且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自童年起就和大舅李泽民（李桂生的父亲，前清贡生）共同生活在一起，表姐李桂生多数时间在北京，她与周治中是好友，交往情深。周治中寒暑假来南昌时，经常是住在我们一起，我们彼此很熟悉。她极力主张我到“女中”附小读书，后来又引导我参加革命，我能有寸进都是她谆谆教导的结果。我的母亲李保权曾读经史，会写文章，略懂诗词，周治中就极力推荐我母亲到女校教书。不仅如此，她对任何青年女生都是同样的关心和爱护。如王志莲、肖国华、贺服丹、何淑文、刘莹、贺觉繁，夏湘苹等都得到过她的指导，成为革命阵容中的一员， 1923年秋，我在南昌女中附小读书，便和周治中同一个寝室。有一天晚上，周老师对我说：“你娘已由张来仪校长正式聘为匡秀女校教师，同意你也搬到匡秀女校去住。”还说到：“张来仪校长和你娘都是小脚，有些对外联络的事不方便，经我们商量，考虑到一些对外跑腿的事，你可以承担，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勉励我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接受任务后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她。并要我先试试看。

在一年多的跑腿时间里，我接触到了不少的革命有志之士和社会进步人士。尤其是寒暑假期间，能有机会听取来省共产党员言传身教的革命事迹与道理，给了我不少的启迪和教育，使我受益不少。

记得1925年冬季某日的傍晚，我由校返家。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你到张校长那里去，周老师他们正在等着你呢。”我听完，立即跑步前去，一进房间就看到周治中、张来仪、熊棣华、淦克群等老师和贺服丹、肖国华等同学，坐满了一房间的人。周老师见我来了，笑着对我说：“你坐下来，我们有点事要和你谈谈，看看你的意思怎样？”“刚才我们大家正在谈到你这一年多米，联系工作搞得不错，接送传递的函件都没有出什么差错，为妇女组做了不少工作。但你也还有小毛病。听说你带着一卷宣传品挤到人群中去看猴把戏。有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你今后一定要克服。今天叫你来，就是通知你为正式联络员，要好好干。”接着周老师向我详细交待了联络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几条规则。我暗暗下决心，牢记周老师的话，一定要把联络工作做好。

可是我毕竟年纪不大，经历的事情太少，在工作中难免小差错。记得有一次，南昌中共党组织收到上海党组织寄来有关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宣传品。周老师嘱我分送到有关地方散发。其他各地都己送到，最后一份该送给肖国华同忐，但没有找到肖国华，我就请女职的一位同学转交。这件事被周治中知道了。她叫我坐在她的身旁，耐心地告诉我，这虽然是宣传品，但南昌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还是属于违禁品。所以，我们散发的这些传单应该是秘密的。今后凡事要谨慎，周到，不然会出差错。

周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涂振农老师对我说；“你告诉周治中老师明日到令公庙第一师范学校开会”。他说完便匆匆地走丁。我当时也没有细问。晚上，转告了周老师。她反问我一句：“上午？下午？”我茫然不知所答。第二天晚上她对我说：“以后转达情况要问准确、问详细。幸亏我一早就去了，没有错失机会。”听了周老师的一席话，我深感内疚，同时对周老师更加钦佩。

1927年，“八一”起义后，南昌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员均按照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召开南昌地区共产党员紧急会议所作出的指示，各自择地避风。当日傍晚，周治中老师把我叫到她宿舍对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南昌，经组织决定，你留在南昌，一切工作与肖国华直接联系。你们仍然在女中读书、住宿。”她给了我八吊钱，一床棉被、几件衣服。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这是组织安排，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她严肃地对我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我们对党都要忠诚，对革命要有坚强的信心，在工作中要慎言、谨语、胆大，心细。”我呆呆地望着她。就这样，我和敬爱的恩师周治中分别了，但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我们师生的永别。

1931年，日寇侵略济南，当我随山东大学学生流亡团返回南昌时，惊悉她已于是年6月30日在临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迫害致死，把37岁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周治中老师的一生，可以说是奋斗拼搏的一生。她从一个农村小脚村姑，跃出樊笼，孤身离乡到南昌读书，这个胆量和勇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是难能可贵的。参加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始终冲锋陷阵在妇女运动第一线，置个人安危不顾，出生入死，忘我地工作，成为一名勇敢坚强的战士。她在江西革命事业中整整跋涉了二十年。先后接触过不少中国革命老一辈，如：李富春、蔡畅、邓颍超、赵醒侬、方志敏、邵式平、何香凝等。

大革命时期江西妇女革命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了，回忆当年参加妇女工作的情景，周治中等妇女运动先驱，满怀雄心壮志，奋战在妇女革命工作的岗位上，配合知识分子，工农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的年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她）们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无比的力量冲破千年封建加锁，为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放射了绚丽的光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缔造的事业，是来之不易的。

现在我们妇女获得人身的真正自由，妇女人权得利保障，妇女生产力得到解放。这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先烈们用鲜血浇沃的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文史馆馆员，此文摘自1989年9月出版的《临川文史资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