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临川文化特征比较
第一节临川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与临川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突出体现在西晋永嘉丧乱引起大量北方流民大南移。特别是唐代中叶，安史之乱骚动了整个北部中国，再度迫使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到唐末的黄巢起义，江西已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历代北方南下的移民，通常称为“客家”，一般从河南、皖北渡江入赣，并通过临川等途径迁徙闽南、粤北。临川属丘陵地带，但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贯穿盆地形成很多冲击平原，自然条件较好，且人烟并不稠密，极易接受客家移民。所以，以并州、司州、豫州为大本营的北方人民，不少是以板块转移方式屯居江南中部，包括临川地区。正所谓“川泽衍沃，有永物之绕。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①。
第一， 中原地区是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摇篮，临川文化属南方农耕文化范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决定了临川人的勤劳、精明、谨慎、刻苦等特点。
临川文化是典型的南方农耕文化型。《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汉书·地理志》又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临川属丘陵地带，多江河山陵，森林密布，气候不如北方干躁爽朗，南方的农耕文化特色不像中原农耕文化，在广阔的平原上村落比较密集，而是以丘陵、河谷、丛林、沼泽为据点，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活动。中原文化区所处的黄河流域，冬季干旱，夏季多雨，因雨水多集中在夏季，故只有抗旱性较强的农作物才能生长，所以中原人民培育了粟、黍、稷等生长期短、耐旱、抗瘠、分孽力强、滋长旺等特点的旱地理想作物。而临川处江南亚热带地区，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主要是栽种适应江南特点的水稻。水稻栽种技术要求很高，在水稻生长期内要经过插秧、中耕、熵田等步骤稻田的管理也很严格，在人们没有能兴修水利设施前，水稻只宜于沼泽、低洼之地种植。临川人民勤劳刻苦，对农作物的栽种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也体现出临川文化深层底蕴中的精明、谨慎、耐心等成份。且临川的丘陵沼泽不像中原文化范围内的疏松土壤，疏松而极易开垦，所以，临川先民很多是在自己的家园范围内，从事男耕女织型的农耕文化。土地肥沃，但开垦困难，迫使人民在有限的耕地上求生存，提高粮食单产是人们长期的实践追求。在北方移民南下以后，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古代，临川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所以，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精于耕作，精于安排，生产规模小，但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的布局配置和管理却比较合理。加上江南地形远离北方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社会比较安定，人们安居乐业，畏于迁徙，并把以亲子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视为典范。除了那些世代共居的大家族之外，那些即使在经济生活上已经独立分离的小家庭，在社会生活及观念信仰上都与原来的家族密不可分，即使在生活的地域上各个小家族也习惯于聚族而居。世代定居的农业使人们无法脱离血缘习惯社会的羁绊，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社会分工，长幼尊卑的秩序结构。《临川县志》云：“世族之家，不取骄人，田主虽连阡累陌，其待佃客无役什之意，友不昵远，亦不倾险。四民皆重犯法不安，俭见讼师，亦不善舞文。”曾巩在《拟岘台记》一文中盛赞临川民俗：“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积于山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发召之役也。” 第二，中原地区是龙图腾民族繁衍生息的最早地区，洪水神话是其主要的宗教文化。临川属江南百越民族群体，系蛇、鸟图腾崇拜区，但淫祀之风不浓，更多带有世俗宗教色彩。
史籍表明，自古以来黄河流域，是龙图腾民族繁衍生息的最早地区。龙图腾，包涵着典型的中原文化的最初意义，是对龙的巨大神威的凝结和浓缩。从汉民族的神话可知，在蛮荒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出现过多次洪水泛滥。具体说，在女娲时代洪水已泛滥于中国，直到禹时代才被治理。而从女娲到大禹这个时期中原主要经济形态农牧业已初步形成，特别是黄河流域原始聚落已经相当稠密，可见洪水神话是基于中原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我国最早的治水英雄是女娲，她是人蛇同体的创世大神。治水的第二个英雄是禹，他的出现标志着人的力量战胜了自然力量。大禹治水的神话，打破了传统动物神祗观念的桎梏，尽管禹还尚未彻底脱离神的属性，但他的伟大业绩和光辉形象无疑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肯定。面对洪水和强暴的共工，他不是靠超自然的神力来平息劫难和人的灾难，而是靠他的道德力量。特别是他的文化思想和苦干精神，渗透着中原民族战胜自然、顽强不息的理性精神。 ， 从目前可考证的资料分析，百越民族三四千年前已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以后分批分路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缓慢地和各地的土著融合，创造灿烂的南方文化。临川文化是典型的南方文化，同样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的习俗。关于蛇图腾，《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也，故字从虫。”这是广义的闽，就是东南地区的越族，也应包括古临川在内。和许多崇拜龙蛇的越族一样，古临川先民同样有断发纹身，住干栏，善用舟船等生活习俗，并有使用有段石礴，石铖的历史和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除了著名的临川河西遗址中发掘出石斧、石磷、石凿、石刀及大量的几何印纹陶片外，全区各地均有此类文化遗址发现。如最近在广昌县赤水镇三仙嵊一山岗上发现的一处商代文化遗址看，整个遗址面积约400平方米。遗址中，采取到大型石磷、小型石礴以及犁状器、尖状器、石刀、印纹陶片等，从现场采取的文物看，石器与陶片共存，其中扁平长方型大型石磷、半月型石刀与我省修水县山背遗址出土文物相似，而方格纹陶片且多见于我省清江县吴城商代文化遗址。（D从目前的现存资料分析，临川先民像江南百越民族一样，是以部落或族源为单位，分散在江南广大的丛林水泽之边，并依山傍水，刀耕火种，烧畲开垦。江南地湿，且多蛇，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出土陶器上的各种几何形花纹，就是蛇形和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像临川河西遗址、抚州北站商代遗址、南丰市山石仙棺商晚期西周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片很多，像被考古工作者考证是蛇的盘曲形状简化的云雷纹，像蛇身扭曲简化的S形纹，而回纹是从菱形纹演变而来，它们都是蛇身上花纹的图案化，可能是从五步蛇身上的花纹演变来的，波状纹更可能是蛇爬行状态的简化，曲折纹也是蛇身花纹的简化，叶脉纹是蛇身上的花纹或是蛇脊骨的模拟。可见临川先民的蛇崇拜也是相当突出的。
荒蛮时代的长江流域同样有洪水泛滥的历史，但从北方迁徙到临川的越人，实际上已经脱离黄河、长江洪水泛滥区，而向森林密布的江南丘陵山区迁徙转移，所以临川文化的原始构成中，并没有对浩翰洪水的模拟，而临川的土著民族更从未见过铺天盖地的洪泛，所以没有洪水力量的感性认识。虽然临川先民多是北方移民南迁，并与当地土著融合，且多在河岸边，特别是盱江两岸聚族而居，但盱江流域的水流量有限，加上水道河床比较明朗平缓，每到雨期，虽也河水暴满，但不会造成江河横溢，酿成大祸。更重要的是，临川当时属江南偏僻地段，人烟相对稀少，不像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统治集团之间或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各类战争，象炎帝和黄帝之战、黄帝和蚩尤之战、共工与祝融之战、共工与颛顼之战，这种大型的神话战争，在临川文化的最初记忆中，几乎没有储存这种印象。
临川没有中原地区先民对洪水神话的特殊记忆和巨大的龙图腾的神话系统，更多的是带有浓郁世俗生活色彩的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临川先民虽没有统一的对自己原始祖先的宗教图腾，但对自己族源的创始人或高祖都有相当庄严的崇拜敬仰意识。祖先崇拜在原始阶段大体还仅限于对本氏族神话中的创始者、历史上的著名英雄人物的崇拜，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成为对现实中的祖先崇拜。尤其是家族中的家长，生前是人，死后即成为家族的神，仍然是家族观念中的主宰，并且还具有保佑儿孙后辈平安幸福的力量。临川文化范围内过去的大家族都有供奉祖宗的祠堂，或者叫家庙，普通人家则在住屋的中堂供奉一个牌位叫作神主，即祖宗神灵之位，对祖宗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叫家祭。《临川县志》云：“冬十一月长至日，以少牢祀始祖于祠，惟谨岁暮、除夕，同堂之亲合室共饭，毕，乃饮设五簋酒数行，洒扫庭内，陈设昧爽，各具衣冠，诣祠拜先祖，已，拜尊长，尊长立受，卑行不得以齿贵废礼。”由此可见，临川先民对祖先的崇拜是十分虔诚的。这里要指出的是，临川文化中对祖先的崇拜已经和现实生活中的“孝悌”观念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对祖宗的祭奠深刻体现出农耕经济对家族开拓者的怀念，而对长辈的尊敬又深刻表现了浓厚的家族观念在临川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在临川，几乎没有什么典型的公众祭祀，只有清明扫墓，“道路如织，民间皆用尤豕肥鞋，先路多以鼓吹，归而饮福。”① 与中原庞大的神话体系和统一的宗教图腾截然不同，临川的宗教是带有浓郁的世俗的气氛和典型的南方农耕文化特色。临川的神话传统是人神共世，亲切而不恐怖，临川的宗教祭奠是多与农事、节日、祭诞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人间的生活气息和家族的团聚色彩，各种神、仙、鬼、怪的观念比较淡薄。当然，在临川，也有万人空巷的宗教活动，如祈禳求雨驱疫。《临川县志》记载：“春来秋初，乡市召师巫设坛建醮，作五彩龙舟，以送病疫，磔牲以祭，效古人傩礼。”无论青、壮、老、幼、妇孺统统参加，祭礼飨宴竟和各种娱乐游戏交织一起。《临川县志》记载说：“每年秋，迎神赛会，踵事增华，锣鼓喧阗，用十四、五岁男女扮戏，名曰儿郎会，施放单眼神铳，名曰铳会，又称其神好骑马名曰攀鞍会……”。
第二节临川文化与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太湖、长江和钱塘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今天的苏沪宁杭的区域文化。地形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地势低平，土壤肥沃，临江靠海，河港交叉，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极利植物生长和人类生活。江南名城苏州、杭州并称“苏杭”，是吴越文化风格的典范代表。
临川文化与吴越文化在历史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临川古代是百越民族生活区之一，百越人在古代广泛地散布于东南丘陵地区，尽管百越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自己的传统特征，但他们有共同传统，如船形棺的崖葬，住干栏、断发纹身、崇拜龙蛇、善用舟船等。特别是船形棺的崖葬，在临川文化区附近的贵溪龙虎山仙水岩有大量的崖墓。百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先后被吴、越、楚等国所统治，而且大多经营刀耕火种的迁徙农业，为组织松散的民族部落。加之所处的东南丘陵地带，多江河山陵，交通不便，自然地理把他们分隔成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集团。临川原归属吴国的版图，但因临川山陵纵横、森林密布，系吴国边远之地，所以没有被吴人融合。越王勾践灭吴，临川又纳入越国版图，但越国主要是为争霸中原，临川系越国边陲，所以临川文化与吴国文化有渊源关系，但又有文化区域上的重要差异，这也是临川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独特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
第一，临川文化区域和吴越地区一样，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向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临川文化和吴越文化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方百越民族在古代就有非常高明的制陶和冶炼工艺水平，当时铜原料在南方是大量存在的，中原商王朝之重视南方，与在南方取得原料是个重要原因。且百越的制陶工艺当时也远远高出中原地区，这在吴越和临川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可以验证。吴越以善铸著称，吴戈越剑，皆驰名于世。卓越的铸剑师干将，便是突出代表。当时的吴王为了争霸中原，必须要有精锐的武器，于是重用干将、莫邪夫妇铸造锋利的宝剑，干将宝剑工艺精湛，犀利异常，到现在出土的吴王剑，仍寒光逼人，利可断发。越灭吴后，吴国善铸剑者，均归越国所有，从此吴越冶匠，载誉神州。本世纪以来，吴越的青铜器屡屡出土，这些铜器主要是礼器、乐器和兵器，特别是一些具有铭文的青铜器，均作错金鸟篆，纤劲流丽，为当时南方独有的字体，标志着吴越文化的早熟和发达。临川目前虽未发现著名的青铜文物，但在临川罗家寨遗址中采集到的大批铁制工具，铁斧、铁口耨等与广东始兴县的石坪山战国遗址及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中的出土铁斧、铁口耨相同，最近在抚州市北站附近出土的一些金属器皿和兵器，均说明古代临川的冶炼技术受吴越影响甚大。特别是金溪县宝山炼金遗址，三面环山，周遭平旷，从山顶鸟瞰，山麓岗峦起伏，薜苈丛生，地表裸露无数乌黑锃亮的“铁屎”，这便是当年冶炼后堆积的炉渣。
与我省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相似，临川古代的制陶制瓷技术相当发达，这在临川出土的陶器物中可以证明。1960年江西省文物考古队在临川县城西四公里的红桥镇，发掘了著名的临川“白浒窑”。从“白浒窑”的器物标本看，造形古朴大方，釉面釉汁光滑，是隋唐前后江南著名的陶瓷生产基地。吴越的冶炼、赣鄱（包括临川）的陶瓷，代表了南方两个最古老但水平最高的工艺技巧的高峰。
至隋唐，吴越地区的物产丰富与经济发达已名满天下。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对江南的普遍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隋书·地理志》中对杭州就有“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描写：而宁波的地形和商业，《隋书·地理志》记载为“海陆珍异所聚，人杂五方，俗类京口，”《与舆胜览》实录为“海道辐辏，南接闽广，北控高丽，商舶往业，物货丰衍”。而苏州，《史记·货殖列传》早就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这与中原内地仅限于农业耕作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随着农业的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食品加工、纺织、丝绸、印染、酿酒、砖瓦、印刷皆远近有名。吴越是粮食、桑蚕产地，故而码头、米市、丝市逐渐成形，吴越的商业亦非常发达，城乡各地遍布酒家、茶栈、绸庄、当铺、酱园、米行、南货店等。
由于区域的原因，与吴越沿海地区不同，临川的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由于物产的丰富，人民的富庶，社会的稳定，大量的人口流徙到临川，又促进了临川经济的兴盛和繁荣。特别是明中叶后，临川商品经济在吴越经济的影响下，日趋发达，值得重视的是，在临川，除了夏布、米粉、西瓜、灯心草等纯经济价值的特产畅销四海外，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双重身分的物产的发展，诸如茶叶、毛笔、陶瓷、书肆、石雕、木雕、酿酒等。
吴越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塑造了吴越人注重实际、精明缜密的经济心态。一方面，他们勤勉刻苦、灵于信息、精于盘算、巧于安排，易聚敛财富。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吴越人消费和享受心态，特别是繁华的都市网络，较高的教育水准，不仅利于培养高雅精致的艺术，如刺绣、雕刻、书画等， 而且也有利于造就兴旺发达的通俗文化，如曲艺、戏剧以及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等。而雅俗交融，相互补充，使吴越的文艺精神充分体现出机智幽默与清逸雅洁并行不悖的特点。
临川文化的经济思考给人的启示是：临川人民生活在一种祥和文雅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乐于诗书、止于礼节，以诗书求闻达，依礼节为准则。当然，商业繁荣同样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兴起，由江浙一带传入临川的“吴讴越吹”，加上古老的宜黄戏、盱河戏、采茶戏，争相斗艳，使临川形成了一种空前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特别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轰动了明代剧坛，极大地提高了临川文化的声誉。
第二，临川文化区域和吴越地区都有山明水秀的自然风光和乐观平和的生活主导心境，有利形成两地人民偏爱秀美的审美心态。吴越文学艺术家王羲之、陆游等与临川有密切的关系，南唐文化对临川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影响。
吴越地区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河网密布，水源充足，大自然赐给一派水乡泽国的旖旎风光。江南之水，清澈温柔，给人留下清丽柔软的印象，给吴越人民牛活带来了无穷的福泽与欢乐，对吴越人民的审美情趣、生活习俗乃至传统观念都产生了不可低付的影响。如色彩淡雅优美的吴越服饰、刺绣，造型玲珑的苏州园林和山温水软的杭州西湖，节奏舒缓的苏州评弹和江南越剧，都浸透了吴越人民独特的智慧和特殊的审美意味。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实际上，吴越几千年前就开始崇尚歌舞音乐，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所著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中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水明媚……远思冥索，耽于联想，偏于情感，很容易倾向于逸乐、华美的生活。”在贵溪崖墓出土的13弦木琴以及吴越地区大量出土的钟、磬、锌于、钩镭、铃、鼓等乐器，都表明吴越人对音乐的崇尚与爱好，甚至轻灵、温婉、鞠软的吴越方言，也曾一向被认为是最优美的方言之一。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吴舞，也是吴越地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舞蹈艺术。吴越地区的舞蹈艺术早在新石器时期便出现了，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和陶埙就是为舞蹈而伴奏的器具。《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说明这首歌是咏歌弹弓的，当是原始人在使用这种新工具而增多了狩猎物后，欢欣鼓舞而创作出来的。1986年在余杭反山出土的玉琮神人兽面纹饰则是吴越人原始巫舞的充分反映。而汉代以来，临川区域南丰、乐安等地傩舞盛行。它本是原始宗教的祭祀礼仪，由巫师头戴面具手持傩器边歌边舞，降神驱鬼。而在南丰、乐安等地的傩舞，已经渗入了娱乐的成分。融审美意识与宗教信仰于一炉，突出反映了临川古典艺术的独特风格，以及古代临川人民各个不同的生活层面和古老心态。
吴越文化与临川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艺术审美情趣上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将吴越优秀文化带到临川，这对临川文化影响甚大。
南唐文化是吴越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体现。南唐是一个重视艺术的小邦，对江西文艺，包括临川文艺有着深远的影响。
南唐君臣雅爱词章，词坛中心人物，除李臻、李煜二主外，还有重臣冯延已。冯延巳曾在抚州任职3年(948—951)，这位著名的花间词人，把词的种子播在临川的土壤里，而晏殊可以说是承接了冯延已的流响。夏敬观在评论晏几道的《小山词》时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可以说，晏殊、晏几道是在南唐花间词的直接影响下，推陈出新，把宋词推向一个新阶段的。
宋朝著名诗人陆游，于淳熙六年(117 9)冬在抚州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职。诗人极爱临川秀美的山川风物和淳朴的民风乡情。在抚州写下了有名的《闻雁》、《登拟岘台》、《庚子正月十八日送梅》、《雨后独登拟岘台》、《冒雨登拟岘台江涨》、《楚庭草》、《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夜思雨，喜而有作》等诗篇，诗人特别对抚州名胜拟岘台有特殊感情，有诗云：“我行万里跨秦吴，此地固应名二绝”，给予极高的评价。吴越艺术家在抚州的业绩和文学活动，给临川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
第三，临川区域和吴越地区一样，自古以来都有非常浓郁的尊师重教、勤奋进取的读书风尚，高度发达的文化，使两地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伟人。
自唐宋以来，吴越地区一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经济环境与昌盛的文化氛围相辅相成，吴越人民对读书求知，开发智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一些钟鸣鼎食、诗礼传家的文化世族，因为家族殷实、家教严谨，教育兴隆，文化水平起点很高。所以，在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包涵着特定的文化素质、文化精神与家传技能的积累。于是，人才辈出现象不仅呈现长久的绵延性，并且在共时性阶段构成爆发力极强的密集群体。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中，谈到苏州吴门子弟不断昌盛兴隆的气象时说：这些文化家族是“上下其议论，师承其风范，风流儒雅，彬彬可观，遗风余绪，至今犹在人间”。由于这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氛围，使吴越地区自唐宋以来文化伟人师承流传，渊源不绝。另外，吴越文化历史悠久，在文学、戏曲、工艺、音乐、民间说唱、书画、建筑、园林、服饰、花卉、医药、宗教、图书印刷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辉煌的创造成就，形成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文化传统。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吴越读书人，不仅从书本和传统中接受吴越文化传统的熏陶，而且还从“青山永在，绿水常流”的吴越人文景观中感受着吴越文化的无穷魅力，从而滋长对家乡景物深沉的爱，也激发起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这种心态的持久以恒，便产生出对吴越文化传统的一种强烈的“归顺”心理，即使外来的文人，也会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当地文化传统靠拢，极易形成吴越文化空前繁荣的态势。
临川文化的积累主要是我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北方汉人士族南移，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同样是一些北方望族，为临川淳朴的民俗、优雅的环境和较高的文明程度所吸引，纷纷落籍临川。如晏殊，其远祖为齐之晏氏，高祖在唐落籍临川；曾巩其祖先为鲁人，后迁至南丰；王安石其祖先出太原，后落籍临川。这些望族本身就有师承悠远的文化积累，在一种浓重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家庭训教中，临川弟子刻苦砥砺，勤奋进取，一种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诗书求闻达成为临川才子普遍的心态。像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荣登进士榜第四名。其弟王安礼，又于嘉祐元年(1056)荣登进士第。其弟王安国自幼敏悟，虽屡试不第，但由于学识渊博，神宗召试，赐进士出身。著名文学家曾巩，与其长弟曾布、次弟曾牟、曾阜、妹婿王外之、王彦深、凡一门6人，皆于省试中榜，无一遗者。像这样一门几代，联翩中科者，在临川文化区域，比比皆是。
另外，临川人民像吴越人民一样，都有深厚的尊师量教、竭力兴教的光荣传统。晏殊是宋代振兴教育的第一功臣，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建树对家乡人民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临川不少文化名人热心教育事业，所执教的学舍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在江南名声雀起，影响甚远。哲学家李觏在南城创办的盱江书院，“东南闻风而至者尝数千人。”①与朱熹齐名的著名书院教育家陆九渊在金溪创办的“槐堂书屋”和“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元代崇仁两位著名的理学家吴澄，虞集实乃元代理学泰斗。吴澄门下学儒云集，名噪一时。以明代理学家吴与弼为首创的“崇仁学派”，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为整个明代学案之首；明代南城著名哲学家、王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主持的“前峰书院”，“四方学者云集，名倾东南”。②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出其门下。
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使临川人才鼎盛，学术繁荣，宋、元、明甚至清代，在全国都有极大影响，临川才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亦为世人瞩目。
第三节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庐陵是吉安的古称，元代将宋时的吉州庐陵郡改为吉安路，明清称吉安府，辖县十，曰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即遂川）、万安、永新、永宁（即宁岗）、莲花，民国以后还递增峡江、新淦二县，称吉安地区，因庐陵名士众多，故学界称庐陵文化。
赣江中段流经庐陵，水势宽缓，交通得便，各类物产极为丰富。旧志称“南接赣江，北临淦水，西控表州、长沙，环地几千里，咽喉湖广，唇齿淮浙，江山映带在眉宇间，五峰相次颇类五老……古所谓天作之邦，江西诸郡，独称雄奇。”①历史上素以“文章节义之邦”享誉全国。而临川与庐陵，一衣带水，山峦毗邻，唇齿相依，历史上临川与庐陵下属郡县的隶属关系曾相互交叉，商贾贸易频繁，人民交往密切，物产、集贸、交通互为网络，互为补充，特别是两地文化区域的学者有深厚的亲缘关系，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实乃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文化因子，也可谓是区域文化交流的一个楷模。
第一，临川庐陵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唐宋八大家中，临川庐陵竟占三家，像晏殊是临川文化的奠基人一样，欧阳修是庐陵文化的奠基人。两地文化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说起庐陵和临川，首先要提到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因不依附权贵元载，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别驾，永泰元年(765)，改吉州司马。“以兴斯文为已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②由于颜真卿在庐陵广兴学舍，传播文化，给庐陵人民带来福泽，所以庐陵人建颜鲁公祠纪念这位文化伟人。而颜真卿离开庐陵不久，即任抚州刺史，同样在抚州广施仁政，传播文化。抚州在宋至和二年由郡守聂厚载在郡圃建颜鲁公祠。曾巩作《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盛赞颜公“与其从父兄杲卿，皆有大节以死，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由此可见，颜真卿的道德文章和高风亮节对庐陵和临川人民都有深刻的影响。庐陵旧郡志甚至曰：“唐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可见颜公在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然，真正开始联系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的，是晏殊和欧阳修这两位文化伟人。北宋人才辈出，与各臣宰辅荐人之风盛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晏殊是首开北宋荐人风气的主要人物。天圣八年(1030)，晏殊主持礼部贡举，选拔欧阳修为进士第一，表现了晏殊不以出身论人，不以相貌取人，唯才是举的优秀品格。当时，欧阳修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欧出身没落小官吏家庭，父亲早死，寡母郑氏以沙为纸，以荻为笔，教他读书。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加上豆灯熬夜，欧阳修身材瘦小，其貌不扬，但在考场上，唯有他见解独到，寓意深刻，“翰林学士晏公（殊）知贡举，公复为第一”。①使北宋文坛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并逐渐成为北宋中古文坛领袖。欧阳修入主文坛后，继承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扫荡五代颓弱文风，在文坛上产生震聋发聩的影响。而在孩提时代就闻知欧阳修大名的南丰秀才曾巩，拜读欧阳修大作后，更为他的学识所折服，决心以欧阳修为自己的楷模。公元1041年，曾巩携10万雄文入京游太学，写了一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并附上杂文、时务策两篇，谨献欧阳修。欧阳修称为“其文奇之”，认为曾文气势澎湃，虽有滥用辞藻之不足，但只要稍加疏导，将会更有成就。同年，曾巩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仍未能中第，次年落第南归，欧阳修作著名的《送曾巩秀才书》，充分肯定了曾的才学，同时抨击当时的科举制度，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劝勉曾巩一如既往，继续努力。公元1054年，因庆历党争而被贬知滁州的欧阳修被召回京师，官迁翰林学士。3年后，被委以主持礼部大试重任。他力排众议，对科举考试进行局部变革，他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词藻华丽者概不录取。这次，曾巩和弟弟曾牟、曾布及妹夫共6人参加考试，一同登科，传为佳 ① 《欧阳修年谱》话。欧阳修十分器重曾巩，鼎力向宋仁宗推荐。不久，当曾巩又推荐当时名气还不大的王安石给欧阳修时，欧阳修就十分重视王安石，特地写了“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两百年”的诗句，称赞他的才学。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在北宋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风云会际的时候，卓尔不群，超然而出，显示了庐陵文化与临川文化雄厚的历史根基和哲学深度，也说明两个区域文化在宋代的高度成熟和正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运动和多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走向博大精深。
崇尚儒雅，重视教育，是庐陵与临川文化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吉邑山水明秀，……自宋以来，老成名宿，多掇巍科，立志通显，老而退林下，率后进讲学子里，以是书院相望，弦诵相闻，故士多兴起。”①又云“文者，天地之精华也……吉郡前贤经述之深醇，理学之邃密，文章宏肆，递发奇葩，相为辉映，总之根抵忠者，率由节义。溯至欧阳文忠公，兴于宋、历元、明迄昭代。前影后继，虎炳豹蔚，可谓乾坤之清气也。”②庐陵地区自欧阳修鼎立文坛后，文章昌盛，经久不衰，真所谓“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临川地区自晏殊出，“其俗风流儒雅，喜事而尚气，有晏文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辞。”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很少地区能像庐陵、临川文化区域一样，人才的涌现呈如此密集性，爆发性、高档次的特点。同处于南方文化圈的庐陵、、临川区域，经过隋唐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积累、在北宋初期，开始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竟以群体形式在江西成双峰并峙。临川区域人才爆发，像南丰曾氏家族在宋朝取士者竟达30多人；乐安流坑村董氏家族，从宋真宗至明穆宗500多年，秀才数百人，进士52人，知县40多人，人才密度之大，品位之高，他邑罕见。而庐陵地区也是进士云集，英才辈出。清·道光《吉水县志》云：“吉水科名之盛，自宋历明，或一门而父子兄弟同登进士者五人，或一榜而及第，或一科中贰乡试者四十八人。呜呼盛矣。”《全宋词》作者1397人，江西籍有174 人，占12.4%，居全国第二位，在江西籍中，庐陵作者50人，抚州作者33人，两地合计共83人，将近全省作者半数。可见抚州、吉安是人文荟萃之地。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成为构成豫章文化光辉乐章的重要音符。
第二，江西是理学之乡，南宋时它的积极结果是使庐陵出现许多犯颜敢谏，英勇抗敌的慷慨忠烈之士，而陆九渊的“心学”却发展了临川文化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
《吉安府志》曾云：“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庐陵虽然是彬彬才子之乡，但庐陵君子与义士同风，有着嫉恶如仇，耿直敢谏的优秀品质。或许是颜真卿不附奸相，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的深刻影响，庐陵人对颜真卿有着特殊的感情。曾主持著名的白鹭州书院的欧阳守道曾说：“此州之君子皆颜鲁公之流风遗俗也。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鲁公远谪，所至安之，流落复归，终不惩艾；此州之君子去国不如此乎？鲁公八十元老，殒于贼手，高风劲节，谁其俪之……以鲁公为比，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①为世人仰慕的庐陵人胡铨，系南宋名臣，被人称之为“忠诚贯金石，节义凌冰霜。”他一生忠义，与秦桧不共戴天，曾上疏《戊午上高宗封事》，反对议和，规讽高宗，乞斩王伦、秦桧、孙近3人，以谢天下，使朝庭上下为之大震。他不仅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世人感叹仰慕，而且文章也汪洋恣肆，为文人传诵。秦桧诬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 他却正义凛然，书“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难”，表示自己与卖国贼誓不两立。特别是南宋亡国前后，庐陵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中以文天祥为代表，在他周围集聚了一批忠烈之士。民国年间的《吉安县志·序》云：“吉州自宋明迄今，人物之盛，炬烨天下，其当夫国家颠危之会，树大节、立大义者踵起。宋明季世，捍御外侮，风动一方。或转战南服，或规复郡邑，此间万千忠臣义士，烈妇贞女，其正气垂于无穷。”曾创造白鹭洲书院的吉州知府江万里，元兵陷落饶州（今波阳）时，率其妻子赴水而死，保持了自己的高尚节气。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代表南宋朝庭去与元军谈判时，被元军扣押，历尽艰难九死一生，逃出元营后继续坚持抗元，并收复赣南许多失地，后寡不敌众，在率兵突围时与家室离散，妻女被俘。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没有挫伤他的斗志。被元军俘虏后，热情不减，斗志不变，气节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诗句，慷慨赴死。与文天祥同庚同乡同窗的邓光荐，家中12口老幼死于元军屠刀之下，与文天祥患难与共，深得文天祥信任，文天祥就义前，表示死后要由邓光荐来写《墓志铭》，为了纪念当时跟随文天祥英勇抗元的英雄人物，邓光荐写下了著名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庐陵人王炎午，响应文天祥募兵抗元，元兵攻陷临安，王炎午毁家产以供军饷，文天祥就义后，他从此隐居不仕，闭门在家，致力诗文，抒发忧国情怀。这些庐陵豪杰，为救亡国，英勇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也留下许多抒写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天祥，把自己跋涉鲸波，辗转斗争，万难不屈，万死不辞的经历都熔铸成诗，抒其忠怀之情，发惨恸悲愤之思，慷慨沉雄，韵调天成，为宋诗留下最后的光辉诗篇。包括文天祥在内的庐陵抗元志士中，出现了一批爱国词人，如刘辰翁、罗志仁等，作品收在《名儒草堂诗集》里，后世称“凤林书院体”。清人厉鹗在《论词绝句》中说：“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另外，明代东林党“三君子”之一、著名诗人、吉水邹元标，为官清廉耿直，因忤丞相张居正，廷杖八十，谪戍贵州；张居正病殁，元标奉诏复官，但又奏疏万言，力陈民瘼，再遭贬谪； 30年后，又进刑部右侍郎，时宦官魏忠贤揽政，邹元标属东林党人，又以耿直敢言著称，为魏忠贤所不容，辞官归里。像这样一身正气，狷介敢谏的官吏，在庐陵为数不少。明末庐陵还出现了“志寄剑锋，诗成风骨”的抗清女诗人刘淑英，她起兵复家仇，雪国耻，其志虽未遂，却造成了刚烈雄豪之诗风，一扫闺秀诗脂粉气。专记反清志士的《江人事》一书特为她立《女贞传》，赞扬她“一时文士，无出其右。” 而陆九渊的“心学”，发挥了孟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十分注重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这与临川文化内涵中的独立自守，勤奋进取思想是很吻合的。陆九渊反复讲人要立志，要振作精神，“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①他对学生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立”。又说：“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他告诫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趋炎附势。“自立最难，一人力抵当流俗不去，须是高眼看破流俗方可。②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就能大义勇为，自觉奋斗，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和个人生活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捍卫国家和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临川才子的自尊意识和进取精神是很强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临川才子脱颖而出。他们心怀大志，废寝忘食，勤于积累，勇于突破。朱熹在《进士题名记》中称赞建昌府，“其民气刚而才武，其士多以经术论议文章致大名。”著名诗人黄庭坚称赞东乡县“处士有岩穴之雍容，文章有江山之秀发。”①明初崇仁县杰出的哲学家吴与弼，年轻时即抛弃功名利禄，谢绝世俗交往，潜心学问。他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敝履，饭粝蔬豆，一生清贫，即使家境窘困，也矢志不移，并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的诗句鼓舞自己，表现了极其顽强的奋斗精神。临川才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化作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明代宜黄著名爱国将领、抗倭名将谭纶，与戚继光共抗倭寇，威振东南。清代宜黄著名禁烟将领黄爵滋，处清王朝国运衰微的封建社会晚期，奉朝廷之命，多次往返浙闽沿海视察禁烟情况，他频繁上奏，请求增设饱台，招募船勇，积极备战，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始终主战，反对妥协，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