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与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太湖、长江和钱塘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今天的苏沪宁杭的区域文化。地形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地势低平，土壤肥沃，临江靠海，河港交叉，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极利植物生长和人类生活。江南名城苏州、杭州并称“苏杭”，是吴越文化风格的典范代表。

临川文化与吴越文化在历史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临川古代是百越民族生活区之一，百越人在古代广泛地散布于东南丘陵地区，尽管百越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自己的传统特征，但他们有共同传统，如船形棺的崖葬，住干栏、断发纹身、崇拜龙蛇、善用舟船等。特别是船形棺的崖葬，在临川文化区附近的贵溪龙虎山仙水岩有大量的崖墓。百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先后被吴、越、楚等国所统治，而且大多经营刀耕火种的迁徙农业，为组织松散的民族部落。加之所处的东南丘陵地带，多江河山陵，交通不便，自然地理把他们分隔成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集团。临川原归属吴国的版图，但因临川山陵纵横、森林密布，系吴国边远之地，所以没有被吴人融合。越王勾践灭吴，临川又纳入越国版图，但越国主要是为争霸中原，临川系越国边陲，所以临川文化与吴国文化有渊源关系，但又有文化区域上的重要差异，这也是临川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独特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

第一，临川文化区域和吴越地区一样，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向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临川文化和吴越文化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方百越民族在古代就有非常高明的制陶和冶炼工艺水平，当时铜原料在南方是大量存在的，中原商王朝之重视南方，与在南方取得原料是个重要原因。且百越的制陶工艺当时也远远高出中原地区，这在吴越和临川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可以验证。吴越以善铸著称，吴戈越剑，皆驰名于世。卓越的铸剑师干将，便是突出代表。当时的吴王为了争霸中原，必须要有精锐的武器，于是重用干将、莫邪夫妇铸造锋利的宝剑，干将宝剑工艺精湛，犀利异常，到现在出土的吴王剑，仍寒光逼人，利可断发。越灭吴后，吴国善铸剑者，均归越国所有，从此吴越冶匠，载誉神州。本世纪以来，吴越的青铜器屡屡出土，这些铜器主要是礼器、乐器和兵器，特别是一些具有铭文的青铜器，均作错金鸟篆，纤劲流丽，为当时南方独有的字体，标志着吴越文化的早熟和发达。临川目前虽未发现著名的青铜文物，但在临川罗家寨遗址中采集到的大批铁制工具，铁斧、铁口耨等与广东始兴县的石坪山战国遗址及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中的出土铁斧、铁口耨相同，最近在抚州市北站附近出土的一些金属器皿和兵器，均说明古代临川的冶炼技术受吴越影响甚大。特别是金溪县宝山炼金遗址，三面环山，周遭平旷，从山顶鸟瞰，山麓岗峦起伏，薜苈丛生，地表裸露无数乌黑锃亮的“铁屎”，这便是当年冶炼后堆积的炉渣。

与我省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相似，临川古代的制陶制瓷技术相当发达，这在临川出土的陶器物中可以证明。1960年江西省文物考古队在临川县城西四公里的红桥镇，发掘了著名的临川“白浒窑”。从“白浒窑”的器物标本看，造形古朴大方，釉面釉汁光滑，是隋唐前后江南著名的陶瓷生产基地。吴越的冶炼、赣鄱（包括临川）的陶瓷，代表了南方两个最古老但水平最高的工艺技巧的高峰。

至隋唐，吴越地区的物产丰富与经济发达已名满天下。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对江南的普遍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隋书·地理志》中对杭州就有“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描写：而宁波的地形和商业，《隋书·地理志》记载为“海陆珍异所聚，人杂五方，俗类京口，”《与舆胜览》实录为“海道辐辏，南接闽广，北控高丽，商舶往业，物货丰衍”。而苏州，《史记·货殖列传》早就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这与中原内地仅限于农业耕作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随着农业的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食品加工、纺织、丝绸、印染、酿酒、砖瓦、印刷皆远近有名。吴越是粮食、桑蚕产地，故而码头、米市、丝市逐渐成形，吴越的商业亦非常发达，城乡各地遍布酒家、茶栈、绸庄、当铺、酱园、米行、南货店等。

由于区域的原因，与吴越沿海地区不同，临川的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由于物产的丰富，人民的富庶，社会的稳定，大量的人口流徙到临川，又促进了临川经济的兴盛和繁荣。特别是明中叶后，临川商品经济在吴越经济的影响下，日趋发达，值得重视的是，在临川，除了夏布、米粉、西瓜、灯心草等纯经济价值的特产畅销四海外，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双重身分的物产的发展，诸如茶叶、毛笔、陶瓷、书肆、石雕、木雕、酿酒等。

吴越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塑造了吴越人注重实际、精明缜密的经济心态。一方面，他们勤勉刻苦、灵于信息、精于盘算、巧于安排，易聚敛财富。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吴越人消费和享受心态，特别是繁华的都市网络，较高的教育水准，不仅利于培养高雅精致的艺术，如刺绣、雕刻、书画等， 而且也有利于造就兴旺发达的通俗文化，如曲艺、戏剧以及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等。而雅俗交融，相互补充，使吴越的文艺精神充分体现出机智幽默与清逸雅洁并行不悖的特点。

临川文化的经济思考给人的启示是：临川人民生活在一种祥和文雅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乐于诗书、止于礼节，以诗书求闻达，依礼节为准则。当然，商业繁荣同样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兴起，由江浙一带传入临川的“吴讴越吹”，加上古老的宜黄戏、盱河戏、采茶戏，争相斗艳，使临川形成了一种空前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特别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轰动了明代剧坛，极大地提高了临川文化的声誉。

第二，临川文化区域和吴越地区都有山明水秀的自然风光和乐观平和的生活主导心境，有利形成两地人民偏爱秀美的审美心态。吴越文学艺术家王羲之、陆游等与临川有密切的关系，南唐文化对临川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影响。

吴越地区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河网密布，水源充足，大自然赐给一派水乡泽国的旖旎风光。江南之水，清澈温柔，给人留下清丽柔软的印象，给吴越人民牛活带来了无穷的福泽与欢乐，对吴越人民的审美情趣、生活习俗乃至传统观念都产生了不可低付的影响。如色彩淡雅优美的吴越服饰、刺绣，造型玲珑的苏州园林和山温水软的杭州西湖，节奏舒缓的苏州评弹和江南越剧，都浸透了吴越人民独特的智慧和特殊的审美意味。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实际上，吴越几千年前就开始崇尚歌舞音乐，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所著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中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远思冥索，耽于联想，偏于情感，很容易倾向于逸乐、华美的生活。”在贵溪崖墓出土的13弦木琴以及吴越地区大量出土的钟、磬、锌于、钩镭、铃、鼓等乐器，都表明吴越人对音乐的崇尚与爱好，甚至轻灵、温婉、鞠软的吴越方言，也曾一向被认为是最优美的方言之一。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吴舞，也是吴越地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舞蹈艺术。吴越地区的舞蹈艺术早在新石器时期便出现了，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和陶埙就是为舞蹈而伴奏的器具。《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说明这首歌是咏歌弹弓的，当是原始人在使用这种新工具而增多了狩猎物后，欢欣鼓舞而创作出来的。1986年在余杭反山出土的玉琮神人兽面纹饰则是吴越人原始巫舞的充分反映。而汉代以来，临川区域南丰、乐安等地傩舞盛行。它本是原始宗教的祭祀礼仪，由巫师头戴面具手持傩器边歌边舞，降神驱鬼。而在南丰、乐安等地的傩舞，已经渗入了娱乐的成分。融审美意识与宗教信仰于一炉，突出反映了临川古典艺术的独特风格，以及古代临川人民各个不同的生活层面和古老心态。

吴越文化与临川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艺术审美情趣上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将吴越优秀文化带到临川，这对临川文化影响甚大。

南唐文化是吴越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体现。南唐是一个重视艺术的小邦，对江西文艺，包括临川文艺有着深远的影响。

南唐君臣雅爱词章，词坛中心人物，除李臻、李煜二主外，还有重臣冯延已。冯延巳曾在抚州任职3年(948—951)，这位著名的花间词人，把词的种子播在临川的土壤里，而晏殊可以说是承接了冯延已的流响。夏敬观在评论晏几道的《小山词》时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可以说，晏殊、晏几道是在南唐花间词的直接影响下，推陈出新，把宋词推向一个新阶段的。

宋朝著名诗人陆游，于淳熙六年(117 9)冬在抚州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职。诗人极爱临川秀美的山川风物和淳朴的民风乡情。在抚州写下了有名的《闻雁》、《登拟岘台》、《庚子正月十八日送梅》、《雨后独登拟岘台》、《冒雨登拟岘台江涨》、《楚庭草》、《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夜思雨，喜而有作》等诗篇，诗人特别对抚州名胜拟岘台有特殊感情，有诗云：“我行万里跨秦吴，此地固应名二绝”，给予极高的评价。吴越艺术家在抚州的业绩和文学活动，给临川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

第三，临川区域和吴越地区一样，自古以来都有非常浓郁的尊师重教、勤奋进取的读书风尚，高度发达的文化，使两地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伟人。

自唐宋以来，吴越地区一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经济环境与昌盛的文化氛围相辅相成，吴越人民对读书求知，开发智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一些钟鸣鼎食、诗礼传家的文化世族，因为家族殷实、家教严谨，教育兴隆，文化水平起点很高。所以，在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包涵着特定的文化素质、文化精神与家传技能的积累。于是，人才辈出现象不仅呈现长久的绵延性，并且在共时性阶段构成爆发力极强的密集群体。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中，谈到苏州吴门子弟不断昌盛兴隆的气象时说：这些文化家族是“上下其议论，师承其风范，风流儒雅，彬彬可观，遗风余绪，至今犹在人间”。由于这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氛围，使吴越地区自唐宋以来文化伟人师承流传，渊源不绝。另外，吴越文化历史悠久，在文学、戏曲、工艺、音乐、民间说唱、书画、建筑、园林、服饰、花卉、医药、宗教、图书印刷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辉煌的创造成就，形成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文化传统。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吴越读书人，不仅从书本和传统中接受吴越文化传统的熏陶，而且还从“青山永在，绿水常流”的吴越人文景观中感受着吴越文化的无穷魅力，从而滋长对家乡景物深沉的爱，也激发起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这种心态的持久以恒，便产生出对吴越文化传统的一种强烈的“归顺”心理，即使外来的文人，也会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当地文化传统靠拢，极易形成吴越文化空前繁荣的态势。

临川文化的积累主要是我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北方汉人士族南移，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同样是一些北方望族，为临川淳朴的民俗、优雅的环境和较高的文明程度所吸引，纷纷落籍临川。如晏殊，其远祖为齐之晏氏，高祖在唐落籍临川；曾巩其祖先为鲁人，后迁至南丰；王安石其祖先出太原，后落籍临川。这些望族本身就有师承悠远的文化积累，在一种浓重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家庭训教中，临川弟子刻苦砥砺，勤奋进取，一种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诗书求闻达成为临川才子普遍的心态。像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荣登进士榜第四名。其弟王安礼，又于嘉祐元年(1056)荣登进士第。其弟王安国自幼敏悟，虽屡试不第，但由于学识渊博，神宗召试，赐进士出身。著名文学家曾巩，与其长弟曾布、次弟曾牟、曾阜、妹婿王外之、王彦深、凡一门6人，皆于省试中榜，无一遗者。像这样一门几代，联翩中科者，在临川文化区域，比比皆是。

另外，临川人民像吴越人民一样，都有深厚的尊师量教、竭力兴教的光荣传统。晏殊是宋代振兴教育的第一功臣，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建树对家乡人民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临川不少文化名人热心教育事业，所执教的学舍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在江南名声雀起，影响甚远。哲学家李觏在南城创办的盱江书院，“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千人。”①与朱熹齐名的著名书院教育家陆九渊在金溪创办的“槐堂书屋”和“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元代崇仁两位著名的理学家吴澄，虞集实乃元代理学泰斗。吴澄门下学儒云集，名噪一时。以明代理学家吴与弼为首创的“崇仁学派”，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为整个明代学案之首；明代南城著名哲学家、王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主持的“前峰书院”，“四方学者云集，名倾东南”。②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出其门下。

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使临川人才鼎盛，学术繁荣，宋、元、明甚至清代，在全国都有极大影响，临川才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亦为世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