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二）

抚州农耕历史悠久。考古发现，8000年前赣东一带先民已栽培水稻，在今东乡县岗上积镇仍保留有野生稻。战国时期当齐国孟尝君门客冯罐弹铗而歌“食无鱼”时，赣东百姓即“火耕水耨、饭稻羹鱼”，一些地方已用铁犁耕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汉桓帝时临汝知县廖国祥，任满后定居临川龚溪，带领当地百姓拦河筑水陂，灌田千余亩。三国时期，南丰因多次出现一株数穗“嘉禾”而得名“丰县”和“嘉禾县”。两晋南北朝期间，北方不少仕族为避战乱，举家迁至江南，带来先进农业技术和工具，促进当地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以至于南城周迪有能力为陈武帝陈霸先用兵“大出粮饷”。在南朝文人雷次宗笔下，豫章郡“家给人足，畜藏无缺”，且“奇珍异货，此焉是出”“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资给于四境”。包括抚州在内的江南地区，从孙吴以后，经过两晋南朝400多年的开发，社会生产日趋发展，到唐代中期已经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语）。安史之乱及黄巢农民起义，关中及河南、河北等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北方仕民纷纷南迁，出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诗）局面。抚州不仅未受到战乱深度波及，反而因“既完且富”的安定环境，成为北人南迁的接纳地。抚州各地遍修水利设施，临川建有述陂、千金陂；南丰修筑孤兰陂、桑田陂、博陵陂、鄱阳陂和官陂5陂，灌田4000亩，又凿石渠引导军山之水，灌溉平曲滩、安仁等干枯田地，使之成为腴田；崇仁修建的梓陂圳长40余华里，灌田6万余亩。仅千金陂就经过颜真卿、戴叔伦、杜佑等6任抚州刺史修建，“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使抚河下游成为膏腴之地。此时，水力高转筒车也在临川得到使用，唐人陈廷章撰写《水轮赋》，明确记载“多寄临川之郡”。同时，节省畜力、减轻扶犁农民体力消耗的曲辕犁也在抚州广泛使用。抚州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和商贾云集之地。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云：“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阌阅，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刁尚能《唐新创南城县罗城记》云：“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学富文清，取舍无误。既状周道，兼贯鲁风。万户鱼鳞，实谓名邑”，充分印证其言不虚。

唐末五代，当北方地区仍是战火连天之时，治理江南的吴、南唐政权均采取招抚流散、保境息民、轻徭薄赋、劝励耕织等措施。尤其是南城人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对外结交豪强，保境安民，招徕商旅；对内安抚士民，劝课农桑，修州衙，筑城池，兴儒学，弘佛教，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宋代，抚州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抚于江西为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泽之利，民饱稻鱼，乐业而易治”（谢蘧语）。同时大量开辟梯田，各地丘陵山区“山耕而水莳”（王安石语）。南丰曾致尧描绘建昌军情形更加令人鼓舞：“吁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绮绣，树如烟云，原隰高下，稍涉腴美，鲜有旷土”。即便是麻姑山上，也是“上有锦绣百顷之平田”（曾巩语）。随着耕作面积的拓展，耕作技术也向精细化发展，金溪大儒陆九渊家治田“每用长大镬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种植的稻谷品种繁多，复种指数高，成倍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李觏说南城“自五月至十月，早晚诸稻随时登收，一岁间附郭早稻或再收，茶或三收，苎或四收”，并有诸多优良品种，如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米质优良被列为贡品的红珠稻、银珠稻等。宋绍兴年间，仅建昌府年纳秋粮即达8．26万石。除水稻外，小麦等杂粮也普遍种植，陆游在金溪看到“林薄打麦惟闻声”“小麦登场雨熟梅”，夏收割麦一片繁忙。

抚州盛产葛、麻、桑、棉，发展纺织业有优势。数千年前，抚州人即利用野葛纤维纺织葛布，由于质地精良，被历朝列为贡品。宋朝时，域内各地“翳野农桑”“一年蚕四五熟”。南城县“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薄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李觏语）。宋绍兴年间，仅建昌军每年进贡绢帛3．4万匹，丝棉2．8万余两，为洪州府的1．5倍。陆游在临川看到“纤纤女手桑叶绿”，到金溪闻到“煮茧一村香”。南城妇女更是“蚕娥已撒明年卵，蚕妇乍闻愁夜短”（吕南公诗）。此时，抚州“鸡鸣布”（农妇当晚开机拂晓鸡鸣时即织成布）名噪全国。宋代中期，抚州已种植木棉纺纱织布。临川人艾可信描述家乡妇女纺织木棉布情形：“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明朝时，东乡县万石塘成为棉布集散地。朝廷每年向江西征收10万匹棉布，其中半数出自抚州、建昌两府。抚州纺棉技术在全国领先，明代中期，苏州、杭州等地纺车只是三锭，而乐安县竟有五锭纺车。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惊叹：“更不知五锭向一手间，何所安置也！”抚州乃全国著名夏布产区，域内半数以上县盛产苎麻，捻麻和织夏布是历代抚州妇女的家务劳动。宋代抚州莲花寺尼姑织出的“莲花纱”名满京都。清代中期，域内年产夏布40万匹以上，宜黄县棠阴镇织漂的夏布与江浙丝绸争价。

自唐代始，抚州封建经济日趋繁荣。农业多种经营使南丰蜜桔、广昌白莲、临川西瓜、乐安靛蓝成为集市大宗商品。同时，各种手工业快速发展。南城麻姑酒，临川滑薄纸、牛舌纸、茶杉纸，金溪清江纸等均名扬海内。临川金矿，南丰、金溪银矿由官府监采。宋代南丰县内4个炼银场，每年向朝廷缴纳白银9179两。东晋时临川开始烧制青瓷，到宋代，域内多县出产瓷器。南丰白舍窑，临川白浒窑，金溪里窑、小陂窑所烧瓷器与景德镇瓷器媲美。宋代张商英任江西转运使时，主持疏凿吁江，使抚河航运得到极大提升。域内夏布、棉布、纸张、毛笔、花炮等丰富物产和便利交通为抚州商业提供优越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宋淳熙年间，抚州布商陈泰将巨款散贷于崇仁、乐安、金溪乃至吉安等地农民，作为对苎麻和夏布的生产投入，以定购其产品。如此“包买商”在国内尚无先例。明代中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域内“土狭民稠”，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凭着一两门手艺或少量资本外出谋生，形成抚州商帮，成为江右商帮的劲旅。在明清景德镇瓷业“五府十八帮”中，“抚州府”“抚州帮”人数仅次于当地。这些工匠、商人在当时被称为“作客”，抚州作客遍及全国乃至东南亚。明代临川艾南英曾感慨：“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万历年间，云南官员王士性曾派人到全省及周边地区巡视发现，不仅省内居民“十有五六”原籍抚州，连缅甸、越南一带部落酋长、头人也大多抚州人。于是他惊叹“作客莫如江右（江西），江右莫如抚州”。在贵州，外省商人数量也以抚州为最。他们把家乡棉布、夏布贩销到贵州，又贩购当地水银去四川销售，再从四川采购山货贩运到江浙等地。崇祯年间，云贵两省抚州籍商人多达3000余户。直至清代中期，湖南、湖北大部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还十分落后，抚州商人便成群结队去开办作坊，经营店铺，以至当地“无抚（州人）不成市”。在通往福建、广东道路上，抚州商人络绎不绝。广东潮州、惠州所需鱼苗、棉布大多为抚州人贩运过去。在广西，抚州盐商、药商、木材商最为活跃。临川李宜民在广西经营盐业数十年，成为富甲一方之巨商。黎川商人还在南宁府建起“新城书院”。河南、河北、山东乃至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广大区域也遍布抚州工匠、商人足迹。清代时，“陕西岳州人打鱼，江西抚州人卖鱼”成为当地谣谚。在繁华都市北京，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述：“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江右为多”。抚州人从家乡贩去麻姑酒、莲花纱、滑薄纸等，成为朝廷官员和宫中嫔妃心爱之物。

明清抚州商帮中，建昌药帮堪称劲旅。建昌药业肇始于东汉，葛洪在南城麻姑山修道行医。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东南道教教主邓紫阳在麻姑山采药炼丹，培养出一批中药业人才。宋朝时，建昌镇成为江西药材重要集散地，官府在当地设立建昌军药局，规范成药配方，管理药材市场。明末清初，建昌镇成为江南药业都市与樟树镇齐名，镇内100余家药材作坊鳞次栉比，药摊、药铺、药行、药栈遍布街市，鼎盛时期全镇2/3居民“吃药饭”。十几家大药行派人常驻外地药材产区，坐庄收药或包山种药。药材源源不断运到南城县，加工成饮片或成药后再运销各地。南城路上，挑药脚夫成群结队；吁江运药商船来往穿梭。“南城县，建昌帮，人参鹿茸用船装”，道出当时繁荣景象。兴盛的药业造就数以千计药业人才，或精于药品鉴别，或擅长药材炮制，或谙熟购销行情。大批建昌“药人”身怀炮制绝技或经营谋略，闯“两湖”（湖南、湖北），入赣南，下广东，走福建，去南洋，或传授炮制技艺，或开设药坊、药铺，把“建昌帮”炮制方法与调剂理论传到江南各地及港台、东南亚地区。“樟树的路道，建昌的制炒”“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经建昌不行”，行业谚语流传至今。

临川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山水诗派鼻祖、东晋谢灵运任临川内史，恣意游览抚州大好河山，写下许多精美诗篇，赢得唐初诗人王勃的高度赞誉：“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抚州人才渊薮可追溯到南朝，是时海内纷争，诸侯争霸，战事频仍，域内黄法氍、周迪、周敷及周续等雄杰人物崛起，首次以群体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无不仕至州牧，在南朝梁陈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随着北人南迁定居抚州，进一步加快南北文化融合，尤其是唐末五代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其保境安民、招徕商旅的方略，为抚州赢得“既完且富”的声誉，吸引北方备受战乱煎熬的士族竞相投奔，以致于“行者如归”。他们中很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望族，家学渊源深厚，经过数代人的孕育和积淀，终于迎来两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

抚州人才荟萃，得益于教育事业长盛不衰。晏殊任宰相时大兴办学之风，晏殊家乡抚州兴学重教风靡城乡。宋代全国书院近400所，抚州就有40所，占1/10，至清代增至60余所。书院多聘名家任教，李觏、曾巩、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罗汝芳、徐奋鹏等都曾在家乡办学执教。官方民间皆重教育，临川之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昝；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于是“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封建社会，科举是人才脱颖的主要渠道，从而进一步浓化了抚州人仕进意识。自宋至清，抚州考取文进士2470名，占全省总数的23%；考中武进士82名。在历次科举中，登三鼎甲者17人。乐安流坑董氏和南丰曾氏，一姓之中近30名进士，父子同科、五子登科、一门多进士比比皆是。

抚州不但人才众多，而且有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巨星泰斗交相辉映。江西两宋时期任正副相的25人，其中抚州籍12人，有宰相3人，副相9人。宋代哲学家李觏，从“阴阳二气会合”观点出发，说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的最好办法就是变革。王安石继承和发展李觏的哲学思想，树立“万物皆变”观点，倡导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陆九渊汲取儒学和佛教禅宗思想，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哲学命题，创立影响深远的“心学”体系。元代理学家吴澄创立“草庐学派”，明代李来泰参与创立“泰州学派”，吴与弼创立“崇仁学派”，上承程朱理学，下启“阳明心学”影响及于后世。宋代以降，“临川之笔”熠熠生辉。宋词是中华文学艺术瑰宝，抚州词人是构筑宋词大厦的顶梁柱。两宋期间，抚州有词人44人，占全国词人的5%。晏殊、晏几道父子被公认为宋词“四大开山祖”之二。谢逸、谢蘧、汪革、饶节均为“江西诗派”首领。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中，抚州有曾巩、王安石两家，千余年来曾、王佳作一直被视为文章典范。明代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辉耀中国文坛，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100位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晋代“书圣”王羲之在临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以精力自致”的进取精神与其后抚州刺史颜真卿的书法精神一道，滋润宋朝晏殊、王安石、赵崇蟠、陈景元，元朝程钜夫、吴徵、虞集、饶介，明朝危素、胡布、宋季子，清朝赵世骏、吴奇、李瑞清，当代舒同等抚州一代代书法英才。丹青妙手驰名海内。宋代临川陈容的传世杰作《九龙图》被清代乾隆皇帝视为奇珍。明代金溪吴宏以擅画山水竹石名噪全国。乾隆皇帝亲自命题考画，将乐安袁国栋录为第一，时人称为“画状元”。清末民初杰出书画家李瑞清首开国内美术、音乐教育课，培育出张大千、张善孖等一大批著名画家。抚州才士均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壮志善愿，江西十大名医抚州有其七。宋代陈自明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专家，所著《妇人大全良方》被视为“妇科圣典”。元代骨科名医危亦林使用蔓陀罗为麻醉药，比日本华冈青州早450年，其创立悬吊正骨法比英国达维斯早600多年。自然科学领域抚州还有北宋水利专家侯叔献，明代天文学家吴伯宗，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揭暄等均以其非凡的业绩载入史册。

抚州宗教源远流长。民间流传广、影响大的道教文化——麻姑献寿传说，就诞生在南城县麻姑山。隋唐五代，抚州佛道兴盛，诸宗竞秀，名僧大德纷至，寺院大量涌现，禅宗五叶有曹洞、法眼、云门三宗创立于抚州，抚州被誉为“天下禅河中心”。唐代南城道士邓紫阳应辟入朝，被玄宗称为“神人”。宋代临川僧人慕哲声闻宫闱，哲宗帝召见于延和殿，赐号“真如禅师”。南城僧人有诚讲经于东都左街万岁院，影响巨大。抚州道士开宗立派，名显朝野，王文卿创立神霄派、饶洞天创立天心派，风靡大江南北。明代朱元璋任命崇仁僧人宗泐掌管全国佛教教务，南城人行保被列入“天下高僧十一人”。曹洞宗在抚州的弘传达到高潮，崇仁僧人慧经出家于黎川寿昌寺40余年，依靠独立的寺院经济保持禅林纯洁性，形成曹洞宗“寿昌法系”。

书籍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宋代时，临川、金溪、崇仁即有木刻印书作坊。清代中期，金溪浒湾镇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四堡、汉口、北京、浒湾）之一，镇内百余家刻书坊形成前后两条长街，常年刻印工千余。民国版词典和地理课本中记有“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是时，浒湾文人鹜聚，书商云集，所印书籍畅销大江南北。清乾隆年间，李文藻在记述北京文化街市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说：“书肆之中晓事者，陶谢为苏州人，其余皆金溪人也。”“正阳门东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金溪书业赢得“籍著中华”“藻丽螂嬛”之美誉，“临川才子金溪书”俗谚妇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