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唯物主义哲学

李觏(1009—1059)，字泰伯，江西南城人。他出身小地主家庭，自幼贫困寒落。两次进京应试落第。晚年经范仲淹和余靖等臣僚荐为太学助教，后升为“直讲”，还做过一度海门（今江苏启东县）主薄。他一生以教授为业，“门人升录千有余人。”①南归后，他在江西南城创建了盱江书院，四方人士慕名而来南城求学者多达“数十百人”。故又被学者尊称为“盱江先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关心时政，潜心著述。他以“康国济民为意”，从22岁始作《潜书》，到末论稿《三礼论》绝笔，近30年如一日地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他的著作涉及面很广，在政治、经济、法学、军事、伦理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著述大都是“愤吊世故，警宪帮国”的政论，被誉为医国之书。他的笔锋所向，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实质上是对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思想批判。其中《庆历民言》、《广潜书》等政治论著，倾吐了他的改革时政的极大热忱；《平土书》、《富国策》和《国用》诸篇，深入地探讨了土地、赋税和财用等问题，集中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易论》和《删定易图序论》等哲学著作，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是北宋中期革新运动中一位有见识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时东南士人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同时期的另一位临川籍的大哲学家王安石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曾多方面接受了李觏的影响，从李觏与王安石思想的许多相通之处，可以推论李觏是王安石思想的先驱。

李觏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这一倾向，在他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在自然观上，李觏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阴阳二气会合而成的。他说：“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天降阳，地出阴，阴阳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①这种认为气构成万物的思想，体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对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运动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突破了前人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对此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飞者得之以卵，百谷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赎，卵者不歹血，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兽有山野，虫豸有陆，鳞介有水，此其宜也。坚者可破而不可软，炎者可灭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干也。”①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包括人类，走兽、飞禽、虫豸、鳞介，乃至百谷草木，都是由物质性的气生成的，并在气的作用下逐渐发展成长，这里已含有对物质发展规律性的总结。

更为可贵的是，李觏已猜测到物质世界内部的对立性。他认为，构成自然界的气并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有阴阳两种，只有这两种气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万物，否则，无论是单一的阳气，还是单一的阴气，都不能生成万物。他问道，“天以阳高于上，地以阴卑于下，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②为进一步论证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他还用男女不合婚，无以生子女为例来说明，这就在万物起源问题上猜测到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

李觏还探讨了事物的常住性和变动性的关系。他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③“若排患解纷，量时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④这就是说，事物发生了变化，不能死守常规，要因时制宜，“可则因，否则革”，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正因此，他特别强调“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⑤反对袭故蹈常，尽循前代政令。这一“通变”思想，表达了一个改革者的愿望。这既是李觏全部革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对“庆历新政”改革运动的理论上的支持。

李觏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继续探讨了认识论问题。他承认主观的东西来自于客观。他在《庆历民言·广意》中指出：“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他还说过：“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①意思是说，人的思想来自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官有所得，才能有所感，有所思。人的品德、思想、知识等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这种对后天学习和实践作用的肯定的观点，客观上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李觏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继承和发扬了以往无神论的战斗精神，针对汉魏以来崇信佛道的现实，提出尖税的批评，指崇信佛道有“十害”，排除则有“十利”。他认为排除佛道是使人民乐业，国家富强的“万世之策”。他甚至还提出了“止度人而禁寺观”的主张。此外，李觏生活的时代，象数学、道教神仙、天命定数等各种迷信观念广为流行，竞连皇帝宋真宗都诞谩天书。为此，他对神仙方士、巫医卜相、吉凶祸福、图谶五行、气数命运、鬼神迷信等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判。他说：“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②他甚至对历代帝王的迷信活动进行斥责。他批评汉武帝延方士、筑宫馆，以求神仙，用不经之言，以东封泰山，禅梁父；汉光武帝不师经籍，而听用图谶之书，以疑天下耳目；唐太宗因循驳杂，浮屠乱法而不知禁；唐明皇兴起老聃庄周之说以害教化。他认为这些帝王在历史上的贡献，并不在于上述迷信活动，而是由于“求辅佐、纳谏诤，夙兴夜寐，以安天下，济生人为意”①而取得的。

李觏还试图洗刷儒家经书的迷信色彩，他批评郑玄注《中庸》的性命之说广求人事以配五行，指斥《乐记》例多阔大，其意汪洋，其文以旧说为陈熟，以虚词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学者观之，耳目惊眩，不知其所取”。②他认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批判“世之鄙儒， 忽其常道，竟习异端，”讲求象数，出入佛老，“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③这种用平凡的人事，解释“易”义，抛弃幽微，诞谩的谬说，闪射出唯物主义的光芒，打破了儒学弥漫的沉闷空气，开了后世对宋儒批判的先河。

李觏还批判了吉凶祸福的迷信说教，主张“吉凶由人”。④他说：“喜福而怠修，则转而之祸，恒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笑皆妄言。”⑤他还指出，五行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宜，则虽相克而吉”，如水如火，发生火灾时，用水救火，不是凶而是吉，反之，“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⑥如水生木，以水浸木，木可致腐。这种以具体条件为转移的“吉凶”论，不仅批判了迷信说教，而且直观地看到了事物对立面的转化和转化的条件。

概言之，李觏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发挥了王充的气一无论思想，在阐述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无神论思想的同时，闪烁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他较深刻地讨论了物质的构成问题，对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力图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也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的思想中也不乏唯心主义的糟粕。对此，我们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例如，他在探讨“太极”问题时就没有完全摆脱客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他说“其气虽兆，然比天地之有容体可见，则是无也。”①这实际上是把“太极”看作“无”。他极力主张“通变”，“因时制宜”，但一触及到封建礼教，即停步了，并视“礼”为万古不变的纲纪。在认识论上，他虽然坚持了“从物到思想和感觉”的认识路线，但当他探究“礼”的起源时，则把礼的制定归于圣人之作，圣人的道德则是不学而自能的，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圣人史观的泥坑。他的无神论思想也不彻底。虽然他极力反对佛道迷信和吉凶祸福的命定论，但当他仕途坎坷、灾患临身以及对强大的自然、社会力量无法抗拒时，却又屈服于鬼神和天命。可见他的思想和他的一生一样，充满着矛盾。尽管如此，李觏仍不愧为临川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思想对王安石及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著作是临川文化史上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