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世界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
第一节 “荆公新学”的创始人王安石，字介甫。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 11月12日辰时生于临江军（今江西省清江县临江镇）判官官舍中。其父王益进士及第后，历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为判官临江军，领新淦（今江西新干）县，知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移知新繁（四川新都西北）县，知韶州（今广东韶关市）知州，通判江宁（今南京市）府。20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地方官吏。王益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后来，王安石在他写的《先大夫述》一文里，详细记叙了他父亲的生平事迹。王益这些行为，都给年青的王安石以强烈的影响。母亲是江西省金溪县柘冈吴畋之女，“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①，是一位通情达理，有一兰文化教养的老人。
王益一生蹭蹬不达，没能进于“名门宦族”。他在临川县内却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他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携带家眷门行。王安石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他父亲身边度过的。20岁以前，乏父宦游南北各地。仁宗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10岁时候，在韶州居住3年。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1 3岁，因祖父王用之在临川去世，王安石随父奔丧回临川老家，这次在家乡住了3年，是他一生中在家乡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在这段时间内，同金溪外婆家吴氏诸表兄弟一起读书游玩，意气风发，放怀驰聘。守丧期满之后，王益赴京候选。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了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景右四年(1037)王益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通判。王安石又随父到江宁。宝元二年(1039)2月23日，王安石19岁时，王益卒于江宁通判任内，年46岁。从此王安石全家便在江宁寄居下来。
王安石在20岁以前随父到过许多地方。江西的一些州县；岭南的韶州，京城开封，江苏的江宁、扬州等地，几乎走遍半个中国。这就使他增加了许多社会经历，开阔了眼界，同时也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王安石幼年聪明好学。“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① 1 6岁以前，他恃才傲物，意气风发，过着吟风弄月，流连光景的生活。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父亲王益对他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以及为宦的榜样使安石逐渐感到，一个人必须树立远大的理想。他17、18岁时就意识到要作一番事业，必须切实努力，发奋学习，立志利国利民，希胁稷契。于是他谢去日常应酬。不再风流自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学习儒家经典中去。在这时，王安石已孕育着读书应致用的思想萌芽。开始注意对社会人生的探讨，他批判地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又不断吸收新的营养，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学术风格。
王益死后，王安石全家生活更为清苦。在服丧期间，随二兄入学为诸生，更加专心致志地读书。服丧3年期满后，他于庆历元年(10411)自江宁入京应礼部考试。第二年三月，王安石22岁考中了进士，授扬州签判，开始了仕途生活。从庆历三年到嘉祐五年(10413—1060)18年间他签判扬州，知鄞县、通判舒州、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担任了各种地方行政、司法职务，受到深刻教育和实际锻练。其间曾三次还朝，任大理评事、殿中丞、群牧判官等京官，但总不足5年。这一段时期是王安石变法思想和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当时被号称为“通儒”。
嘉祐三年(1058)十月下旬，北宋政府改任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接到诏令后即解事务再回临川。第二年夏天方由临川赴京师，就任三司度支判官。这时由于王安石已做了多年的地方官吏，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地方行政或司法工作，洞察了北宋社会的种种弊端，积累了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开始酝酿着全面政治改革方案。于是就在这年(1059)他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熙宁变法构思了一幅初步的蓝图。当时《言事书》并未引起赵仁宗的重视，但在社会士大夫中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为期约2年半的时间。嘉祐六年六月王安石又调任“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知制诰是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的工作。第二年冬天王安石兼任了同勾当三班院职务。
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去逝，扶柩灵回江宁守丧。3年居丧，使王安石摆脱了政务，得以潜心治学，设帐讲学，许多学者，闻其名而来从学，其中有陆佃、蔡卞、龚原等人，还有其子王雾。
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这时宋王朝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再加上辽、西夏不断侵扰，使宋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困境。宋神宗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大胆起用力主改革的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即召王安石“越次入对”，次年任参知政事，再次年，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
王安石执政后，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他的新法措施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因而引起地主官僚阶层的反对。某些地方官吏实施新法，亦借机对农民进行敲榨盘剥，损害了一些农民的利益。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对新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熙宁七年，王安石辞去官职，退居江宁。一年以后，宋神宗再次起用他，旋又罢相，从此一直住在江宁。元祐元年(1084)四月初六日，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与世长辞了，终年66岁。
王安石的哲学、经济、教育等思想观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思想体系，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派，后世称为“荆公新学”。
“荆公新学”早在王安石的《易解》、《淮南杂说》、《洪范传》等著作问世后，他的新学初步体系就形成了。他的学生陆佃（陆游的祖父）说：“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先生之门。”①可见王安石新学已在士大夫中发生了影响。治平末年王安石在金陵居母丧时，设帐讲学，四方学者负笈来学者甚多，因而王安石的新学就开始向外传播。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撰《三经新义》，颁行于学官，又吸收了一大批学者参加了著述，晚年退居金陵又撰写了《字说》，这些著作便成为“荆公新学”的代表著作，更加扩大了新学的影响。有些学者，还根据王安石新学的精神，另外撰述一系列的著作，对新学加以发挥和阐明，新学的体系和内镡更加扩充了，为王安石变法革新在经书中找到了理论根据。为推行新法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王安石新学著作，决不能局限于这几本书，除《三经新义》、《字说》外，尚有《易义》20卷，今佚。《洪范传》1卷，《论语解》10卷，今佚，《孟子解》1 4卷，今佚， 《老子注》2卷，《淮南杂说》10卷，今佚，《临川先生文集》1 00卷，今存。《钟山日录》20卷，或曰1 8卷，今佚。 《楞严经解》 10卷，今存，《左氏解》1卷，今佚，《孝经解》1卷，今佚，《礼记要义》 2卷，今佚，《群经新说》12卷，今佚。还有传播王安石新学的著作，砚存的有王雾的《老子注》、《庄子注》，蔡卞《毛诗名物解》，陆佃的《陶山集》、《尔雅新义》、《埤雅》，龚原《易传》，陈详道《论语解》、《礼书》，耿南仲《周易新讲义》，郑宗颜《考工记注》，王昭禹《周礼详解》，林之奇《尚书全解》、《拙斋文集》。
由于“荆公新学”适应北宋中期改革的要求，所以一建立，便以思想深邃博大以及特有的革新精神，震动了当时思想界。我们知道旧经学是专以章句训诂为教，而不阐明经典大义，王安石则认为治经的目的主要是发明经典中的圣人之“妙道至言”，而不能专在章句训诂上下功夫。章句训诂仅仅是弄懂经典义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把阐明经典义理放在首位，重视性命道德问题的讨论。因此王安石对旧经学束缚思想的弊端，进行了改革。他采用了注经不改经的治经方法。在阐明经典大义中，发挥自己的新见解，即苏东坡所说的“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①“荆公新学”反对了汉儒章句训诂之学，扩大了性命义理的阵地，在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在知识分子中培养起重义理，轻传统的新学风，这对经学是一次重大的革新。
由于“荆公新学”的基本精神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等积弊，因而在要求改革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到了熙宁年间，“荆公新学”就在思想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前后总计“荆公新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荆公新学”达到了“ 人人靡然自从”、“化革了人心”的程度 ，“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对北宋后期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改革中，指导了中国封建社会时代景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北宋以后历代王朝的改革，也都渗透了“荆公新学”的革新精神。
第二节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王安石是临川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由他所领导推行的熙宁变法及其理论基础——哲学思想是北宋时代的产物。他概括了北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的成就，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路线，建立了以“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不相干”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建立了万物皆变和运动变化的根据在于事物内部有“耦”、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在认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在此理论基础上，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积极倡导和推广新法，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改革事业。
一、唯物主义道气一元论在道学家们援释、道以入儒的北宋时期，儒家经典中的太极阴阳之理和五行生克之说，几乎成了哲学家普遍征引的思怨资料。在太极是理还是气，是精神性的本体还是物质性的实体问题上，李觏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根据刘禹锡“所谓无形，盖无常形”①的思想，把太极规定为“既无客体可见”的“无”，又是“其气已兆”的“有”②以此标志原始统一体的物质性；并根据柳宗元“愿昧革化，惟元气存”③的气化论思想，指出只有太极统一体中的“阴阳二气之会”，才能产生有“象”有“形”的五行万物④；力图把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在宇宙生成论问题上发展唯物主义。但李觏把太极的“无形”解释为“无”⑤，虽然显示出其抽象思维的理论水平，但也有滑向唯心主义的可能。王安石继承李觏的唯物主义路线，继续对太极产生五行万物的问题进行艰苦的哲学论证。
第一，元气——道之本体的新规定 “道”（即“理”）为“气”本，还是“气”为 “道”本，这是北宋及以后唯心主义理学和唯物主义斗争的焦点。唯心主义坚持前者，如朱熹认为“理”（即“道”）为“气”本，气依据理而存在。⑥，而他们所谓的“理”（或“道”）则是一种精神的产物，一种抽掉了物质内容的观念。因此，归根到底，他们是把精神性的东西看作第一性的，把物质看成是派生的。王安石与此相反，在他看来，“气”是天地万物的基础，他在其重要著作《洪范传》《周官新义》和其他诗文中，多次肯定“气”是万物的本源。他说：“万物一气也”⑦“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体（即“正气”）则卓然独立。⑧“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①， “生物者气也”②这就是说，“道”（有时称“太极”或“天”），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源；而造化万物的人又称之为“气”，这种气是不依赖其他东西而存在的独立实体，即物质性的。这一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正因如此，程颢说王安石“说道时已与道离”，“只说道时，便不是道”。③这从反面告诉我们，王安石说的“道”，不是后来理学家所谓的先于气而独立派生万物的道。
第二，宇宙生成的新论证王安石从“元气”道之本体的命题，自然推出“元气”是构成宇宙的始基的结论。他认为，宇宙是由元气，阴阳，五行依次演化而来的。“以冲和之气鼓动子天地之间，而生养万物。”④他说到：“冲气为元气之所生。”⑤意即宇宙万物由道产生，道即元气。有诗为证：“浑沌死，乾坤至，造作万物丑妍巨细各有理。……造始乃与元气并。” ⑥，这就是说浑沌的物质性的元气是宇宙万物的始基，元气造作万物时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宇宙万物都是“元气”有规律的演化结果。
元气是怎样演化万物呢？王安石对此亦有新论。他认为，元气首先一分为二，产生“阴阳”，阴阳“交感”即相互作用产生“冲气”，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产生五行。“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⑦万物之所以有丑妍巨细的差别，是由五行规定的。他又说“盖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刚，故木挠和水弱，金坚而火悍。悍坚而济以和，万物之所以成也。”①即五种元素按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构成刚柔相济的宇宙万物。
总之，王安石所描述“元气一阴阳一冲气一五行一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是相当完整的，正如马振铎先生所说，这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从哲学上说，王安石的“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②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和《易大传》的思想。所不同的，王安石这里指的是气的演化过程，他所谓的“道”是以“元气”为本体的道，也就是“元气”演化的道路和程序，他所谓的“两”即“阴阳”、“三”即“冲气”、“五”即“五行”，而“元气”，“阻阳”“冲气”“五行”都是气的不同形态。因此，一王安石所描绘的宇宙生成发展过程，尽管猜测成分居多， 却是没有任何神秘力量参予的物质发展过程，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
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论在科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欧洲的宇宙论，包括古代原子论者的宇宙生成论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说，都把混沌状态的物质微粒作为宇宙发展的起点。这些物质微粒在机械力的作用下，相互结合，从而形成各种天体和宇宙万物。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论具有与此不同的特点。首先，他假定的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在王安石关于“元气”的概念中，物质和空间是统一的，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其次，王安石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纯机械力作用过程，也不是占较小空间的物质微粒组合成占较大空间的物体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论尽管是才的猜测，但是它包含着合理的成分。
二、“新故相除”的朴素辩证法王安石的自然观既是唯物主义的，也是辩证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运动变化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灭。他说：“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①“尚变者，天道也。”②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山川在理有崩竭，丘壑自古相虚盈。谁能保此千世后，天柱不折泉常倾。”③这里包含着这样的思想：万物皆变，像山川丘壑亦处在运动变化之中，方为在理，尤为可贵是王安石认为运动变化是“新故相除”即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的新陈代射。他说：“有阴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④意即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规律。人也应效法自然，自觉地去推陈布新。
为什么宇宙万物会运动变化呢？王安石认为，由五行所构成的万物“皆各有耦”，“耦之中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⑤他说：“道立于两，成于三，而变于五”⑥这就是说，事物发展的规律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矛盾对立的结果形成新事物，从而引起天地间五行之物的无穷变化。
王安石还认识到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他说：“盖有无者，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故非有则无以见无，而非无则无以出有”⑦。意即没有“东”就没有“西”，没有“无”也就没有“有”，“有”“无”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他还说：禽（即“无”——引者），从大，辑，从亡，盖大，者，“有”之极也，‘有’极则复此于“无”者矣。”①“有无之变，更出迭入”。②这是说，最大的“有”则复归于“无”，“有”，“无”是相互转化的。此外王安石认为：“始”和“终”、“损”和“益”也是既对立又互相转化的。
王安石还力图用“天道尚变”和“新故相除”的辩证法来观摩社会历史，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他说：“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设施之方皆殊。”③意即施政方法和措施应随时代形势的变化而各不相同的。以这种哲学思想为基础，王安石曾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主张，大胆进行“熙宁变法”，充分显示了其政治改革的战斗精神。
应该承认，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家矛盾身份决定了王安石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他认为理想的境界“入神”就“无对”了。又认为“静是动之主”，把事物变化最后归之于“静”。他企图“改革”现存社会的弊端，但又根本不想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和秩序。这就决定了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运动和辩证法都不可能是彻底的。
三、有明显唯物主义倾向的朴素反映论王安石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在人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王安石肯定人的认识能力，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们通过感觉和思维能够认识世界万物。他说：“夫人莫不有视、听、思，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视而使之明，听而使之聪，思而使之正，皆人也。”①这就是说，目有视觉能力，耳有听觉能力，心有思维能力，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否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思维能否正确，就要靠人的学习和锻炼。他曾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第二次到金溪探亲时再次问及传闻一时的金溪神童方仲永之事，得知，“泯然众人矣”，感叹之余，作《伤仲永》 一文来说明经验和学习的重要性，即使是天赋聪颖者，后天不注重学习也只能成为平庸之辈，告诫人们不要依赖天赋，而要重视学习。他在《洪范传》中讲到“貌、言、视、听、思”五事时，强调“视听思”作用，说：“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②“明则善视，故作哲，聪则善听，故作谋；睿则思无所不通，故作圣。”③这里，王安石将智慧（哲）谋略（谋）看成根源于善视，善听，因而在五事的顺序上，将视、听摆在思的前面，作为思的基础。他说：“既哲矣，然后能听而成其谋，能谋矣，然后可以思至于圣。”④“五事以思为主”⑤，“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⑥这说明了，王安石已经认识到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阶段进入到理性认识阶段。思在人的整个认识过程的重要意义。这种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也是辩证的。
究竟人们的认识从何而来呢？是人脑主观自生的，还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呢？王安石对此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肯定回答：“接于物而后动”⑦，即视、听、思等认识活动和喜、怒、哀、乐、好、恶、欲等情感活动都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由外界事物刺激而引起的。他说：“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观身，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观家。以至于乡、国、天、下。”⑧这就是说，对于人身、家庭、乡城、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只有通过对于这些客观事物及其运行规律的观摩才能得到。并且人们的认识必须“与时推移，与物运（转）”①即必须随着时势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这表明王安石在认识路线上所坚持的是一条从物到思想和感觉的唯物主义路线。
在肯定王安石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倾向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其中包含着不少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糟粕，如少数圣贤可以不听而“先聪”，不视而“先明”，“圣人内求，老人外求，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得其欲”。②这就完全否认了认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认识被看成纯粹“内省”的活动。在这里，王安石与后来的陆象山的“心即理也”殊途同归，从而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
四、王安石在北宋哲学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北宋时期，儒学家们纷纷觉醒，致力于振兴儒学，改变长期以来佛道两家的声势凌驾于儒家之上的状态，使儒家的地位重新居于佛道两家之上，王安石就是为这一转变作出重大贡献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临川文化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王安石在学术上不存门户之见。他援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凡其可以吸取之处，一律公开而不是遮遮掩掩的加以吸取，这就使得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探索研究方面取得了超出前人的成就，从而使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因此，把王安石视为北宋儒家中高踞首位的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北宋中期政治、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又给北宋政治经济和思想以重大影响。他的思想后世称之为“荆公新学”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60余年，达到“人人靡然而从”，“化革了人心”的程度，此后整整二、三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新学”的哺育下成长的，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安石的“新学”结束了汉儒“章句注疏之学”，开宋儒“性命之义理之学”的先河。
第三节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北宋中期宋王朝正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神宗即位后“慨然兴大有为之志”，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任命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事宜。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统观这场变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是： （一）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
①均输法。即责成专为皇帝、皇族和中央政府购买消费物质的发运使，必须了解和熟悉各地所需物质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信息，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尽可能在离京都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
②青苗法。即每年春耕和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政府以低息贷款给农民，以限制豪强大户乘机高利盘削，帮助农民“赴时趋事”，发展生产。
③农田水利法。即按当地户等高下出资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如若私家财力不足，则可向州县政府贷款，而可供利用却被豪强兼并之家垄断了的水渠，则须重新“疏通均济”。
④免役法（募役法）。废除前此依照户等轮流充州县政府职役的旧制，改由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诸路州县则每年预计所需募役之费，由管内住户照户等高下分摊，过去享有免役特权酌富户和女户、僧道户，均与民户一样按照田产多寡交纳役钱，以减轻农民徭役负担，增加农业生产劳力。
⑤市易法。即由政府出资在开封等地设置市易务，收购市场滞销货物，待该货畅销时，再批发给商贩出卖。其批发货款或交纳抵押物品，或赊欠挂帐，半年或一年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偿还市易务，以达政府控制商品流通，抑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龚断和对小商小贩的欺压，保证物价的基本稳定，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⑥方田均税法。以四边各千步为一方，重新清查、丈量全国田亩，防止豪强地主“隐田漏赋”、“诡名挟田”以及“产去税存”的弊端。使赋税负担与实有土地相符，保证政府的田赋岁入。
（二）为“强兵”而推行的新法。
①将兵法。即先在西北的泾、渭、仪、原四州驻军中设置负专责操练军队的将官（由武艺高强的军官充任），分番教阅戍守当地的军队，继而把这一做法向黄河流域和全国各地推行，以改善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②保甲法。即把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和客户），每1 0家组成一保，5保为一大保，1 0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作保丁，并选择其中有物力、有才干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保丁农忙时生产，农闲则按时集合，操练技艺，承担轮流值班、站岗巡查、维持农村社会治安的任务，以提高壮丁的军事素养，补充正规军的缺额，减少政府的养兵费用，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⑧保马法。即废除前此设在大名、沙苑、安阳等地的牧马监，还牧于民，而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5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5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家产高者可养两匹。所养之马由原来的监马配给，或官府给钱令其自买。养马户岁免折变、沿纳钱。马如病毙，3等以上的养马户偿其全值，4等以下者则偿其半。至元丰年间，又在上述诸路改行计资产买马代养的办法。凡养马户皆免其征役，故“民皆乐从”①。
④军器监。设监于开封城内，统属京城的东西广备作和各州的都作院，并依其制作之精粗而为之赏罚，借以推进武器生产，提高武器质量。从此以后，军器的制造质量逐步改善，而且数量之多，足够数10年征战之用。
为了培养、选拔有用之才，以为改革大业的顺利推进提供思想理论的依据和组织上的保证，王安石在领导变法的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改革学校的教学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他训释《诗》、《书》、《周官》三经义，号曰“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之课本。熙宁四年(1071)他首创“三舍法”，走学校与科举相结合的人才选拔之路。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确立太学生的学习、考核的各种规章，在规定的年限及条件内，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最后按照科举的考试法，直接授以官职。他还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取消诗赋、贴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很明显，王安石的这些改革举措，是以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抑制豪强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实力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样的改革比之那些简单的裁减兵员，节约军费，要积极得多，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故，变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统治集团中保守势力的反抗和围攻，并最终导致了变法韵失败和王安石的两度罢相。特别是元丰八年(1085)，随着宋神宗的逝世，太皇太后高氏的登台和旧派人物司马光的起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安石苦心建置起来的新法，全部罢除。一出前后历15年的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终结在不该终结的地方。
然而，英业未竟，业绩永存。史实表明，这场变法所取得的社会成效，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十分显著而巨大的。表现为： 之一，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在变法的推动下，熙宁二年以后的六七年间，全国兴修的水利达1 0793处，灌溉面积达36309亩。许多河道得到了浚修，减少了水患；许多淤田变泻卤为沃土；许多旱地变成了水田。这一成就，不论是以前的汉唐，还是以后的明清都是无法相比的。
之二，查出了隐田，扩大了耕地。熙丰年间，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田亩为4161455000亩，比英宗治平年间多垦辟丁21 455500亩。特别是针对以往大地主阶级的隐田漏税，变法派以千步方田法清丈开封府界等五路的田亩。其清查的结果，田数从原来的118874203亩增至2484 34 900亩，即查出隐田129560697亩，然后在此基础上均税。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田赋日益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田赋的锐减，又主要来自地主豪绅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登记在国家版籍的土地从真宗时500多万顷下降到280多万顷，所谓“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①，足见隐田之严重。如今，按照清理的田亩征赋，就既打击了豪强地主瞒田逃税的不法行为，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解决了贫下户产去税存的不合理负担。
之三，推动了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仅以熙丰时期的矿冶业为例，各类矿产品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铜，为宋初的3.5倍，高达1500万斤；铅为11倍；锡为9倍。它们分别为唐代的数倍至数十倍。这是变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之四，裁减了军队，减省了军费。宋代中期兵多而滥，其费用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以上。解决“冗兵”是王安有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登台执政以后，在对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也对禁军大加整顿。50岁以上的老弱悉加裁减，又按照步兵500 一营、马兵200 一营的编制合并空报名额的军营。至熙宁八年(1075)，禁军裁减了568688人，厢军为227627人，总额为769315人，比英宗时减少36万余人，比仁宗庆历年间减少45万人。兵员的大量精简，大大的减省了国家军费的支出，其数是，“此治平年间减省八百一十万缗，而比庆历年间至少减一千二百万缗”①。
之五，在社会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统计，变法期间，国家税收比真宗天禧末年增加一倍多。原先空荡荡的国库，数年之间变得充盈起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知枢密院事安焘亦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② 下列再引用二则材料说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一则是反变法派范祖禹在其所作的高赋墓志中所说的： 唐州土旷民寡，岁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图籍考之。自唐乾元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有四，历五代乱及本朝承平，今领县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辟，而人力不至，与弃之无异。募两河饥民，计口与田，比公罢归，增民万一千三百八十户，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①。
二则为宋哲宗元祐六年反变法派掌权期间御史中丞赵君锡对青苗法，常平仓法的一段评论： 臣窃惟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指青苗法），专用籴粜为常平法（指常平仓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风靡宽缓，政事苟且，虽有上条，止有虚文。民间每丰稔，不免为豪宗大姓乘时射利，贱价收蓄；一有水旱，则物价腾踊，流亡饿殍，不可胜计。而官司谨守，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指宣仁太后、宋哲宗）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税尤多，以理论之，当见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数千万，率常壅滞不发，旧法（指青苗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万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匱，反甚于前，不足怪也。……矧当今日钱重物轻之际，行之尤切②。
这两则文字，前者反映改革新政所带来的垦田和赋税共同增长的情况，后者用对比的方式说明青苗法优于常平仓法，表现人们在司马光恢复旧制后对青苗法的怀念和期盼。这就很可表明“熙宁变法”曾经给社会、给民户所带来的好处。
总之，王安石变法，打击了豪强势力，调节和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增加了宋政府的赋税收入，扭转了前此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
这些成就，以铁的事实说明，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顺乎历史、合符民意的，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展示了运动的领导者王安石作为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开拓奋进、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量。尽管在变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颇、偏激、毛病和弊端，但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王安石所预期的“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或者说富国的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这是王安石对民族历史的一个伟大功绩。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
第四节开一代风气的诗坛宗匠王安石对文学的见解，和他的前辈欧阳修、梅尧臣的大致相同。王安石在《张刑部诗序》中说：“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敞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这是说：他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对西昆体必须进行有力的批判。他又在《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一诗中说：“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这是说：李白、杜牧生当乱世，只能以文辞逞才，而缺乏远大的志向。批评李白、杜牧，说明他对诗歌的思想性提出了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王安石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文学为变法革新服务，注意联系国计民生的实际，以期“有补于世”。他在《上人书》中说：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 ，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段话论述了内容和形式的主次关系，即认为内容是主，形式是次，但并不否认应当讲求形式，肯定艺术技巧必须服从思想内容，但又不能只注重思想内容。这种文学主张，既继承又发展了欧、梅的文学理论，对于进一步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
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在“以适用为本”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王安石的诗和他的散文一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变法斗争服务的，但成就超过了散文。现存1531首王诗，大致可以罢相(1076)划界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以政治诗为主。王安石写的大量的政治诗，内容充实，政治倾向性非常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感事》、《兼并》、《发廪》、《省兵》等诗揭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内政的腐败，指出兼并土地的危害，提出了“精兵择将”的建议。他在《兼并》诗中写道：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控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口台。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榷。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诗中揭露了兼并的危害，提出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的政治主张，为后来的革新变法准备了舆论。《感事》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吃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秋收不久的冬春两季之间，“老弱”就因饥寒而“僵仆”，“自谓民父母”的“州家”、“县吏”，不但见死不救，反而“闭仓庾”、“鞭租负”。农民的苦难，坚定了王安石在政治上要求采取革新措施的决心。又如：《收盐》、《河北民》等诗反映了人民群众受迫害、受压榨的悲惨遭遇，表现了诗人关心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思想。《河北民》是王安石的名篇，诗中写道：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这首诗描写黄河南北广大人民在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并抨击了朝廷对内重敛于民、对外献媚事敌的腐败政策，末二句更表达了作者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之情。又如：《阴山画虎图》、《同昌叔赋雁奴》、《白沟行》等诗，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侵略面前麻痹苟安深感不安，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前途的深忧。他在《白沟行》诗中写道：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马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钮授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竦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白沟，即今河北省内的北拒马河，是北宋与辽的分界河。作者对当时边将所任非人以及普遍存在的武备废驰、轻敌麻痹现象深感忧虑，希望有李牧、廉颇那样的爱国良将来守卫边疆。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咏史诗，其中出名的有：《商鞅》、《范增》、《张良》、《贾生》、《赐也》、《乌江亭》、《诸葛武侯》、《杜甫画像》、《明妃曲》等。这些诗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都抒发了作者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明妃曲二首》是王安石咏史诗中的名篇。郭沫苦在他的《王安石的《明妃》》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有《明妃曲二首》，这在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历代的诗、词、曲中应该是最上乘的作品。作为诗人的王安石，在我看来，这两首乐府也是最足以代表他的。”下面是《明妃曲二首》中的第一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首诗描写了历史人物王昭君（明妃）的不幸遭遇，就传统题材翻出了新意。南朝吴均的《西京杂记》说：昭君所以送去“和蕃”，是因为画工毛延寿贪污弄权，把她的图像画坏了，致使昭君入宫数年不得见汉元帝，终于被嫁到匈奴去。后来，汉元帝发现了昭君的美貌，但为时已晚，因而恼羞成怒，把画工毛延寿杀了。对这件事王安石却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把批判的锋芒转到了皇帝身上，替毛延寿翻了案，而且更主要的是唱出了诗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此诗一出，当时名流如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曾巩等纷纷属和。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咏物诗。这些咏物诗，大都寄托了作者自己的胸襟抱负。如：他在《孤桐》诗中写道：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通过描写梧桐那刚劲、挺拔的恣态，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同守旧派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的怀乡、思亲、赠友的诗。这些诗歌充满着对家乡的绵绵思念，对亲友的真挚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都写得一往情深，动人心曲。如他的《忆江南》诗： 城南城北万株花，池面冰消水見沙。
回首江南春更好，梦为蝴蝶亦还家。这是作者宦游北方时所作。当诗人看到鲜花遍地、水清见沙的美景时，不禁回想起江南的春色比这儿更美，便梦里变作蝴蝶也要飞回家乡。诗人对家乡的感情多么深厚。又如他的《寄友人》诗： 飘然羁旅尚无涯，一望西南百叹嗟。
江拥涕演流入海，风吹魂梦去还家。
平生积惨应销骨，今日殊乡又见花。
安得此身如草树，根株相守尽年华！离乡越久，思乡之情越加深切。这是王安石一首句句刻骨铭心、字字力透纸背的思乡名篇。又如他的《为裴使君赋拟岘台》诗： 君作新台拟岘山，羊公千载得追攀。
歌钟殷地登临处，花木移春指顾问。
城似大堤来宛宛，溪如清汉落潺潺。
时平不比征吴日，缓带尤宜向此闲。拟岘台在临川城东盐步岭，下临抚河，为宋时登临胜地。这首诗描写拟岘台依山傍水的优美风光，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又如他的《乌塘》诗： 乌塘渺渺渌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
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乌塘，在江西金溪县西南三十里，为王安石外婆家所在地。这首诗描写的乌塘春景，恍如园扇小幅山水，清妍雅丽，是王安石描写家乡山水风光诗中的名篇。又如他的《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诗： 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襟不自知。
除却东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吴氏女子，即王安石长女，宝文阁待制吴安持之妻。这首诗写送六弟王安礼过江联想起送女儿渡江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女儿的不尽思念之情。又如他的《赠曾子固》诗：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 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句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今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曾巩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在这首诗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同时对曾巩的文章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王安石前期诗歌中，还有一首《忆昨诗示诸外弟》诗。这首诗写他出仕前的经历和思想，是考察王安石早年生活的重要依据。诗中说：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困困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弃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睛……诗中描绘了家乡春天的旖旎风光，记述了少年时代的有趣生活，表达了诗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后期诗歌，则写于罢相隐居时期。由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大量的写景诗代替了前期的政治诗。如：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①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① 这两首诗都是王安石晚年所写七绝中的名篇。前篇湖阴先生即杨德逢。杨德逢是王安石在钟山的邻居兼好友，诗中极力称赞杨家环境的幽美、景物的秀丽，从而透露出作者对主人高雅人品的称赏。后篇北山即钟山，诗写山中之水，兼状闲游的乐趣，末两句尤为人们所称道。但是，作为政治家兼诗人的王安石，并不一味忘情于山水。他在《六年》诗中写道： 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
回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这说明王安石罢相后仍惦记变法，仍关心国事，不甘寂寞的内心还时时在跳动。
大抵说来，王安石前期诗歌长于说理，做到了以议论入诗，以文字为诗，诗风直露、雄奇、峭劲。如他的《众人》诗：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惟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这首诗以议论为主，多用虚字，是典型的宋诗风格。后期诗歌艺术表现臻于圆熟，不少名篇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做到了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诗风深婉、华妙、清新。如他的《泊船瓜洲》诗： 京口瓜洲一水问，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写得景美而情深，反映了王安石晚年卓绝的艺术造诣。
梁启超说：“荊公之诗，实遵西江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是不可不尸祝也。…①这说明王安石是开一代风气的诗坛宗匠，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被人誉之为“王荆公体”。② 王安石的词，今存29首。③虽然，“荆公词不能名家，然亦有绝佳者。”①因为“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⑤如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是作者在治平四年(1067)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旧称金陵）时所作。上片写登高远望所见金陵的壮丽景色；下片通过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寓有伤时之感。为当时传诵的名篇。据《草堂诗余·后集》卷上引《古今词话》载：“金陵怀古，诸公寄调于《桂枝香》凡30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日：‘此老乃野狐精也！’” 此词雄浑、苍凉、遒劲，寄慨深远，是一首气豪境高、不同凡响的怀古词。但他的“艺术风格不同于晏、欧等词家，不妨说是苏轼开创豪放派的先驱和同调。”⑥又如他的《菩萨蛮》词： 数问茅屋闷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王安石不仅集句为诗，而且集句为词。这首词最值得称道的是集诗句为词这一艺术形式，体现了作者学富才高的创作工力。集诗句为词，这是王安石的首创，同时的苏轼、黄庭坚，后来的辛弃疾等，皆相效法。这是王安石对宋词艺术形式的一大贡献。
第五节杰出的散文大家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不仅是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其为诗，雄直峭劲，壮丽超逸，晚年尤见深婉华妙；其为文，文思开廓，词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拔群，卓然自成北宋大家风范，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宋史》中的《王安石传》，尽管偏见溢出，但在评论其文学成就时，仍然不得不承认王安石才高学博。即便敌视他的人，终难将其掩没。
王安石的散文之作，或“论”、或“记”、或“书序”、或“信札”、或“碑铭”、或“哀祭”，数量甚丰，体式多样，精品殊富，备受后人称颂。
政论文是王安石最擅长的文体，尤见其政治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风采。不论是章、表、书、奏，还是疏解正论，无不旗帜鲜明，说理透彻。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为此中的典范。全篇洋洋万言，以人才问题为主线，剖析“积贫积弱”，抨击时弊黑暗，阐述改革之必然。行文严谨缜密，笔势犀利。文中对陶冶培养“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人才，强调“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有其道”，见其变法之信念，显其改革之思想。相比之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则可谓其变法之先声。这篇“误承圣问”、“越次入对”的札子，先言太祖盛德和五代人君之秉赋天性，以揭示本朝百年无事之因由；次言仁宗之“施为”，述其事，论其效；再言朝政之所失，在上下文的鲜明对照中，以见危机之四伏，“无事”背后隐患之深重。作者赞历代君主和太祖之德，提纲挈领，简洁精炼，重点突出，褒中含贬；扬仁宗之施为，铺述精详，内容丰瞻，六个“……之效也”句式的连用，不仅写来条分缕析，井然有序，且使行文顿生波澜，令人眩目，尤在明为褒奖溢美中，暗寓讥切，引导神宗思索功效后面的弊端；而论朝政之失一段，则以“累世”二字总起，指陈时弊，历数积患，直言以谏，出语惊人，充分体现了大政治家的胸怀气魄和胆识及其忧国爱民之心。全文以进谏之由为始，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敦促和激励神宗励精图治，改革弊政为终，从“无事”中翻出“有事”，欲抑先扬，褒贬相济，主旨鲜明，布局精巧，文气贯通而一体，句式多变而可颂，堪称奏札文中的范本，茅坤称作者为“搏虎屠龙手”，当为的评。以书代论的《答司马谏议书》，亦是一篇名作。作者抓住论敌“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怨谤”数事，针锋相对，逐一驳斥，理足气盛而笔力雄劲，旗帜鲜明而襟怀宽广。其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气势恢宏、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论证，无可辩驳、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不仅表现了荆公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气质和风度，而且表现了安石作为学问家、散文家的素养，向为世人所看重。此外，《兴贤》、《原过》、《复仇解》、《进戒疏》诸篇，或借古证今，力辩兴贤用人之五戒；或连发问诘，评赞“勿惮改过”、人“贵迁善”之美德；或剖析“复仇”，尽脱旧俗，据理批驳往古经典；或顶真格式，推论君王耳目的节制放纵，妙笔于一反一正。凡此种种，足能代表宋代论说文所达到的成就。
王安石的“记”体文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芝阁记》，形象、生动地记述了芝草在时世变迁中或宠或辱、或贵或贱的不同境迁，激励士人不为世俗贵贱所役，积学养德，待机而出。行文夹叙夹议，词锋锐利，笔墨洗炼，蕴藉隽永，韵味无穷。《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一篇，于记述厅壁题名之由后，生发出设理财之法，选守法之吏，于治国安邦重要意义的高论，可以看作是作者后来变法中有关理财思想的雏型，或立法用人方面的一个要略。而《游褒禅山记》则“借题写己，深情高致”①，“逸兴满眼，余音不绝。”② 人物评传和读史杂论乃是王安石之专擅。每每能从一人、一事中，发奇思，翻新意，催人遐想，给人启迪。《书剌客传后》，评古贤五杰之人生信条，层层剥起，言简意赅，见识大胆而超群。《伤仲永》，通过一个神童被流俗所毁的始末，说明人之知识虽与先天资质有关，更在后天学习的道理，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和进步的教育思想。
信札、书序，千殊万端，灵便自由，王安石每能运笔自如而新意迭出。《回苏子瞻简》，以百字之帽，忆相聚，言别后，表眷念，论诗作，评人才，笔墨细腻而质朴洁净，情真意切而格外感人，是文坛两位大师晚年交谊翰墨的一个力证。《答曾巩书》是作者与至友讨论经书的一篇尺幅小品。作者以高识博见，答质疑，辩“乱俗”，提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的惊世之论，探究“何以谓中国圣人之经”和“怎样读经”两大问题，近以自己现身说法，远引古人为学先例，与朋友论道真言挚语，对学术上的是非分分明明，笔墨随意而缜密，申述辩析而得体，文思灵活巧婉，词约畅达理精，虽不及《答司马谏议书》之精妙，仍不失书信文之大可观者。清末古文家林琴南称：“书序最难工……王介甫序经义甚精。”作为学术专论，王安石的《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以《三经新义》颁于学官，显示了其反传统、求新变的学术见解，其文斐然成章，高拔不群。
王安石善碑铭、哀祭之文，旦多有佳构传世。《平甫墓志》评述其弟王安国一生事迹，唯以“才行卓越”4字概括平甫的文章与道德，褒奖处不夸饰、不谥美，哀悼时志痛有节又不失情真，使一篇祭吊同胞手足的碑志之文，处处出语自然，行笔精湛严谨，通篇给人以简洁、信实之感，而无“谀墓”、偏颇之嫌。《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以感叹许平虽雄才大略，竞“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为主旨，写生平，叙事迹，尽除琐细杂碎，单提许君之大节；记人事，坚持写实、求真；而虽愤慨不已，仍坚以冷峻，凝激情于藏锋蓄势；而抒发唱叹 ，则一变作“痛写淋离，无限悲凉”①。全文俯仰古今，既激人以共鸣，又发人以深思。其波折迭、起、掷笔天外的布局，措词隽敏，摇曳唱叹的文句，体现了作者折拗峭深、气势雄健、词简意精、义深而明的一贯风格。《唐宋文举要》称其为“感叹深挚，跌宕昭朗”，“有龙跳虎卧之势”。《祭欧阳文忠公文》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作者以议论张本，在对死者的吊慰志哀中赞扬欧阳修的文章、学识和道德，借以寄托自己的仰慕和悼念之情。全篇文笔精练，奇思迭出，虽循骈体旧制，但杂以散文句法，读来韵感和谐而情真意切，文短意丰，气势豪健，结构整伤如一，历来称其语出肺腑，情文相生，在当时一片祭欧声中独传清音。其心志、文思、结撰和语词得前人的评价最高。读其文，既见昌黎“以柳易播”之风范，亦可闻孔明柴桑吊孝之悲慨，更可感王安石临风想望之哀情，世之传为珍品。
王安石的散文有着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异的审美追求。表现为： 1．见博识高，长于议论。王安石是个集政治家、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其“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的深厚积累，入士后丰厚的官宦阅历，尤其是其身处改革旋涡的复杂斗争环境，造就了他深邃的思想和超群的见识，而发之为文，则议论纵横，出语精譬，新见迭现，充分显示了他高拔卓然的思想风采和热情救世的精神面貌。在他的笔下，或论说辩驳、或奏议书章，无不立论精辟，识见超群，多能击中时弊，振聋发聩，即便序跋、游记、书信、碑志一类重在叙述、写景、记事、祭哀的文字，亦议论风生，每多见地，给人启迪。复以《游褒禅山记》为例，作者无意于状山景之美，叙览胜之奇，慨考古之叹，唯落墨于山名之更变，结篇于“有志”、“有力”、“物与相之”的唱吟，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人生立世，凡有志者，须矢志不渝，“慎思”、“深取”。而能持坚韧不拔以尽“吾志”者，方能在“悔”与“无悔”中慨平生之志，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全篇记游略而议论重，不循文体成法，而能独辟蹊径，表现了王安石过人的才思和特有的行文风貌，亦体现了宋人“尚理”的时风。
2．言简词精，理深义明。王安石通于经史，精于文字。其为文，凡翰墨所至，言极简，字极约，每能片言百意，尺幅千里。《读孟尝君传》，为王安石一篇读史杂论，历来以短小别致、出语惊人而著称于世。全文仅4句，88字。首句以立论，开门见山，准确尖锐，干净利落，作者抓住世俗的千年不移之见，既如实叙述，而不改变世人观点的原意，又在句式和词语之间，寓“逆笔”于其内，使其不致于导向荒谬，旦为下文的驳难埋下伏笔。次句以“劈”，笔墨陡转，语出惊人，行文顿生波谰，题旨见出新意，千古定案为之一扫； 3句以“驳”，继2句正面论述盂尝君“不足以言得士”之后，从反面论证盂氏没有得到真正的士，言之有据，行文再转，气势直前，体现了王安石跨越古今，高视一时的思想力度。四句以“断”，回答士之所以不至孟尝君之门的原因，出语峭拔，笔力千钧，戛然而止，收束全篇。统观全文，“语语转，笔笔紧”，波澜层迭，词约意丰。其立意之深邃独到，析理之显豁中肯，文辞之骇俗震世，而成为“千秋绝调”，至今仍被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古文观止》称此篇“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唐宋文举要》亦赞其“寥寥数言，而文势如悬崖断壁”，“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此乃短篇中之极则”。
3．巧于谋篇，曲折多姿。王安石于为文之道，力主内容的“有补于世”，“以实用为本”，又十分看取艺术形式的布局谋篇，词采、气势，讲究表现形式的艺术技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其文，吟其章，每每为之所撼。《送孙正之序》是王安石为其好友孙正之所写的一篇赠序。全文约300字，分为两段。 第一段写君子，先言君子与众人的区别在于特立独行，再言君子对待时与道的关系，并抬出孟子和韩愈作为君子的代表，最后从3个角度映衬烘托君子的孟韩之心。第二段，写好友孙正之行左道而不已的品格，勉励和坚信孙氏一定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发挥其济世安邦的政治作用。纵观全篇写人论道，起笔不凡，言之有序，上下呼应，层层紧逼，环环相扣，笔力贯一，尤其是对比映衬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量。《书李文公集后》一文，以论“贤者之过”为题旨，布局颇见匠心。文章从李翱非难董仲舒谈起，指出李翱言行不一，非难他人而“自待不厚”，并以《诗经》、孔子为例作顺证，以李翱“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为反证，说明“自待不厚”论点的正确。行文为之一抑，读者为之关注。继而调转笔锋，为之一辩，分析李翱之行的特定条件，指出文公怒之有理，斥之有据，并以目光短浅之人为衬，说明李氏斥责宰相全在公心，缺点在于“皆过其分”，行文为之一扬，出人意外，而倍添美感。最后文章从正面论述李翱推贤进善，好恶分明的美好品德，得出贤者之过的结论。从“惜其自待不厚”开篇，到肯定李文公所以为贤作结，作者采用“尺水兴波”之法，先抑后场，虚实结合，正反相济，起伏而多变，曲径而通幽，满溢着奇妙的艺术魅力，堪为文者之借鉴。
王安石的散文，远师孟子、韩愈，近学欧阳修，既得韩愈雄奇奔放、精于布局的阳刚之美，又得欧阳修词约畅达，曲折多姿的艺术风格，博取众长而自成一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发生在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以“古”革新而声势巨大、影响深远的两次文学革命浪潮。运动之所以得以发生、推进并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既是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亦是社会政治革新的斗争需要。唐宋古文运动，实质是两代政治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魏六朝以来，高雅华丽的骈文风靡天下，以至成为少数人的文化装饰品。唐宋古文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以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绩，高扬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击败了形式主义的文学逆流，恢复了现实主义在散文领域的优势，夺回了被骈文统治数百年的文坛主导地位，确立了新鲜、活泼、富有活力的新体散文的绝对权威，同时在题材内容、品种样式、艺术表现等方面，推进了散文的发展步伐。而这个成绩，是由以韩愈、欧阳修为盟主的唐宋八大家共同努力创造取得的。王安石作为八大家之一，自有自己的历史功绩。他与其他七家一样，在中国散文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王安石主要生活、创作于仁宗、英宗、神宗时代，值古文运动的完成阶段。如果说，柳开、王禹儡、姚铉、穆修等辈，继晚唐古文衰微、骈体复起之后，重新举起尊韩旗帜，拉开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序幕，有运动的初发之功；欧阳修以自己理论上的积极主张，创作上的辉煌成就和利用自己主持科举，力倡古文，举拔新秀的惊人业绩，把古文运动推进高潮，并在文坛上取得了压倒的优势；那么，王安石则和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一起，以自己的天才创造和多方面的古文业绩，巩固了前辈的运动成果，发展了前辈的古文事业，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是他，以苜己的政治地位，一再痛斥一味讲究“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的不良倾向，为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是他，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 “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倡“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是他，以自己丰富而卓越的散文创作成就，增强了古文运动的实力，壮大了古文运动的声威。北宋古文运动的最后篇章，是他与曾巩、苏氏三父子共同写就的。
所以，无论从中国散文史抑或北宋古文运动的角度言，王安石都是一个推陈布新，承继以往而开拓未来的重要人物。
全部历史表明，王安石无愧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叱咤风云的政治业绩，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深博的学术和辉煌的文学创作成绩，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的留给后人的丰富著述，成为包括临川区域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他的全部历史活动和全部精神创造，集中地体现了临川文化的精华，展示了临川文化的成就。人们讲临川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讲王安石，人们讲王安石，又每每是指临川文化，王安石历史地成为临川文化的某种象征。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临川文化的史册上，耸立着晏殊、王安石、汤显祖三座高峰。王安石是继晏殊之后，又一座令人仰慕的巍峨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