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家——王安石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不仅是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其为诗，雄直峭劲，壮丽超逸，晚年尤见深婉华妙；其为文，文思开廓，词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拔群，卓然自成北宋大家风范，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宋史》中的《王安石传》，尽管偏见溢出，但在评论其文学成就时，仍然不得不承认王安石才高学博。即便敌视他的人，终难将其掩没。

王安石的散文之作，或“论”、或“记”、或“书序”、或“信札”、或“碑铭”、或“哀祭”，数量甚丰，体式多样，精品殊富，备受后人称颂。

政论文是王安石最擅长的文体，尤见其政治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风采。不论是章、表、书、奏，还是疏解正论，无不旗帜鲜明，说理透彻。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为此中的典范。全篇洋洋万言，以人才问题为主线，剖析“积贫积弱”，抨击时弊黑暗，阐述改革之必然。行文严谨缜密，笔势犀利。文中对陶冶培养“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人才，强调“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有其道”，见其变法之信念，显其改革之思想。相比之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则可谓其变法之先声。这篇“误承圣问”、“越次入对”的札子，先言太祖盛德和五代人君之秉赋天性，以揭示本朝百年无事之因由；次言仁宗之“施为”，述其事，论其效；再言朝政之所失，在上下文的鲜明对照中，以见危机之四伏，“无事”背后隐患之深重。作者赞历代君主和太祖之德，提纲挈领，简洁精炼，重点突出，褒中含贬；扬仁宗之施为，铺述精详，内容丰瞻，六个“……之效也”句式的连用，不仅写来条分缕析，井然有序，且使行文顿生波澜，令人眩目，尤在明为褒奖溢美中，暗寓讥切，引导神宗思索功效后面的弊端；而论朝政之失一段，则以“累世”二字总起，指陈时弊，历数积患，直言以谏，出语惊人，充分体现了大政治家的胸怀气魄和胆识及其忧国爱民之心。全文以进谏之由为始，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敦促和激励神宗励精图治，改革弊政为终，从“无事”中翻出“有事”，欲抑先扬，褒贬相济，主旨鲜明，布局精巧，文气贯通而一体，句式多变而可颂，堪称奏札文中的范本，茅坤称作者为“搏虎屠龙手”，当为的评。以书代论的《答司马谏议书》，亦是一篇名作。作者抓住论敌“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怨谤”数事，针锋相对，逐一驳斥，理足气盛而笔力雄劲，旗帜鲜明而襟怀宽广。其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气势恢宏、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论证，无可辩驳、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不仅表现了荆公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气质和风度，而且表现了安石作为学问家、散文家的素养，向为世人所看重。此外，《兴贤》、《原过》、《复仇解》、《进戒疏》诸篇，或借古证今，力辩兴贤用人之五戒；或连发问诘，评赞“勿惮改过”、人“贵迁善”之美德；或剖析“复仇”，尽脱旧俗，据理批驳往古经典；或顶真格式，推论君王耳目的节制放纵，妙笔于一反一正。凡此种种，足能代表宋代论说文所达到的成就。

王安石的“记”体文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芝阁记》，形象、生动地记述了芝草在时世变迁中或宠或辱、或贵或贱的不同境迁，激励士人不为世俗贵贱所役，积学养德，待机而出。行文夹叙夹议，词锋锐利，笔墨洗炼，蕴藉隽永，韵味无穷。《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一篇，于记述厅壁题名之由后，生发出设理财之法，选守法之吏，于治国安邦重要意义的高论，可以看作是作者后来变法中有关理财思想的雏型，或立法用人方面的一个要略。而《游褒禅山记》则“借题写己，深情高致”①，“逸兴满眼，余音不绝。”② 人物评传和读史杂论乃是王安石之专擅。每每能从一人、一事中，发奇思，翻新意，催人遐想，给人启迪。《书剌客传后》，评古贤五杰之人生信条，层层剥起，言简意赅，见识大胆而超群。《伤仲永》，通过一个神童被流俗所毁的始末，说明人之知识虽与先天资质有关，更在后天学习的道理，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和进步的教育思想。

信札、书序，千殊万端，灵便自由，王安石每能运笔自如而新意迭出。《回苏子瞻简》，以百字之帽，忆相聚，言别后，表眷念，论诗作，评人才，笔墨细腻而质朴洁净，情真意切而格外感人，是文坛两位大师晚年交谊翰墨的一个力证。《答曾巩书》是作者与至友讨论经书的一篇尺幅小品。作者以高识博见，答质疑，辩“乱俗”，提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的惊世之论，探究“何以谓中国圣人之经”和“怎样读经”两大问题，近以自己现身说法，远引古人为学先例，与朋友论道真言挚语，对学术上的是非分分明明，笔墨随意而缜密，申述辩析而得体，文思灵活巧婉，词约畅达理精，虽不及《答司马谏议书》之精妙，仍不失书信文之大可观者。清末古文家林琴南称：“书序最难工……王介甫序经义甚精。”作为学术专论，王安石的《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以《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显示了其反传统、求新变的学术见解，其文斐然成章，高拔不群。

王安石善碑铭、哀祭之文，旦多有佳构传世。《平甫墓志》评述其弟王安国一生事迹，唯以“才行卓越”4字概括平甫的文章与道德，褒奖处不夸饰、不谥美，哀悼时志痛有节又不失情真，使一篇祭吊同胞手足的碑志之文，处处出语自然，行笔精湛严谨，通篇给人以简洁、信实之感，而无“谀墓”、偏颇之嫌。《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以感叹许平虽雄才大略，竞“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为主旨，写生平，叙事迹，尽除琐细杂碎，单提许君之大节；记人事，坚持写实、求真；而虽愤慨不已，仍坚以冷峻，凝激情于藏锋蓄势；而抒发唱叹 ，则一变作“痛写淋离，无限悲凉”①。全文俯仰古今，既激人以共鸣，又发人以深思。其波折迭、起、掷笔天外的布局，措词隽敏，摇曳唱叹的文句，体现了作者折拗峭深、气势雄健、词简意精、义深而明的一贯风格。《唐宋文举要》称其为“感叹深挚，跌宕昭朗”，“有龙跳虎卧之势”。《祭欧阳文忠公文》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作者以议论张本，在对死者的吊慰志哀中赞扬欧阳修的文章、学识和道德，借以寄托自己的仰慕和悼念之情。全篇文笔精练，奇思迭出，虽循骈体旧制，但杂以散文句法，读来韵感和谐而情真意切，文短意丰，气势豪健，结构整伤如一，历来称其语出肺腑，情文相生，在当时一片祭欧声中独传清音。其心志、文思、结撰和语词得前人的评价最高。读其文，既见昌黎“以柳易播”之风范，亦可闻孔明柴桑吊孝之悲慨，更可感王安石临风想望之哀情，世之传为珍品。

王安石的散文有着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异的审美追求。表现为： 1．见博识高，长于议论。王安石是个集政治家、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其“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的深厚积累，入士后丰厚的官宦阅历，尤其是其身处改革旋涡的复杂斗争环境，造就了他深邃的思想和超群的见识，而发之为文，则议论纵横，出语精譬，新见迭现，充分显示了他高拔卓然的思想风采和热情救世的精神面貌。在他的笔下，或论说辩驳、或奏议书章，无不立论精辟，识见超群，多能击中时弊，振聋发聩，即便序跋、游记、书信、碑志一类重在叙述、写景、记事、祭哀的文字，亦议论风生，每多见地，给人启迪。复以《游褒禅山记》为例，作者无意于状山景之美，叙览胜之奇，慨考古之叹，唯落墨于山名之更变，结篇于“有志”、“有力”、“物与相之”的唱吟，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人生立世，凡有志者，须矢志不渝，“慎思”、“深取”。而能持坚韧不拔以尽“吾志”者，方能在“悔”与“无悔”中慨平生之志，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全篇记游略而议论重，不循文体成法，而能独辟蹊径，表现了王安石过人的才思和特有的行文风貌，亦体现了宋人“尚理”的时风。

2．言简词精，理深义明。王安石通于经史，精于文字。其为文，凡翰墨所至，言极简，字极约，每能片言百意，尺幅千里。《读孟尝君传》，为王安石一篇读史杂论，历来以短小别致、出语惊人而著称于世。全文仅4句，88字。首句以立论，开门见山，准确尖锐，干净利落，作者抓住世俗的千年不移之见，既如实叙述，而不改变世人观点的原意，又在句式和词语之间，寓“逆笔”于其内，使其不致于导向荒谬，旦为下文的驳难埋下伏笔。次句以“劈”，笔墨陡转，语出惊人，行文顿生波谰，题旨见出新意，千古定案为之一扫； 3句以“驳”，继2句正面论述盂尝君“不足以言得士”之后，从反面论证盂氏没有得到真正的士，言之有据，行文再转，气势直前，体现了王安石跨越古今，高视一时的思想力度。四句以“断”，回答士之所以不至孟尝君之门的原因，出语峭拔，笔力千钧，戛然而止，收束全篇。统观全文，“语语转，笔笔紧”，波澜层迭，词约意丰。其立意之深邃独到，析理之显豁中肯，文辞之骇俗震世，而成为“千秋绝调”，至今仍被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古文观止》称此篇“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唐宋文举要》亦赞其“寥寥数言，而文势如悬崖断壁”，“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此乃短篇中之极则”。

3．巧于谋篇，曲折多姿。王安石于为文之道，力主内容的“有补于世”，“以实用为本”，又十分看取艺术形式的布局谋篇，词采、气势，讲究表现形式的艺术技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其文，吟其章，每每为之所撼。《送孙正之序》是王安石为其好友孙正之所写的一篇赠序。全文约300字，分为两段。 第一段写君子，先言君子与众人的区别在于特立独行，再言君子对待时与道的关系，并抬出孟子和韩愈作为君子的代表，最后从3个角度映衬烘托君子的孟韩之心。第二段，写好友孙正之行左道而不已的品格，勉励和坚信孙氏一定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发挥其济世安邦的政治作用。纵观全篇写人论道，起笔不凡，言之有序，上下呼应，层层紧逼，环环相扣，笔力贯一，尤其是对比映衬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量。《书李文公集后》一文，以论“贤者之过”为题旨，布局颇见匠心。文章从李翱非难董仲舒谈起，指出李翱言行不一，非难他人而“自待不厚”，并以《诗经》、孔子为例作顺证，以李翱“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为反证，说明“自待不厚”论点的正确。行文为之一抑，读者为之关注。继而调转笔锋，为之一辩，分析李翱之行的特定条件，指出文公怒之有理，斥之有据，并以目光短浅之人为衬，说明李氏斥责宰相全在公心，缺点在于“皆过其分”，行文为之一扬，出人意外，而倍添美感。最后文章从正面论述李翱推贤进善，好恶分明的美好品德，得出贤者之过的结论。从“惜其自待不厚”开篇，到肯定李文公所以为贤作结，作者采用“尺水兴波”之法，先抑后场，虚实结合，正反相济，起伏而多变，曲径而通幽，满溢着奇妙的艺术魅力，堪为文者之借鉴。

王安石的散文，远师孟子、韩愈，近学欧阳修，既得韩愈雄奇奔放、精于布局的阳刚之美，又得欧阳修词约畅达，曲折多姿的艺术风格，博取众长而自成一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发生在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以“古”革新而声势巨大、影响深远的两次文学革命浪潮。运动之所以得以发生、推进并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既是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亦是社会政治革新的斗争需要。唐宋古文运动，实质是两代政治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魏六朝以来，高雅华丽的骈文风靡天下，以至成为少数人的文化装饰品。唐宋古文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以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绩，高扬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击败了形式主义的文学逆流，恢复了现实主义在散文领域的优势，夺回了被骈文统治数百年的文坛主导地位，确立了新鲜、活泼、富有活力的新体散文的绝对权威，同时在题材内容、品种样式、艺术表现等方面，推进了散文的发展步伐。而这个成绩，是由以韩愈、欧阳修为盟主的唐宋八大家共同努力创造取得的。王安石作为八大家之一，自有自己的历史功绩。他与其他七家一样，在中国散文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王安石主要生活、创作于仁宗、英宗、神宗时代，值古文运动的完成阶段。如果说，柳开、王禹儡、姚铉、穆修等辈，继晚唐古文衰微、骈体复起之后，重新举起尊韩旗帜，拉开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序幕，有运动的初发之功；欧阳修以自己理论上的积极主张，创作上的辉煌成就和利用自己主持科举，力倡古文，举拔新秀的惊人业绩，把古文运动推进高潮，并在文坛上取得了压倒的优势；那么，王安石则和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一起，以自己的天才创造和多方面的古文业绩，巩固了前辈的运动成果，发展了前辈的古文事业，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是他，以苜己的政治地位，一再痛斥一味讲究“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的不良倾向，为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是他，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 “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倡“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是他，以自己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就，增强了古文运动的实力，壮大了古文运动的声威。北宋古文运动的最后篇章，是他与曾巩、苏氏三父子共同写就的。

所以，无论从中国散文史抑或北宋古文运动的角度言，王安石都是一个推陈布新，承继以往而开拓未来的重要人物。

全部历史表明，王安石无愧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叱咤风云的政治业绩，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深博的学术和辉煌的文学创作成绩，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的留给后人的丰富著述，成为包括临川区域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他的全部历史活动和全部精神创造，集中地体现了临川文化的精华，展示了临川文化的成就。人们讲临川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讲王安石，人们讲王安石，又每每是指临川文化，王安石历史地成为临川文化的某种象征。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临川文化的史册上，耸立着晏殊、王安石、汤显祖三座高峰。王安石是继晏殊之后，又一座令人仰慕的巍峨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