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从地形图上看抚州，巍巍武夷盘亘于东南，绵绵雩山逶迤于西南，似两片金叶镶嵌着赣抚大地；抚河则像一条银链贯通境域南北。
抚州素称“才子之乡”“文化之邦”，有宋一代即涌现出晏殊、王安石、曾巩、李觏、陆九渊、晏几道等政坛巨擘和思想、文学泰斗；元明以降，吴澄、汤显祖、谭纶等杰出人才灿若星汉。至当代，抚州英才遍布世界，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抚州籍有9人。
抚州自古天宝地灵、物产丰饶。这里有道家“洞天福地”南城麻姑山，有国家部委命名的“中国南丰蜜桔之乡”“中国广昌通芯白莲之乡”“崇仁麻鸡之乡”“抚州西瓜之乡”。千余年中，抚州盛享“赣抚粮仓”之誉，至今，粮食总产及人均占有量均居全省设区市之首。
一
抚州市位于江西东部，故又称赣东，地处北纬26°29'～28°30＇，东经115°35＇～117°18＇之间，南北长222千米，东西宽169千米，总面积18798平方千米，占江西省总面积的11．3%。境域东邻福建光泽、泰宁、建宁、邵武；西通吉安市、宜春市，与新干、永丰、丰城为邻；北临鄱阳湖与贵溪、余江、余干、进贤接壤；南与赣州石城、宁都毗连，有所谓“控带闽粤，襟领江湖”之说。全境“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境区东、南、西三面环山，东南系武夷山麓，西南为雩山余脉，中部属丘陵坡地，西北是赣抚平原。
境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7℃～18℃，日照量1582小时～1928小时，降雨量1735毫米左右，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温暖湿润，无霜期长，四季分明，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域内高等植物3000多种。2011年全市森林覆盖率为63．1%，人均拥有森林面积0．26公顷，略高于全省平均数。林区内生长着大量毛竹、杉、松、楮、栲等优质材木及药材。在资溪、乐安原始森林中，还不乏楠木、檀木、梓木、香榧、银杏等珍稀树种，被列为国家保护树种20种，省级保护树种45种。
抚州濒临鄱阳湖，水资源十分丰富，总量约249．2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为213．46亿立方米。域内江河纵横，沼泽棋布，有抚河、赣江、信江三大水系，集水面积10平方千米以上河流有476条。抚河干流全长348千米，是江西第二大河，源于武夷山西麓，流经广昌、南丰、南城、金溪、临川，自南向北贯通市境，而后流入赣江和鄱阳湖，集水面积1．64万平方千米。加上先后兴建两万余处水利工程，全市水能理论蕴藏量为70．24万千瓦，占全省水能蕴藏量10．29%，可开发量为49．14万千瓦，折合年可开发电量为19．66亿千瓦小时。
域内山林水泽是动物资源宝库，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华南虎、金钱豹、云豹、梅花鹿、金雕、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9种；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猕猴、黑熊、豺、大灵猫、金猫、穿山甲等46种；省级保护动物62种。有青、鲢、鳙、鲤、鳗等100余种鱼类及水产品。土壤类型共有9个土类及15个亚类。其中红壤面积132．22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76．26%。红壤区大部分土层深厚，有一定肥力，利于发展茶果等经济林和用材林；水稻土面积31．63万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16．81%，人均拥有耕地0．92亩。域内水稻土松软肥沃，灌溉方便，利用效果佳。
地下资源尤为丰富，金属矿藏有铜、铁、金、钨、铀等20余种，其中钨、铀、钽、铌均属稀有矿种。早在唐宋时期，金溪等地金银矿引起朝廷重视，派官监采。至今，域内砂金和岩金矿仍有很高开采价值。乐安铀矿储量为亚洲最大，东乡铜矿成为全国知名矿区。非金属矿藏种类多、储量丰，重晶石为省内独有，瓷土和石墨保有量居全省设区市之首。崇仁、临川煤矿开采有上千年历史。花岗岩举目可见，产品畅销各地。
据考古发现，域内最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从事渔猎和种植。夏商时属扬州，周时属吴，春秋为百越之地，居民以山越人为主，战国时归楚，秦时属九江郡。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以九江郡为淮南王国，次年，分淮南王国之地立豫章郡，并以豫章南部置南城县，是江西省最早设立的18县之一，辖地大至相当于今抚州市境。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分南城之地建临汝县，仍归豫章郡管辖。三国时期，赣东属吴国领地。吴国出于争霸需要，大量增设郡县。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南城、临汝两县从豫章郡划出，成立临川郡，隶属扬州，并分南城、临汝两县之地增设东兴、永城、南丰、西平、新建、西城、宜黄、安浦8个县，均归临川郡管辖，郡治设于临汝（今抚州市城区）。此为今抚州境域建郡之始，人口发展到8500户。两晋、南北朝期间，域内郡县时拆时并。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分临川郡、豫章郡、庐陵郡之地另置巴山郡，辖新建、西宁、巴山、广丰、新安、兴平、丰城7个县，郡治设于今乐安公溪古城。临川郡辖临汝、南城、西丰、宜黄、安浦、南丰、东兴、永城、定川9个县。自此今抚州境域为两郡分治，同属于江州。永定元年（公元557）分江州之地设立高州，辖巴山、临川、安成、豫宁4个郡，州治设于巴山郡。但高州只维持了7年，于陈天嘉四年（公元563）撤销，巴山郡、临川郡仍属江州管辖。隋开皇九年（公元589），隋文帝灭陈，实现全国统一，派洪州总管府总管杨武通到临川郡安抚，并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改变以往“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状态，将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政区改为州、县二级政区，废临川、巴山两郡置抚州，取安抚之意，“抚州”之名即始于此，隶属洪州总管府。同时对所辖之县进行大量撤并，抚州仅辖临川、崇仁、南城、邵武4个县。自隋至唐，域内政区多变，“抚州”“临川郡”之名也常有更易，期间辖县和县名亦有变更。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分天下为10道，抚州属江南道。开元八年（公元720）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两道，抚州属江南西道。
五代时，抚州先后为吴、南唐辖地，由于抚州地理位置特殊，升抚州为昭武军，并以南城置建武军。南唐灭亡后，赵宋王朝改抚州为军州，抚州、建武军分治临川、南城。此后从宋至清千余年间，赣东地域一直由抚州、建昌两个州、军、路、府分而治之。宋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和江南的深度开发，域内人口不断增加，宋崇宁元年（1102），抚州、建昌军人口合计27．43万户，55．87万丁口。随着人口的增加，官员的治理越来越困难，遂于绍兴八年（1138）分南城、南丰县部分土地置新城（今黎川）、广昌两县，绍兴十九年又分崇仁之地置乐安县。元代改军为路，升南丰县为州，抚州、建昌两路及南丰州同属江西行中书省。明洪武元年（1368），改抚州路为抚州府，建昌路为建昌府，南丰恢复为县，抚州府管辖临川、金溪、崇仁、宜黄、乐安5个县，建昌府管辖南城、南丰、广昌、新城4个县。明代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临川东部流民结成3股，聚众万余人，为江西“三乱”之一。为强化治权，抚州府于正德七年（1512）增设东乡县，建昌府于万历六年（1578）增设泸溪（今资溪）县。至此，域内11个县设置基本完备。
清代，抚州、建昌两府初属江西省湖东道，后属南抚建道。清咸丰元年（1851）赣东地区人口66万户，302．94万人，达到封建社会时期域内人口最高峰。咸丰六年二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征西军2万余人自临江（今宜春樟树市）经乐安、崇仁攻占抚州城，此后以抚州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攻城略地，占有大片地域，至咸丰八年四月抚州城失守，太平军退出赣东，抚州、建昌两府复归江西省管辖。1912年中华民国废除府及直隶州，域内各县直属于江西省。1914年，为统筹全国县名，将新城县改名黎川县，泸溪县改名资溪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域内先后成立乐安、宜黄、南丰、南城、广昌、黎川、资溪、崇仁、东乡及南广、贵南、东方、赤水、金南、建东、黎南、广赤等县革命委员会、县苏维埃政府或县苏维埃临时政府。1933年5月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在黎川县湖坊成立，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设立的5个省之一。抚州境内各县苏维埃政权分属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省和闽赣省管辖，东乡县苏维埃政府则属赣东北省管辖。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这些红色政权先后停止活动。1931年，国民党政府出于“围剿”苏维埃区域之需，在江西省内频繁划分行政区。至1935年，江西共划分为8个行政区。域内除广昌属第八行政区外，其余皆属第七行政区。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粉碎国民党军精心设置的长江防线。自1949年5月始，域内各县相继解放。7月1日，正式成立江西省抚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始领临川、崇仁、宜黄、南城、黎川5个县及临川市，随后，南丰、金溪、资溪、乐安相继划入，东乡、广昌分属上饶、宁都分区。1950年9月抚州分区改为抚州区。1951年7月又改为抚州专区。1952年12月广昌县由宁都专区划人抚州专区，翌年又划归赣南行政区。1968年2月，进贤县由宜春专区、东乡县由上饶专区划归抚州专区管辖。1971年1月抚州专区改为抚州地区。1983年8月，广昌县再次划入抚州地区，进贤县划归南昌市。2000年6月，国务院批复撤销抚州地区，设立抚州市，10月20日，抚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辖临川区和南城、南丰、黎川、广昌、崇仁、乐安、宜黄、金溪、资溪、东乡10个县。2001年结合县、乡机构改革，开展规模性的撤乡并镇工作，至2011年，全市共管辖62个乡、90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驻临川区，距省会南昌市100千米。据2010年11月1日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常住人口391．23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8人。二
抚州农耕历史悠久。考古发现，8000年前赣东一带先民已栽培水稻，在今东乡县岗上积镇仍保留有野生稻。战国时期当齐国孟尝君门客冯罐弹铗而歌“食无鱼”时，赣东百姓即“火耕水耨、饭稻羹鱼”，一些地方已用铁犁耕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汉桓帝时临汝知县廖国祥，任满后定居临川龚溪，带领当地百姓拦河筑水陂，灌田千余亩。三国时期，南丰因多次出现一株数穗“嘉禾”而得名“丰县”和“嘉禾县”。两晋南北朝期间，北方不少仕族为避战乱，举家迁至江南，带来先进农业技术和工具，促进当地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以至于南城周迪有能力为陈武帝陈霸先用兵“大出粮饷”。在南朝文人雷次宗笔下，豫章郡“家给人足，畜藏无缺”，且“奇珍异货，此焉是出”“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资给于四境”。包括抚州在内的江南地区，从孙吴以后，经过两晋南朝400多年的开发，社会生产日趋发展，到唐代中期已经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语）。安史之乱及黄巢农民起义，关中及河南、河北等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北方仕民纷纷南迁，出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诗）局面。抚州不仅未受到战乱深度波及，反而因“既完且富”的安定环境，成为北人南迁的接纳地。抚州各地遍修水利设施，临川建有述陂、千金陂；南丰修筑孤兰陂、桑田陂、博陵陂、鄱阳陂和官陂5陂，灌田4000亩，又凿石渠引导军山之水，灌溉平曲滩、安仁等干枯田地，使之成为腴田；崇仁修建的梓陂圳长40余华里，灌田6万余亩。仅千金陂就经过颜真卿、戴叔伦、杜佑等6任抚州刺史修建，“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使抚河下游成为膏腴之地。此时，水力高转筒车也在临川得到使用，唐人陈廷章撰写《水轮赋》，明确记载“多寄临川之郡”。同时，节省畜力、减轻扶犁农民体力消耗的曲辕犁也在抚州广泛使用。抚州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和商贾云集之地。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云：“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阌阅，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刁尚能《唐新创南城县罗城记》云：“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学富文清，取舍无误。既状周道，兼贯鲁风。万户鱼鳞，实谓名邑”，充分印证其言不虚。
唐末五代，当北方地区仍是战火连天之时，治理江南的吴、南唐政权均采取招抚流散、保境息民、轻徭薄赋、劝励耕织等措施。尤其是南城人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对外结交豪强，保境安民，招徕商旅；对内安抚士民，劝课农桑，修州衙，筑城池，兴儒学，弘佛教，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宋代，抚州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抚于江西为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泽之利，民饱稻鱼，乐业而易治”（谢蘧语）。同时大量开辟梯田，各地丘陵山区“山耕而水莳”（王安石语）。南丰曾致尧描绘建昌军情形更加令人鼓舞：“吁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绮绣，树如烟云，原隰高下，稍涉腴美，鲜有旷土”。即便是麻姑山上，也是“上有锦绣百顷之平田”（曾巩语）。随着耕作面积的拓展，耕作技术也向精细化发展，金溪大儒陆九渊家治田“每用长大镬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种植的稻谷品种繁多，复种指数高，成倍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李觏说南城“自五月至十月，早晚诸稻随时登收，一岁间附郭早稻或再收，茶或三收，苎或四收”，并有诸多优良品种，如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米质优良被列为贡品的红珠稻、银珠稻等。宋绍兴年间，仅建昌府年纳秋粮即达8．26万石。除水稻外，小麦等杂粮也普遍种植，陆游在金溪看到“林薄打麦惟闻声”“小麦登场雨熟梅”，夏收割麦一片繁忙。
抚州盛产葛、麻、桑、棉，发展纺织业有优势。数千年前，抚州人即利用野葛纤维纺织葛布，由于质地精良，被历朝列为贡品。宋朝时，域内各地“翳野农桑”“一年蚕四五熟”。南城县“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急采疾食，如避盗贼。茧薄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李觏语）。宋绍兴年间，仅建昌军每年进贡绢帛3．4万匹，丝棉2．8万余两，为洪州府的1．5倍。陆游在临川看到“纤纤女手桑叶绿”，到金溪闻到“煮茧一村香”。南城妇女更是“蚕娥已撒明年卵，蚕妇乍闻愁夜短”（吕南公诗）。此时，抚州“鸡鸣布”（农妇当晚开机拂晓鸡鸣时即织成布）名噪全国。宋代中期，抚州已种植木棉纺纱织布。临川人艾可信描述家乡妇女纺织木棉布情形：“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明朝时，东乡县万石塘成为棉布集散地。朝廷每年向江西征收10万匹棉布，其中半数出自抚州、建昌两府。抚州纺棉技术在全国领先，明代中期，苏州、杭州等地纺车只是三锭，而乐安县竟有五锭纺车。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惊叹：“更不知五锭向一手间，何所安置也！”抚州乃全国著名夏布产区，域内半数以上县盛产苎麻，捻麻和织夏布是历代抚州妇女的家务劳动。宋代抚州莲花寺尼姑织出的“莲花纱”名满京都。清代中期，域内年产夏布40万匹以上，宜黄县棠阴镇织漂的夏布与江浙丝绸争价。
自唐代始，抚州封建经济日趋繁荣。农业多种经营使南丰蜜桔、广昌白莲、临川西瓜、乐安靛蓝成为集市大宗商品。同时，各种手工业快速发展。南城麻姑酒，临川滑薄纸、牛舌纸、茶杉纸，金溪清江纸等均名扬海内。临川金矿，南丰、金溪银矿由官府监采。宋代南丰县内4个炼银场，每年向朝廷缴纳白银9179两。东晋时临川开始烧制青瓷，到宋代，域内多县出产瓷器。南丰白舍窑，临川白浒窑，金溪里窑、小陂窑所烧瓷器与景德镇瓷器媲美。宋代张商英任江西转运使时，主持疏凿吁江，使抚河航运得到极大提升。域内夏布、棉布、纸张、毛笔、花炮等丰富物产和便利交通为抚州商业提供优越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宋淳熙年间，抚州布商陈泰将巨款散贷于崇仁、乐安、金溪乃至吉安等地农民，作为对苎麻和夏布的生产投入，以定购其产品。如此“包买商”在国内尚无先例。明代中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域内“土狭民稠”，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凭着一两门手艺或少量资本外出谋生，形成抚州商帮，成为江右商帮的劲旅。在明清景德镇瓷业“五府十八帮”中，“抚州府”“抚州帮”人数仅次于当地。这些工匠、商人在当时被称为“作客”，抚州作客遍及全国乃至东南亚。明代临川艾南英曾感慨：“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万历年间，云南官员王士性曾派人到全省及周边地区巡视发现，不仅省内居民“十有五六”原籍抚州，连缅甸、越南一带部落酋长、头人也大多抚州人。于是他惊叹“作客莫如江右（江西），江右莫如抚州”。在贵州，外省商人数量也以抚州为最。他们把家乡棉布、夏布贩销到贵州，又贩购当地水银去四川销售，再从四川采购山货贩运到江浙等地。崇祯年间，云贵两省抚州籍商人多达3000余户。直至清代中期，湖南、湖北大部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还十分落后，抚州商人便成群结队去开办作坊，经营店铺，以至当地“无抚（州人）不成市”。在通往福建、广东道路上，抚州商人络绎不绝。广东潮州、惠州所需鱼苗、棉布大多为抚州人贩运过去。在广西，抚州盐商、药商、木材商最为活跃。临川李宜民在广西经营盐业数十年，成为富甲一方之巨商。黎川商人还在南宁府建起“新城书院”。河南、河北、山东乃至内蒙古、新疆等北方广大区域也遍布抚州工匠、商人足迹。清代时，“陕西岳州人打鱼，江西抚州人卖鱼”成为当地谣谚。在繁华都市北京，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述：“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江右为多”。抚州人从家乡贩去麻姑酒、莲花纱、滑薄纸等，成为朝廷官员和宫中嫔妃心爱之物。
明清抚州商帮中，建昌药帮堪称劲旅。建昌药业肇始于东汉，葛洪在南城麻姑山修道行医。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东南道教教主邓紫阳在麻姑山采药炼丹，培养出一批中药业人才。宋朝时，建昌镇成为江西药材重要集散地，官府在当地设立建昌军药局，规范成药配方，管理药材市场。明末清初，建昌镇成为江南药业都市与樟树镇齐名，镇内100余家药材作坊鳞次栉比，药摊、药铺、药行、药栈遍布街市，鼎盛时期全镇2/3居民“吃药饭”。十几家大药行派人常驻外地药材产区，坐庄收药或包山种药。药材源源不断运到南城县，加工成饮片或成药后再运销各地。南城路上，挑药脚夫成群结队；吁江运药商船来往穿梭。“南城县，建昌帮，人参鹿茸用船装”，道出当时繁荣景象。兴盛的药业造就数以千计药业人才，或精于药品鉴别，或擅长药材炮制，或谙熟购销行情。大批建昌“药人”身怀炮制绝技或经营谋略，闯“两湖”（湖南、湖北），入赣南，下广东，走福建，去南洋，或传授炮制技艺，或开设药坊、药铺，把“建昌帮”炮制方法与调剂理论传到江南各地及港台、东南亚地区。“樟树的路道，建昌的制炒”“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经建昌不行”，行业谚语流传至今。
临川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山水诗派鼻祖、东晋谢灵运任临川内史，恣意游览抚州大好河山，写下许多精美诗篇，赢得唐初诗人王勃的高度赞誉：“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抚州人才渊薮可追溯到南朝，是时海内纷争，诸侯争霸，战事频仍，域内黄法氍、周迪、周敷及周续等雄杰人物崛起，首次以群体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无不仕至州牧，在南朝梁陈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随着北人南迁定居抚州，进一步加快南北文化融合，尤其是唐末五代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其保境安民、招徕商旅的方略，为抚州赢得“既完且富”的声誉，吸引北方备受战乱煎熬的士族竞相投奔，以致于“行者如归”。他们中很多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望族，家学渊源深厚，经过数代人的孕育和积淀，终于迎来两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
抚州人才荟萃，得益于教育事业长盛不衰。晏殊任宰相时大兴办学之风，晏殊家乡抚州兴学重教风靡城乡。宋代全国书院近400所，抚州就有40所，占1/10，至清代增至60余所。书院多聘名家任教，李觏、曾巩、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罗汝芳、徐奋鹏等都曾在家乡办学执教。官方民间皆重教育，临川之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昝；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于是“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封建社会，科举是人才脱颖的主要渠道，从而进一步浓化了抚州人仕进意识。自宋至清，抚州考取文进士2470名，占全省总数的23%；考中武进士82名。在历次科举中，登三鼎甲者17人。乐安流坑董氏和南丰曾氏，一姓之中近30名进士，父子同科、五子登科、一门多进士比比皆是。
抚州不但人才众多，而且有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巨星泰斗交相辉映。江西两宋时期任正副相的25人，其中抚州籍12人，有宰相3人，副相9人。宋代哲学家李觏，从“阴阳二气会合”观点出发，说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的最好办法就是变革。王安石继承和发展李觏的哲学思想，树立“万物皆变”观点，倡导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陆九渊汲取儒学和佛教禅宗思想，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哲学命题，创立影响深远的“心学”体系。元代理学家吴澄创立“草庐学派”，明代李来泰参与创立“泰州学派”，吴与弼创立“崇仁学派”，上承程朱理学，下启“阳明心学”影响及于后世。宋代以降，“临川之笔”熠熠生辉。宋词是中华文学艺术瑰宝，抚州词人是构筑宋词大厦的顶梁柱。两宋期间，抚州有词人44人，占全国词人的5%。晏殊、晏几道父子被公认为宋词“四大开山祖”之二。谢逸、谢蘧、汪革、饶节均为“江西诗派”首领。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中，抚州有曾巩、王安石两家，千余年来曾、王佳作一直被视为文章典范。明代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辉耀中国文坛，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100位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晋代“书圣”王羲之在临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以精力自致”的进取精神与其后抚州刺史颜真卿的书法精神一道，滋润宋朝晏殊、王安石、赵崇蟠、陈景元，元朝程钜夫、吴徵、虞集、饶介，明朝危素、胡布、宋季子，清朝赵世骏、吴奇、李瑞清，当代舒同等抚州一代代书法英才。丹青妙手驰名海内。宋代临川陈容的传世杰作《九龙图》被清代乾隆皇帝视为奇珍。明代金溪吴宏以擅画山水竹石名噪全国。乾隆皇帝亲自命题考画，将乐安袁国栋录为第一，时人称为“画状元”。清末民初杰出书画家李瑞清首开国内美术、音乐教育课，培育出张大千、张善孖等一大批著名画家。抚州才士均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壮志善愿，江西十大名医抚州有其七。宋代陈自明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专家，所著《妇人大全良方》被视为“妇科圣典”。元代骨科名医危亦林使用蔓陀罗为麻醉药，比日本华冈青州早450年，其创立悬吊正骨法比英国达维斯早600多年。自然科学领域抚州还有北宋水利专家侯叔献，明代天文学家吴伯宗，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揭暄等均以其非凡的业绩载入史册。
抚州宗教源远流长。民间流传广、影响大的道教文化——麻姑献寿传说，就诞生在南城县麻姑山。隋唐五代，抚州佛道兴盛，诸宗竞秀，名僧大德纷至，寺院大量涌现，禅宗五叶有曹洞、法眼、云门三宗创立于抚州，抚州被誉为“天下禅河中心”。唐代南城道士邓紫阳应辟入朝，被玄宗称为“神人”。宋代临川僧人慕哲声闻宫闱，哲宗帝召见于延和殿，赐号“真如禅师”。南城僧人有诚讲经于东都左街万岁院，影响巨大。抚州道士开宗立派，名显朝野，王文卿创立神霄派、饶洞天创立天心派，风靡大江南北。明代朱元璋任命崇仁僧人宗泐掌管全国佛教教务，南城人行保被列入“天下高僧十一人”。曹洞宗在抚州的弘传达到高潮，崇仁僧人慧经出家于黎川寿昌寺40余年，依靠独立的寺院经济保持禅林纯洁性，形成曹洞宗“寿昌法系”。
书籍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宋代时，临川、金溪、崇仁即有木刻印书作坊。清代中期，金溪浒湾镇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四堡、汉口、北京、浒湾）之一，镇内百余家刻书坊形成前后两条长街，常年刻印工千余。民国版词典和地理课本中记有“金溪浒湾男女皆能刻字”。是时，浒湾文人鹜聚，书商云集，所印书籍畅销大江南北。清乾隆年间，李文藻在记述北京文化街市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说：“书肆之中晓事者，陶谢为苏州人，其余皆金溪人也。”“正阳门东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金溪书业赢得“籍著中华”“藻丽螂嬛”之美誉，“临川才子金溪书”俗谚妇孺皆知。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双重剥削和压迫。抚州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土地兼并更为严重，大多数土地被官僚、地主占有，农民占总人口90%，占有土地却很少。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三年（1864）10年间，太平天国军队与清兵交战于赣东一带，兵灾战乱连年不断，且双方都向百姓“借饷”征粮。地方官府更借“剿贼”之名横征暴敛以肥私。域内除田赋、人头税外，官府摊派还有措捐、借捐、亩捐、米捐、船捐、堤捐等20余种，百姓投诉无门。光绪年间，域内半数县乡水旱相继，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二十七年（1901），东乡县夏秋两季连续大旱，粮收减半，而官府催赋仍急似往年，迫使48族数千村民打进县衙，砸毁户粮仓库，时称“四十八族闹漕”。宣统三年（1911），抚州人口仅42万户，比咸丰元年（1851）减少22万户。明代至清代中期手工业在域内逐渐兴起，此时大都偃旗息鼓，风光不再。连年兵灾战火使南城建昌药业行栈多数亏本倒闭，药店员工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金溪浒湾印书业曾名噪大江南北，此时在与外国先进印刷行业竞争中也难以为继。域内棉布、夏布、纸张被“洋布”“洋纸”抢占大部分市场，加上官府逢路设卡，逢卡抽税，令商人举步维艰。直至清朝末年，域内仍无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只有一些烧制砖、瓦、碗、罐的土窑和制作毛笔、爆竹、黄烟、夏布、土纸的手工作坊，产品仅在域内及周边地区集市销售，价低利微，甚至值不抵工。
民国时期，抚州农业几无发展和进步，水稻亩产90千克左右，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及宗族祠堂手中。据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时调查，解放前夕，临川县地主人均占有耕地15．32亩，而贫农仅1．61亩，雇农则只有0．64亩，且多为旱地或山排田。民国中后期，境内虽有了粮油加工、纺织、造纸等小企业，但大都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且动力不足。临川城区于20年代中期曾由私人办过一家火力发电厂，由于地痞捣乱，政府熟视无睹，不到一年即行倒闭。土布、夏布、黄烟、陶瓷等传统手工业基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处于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状态。1949年，全区工业生产总值才8182万元。
抚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抚州青年学子成立“读书会”，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引领下，1926年11月，一批热血青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抚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干事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抚州各地纷纷建立工会、农会组织，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分共”，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抚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农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抚州420多名党团员和青年师生、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自卫军队员加入“八一”起义军队伍。就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重建临川县委，党的组织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并在1929年7月扩大为中共临川中心县委，领导抚州中部和北部数县革命斗争，直至1930年7月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停止活动。
当临川、金溪、东乡、南城及崇仁部分地区革命斗争处于艰难之际，在红军帮助下，革命火焰在南部熊熊燃烧，先后建立乐安、宜黄、南丰、广昌、黎川、崇仁及金南、建东、广赤、东方、黎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乐安、资溪、广昌和建黎泰等4个中心县委。
赣东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北面屏障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反“围剿”中，工农红军在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取得广昌战斗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中，主力红军在抚州境内组织一系列激烈的战役、战斗。乐安、宜黄战役，红军两战两胜，歼敌约3个旅；建黎泰战役，红军以较小的代价开辟建宁、黎川、泰宁苏区，打通赣东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金溪、资溪战役，红军击溃国民党军3个师，歼灭敌军1个旅另1个团；黄陂战役、东陂战役，红军歼敌3个师，俘敌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光辉范例。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赣东苏区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抚州境内2/3以上地域为红色区域。
在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里，抚州境内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红一方面军为做好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在南丰康都召开总前委3次会议和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康都会议”；在乐安开展大湖坪整编，组建东方军；在黎川创建闽赣省和红7军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抚州从事过革命实践活动。抚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创立新中国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献出宝贵的生命，全市有姓名可查的烈士有9185名。抚州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强令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与敌人拼消耗。当红军在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等北线作战遭受挫折后，临时中央领导人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组织大雄关、凤翔峰、三溪圩、广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防御战、保卫战，红军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尤其是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兵力占参战人数的1/5。最后，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苏区沦陷后，乐安、宜黄、崇仁、广昌、资溪等县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斗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乐宜崇挺进队转战于湘赣边境；广赤游击大队活动于闽赣边界；在金资光贵地区，红军游击部队有力地反击国民党军多次“清剿”，不仅站稳脚跟，扩大游击根据地，还恢复和发展这一地区党的组织，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汇入到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抚州又一次遭受重创。1939年—1941年，日军飞机对南城、东乡、广昌、崇仁、临川、宜黄、南丰、金溪等县轰炸达37次，仅东乡、南城、临川、崇仁4个县就炸死炸伤民众1700余人，炸毁房屋1242栋。南城县城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建昌药业从此一蹶不振。日军在域内烧杀抢掠惨不忍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域内被日军杀死者上万人，被强奸妇女1000余人。中国军队和抚州民众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军，中国军队投入4个军的兵力实施赣东会战，使日军付出死伤1．3万人的惨重代价。面对日军血腥暴行，抚州各地群众奋起自卫，自发组织游击队、义勇军，用梭镖、木棍、锄头当武器，与日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发动内战抓丁拉伕，逼得农民离家、工商离店，对百姓敲诈勒索更是无止无休。域内正税多至500余种，此外还有各种杂捐。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1945年货币发行指数比1937年增长737倍，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41倍。据《广昌金融志》载：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大牛，到1947年，仅能买半根油条。国民党宜黄县党部1948年7月向上司报称：“目前物价飞涨，职员每月所领之薪津百余万元，尚不够吃4天伙食。”官府职员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或饥寒病死，或外出逃荒。1947年，域内人口只有118．8万人，比1916年的325．09万人减少206．3万人。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粉碎国民党军精心设防的长江防线，一举打通浙赣铁路线进入抚州境内，自北向南先后解放东乡、金溪、临川、南城、资溪、崇仁、宜黄、黎川等地。7月1日，正式成立赣东北行政区抚州分区，开创抚州历史新纪元。
四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权迅速剿灭域内土匪，清除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1952年4月，域内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当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由1949年98．5千克增至114千克；农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下同），由1949年50435万元增至66813万元，增长32．47%。1953年—1957年，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稳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道路，并开始向农业机械化迈进。生产力进步加速经济发展，1957年与1953年比，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5．7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6．57%，工业总产值增长45．35%。
1958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刮起“共产风”“大跃进”和浮夸风。农业生产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和过度密植，结果事与愿违，当年全区水稻亩产由1957年140千克降至111千克，总产量由1957年753155吨减少至626690吨。尔后又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全区农业总产值仅69040万元，比1957年减少23．9%。基本建设投资出现大起大落：1960年为3707万元，而1962年却减少至395万元，仅为1960年的1/9。此状况给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工业首当其冲：196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27354万元，1962年降至13108万元，减少一半多。全区127个工矿企业因资金不足而“下马”（倒闭），工人下放到农村务农。1963年—1965年，各级政府从挫折中汲取教训，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引下，实事求是地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并采取恰当举措，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发展。196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10894万元，比1962年的82148万元增加28746万元。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应提高。
1966年始，“文化大革命”打乱正常社会秩序，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蓄意破坏，抚州经济和全国一样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倒退。由于停工停产“闹革命”，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18489万元，比1966年的121339万元下降2．35%，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2．9%。文化教育事业备受摧残，大量珍贵文物被列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捣毁；几乎所有优秀教师都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或“白专典型”遭受揪斗、下放甚至管制。停课串联结束后，“复课闹革命”师生仍无所适从，人心涣散，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各项社会事业停滞不前。
抚州在前进道路上虽几经曲折，但与解放前比，仍取得很大发展。1978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209047万元，为1949年53190万元的3．93倍，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28．92倍。此时，全区已有1295家工业企业，包括抚州棉纺织厂、抚州针织厂、抚州印染厂、抚州汽车制造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始，各地持续进行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建成洪门水库等18座大、中型水库和近千座小型水库，有效灌溉面积100余万亩。先后有200多万亩低产田得到不同程度改造。农田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1950年全区双季稻田仅1．9万亩，到70年代已稳定在210万亩左右。1978年，全区水稻平均亩产219千克，比1949年的110千克增长近1倍。党和政府一直把工业放在发展经济主导地位。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抚州3家纺织厂及针织厂、印染厂、丙纶厂、抚州造纸厂等相继竣工投产，全区工业出现第二个快速发展期。尤其是纺织业蓬勃发展，成为江西三大纺织业基地之一。造纸、机械、医药、化学工业也有较快发展。科技人员顶住压力开展科技研究，并取得一些成绩。农业科技部门选育成功晚籼中熟组合红优63、红倚优3等组合，南丰蜜桔小果系“杨小2—6”“水南早”“石上一号”“城果6—0”等株系，百花莲（百瓣莲）、广莲一号新品种以及工业战线成功研制多种型号机床、南丰100—4型稻麦收割机、红星牌HX-490型饲粉碎机。其中，南丰100—4型稻麦收割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红星牌HX-490型饲粉碎机被机械部列为全国8种饲料粉碎机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为抚州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前景。改革开放新时期，抚州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1979年—1990年，为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平稳发展阶段。抚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开始有了变化。城市经济仍然延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各项经济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平衡、缓慢向前发展。1990年全区生产总值33．5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035元，是1978年的4．38倍和3．78倍。财政收入2．61亿元，人均财政收入81元，是1978年的4．1倍和3．55倍。
1991年—2000年，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波动阶段。这一时期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市场作用显现，粗放型发展和经济结构问题突出。1991年，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实施改革改造，焕发生机，民营经济较快发展，市场全面开放，经济总体增长有所加快。2000年全市生产总值为139．13亿元，是1990年33．52亿元的4．15倍；2000年人均生产总值为3814元，是1990年1035元的3．69倍。2000年全市财政收入为8．76亿元，现价是1990年2．16亿元的3．36倍；2000年人均财政收入为244元，是1990年80．64元的3倍。
2001年—2011年，为新时期跨越式发展阶段。抚州撤地设市之后，随着自主管理职能的变化，历届市委、市政府风雨传承，革故鼎新，大力实施赶超发展战略，以招商引资为总抓手，投资拉动作用日益显现，工业经济贡献不断增强，经济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形势，积极应对新发展新变化，迅速打响工业强攻战、县域经济大会战、跑项争资攻坚战“三大战役”，全面建设殷实文明和谐的幸福抚州。全市上下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砥砺奋进，经济社会快速全面协调持续发展。2011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742．51亿元，是2000年139．13亿元的5．34倍；人均生产总值18856元，是2000年3814元的4．94倍。2011年财政收入达100．12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是2000年8．76亿元的11．43倍；人均财政收入2543元，是2000年244元的10．42倍。
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抚州快速发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
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快速高效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全区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动因。1979年—2011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35．32亿元，2011年达到572．07亿元，是1978年1181万元的4844倍。
产业结构优化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中，各级党委、政府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从各地各发展阶段实际出发，通过积极引导和宏观调控，适时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1978年，三大产业比例为52．17:29．28:18．55，反映出社会仍在为实现温饱而努力。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副产品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人们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丰富，导致第一产业中大量富余人员和资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地委、行署顺应客观形势发展，适时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到2011年，三大产业比例调整为18．4∶53．3:28．3。与此同时，三大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更适应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农业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1978年12月，抚州地委、行署在抚州市红雨桥公社（今临川区孝桥镇）进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试点，尔后在全区推广并不断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当区内粮食产量迅速增加，粮食市场出现相对饱和时，又及时引导农民多种经营，实施“三高”（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农业，并在全国率先推行“公司+农户”“种、养、加工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等经营模式，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此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规划区域经济带，将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推进。80年代后，先后开发50万亩红壤，成为经济作物的主产地，其产值占全区经济作物总产值83%。90年代始，“三高”农业、特色农业在农业增效中功效日显。南丰蜜桔和特种水产品，广昌白莲、烟叶，东乡生猪、家禽及乳制品，崇仁麻鸡、果蔗，宜黄杂交制种，金溪蚕桑、蜜梨、黄栀子等成为当地农业高效增收主打产品，同时链接、带动其他产业，成为农业产业化和产品商品化核心。2011年全市326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12亿元。90年代中期，临川、南城、南丰、金溪、崇仁、黎川6个县已成为国家商品粮基地，东乡县成为国家商品糖和畜牧产品生产基地。全区商品基地总规模列全省地市之首。2011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608．5万亩，粮食总产量268．5万吨，实现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成为农业高速发展强大动力之一。排灌、耕作机械大量增加，抛秧技术全面推广，明显降低劳动强度而提高效率；杂交制种、薄膜覆盖作物、测土配方、低毒高效农药等大大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国家全面实行“四补贴”制度，开创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实施粮食、油料、生猪生产奖励制度，充分调动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金融支农政策力度加大，农业政策保险从无到有，保险范围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抚州市投入农业建设性资金达到5．6亿元，是“十五”期间的8．9倍。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环境越来越好。“十一五”期间，抚州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村村通公路工程、农村清洁工程等，至2011年全市抓好4140个自然村新农村建设，大部分农民都享受到“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用洁净能”的生活，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切实改观。生产力提高使农业中大量人力和资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一批外出农民工增强经济实力和业务素质后回乡创业，使域内乡镇企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现不少“建筑之乡”“花爆之乡”“运输之乡”等专业村镇。域内建制镇由90年代初45个增加至2011年的90个，非农业人口由1978年36．74万人增至2011年的99．38万人。
工业经济规模迅速壮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90年代，抚州国有工业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经过调整、改造与重组焕发生机，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迅猛发展。抚州撤地设市以后，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坚持主攻工业战略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调整工业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大企业技术改造与自主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力度，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形成食品工业、纺织业、医药行业、化工行业、机械行业、有色金属加工业为主导的六大支柱行业，全市工业呈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201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631户，完成主营业务收入813．96亿元，工业占GDP比重为44．4%。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为329．33亿元，工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工业综合实力明显提高。
市场繁荣兴旺，流通渠道拓宽畅通。1987年10月，第一家专业超市——五皇殿布匹市场建成开业后，生意往来遍及全国。不久，各类专业市场、综合市场在市、县、乡镇普遍兴起，个体商业几乎村村皆有。201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266．17亿元，是1978年72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流通领域，临川数以万计建筑大军到各大城市承包工程，资溪面包店几乎遍及全国。
农田水利和电力建设成效显著。80年代以后，对域内原有水利设施进行加固、扩充，还新建廖坊水库，加固唱凯堤、中洲堤等一批蓄水灌溉和防洪排涝工程。2011年末，全市共有各类水利设施4．57万座（处），有效灌溉面积19．8万公顷，占全市耕地总面积88．3%。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7．86万公顷，占耕地面积79．7%。水利建设带动水电事业快速发展。域内有100千瓦以上水电站373座，总装机容量为320927千瓦，2011年发电总量为94387万千瓦小时。全市9个县实现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
交通运输事业快速发展。抚州是内陆地区，从20世纪初开始，河道淤塞使水运航道逐渐缩短。直到80年代，陆路交通运输仍是“短腿”。90年代初，全区上下形成“若要富，先修路”共识，各级政府齐心协力抓公路建设。鹰厦、浙赣、向乐和即将通车的向莆铁路穿境而过，福银高速、沪瑞高速、鹰瑞高速、抚吉高速贯通全市，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目标；320、316、206国道横穿市境，已形成市境内90分钟经济圈、南昌1小时经济圈、省内4小时经济圈和省际长珠闽地区重要城市6小时—8小时经济圈。2011年，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1．27万千米，其中高速公路486千米，行政村水泥路通达率达到100%。全市有营运汽车41057辆，全年货物周转量3226403万吨千米，旅客周转量274213万人千米。
邮电事业发展突飞猛进。1998年11月，邮政、电讯分开经营，形成电信、移动、联通多家竞争格局。电讯基础设施不断更新升级，无线电集群电话、数字程控电话、模拟移动电话、数字移动电话逐步由后者取代前者。截至2011年，全市拥有固定电话31．5万户，移动电话169．8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20．18万户。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全市城镇化率已由2000年22%增至2011年的38．82%。随着市中心城区抚河橡胶坝工程、一河两岸改造工程、凤岗河滞洪工程、傅家堤防洪工程项目的建设，新建成抚州文化园、名人雕塑园、梦湖、体育馆、汤显祖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拟砚台、汝水森林公园、凤岗河湿地公园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和旅游景区，2011年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扩大到50．2平方千米，形成以市中心城区为核心，以上顿渡镇、抚北镇、温泉镇为卫星的“一心三团”城市组团发展态势，城市带动能力增强。10个县城建成区面积由2005年的69．4平方千米扩大到103．5平方千米。2011年，市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的实施，使城南新区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老城区市政设施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工程、农贸市场等民生工程的实施，使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城市配套功能进一步加强，城市品位进一步提升，抚州的历史文化特色进一步彰显，文化生态的城市风貌已初步形成。
招商引资成效巨大。2002年起，逐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至2011年累计引进市外境内资金1588．6亿元，引进项目总数1545个。对外经济发展步子越来越大。2011年全市进出口总额9．59亿美元，其中出口9．47亿美元。
基础教育优势发扬光大。30多年中，域内高、中等专业院校数量成倍增加，大、中、小学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学手段和教育设施迅速更新，各类成人教育迅猛发展，逐步通过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至2011年，全市有普通高校4所，普通中学213所，职业高中（含职业中专）33所，小学1334所，幼儿园356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在校中、小学生共计69．27万人。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恢复高考以来，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学生38万人，其中录取少年大学生人数224名，占全国1／10，历届高考录取率排位都在全省前3名。80年代始至2011年，在全国性中学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2715人次。抚州优势教育资源，吸引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慕名前来就读。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1979年后，域内确定262个省、地、县级文化保护单位，对南城麻姑山、乐安流坑古村落、金溪陆九渊墓、宜黄谭纶墓、抚州汤显祖墓等大批历史名胜区（点）和文化古迹进行修整或扩建，新建王安石纪念馆、汤显祖纪念馆、汤显祖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曾巩纪念馆、舒同书画陈列馆等一批综合性文化场所。全市125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列入国家“十一五”建设规划，1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列入省级建设规划，已建成投入使用117个，有从业人员221名，文化活动用房达5万平方米。全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个，省级28个。从90年代开始，多种文化市场悄然兴起，400多个业余文艺团体活跃在城乡各地，仅南丰县就有132个傩舞班和2000多名傩舞艺人，并多次组团出国献艺。至2011年，全市有各类文化经营场所2189家，从业人员15797人。临川区和南城县两度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县称号。全市广播人口覆盖率97．5%，电视人口覆盖率99%。
科技事业发展迅速。从1986年起，抚州地区开始编制并实施科技“星火”计划，至2011年共实施各级“星火”计划项目815项。历届政府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仅2011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3．27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0．44%。年末从事科技活动人员12．57万人，有县级以上独立科研机构26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2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民营科技型企业193家，鉴定科技成果62项，鉴定省级重点新产品13项，有3项科技成果获省级技术进步奖。全年专利申请量418件，授权量215件。技术市场活跃，全年技术贸易1．26亿元。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37．03亿元，占GDP比重4．99%。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中共十四大以后，域内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每年增长10%以上，医疗卫生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都不断加快。至2011年，全市有卫生机构2272个，其中医院40所，卫生院170所，村级卫生室1831多个，共有床位7829张。有各类人员18002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1341人。市、县两级医院对疾病治愈率、有效率均在90%以上。
体育事业成为“文化之邦”一枝新秀。1986年—2011年，域内共举办全国性体育赛事23次，承办全省体育赛事81次。抚州籍运动员获世界锦标赛冠军和世界杯冠军各1个，“亚运”和亚洲冠军12个，全运会和全国冠军35个，国际邀请赛冠军5个；破4项亚洲记录、2项全国记录。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81年始，政府多次增加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干部职工工资，同时广辟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33元，比1978年的206元增长80．74倍。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和多种形式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978年132元增加到2011年的7050元，增长53．41倍。人均住房面积城镇达35．38平方米，农村达41．83平方米。接入互联网计算机、家用小车走进城乡居民家庭，冰箱、彩电、手机在城乡居民中普及。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86年58%下降到2011年47．1%，标志着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抚州发展和进步令人欣喜，但与省内设区市相比，其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全球气候变化对市内种养业带来不良影响；生产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将带领全市人民坚定不移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打好“三大战役”，积极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主动融入海西经济区发展格局，着力实施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建设实力抚州、创新抚州、文明抚州、生态抚州、小康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