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发展史

江西临川区域，自古以来孕育和积淀了璀璨的临川文化。作为临川区域历代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是临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宋元明时期，以李觏、王安石、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罗汝芳等哲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构成了临川文化的主体内容，标志着临川文化的发展过程，为中国文化进入强化期作出了贡献。纵观临川文化史，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各具特色，但也隐约显现其源流的承袭和联系。

一、为改革制造舆论的“通变”哲学黑格尔说过：“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如前所述，北宋中期是一个普遍改革的时代。同系抚州故里，年龄仅差12岁的两位大哲学家——李觏和王安石，正是这一时代的产儿。以哲学思想为理论根据，洞察封建社会统治的危机，主张变法，是他们的共同结论。

李觏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大胆地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变革。他指出，事物及其规律是变化发展的，人们的行动和认识如不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通权达变，量时制宜，而是墨守成规，固执已见，就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他目睹朝政混乱，决心站到革新者一边，撰写了《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和《庆历民言》等书，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他的学生邓润甫亲自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成为改革的积极分子，他本人也曾受到王安石的称赞。这说明，李觏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朴素辩证法观点是他的政治改革主张的理论依据，并使他成为当时革新运动理论上的支持者。李觏的改革思想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王安石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通过对“元气（太极）生五行万物”的世界观的阐述，描述了一幅生动的宇宙发展的画面，提出了“新故相除”的朴素辩证法，认为施政的方法和措施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各不相同，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改革主张，震撼了当时的整个社会。

二、从“陆学”的确立到“朱陆和会” 南宋时期，政治上政局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南宋统治者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府，一方面，对金国屈膝投降，乞求宽宥，另方面特别注重提倡儒学，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江西金溪的陆象山的“陆学”，应运而生，构成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并使理学发展推向高峰期。

陆象山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哲学命题出发，融思孟思想和禅佛思想于一炉，逐渐确立了“发明本心”的“心学”体系，并与当时理学中实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江西婺源的朱熹建立的“朱学”展开激烈的争鸣。成为一个重要学派。

朱、陆同属唯心主义理学阵营，朱学为客观唯心主义，陆学为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儒学思想家，他们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他们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的学说当作维护封建伦理及支政治制度的理论武器，甚至有过相同的政治感受和政治实践。在哲学世界观上，他们也曾有过共同的出发点，被理解为世界终极性根源的“理”是朱陆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尽管如此，但他们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上都存有分歧并展开过激烈争论，主要表现在“鹅湖之会”和“南康之会”的两次争鸣。

朱、陆争鸣的焦点是道德修养和学习方法问题。在陆象山的一首诗及稍后朱熹的和诗里各自标明了宗旨，也寓有批评对方之意。陆诗曰：“斯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①意即临墟墓而生哀痛之心，入宗庙而起肃敬之念，这是人的本心，本心的理是千古不变的。顿悟功夫是久大的，而渐修功夫是支离的，不免要沉沦。朱熹和诗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②这是说学问要靠逐渐积累，逐步走向绵密深沉。此后，他们还书信往返，进行辩论，集中在“太极”、“无极”的问题上。实质就是“理”到底是超越于物质世界存在于天上，还是根于人心之所固有，这也是朱陆的根本分歧。

陆学的确立，使唯心主义哲学成为临川文化自南宋至元明清时期的主导思想，并对以后的吴澄、吴与弼等人的理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临川区域哲学思想发展到元明时期，仍沿宋代理学道路发展，但出现了“和会朱陆”的特点。

元代江西崇仁杰出的哲学家吴澄，在哲学思想上就直承宋代理学端绪，他虽为朱学的传人，但不存门户之见，在“和会朱陆”之中而趋于陆学，即以陆学为主而参以朱学，强调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其哲学性质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思想是宋代理学在元代的继续，他以陆学为主参以朱学的治学方法，对明代的王阳明及其前驱吴与弼等人有明显的影响，可以说，吴澄的理学是陆学到王学发展的中间环节。

明代，江西崇仁的吴与弼继续沿着吴澄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了宋代程朱理学。他从批评“道问学”引起支离虚道出发，进而转向了陆学。他对“存天理，灭人欲”给予了新解释，所谓天理乃庄子的“顺之以天理”、韩非子的“不逆天理”的自然法则，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他的天道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吴与弼在认识方法论问题方面又得益于陆学。他主张“天理”与“人道”的合一，以“理”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并只有圣人才能领悟“天理”。他还认为，要使自己成为圣人，就必须在日常“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①“慎独”其心，“居敬”“穷理”。即“克己复礼”，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这样，他心目中的“天理”实质上变成了封建的纲常伦理了，他的“深悟”“静虚”的认识方法也显然是在重申陆学的直觉主义的方法。

明代中期，另一位江西南城的哲学家罗汝芳曾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蜚声全国。他的思想源于理学，而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目的，否认“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持见新奇，另辟蹊径，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中期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将唯心主义理学向唯物主义理学方向转化的大突破。

三、为论证儒家的伦理纲常和封建统治的合理与永恒是临川区域贤哲的共同目的临川区域诸位哲人，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李觏、王安石、罗汝芳，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等，哲学思想都源于儒家经典，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从不同的道路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但殊途同归，他们的共同目的，旨在让人们的言行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论证封建伦理及封建统治的永恒合理。如陆学认为封建伦理受于天，根源于人心，所以是绝对的、永恒的、合理的。即使是极力主张变法的李觏、王安石，对于封建制度，也绝不会想去改变它。李觏在阐述了“权变”的思想之后，却把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仁、义、忠、信”说成是不可变革的“百代常行之法”。所以，圣人创造世界，捍卫儒家伦理纲常，维护封建制度，是临川区域诸位贤哲的共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