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

庐陵是吉安的古称，元代将宋时的吉州庐陵郡改为吉安路，明清称吉安府，辖县十，曰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即遂川）、万安、永新、永宁（即宁岗）、莲花，民国以后还递增峡江、新淦二县，称吉安地区，因庐陵名士众多，故学界称庐陵文化。

赣江中段流经庐陵，水势宽缓，交通得便，各类物产极为丰富。旧志称“南接赣江，北临淦水，西控表州、长沙，环地几千里，咽喉湖广，唇齿淮浙，江山映带在眉宇间，五峰相次颇类五老……古所谓天作之邦，江西诸郡，独称雄奇。”①历史上素以“文章节义之邦”享誉全国。而临川与庐陵，一衣带水，山峦毗邻，唇齿相依，历史上临川与庐陵下属郡县的隶属关系曾相互交叉，商贾贸易频繁，人民交往密切，物产、集贸、交通互为网络，互为补充，特别是两地文化区域的学者有深厚的亲缘关系，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实乃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文化因子，也可谓是区域文化交流的一个楷模。

第一，临川庐陵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唐宋八大家中，临川庐陵竟占三家，像晏殊是临川文化的奠基人一样，欧阳修是庐陵文化的奠基人。两地文化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说起庐陵和临川，首先要提到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因不依附权贵元载，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别驾，永泰元年(765)，改吉州司马。“以兴斯文为已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②由于颜真卿在庐陵广兴学舍，传播文化，给庐陵人民带来福泽，所以庐陵人建颜鲁公祠纪念这位文化伟人。而颜真卿离开庐陵不久，即任抚州刺史，同样在抚州广施仁政，传播文化。抚州在宋至和二年由郡守聂厚载在郡圃建颜鲁公祠。曾巩作《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盛赞颜公“与其从父兄杲卿，皆有大节以死，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由此可见，颜真卿的道德文章和高风亮节对庐陵和临川人民都有深刻的影响。庐陵旧郡志甚至曰：“唐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可见颜公在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然，真正开始联系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的，是晏殊和欧阳修这两位文化伟人。北宋人才辈出，与各臣宰辅荐人之风盛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晏殊是首开北宋荐人风气的主要人物。天圣八年(1030)，晏殊主持礼部贡举，选拔欧阳修为进士第一，表现了晏殊不以出身论人，不以相貌取人，唯才是举的优秀品格。当时，欧阳修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欧出身没落小官吏家庭，父亲早死，寡母郑氏以沙为纸，以荻为笔，教他读书。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加上豆灯熬夜，欧阳修身材瘦小，其貌不扬，但在考场上，唯有他见解独到，寓意深刻，“翰林学士晏公（殊）知贡举，公复为第一”。①使北宋文坛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并逐渐成为北宋中古文坛领袖。欧阳修入主文坛后，继承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扫荡五代颓弱文风，在文坛上产生震聋发聩的影响。而在孩提时代就闻知欧阳修大名的南丰秀才曾巩，拜读欧阳修大作后，更为他的学识所折服，决心以欧阳修为自己的楷模。公元1041年，曾巩携10万雄文入京游太学，写了一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并附上杂文、时务策两篇，谨献欧阳修。欧阳修称为“其文奇之”，认为曾文气势澎湃，虽有滥用辞藻之不足，但只要稍加疏导，将会更有成就。同年，曾巩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仍未能中第，次年落第南归，欧阳修作著名的《送曾巩秀才书》，充分肯定了曾的才学，同时抨击当时的科举制度，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劝勉曾巩一如既往，继续努力。公元1054年，因庆历党争而被贬知滁州的欧阳修被召回京师，官迁翰林学士。3年后，被委以主持礼部大试重任。他力排众议，对科举考试进行局部变革，他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词藻华丽者概不录取。这次，曾巩和弟弟曾牟、曾布及妹夫共6人参加考试，一同登科，传为佳话。欧阳修十分器重曾巩，鼎力向宋仁宗推荐。不久，当曾巩又推荐当时名气还不大的王安石给欧阳修时，欧阳修就十分重视王安石，特地写了“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两百年”的诗句，称赞他的才学。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在北宋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风云会际的时候，卓尔不群，超然而出，显示了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雄厚的历史根基和哲学深度，也说明两个区域文化在宋代的高度成熟和正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运动和多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走向博大精深。

崇尚儒雅，重视教育，是庐陵与临川文化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吉邑山水明秀，……自宋以来，老成名宿，多掇巍科，立志通显，老而退林下，率后进讲学子里，以是书院相望，弦诵相闻，故士多兴起。”①又云“文者，天地之精华也……吉郡前贤经述之深醇，理学之邃密，文章宏肆，递发奇葩，相为辉映，总之根抵忠者，率由节义。溯至欧阳文忠公，兴于宋、历元、明迄昭代。前影后继，虎炳豹蔚，可谓乾坤之清气也。”②庐陵地区自欧阳修鼎立文坛后，文章昌盛，经久不衰，真所谓“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临川地区自晏殊出，“其俗风流儒雅，喜事而尚气，有晏文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辞。”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很少地区能像庐陵、临川文化区域一样，人才的涌现呈如此密集性，爆发性、高档次的特点。同处于南方文化圈的庐陵、、临川区域，经过隋唐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积累、在北宋初期，开始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竟以群体形式在江西成双峰并峙。临川区域人才爆发，像南丰曾氏家族在宋朝取士者竟达30多人；乐安流坑村董氏家族，从宋真宗至明穆宗500多年，秀才数百人，进士52人，知县40多人，人才密度之大，品位之高，他邑罕见。而庐陵地区也是进士云集，英才辈出。清·道光《吉水县志》云：“吉水科名之盛，自宋历明，或一门而父子兄弟同登进士者五人，或一榜而及第，或一科中贰乡试者四十八人。呜呼盛矣。”《全宋词》作者1397人，江西籍有174 人，占12.4%，居全国第二位，在江西籍中，庐陵作者50人，抚州作者33人，两地合计共83人，将近全省作者半数。可见抚州、吉安是人文荟萃之地。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成为构成豫章文化光辉乐章的重要音符。

第二，江西是理学之乡，南宋时它的积极结果是使庐陵出现许多犯颜敢谏，英勇抗敌的慷慨忠烈之士，而陆九渊的“心学”却发展了临川文化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

《吉安府志》曾云：“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庐陵虽然是彬彬才子之乡，但庐陵君子与义士同风，有着嫉恶如仇，耿直敢谏的优秀品质。或许是颜真卿不附奸相，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的深刻影响，庐陵人对颜真卿有着特殊的感情。曾主持著名的白鹭州书院的欧阳守道曾说：“此州之君子皆颜鲁公之流风遗俗也。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鲁公远谪，所至安之，流落复归，终不惩艾；此州之君子去国不如此乎？鲁公八十元老，殒于贼手，高风劲节，谁其俪之……以鲁公为比，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①为世人仰慕的庐陵人胡铨，系南宋名臣，被人称之为“忠诚贯金石，节义凌冰霜。”他一生忠义，与秦桧不共戴天，曾上疏《戊午上高宗封事》，反对议和，规讽高宗，乞斩王伦、秦桧、孙近3人，以谢天下，使朝庭上下为之大震。他不仅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世人感叹仰慕，而且文章也汪洋恣肆，为文人传诵。秦桧诬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 他却正义凛然，书“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难”，表示自己与卖国贼誓不两立。特别是南宋亡国前后，庐陵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中以文天祥为代表，在他周围集聚了一批忠烈之士。民国年间的《吉安县志·序》云：“吉州自宋明迄今，人物之盛，炬烨天下，其当夫国家颠危之会，树大节、立大义者踵起。宋明季世，捍御外侮，风动一方。或转战南服，或规复郡邑，此间万千忠臣义士，烈妇贞女，其正气垂于无穷。”曾创造白鹭洲书院的吉州知府江万里，元兵陷落饶州（今波阳）时，率其妻子赴水而死，保持了自己的高尚节气。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代表南宋朝庭去与元军谈判时，被元军扣押，历尽艰难九死一生，逃出元营后继续坚持抗元，并收复赣南许多失地，后寡不敌众，在率兵突围时与家室离散，妻女被俘。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没有挫伤他的斗志。被元军俘虏后，热情不减，斗志不变，气节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诗句，慷慨赴死。与文天祥同庚同乡同窗的邓光荐，家中12口老幼死于元军屠刀之下，与文天祥患难与共，深得文天祥信任，文天祥就义前，表示死后要由邓光荐来写《墓志铭》，为了纪念当时跟随文天祥英勇抗元的英雄人物，邓光荐写下了著名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庐陵人王炎午，响应文天祥募兵抗元，元兵攻陷临安，王炎午毁家产以供军饷，文天祥就义后，他从此隐居不仕，闭门在家，致力诗文，抒发忧国情怀。这些庐陵豪杰，为救亡国，英勇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也留下许多抒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天祥，把自己跋涉鲸波，辗转斗争，万难不屈，万死不辞的经历都熔铸成诗，抒其忠怀之情，发惨恸悲愤之思，慷慨沉雄，韵调天成，为宋诗留下最后的光辉诗篇。包括文天祥在内的庐陵抗元志士中，出现了一批爱国词人，如刘辰翁、罗志仁等，作品收在《名儒草堂诗集》里，后世称“凤林书院体”。清人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说：“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另外，明代东林党“三君子”之一、著名诗人、吉水邹元标，为官清廉耿直，因忤丞相张居正，廷杖八十，谪戍贵州；张居正病殁，元标奉诏复官，但又奏疏万言，力陈民瘼，再遭贬谪； 30年后，又进刑部右侍郎，时宦官魏忠贤揽政，邹元标属东林党人，又以耿直敢言著称，为魏忠贤所不容，辞官归里。像这样一身正气，狷介敢谏的官吏，在庐陵为数不少。明末庐陵还出现了“志寄剑锋，诗成风骨”的抗清女诗人刘淑英，她起兵复家仇，雪国耻，其志虽未遂，却造成了刚烈雄豪之诗风，一扫闺秀诗脂粉气。专记反清志士的《江人事》一书特为她立《女贞传》，赞扬她“一时文士，无出其右。” 而陆九渊的“心学”，发挥了孟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十分注重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这与临川文化内涵中的独立自守，勤奋进取思想是很吻合的。陆九渊反复讲人要立志，要振作精神，“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①他对学生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立”。又说：“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他告诫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趋炎附势。“自立最难，一人力抵当流俗不去，须是高眼看破流俗方可。②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就能大义勇为，自觉奋斗，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和个人生活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捍卫国家和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临川才子的自尊意识和进取精神是很强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临川才子脱颖而出。他们心怀大志，废寝忘食，勤于积累，勇于突破。朱熹在《进士题名记》中称赞建昌府，“其民气刚而才武，其士多以经术论议文章致大名。”著名诗人黄庭坚称赞东乡县“处士有岩穴之雍容，文章有江山之秀发。”①明初崇仁县杰出的哲学家吴与弼，年轻时即抛弃功名利禄，谢绝世俗交往，潜心学问。他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敝履，饭粝蔬豆，一生清贫，即使家境窘困，也矢志不移，并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的诗句鼓舞自己，表现了极其顽强的奋斗精神。临川才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化作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明代宜黄著名爱国将领、抗倭名将谭纶，与戚继光共抗倭寇，威振东南。清代宜黄著名禁烟将领黄爵滋，处清王朝国运衰微的封建社会晚期，奉朝廷之命，多次往返浙闽沿海视察禁烟情况，他频繁上奏，请求增设饱台，招募船勇，积极备战，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始终主战，反对妥协，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