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发展
民清易代，尽管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被打破，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在日益提高；而20世纪初期世界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越过重重关山，也悄悄地来到福安山城。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福建省开始办邮政。光绪二十八年起，福安县有了经由三都澳邮局与外界交通的直达水陆邮路。两年以后福安县始设邮政代办所，再两年后改为邮政局。宣统三年（1911）清廷宣布“裁驿归邮”，全省驿站全部裁撤，业务通归邮局。福安县就此走进民国。
就在北京城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的1919年，福安人在县城创办的华光电灯公司开始正式运营。随着闽东大地的第一盏电灯在福安街头亮起，福安山城在传播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也走进了“电”的时代。此后福安山城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1919年，创办了福安第一所幼儿园——陶清女校幼稚班；1920年，创办了福安第一家采用石印技术的印刷店；1925年，创办了福安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19]；1925年，创办了闽东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福安县图书馆……一首叫做《新世界文明歌》的歌谣道出了当时的种种“新鲜事”，也表达了福安民众对新世界文明的热切向往： 自宣统，到辽东，天下世界大战争。
今民国，大不同，男女平等一样同。
兴学堂，除“四书”，比前满清大不同。
今世界，讲文明，中华民族第一雄。
女剪发，是风流，文明结婚真自由。
男剪发，半似僧，未剪头发满清人。
穿洋裙，扮洋装，脚穿皮鞋上学堂。
食洋烟，讲国语，文明世界处处同。
共和国，比前清，天下全球万物新。
无线电，第一奇，空中飞去你不知。
真奇巧，是飞机，时常无数天上飞。
影做戏，布做台，其中巧妙更难猜： 女像女，男像男，会讲会笑真稀罕。
听洋戏，内无人，笙箫鼓乐有声音。
其中唱，女共男，喜怒哀乐盖世间。
邮电局，天下同，信寄福州仅两分。
双挂号，寄过番，也有回信保险单。
电报局，各国通，快过邮信几万分。
造铁路，闹纷纷，打过山岩用尽工。
真便捷，快如风，千里只行半点钟。
筑马路，汽车行，路中车过许多人。
兴电火，点电灯，聪明本是现在人。
来无影，去无踪，不怕雨来不怕风。
烧煤炭，驶车船，不用摇橹不用帆。
自来水，不用担，不用担水洗衣裳。
要用水，水就来，井在何处人不知。
自来火，自然能，烹茶煮饭不薰人。
手电筒，自然灯，黑夜无月照样行。
机器米，不用砻，乖巧原是机器人。
做洋料，应田山，田园种菜叶叶青。
说不尽，道不完，新书几句给人传。[20] 民国初期的福安县城，较清代繁荣了许多。张炯先生在回忆民国早期的福安城时写道：“那时，街道是用石板和卵石铺成的，……县政府门前的一条横街叫衙前街，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段。……两边拥有许多商店——布庄、纸行、糕饼店、杂货店、鲜鱼店、烟店、旅社、中药店、西药店、诊所、书店……其中许多店名如‘雅人轩纸行’、‘回春堂药房’、‘既来安旅社’、‘鎔金楼书店’、‘小有天菜馆’等，都十分别致，引人遐思。它们虽然都是木质结构的，但是鳞次栉比，也显得很壮观。街市热闹时，满街是挑木柴来卖的乡下人，且多是畲家人。逢年过节或其他喜庆日子，由于路面狭窄，人流量多，这里就十分拥挤喧闹了。旧福安有城墙围着，绕湖山和龟湖边北去，至后垄又拐向东，小孩子们跑着绕一周，也不过一小时。城里几乎是一色的旧房瓦院。少数几栋西式楼房被称为洋房，有属于富家的，有属于天主教堂的。”[21] 赛岐商埠 民国以后，赛江的航运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与此同时，赛岐的商业经济也空前繁荣，赛岐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福建东北部最重要的物资运转中心。
民国7年（1918）上白石佳浆人王泰和首先开辟三都澳至福州的轮航，使赛岐与福州两地之间的往返只需经三都澳一次运转即可抵达，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便捷了。经这条航线运出的商品是以茶叶为主的农产品，运进的主要是煤油、火柴和棉布等工业品。王泰和后来创办泰安轮船公司，有江门号和镇波号航行三都、三沙线，海鸥号航行沙埕线；不久他又与别人合股创办乾泰轮船公司，有“五福轮”（福州号、福宁号、福兴号、福祥号、福利号）分别航行沙埕、泉州、莆田、鳌江、上海线；福祥号和福利号触礁后又添置了3艘2000吨级的轮船，其中建安号走天津线，安宁号走上海、香港线，建康号走宁波线。这是王泰和航运事业的鼎盛时期，泰安轮船公司也成为当时福州港的三大水运公司之一。[22] 民国10年外塘人张茂公驾70吨位木帆船首航日本琉球（冲绳岛）成功，打开了赛岐与日本直接通商的民间航线。
民国16年坦洋茶商胡修诚购日本造700吨位旧钢质货轮一艘，取名“咸通”；民国17年阳头船主黄培英建造100吨位木帆船“横海飞”号。两船均经营赛岐、福州、青岛、台湾等地客、货航运业务。
民国时期福安水运多是以货运为主，客货兼营。二十年代赛岐商人王同福的“平安”、“同龙”和海军顾连长的“利捷”共三艘小客轮，专航赛岐至三都线，开始了赛岐水上专业客运业务。[23] 赛岐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个原本的小渔村一跃而成闽海商埠。到民国26年，赛岐规模较大的商号达到62家；赛岐码头，商贾云集，舟楫如林；“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出，商业之盛，俨如大邑。”[24] 穆阳古镇 穆阳自古以来就是福安的西部重镇，旧时的“穆阳”包括今天穆阳、穆云和康厝的范围。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唐宋元明清，一路走来一路风光。近代以后，随着赛岐港的崛起，穆水（廉溪）下游的富溪津（廉村）不再繁华，可是上游的穆阳依然精彩。民国时期，穆阳的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
工夫红茶在福安兴起后，穆阳成为闽红的重要产地。在茶业经济的拉动下，穆阳的手工业和商贸经济空前繁荣。穆阳纸伞和线面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成为地方名产。古老的水陆交通设施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赛岐的鱼盐布匹和日用百货由水路运到穆阳、苏堤码头后，改船载为肩挑，沿着农耕时代的漫漫古道，分散到内陆腹地的各地村镇；穆阳依然是长溪水道北通浙江泰顺和本省寿宁，西往闽北政和、松溪、浦城诸县的枢纽。穆阳街还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发展成为一个大集镇，商铺林立、店肆比肩，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发达的商贸使这里形成闽东内陆最大的墟市。每天畲汉山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穆阳街赶墟，带来山货特产，换回日用必需品，晨聚午散，年年如此，直至今日。[25] 穆阳溪水道还为天主教在福安西部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明末天主教传入之后，这里很快就成为福建天主教的中心，福建省第一个主教堂即设在康厝。民国时代，从上游的苏堤村到下游的三江口，分布在穆水两岸的大小天主堂就有十多处。在一定意义上穆阳地区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1926年，福宁代牧区成立，下分6个总铎区，穆阳是其中一个。
耕读文化在这里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宋到清，就有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各种功名，取得“官身”。一些族姓由于入迁时间久远，繁衍为当地的大宗族，官家身份使这些大家族在当地更加显赫；其中的精英人物除了在外地为官，有的献身文教，有的成为商业大贾，在当地都很有身份。进入近代以后，新文化、新思想越过重重关山，沿着穆阳溪水路在这个古镇悄然登陆。传统与新潮相结合，使穆阳异彩纷呈。光绪二十四年（1898）穆阳人缪锡铃率福宁五县之先将自己创办的景贤义塾改制为同文初等小学堂，并自任堂长，几年后又升为高等小学堂。
民国时代，穆阳一地读书人多，生意人多，有钱人多，有身份的人多，思想开放者多，心灵手巧者多，商铺多，茶庄多，到这里谋生活的人也多。于是，福安乡亲归纳出一句民谚，曰：“福安好穆阳。” 注释 [1]宣统三年（1911）福安县总人口335846。《福安市志》第117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2]张如翰《大留张氏重修宗谱序》，《大留张氏宗谱》，民国二年重修。
[3]1924年12月24日《闽报》。
[4][5][11][13][15][17][18]《三都澳海关十年报》，《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第156页、178页、177页、177页、182页-183页、182页、183页，福建省政协文史委1985年编印。
[6][7][8][9]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安人民革命史》（缪小宁主编）第80页、34页、39-40页、42-4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天福《三年来福安茶业的改良》，福建省农业改良处茶业改良场编印，民国28年。
[12]前赴美赛会筹备局《中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191页，民国5年编印。原件微缩资料现存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14]《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30年。
[16]民国31年（1942年）《福建省各县农业概况》。
[19]由当时文人活动场所“秋园”改建，当时福安民众称之为“仙坛”，在今部队房管所内。
[20]见《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安市分卷》第125—127页（1992年编印），个别字眼笔者略作改动。该歌谣为“平阳词”（以平声江阳韵为主体词格，福安又名“四句”），用福安方言传唱。每句三三七言，数板行文，间可转韵，多平少仄，易诵易记易传。词中“影做戏，布做台”指电影；“洋戏”即是留声机；“寄过番”是指寄往国外；“车船”就是轮船。
[21]张炯《当年的福安县城》，《宁德老照片》第2页，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
[22]罗华《独具慧眼识江海——王泰和小传》，《福建·赛江》第155页，福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1994年编印。
[23]王健主编《福安交通志》第87页，福安市交通局1995年编印。
[24]《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30年。
[25]李健民《品读福安》第323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