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宋王朝正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神宗即位后“慨然兴大有为之志”，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任命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事宜。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统观这场变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是： （一）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
①均输法。即责成专为皇帝、皇族和中央政府购买消费物质的发运使，必须了解和熟悉各地所需物质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信息，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尽可能在离京都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
②青苗法。即每年春耕和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政府以低息贷款给农民，以限制豪强大户乘机高利盘削，帮助农民“赴时趋事”，发展生产。
③农田水利法。即按当地户等高下出资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如若私家财力不足，则可向州县政府贷款，而可供利用却被豪强兼并之家垄断了的水渠，则须重新“疏通均济”。
④免役法（募役法）。废除前此依照户等轮流充州县政府职役的旧制，改由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诸路州县则每年预计所需募役之费，由管内住户照户等高下分摊，过去享有免役特权酌富户和女户、僧道户，均与民户一样按照田产多寡交纳役钱，以减轻农民徭役负担，增加农业生产劳力。
⑤市易法。即由政府出资在开封等地设置市易务，收购市场滞销货物，待该货畅销时，再批发给商贩出卖。其批发货款或交纳抵押物品，或赊欠挂帐，半年或一年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偿还市易务，以达政府控制商品流通，抑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龚断和对小商小贩的欺压，保证物价的基本稳定，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⑥方田均税法。以四边各千步为一方，重新清查、丈量全国田亩，防止豪强地主“隐田漏赋”、“诡名挟田”以及“产去税存”的弊端。使赋税负担与实有土地相符，保证政府的田赋岁入。
（二）为“强兵”而推行的新法。
①将兵法。即先在西北的泾、渭、仪、原四州驻军中设置负专责操练军队的将官（由武艺高强的军官充任），分番教阅戍守当地的军队，继而把这一做法向黄河流域和全国各地推行，以改善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②保甲法。即把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和客户），每1 0家组成一保，5保为一大保，1 0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作保丁，并选择其中有物力、有才干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保丁农忙时生产，农闲则按时集合，操练技艺，承担轮流值班、站岗巡查、维持农村社会治安的任务，以提高壮丁的军事素养，补充正规军的缺额，减少政府的养兵费用，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⑧保马法。即废除前此设在大名、沙苑、安阳等地的牧马监，还牧于民，而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5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5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家产高者可养两匹。所养之马由原来的监马配给，或官府给钱令其自买。养马户岁免折变、沿纳钱。马如病毙，3等以上的养马户偿其全值，4等以下者则偿其半。至元丰年间，又在上述诸路改行计资产买马代养的办法。凡养马户皆免其征役，故“民皆乐从”①。
④军器监。设监于开封城内，统属京城的东西广备作和各州的都作院，并依其制作之精粗而为之赏罚，借以推进武器生产，提高武器质量。从此以后，军器的制造质量逐步改善，而且数量之多，足够数10年征战之用。
为了培养、选拔有用之才，以为改革大业的顺利推进提供思想理论的依据和组织上的保证，王安石在领导变法的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改革学校的教学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他训释《诗》、《书》、《周官》三经义，号曰“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之课本。熙宁四年(1071)他首创“三舍法”，走学校与科举相结合的人才选拔之路。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确立太学生的学习、考核的各种规章，在规定的年限及条件内，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最后按照科举的考试法，直接授以官职。他还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取消诗赋、贴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很明显，王安石的这些改革举措，是以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抑制豪强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实力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样的改革比之那些简单的裁减兵员，节约军费，要积极得多，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变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统治集团中保守势力的反抗和围攻，并最终导致了变法韵失败和王安石的两度罢相。特别是元丰八年(1085)，随着宋神宗的逝世，太皇太后高氏的登台和旧派人物司马光的起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安石苦心建置起来的新法，全部罢除。一出前后历15年的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终结在不该终结的地方。
然而，英业未竟，业绩永存。史实表明，这场变法所取得的社会成效，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十分显著而巨大的。表现为： 之一，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在变法的推动下，熙宁二年以后的六七年间，全国兴修的水利达1 0793处，灌溉面积达36309亩。许多河道得到了浚修，减少了水患；许多淤田变泻卤为沃土；许多旱地变成了水田。这一成就，不论是以前的汉唐，还是以后的明清都是无法相比的。
之二，查出了隐田，扩大了耕地。熙丰年间，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田亩为4161455000亩，比英宗治平年间多垦辟丁21 455500亩。特别是针对以往大地主阶级的隐田漏税，变法派以千步方田法清丈开封府界等五路的田亩。其清查的结果，田数从原来的118874203亩增至2484 34 900亩，即查出隐田129560697亩，然后在此基础上均税。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田赋日益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田赋的锐减，又主要来自地主豪绅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登记在国家版籍的土地从真宗时500多万顷下降到280多万顷，所谓“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①，足见隐田之严重。如今，按照清理的田亩征赋，就既打击了豪强地主瞒田逃税的不法行为，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解决了贫下户产去税存的不合理负担。
之三，推动了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仅以熙丰时期的矿冶业为例，各类矿产品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铜，为宋初的3.5倍，高达1500万斤；铅为11倍；锡为9倍。它们分别为唐代的数倍至数十倍。这是变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之四，裁减了军队，减省了军费。宋代中期兵多而滥，其费用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以上。解决“冗兵”是王安有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登台执政以后，在对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也对禁军大加整顿。50岁以上的老弱悉加裁减，又按照步兵500 一营、马兵200 一营的编制合并空报名额的军营。至熙宁八年(1075)，禁军裁减了568688人，厢军为227627人，总额为769315人，比英宗时减少36万余人，比仁宗庆历年间减少45万人。兵员的大量精简，大大的减省了国家军费的支出，其数是，“此治平年间减省八百一十万缗，而比庆历年间至少减一千二百万缗”①。
之五，在社会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统计，变法期间，国家税收比真宗天禧末年增加一倍多。原先空荡荡的国库，数年之间变得充盈起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知枢密院事安焘亦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② 下列再引用二则材料说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一则是反变法派范祖禹在其所作的高赋墓志中所说的： 唐州土旷民寡，岁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图籍考之。自唐乾元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有四，历五代乱及本朝承平，今领县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辟，而人力不至，与弃之无异。募两河饥民，计口与田，比公罢归，增民万一千三百八十户，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①。
二则为宋哲宗元祐六年反变法派掌权期间御史中丞赵君锡对青苗法，常平仓法的一段评论： 臣窃惟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指青苗法），专用籴粜为常平法（指常平仓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风靡宽缓，政事苟且，虽有上条，止有虚文。民间每丰稔，不免为豪宗大姓乘时射利，贱价收蓄；一有水旱，则物价腾踊，流亡饿殍，不可胜计。而官司谨守，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指宣仁太后、宋哲宗）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税尤多，以理论之，当见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数千万，率常壅滞不发，旧法（指青苗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万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匱，反甚于前，不足怪也。……矧当今日钱重物轻之际，行之尤切②。
这两则文字，前者反映改革新政所带来的垦田和赋税共同增长的情况，后者用对比的方式说明青苗法优于常平仓法，表现人们在司马光恢复旧制后对青苗法的怀念和期盼。这就很可表明“熙宁变法”曾经给社会、给民户所带来的好处。
总之，王安石变法，打击了豪强势力，调节和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增加了宋政府的赋税收入，扭转了前此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
这些成就，以铁的事实说明，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顺乎历史、合符民意的，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展示了运动的领导者王安石作为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开拓奋进、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量。尽管在变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颇、偏激、毛病和弊端，但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王安石所预期的“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或者说富国的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这是王安石对民族历史的一个伟大功绩。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