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福安的社会经济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西方文化的传入，福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全方位发生变化，由传统的、带有封闭性特征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转化。进入民国以后，福安的社会经济在晚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福安本邑和闽东的后续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谨就民国初期（主要是民国元年至民国16年）福安的社会经济作一个简要的叙述。
社会状况 1911年11月，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福建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宣布独立，建立福建军政府；不久，福安县宣布光复，33万福安人[1]成了民国的国民。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福建都督孙道仁实行“闽人治闽”，福安县设立“福安自治联合会”，时任福宁中学校长和福安教育会会长的张如翰担任自治联合会会长[2]，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咨议局公推王景仁任本邑首任知事。
民国初年，福安县奉命实行新政，令男子剪辫，女子放足。表面上看来这些似乎只是“外表”的改变，许多习惯于旧秩序的满清遗民反而觉得不习惯，但这些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之举；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天足运动”，可以说是女权运动的先声，反封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民国8年（1919）巴黎和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主权，抵制日货的运动也迅速展开。不久，“五四运动”的春风吹进了福安山城，福安人民开始了自觉的有组织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政治行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革命的前驱。他们组织“福安县学生联合会”，走上街头，散传单，贴标语，作演讲，还组织反帝示威和抵制日货活动，声援北京学生，向广大民众宣传“五四”爱国精神，从而掀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
民国11年（1922）福安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房屋倒塌，田地被毁，死者过千，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军阀政府为了摆脱困境，竟然明令全县农民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罂粟（鸦片），并且设立收捐机构，公开征收鸦片捐，牟取高额捐税收入。当年福安全县仅鸦片捐一项就达到14万大洋（银元）之巨。[3] 历史上罂粟之害在福安县是很烈的。清末一位侨居闽东的老外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过去十年（指1899—1901年）福建的罂粟种植继续发展，估计现在全省鸦片产量达二万担。有传统声誉的福宁府福安县早在150年前（1750年）就从印度引进罂粟种子，第一个取得收成。1887年后罂粟的种植广泛起来。在全区各地巡回的传教士对大量土地被用作种植罂粟无不感到痛惜。据他们估计，成年男子抽鸦片的约占40%，而且这种恶习也传染到妇女。”[4]清末民初，政府曾经多次实施禁毒，禁止种植罂粟，也禁止鸦片进口。但是烟毒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虽然“抽鸦片的人少了，但远没有绝迹，到处都有鸦片的黑市贸易。……绝大部分是由民船走私，在沿海不设防地点偷偷登岸，运转进来的。”[5]民国11年对鸦片的解禁，使得烟害更加不可收拾。此后福安县种植罂粟现象愈演愈烈，给人民群众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危害，但是地方官却从中牟取了极大的好处，至民国21年（1932）全县鸦片捐总收入高达100万大洋，这巨额鸦片捐由海军陆战队、警备队和地方豪绅捐蠹按4：2：4的比例分成[6]。从此，反对种植罂粟和贩卖烟土、抵制鸦片捐便成为广大民众与社会黑暗势力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尽管地方当局多次厉行禁烟，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福安县的烟害始终禁而不绝。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斗争风暴席卷全国。福安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进步学生联合城镇劳动人民声援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并将这些活动推向农村，唤起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全县掀起查检日货、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热潮。外地返乡的进步学生和本地学生一起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之中。穆阳镇的进步青年表现得尤为出色，回乡学生与当地学校师生联合成立劣货调查团，查检和抵制劣货、日货；召开商民座谈会，鼓励商人参加反帝斗争，提高爱国觉悟。[7] 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其摧枯拉朽的气势为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敲响了丧钟。1926年底，在外地求学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受上级的派遣回到福安，筹建国民党福安县党部，同时通过向青年学生推荐进步书刊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支持北伐军，积极参与国民革命运动。[8] 1927年2月初，当北上进军浙江的国民革命军第17军第1师的官兵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战歌开进福安古城的时候，激发了福安人民从未有过的革命热情。北伐军在福安虽然仅停留短短三天，却大大促进了国共合作共同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进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随即由柏柱洋及邻近72个村庄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正式成立[9]，广大劳苦的种田人组织起来，勇敢地进行反霸抗捐斗争。
正当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在此同时，福建的国民党右派也开始了“清党”行动，国民党福安县党部被查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国民革命运动是福安人民革命的大操演，为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福安成为闽东革命的大本营准备了条件。
民生经济 民国初期，尽管各种黑暗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顽强地向前滚动。福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广大农村依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但是除了粮食生产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之外，以交换为主要目的的经济作物的经营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民国初期福安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茶、糖蔗、烟草、花生、大豆、苎麻等等。其中最让福安人不能忘怀的还是茶业。
茶业 从19世纪80年代北路茶受到外国资本的打击之后，福安茶人迅速收缩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到国内市场上。这时期国际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华茶在海外市场受到严重挑战。茶业的兴衰浮沉教育了福安茶人。宣统二年（1910）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立有会则十五条，内多纠正时弊者，此为福安茶业界自动改进茶业之先声”，也是率闽省各县之先的茶业研究机构；该会延续至民国十一年（1922）。[10]与福安茶业研究会同时，闽东茶商在福州成立了“福宁茶业同业公会”，北路茶加强自律，坦洋工夫以全新的姿态进军国际市场。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都澳开埠，坦洋工夫红茶东山再起，经三都澳海关出口的坦洋工夫茶与年俱增。经三都澳外销的红茶由1912年的5.06万担发展到1915年的7.24万担。[11]可是好景不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闽东人“乌换白”（当时对以茶叶换银元的形象说法）的美梦就随着欧洲战火的蔓延而破灭了。
民国4年（1915），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在西海岸的旧金山市举办一场盛况空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福建省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即坦洋工夫红茶在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奖章。当时欧美的茶市，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的茶叶势头遒劲，咄咄逼人，准备在博览会上与华茶决一雌雄。但是，坦洋工夫红茶和祁门红茶等中国茶叶赛品，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和精湛工艺最终挫败了外邦对手，共获得21个金牌奖章，重振华茶雄风，叫国人扬眉吐气。[12]坦洋工夫也在这一次国际商战中胜出，并且奠定了作为民族品牌和世界名牌的历史地位。
民国7年（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是闽红的对外贸易并不乐观。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闽东红茶的出口量急剧下降，到1921年跌到谷底，全年仅余4622担，还不及1915年的6.4%；与此同时，闽东绿茶由于东南亚华人的消费带动，1921年出口量升攀到8.4万担。[13] 民国11年，闽红的国际贸易开始逐渐恢复，以坦洋工夫领军的闽红三大工夫茶以物美价廉的优势东山再起。这已经是闽红的第三次崛起。这一时期闽东生产的茶叶多是红茶，主要销往英国、苏联和国内的蒙古、西藏，少量销往日本。巨额的生产量需要大量的原料作保证。以坦洋为例，茶行数十家，每年雇工数千人，产量2万余担，成为远近闻名的“茶都”。自此，“上自政和新村，下至宁德、霞浦，方圆几百里，周围六、七县，茶叶均为福安所购”。[14]“坦洋工夫”已经成为除福鼎和霞浦东部以外北路（闽东）红茶的别称。
民国16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裕通轮船公司”和“裕泰来茶叶公司”，开启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直接运往福州的新篇章。此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是闽东茶业的黄金时期。福安的坦洋、穆阳，福鼎的白琳，政和的铁山，寿宁的斜滩，周宁的东洋是当时闽东的重点茶区。
红糖、茶油、纸伞 除了茶叶，民国初期福安的一些传统土特产品也很值得称道。
民国初期福安的制糖业较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民初实行禁烟，原来种植罂粟的土地经营者就改种甘蔗（糖蔗），以求尽可能多一些的利润。这些甘蔗主要用来加工红糖，据统计，民国10年“福安县约有30家工厂生产红糖”[15]。这些红糖主要是“板糖”，是福安县主要的出口物资之一。民国初期福安糖业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民国31年，“福安县年出口糖二万五千余担（1250吨）。农产品出口物资茶居首位，糖出口位居第二。”[16] 福安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油茶之乡，明万历二十五年编修的《福安县志》就有关于油茶的记载（福安人称油茶果为“榛籽”，茶油为“榛油”）。福安的油茶主要产于北部山区，像今天的上白石、范坑、潭头等地，水力资源非常丰富，茶油加工厂大多利用水力碾磨、压榨，当时虽然还没有使用现代机器进行生产，但是与人力相比，已经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民国初期“福安县有十家工厂生产茶油”，“1917年出口16000担”[17] 民国时期福安的纸伞也非常风光。这种伞是中国的传统工艺。用竹杆和竹条做伞骨，然后在伞盖裱上棉纸，最后漆上桐油，结实、耐用；既可以遮阳，更用它挡雨，社会需求量很大。民初由于抵制日货使市场上对国产纸伞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民国10年（1921）福安一邑就有纸伞厂20多家[18]。福安纸伞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以穆阳产的最为上乘。纸伞主要销往福州，再转销各地，也有部分由穆阳产地直接输往闽北、浙南。
城镇发展 韩城新事 民清易代，尽管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被打破，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在日益提高；而20世纪初期世界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越过重重关山，也悄悄地来到福安山城。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福建省开始办邮政。光绪二十八年起，福安县有了经由三都澳邮局与外界交通的直达水陆邮路。两年以后福安县始设邮政代办所，再两年后改为邮政局。宣统三年（1911）清廷宣布“裁驿归邮”，全省驿站全部裁撤，业务通归邮局。福安县就此走进民国。
就在北京城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的1919年，福安人在县城创办的华光电灯公司开始正式运营。随着闽东大地的第一盏电灯在福安街头亮起，福安山城在传播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也走进了“电”的时代。此后福安山城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
1919年，创办了福安第一所幼儿园——陶清女校幼稚班；1920年，创办了福安第一家采用石印技术的印刷店；1925年，创办了福安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19]；1925年，创办了闽东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福安县图书馆……一首叫做《新世界文明歌》的歌谣道出了当时的种种“新鲜事”，也表达了福安民众对新世界文明的热切向往： 自宣统，到辽东，天下世界大战争。
今民国，大不同，男女平等一样同。
兴学堂，除“四书”，比前满清大不同。
今世界，讲文明，中华民族第一雄。
女剪发，是风流，文明结婚真自由。
男剪发，半似僧，未剪头发满清人。
穿洋裙，扮洋装，脚穿皮鞋上学堂。
食洋烟，讲国语，文明世界处处同。
共和国，比前清，天下全球万物新。
无线电，第一奇，空中飞去你不知。
真奇巧，是飞机，时常无数天上飞。
影做戏，布做台，其中巧妙更难猜： 女像女，男像男，会讲会笑真稀罕。
听洋戏，内无人，笙箫鼓乐有声音。
其中唱，女共男，喜怒哀乐盖世间。
邮电局，天下同，信寄福州仅两分。
双挂号，寄过番，也有回信保险单。
电报局，各国通，快过邮信几万分。
造铁路，闹纷纷，打过山岩用尽工。
真便捷，快如风，千里只行半点钟。
筑马路，汽车行，路中车过许多人。
兴电火，点电灯，聪明本是现在人。
来无影，去无踪，不怕雨来不怕风。
烧煤炭，驶车船，不用摇橹不用帆。
自来水，不用担，不用担水洗衣裳。
要用水，水就来，井在何处人不知。
自来火，自然能，烹茶煮饭不薰人。
手电筒，自然灯，黑夜无月照样行。
机器米，不用砻，乖巧原是机器人。
做洋料，应田山，田园种菜叶叶青。
说不尽，道不完，新书几句给人传。[20] 民国初期的福安县城，较清代繁荣了许多。张炯先生在回忆民国早期的福安城时写道：“那时，街道是用石板和卵石铺成的，……县政府门前的一条横街叫衙前街，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段。……两边拥有许多商店——布庄、纸行、糕饼店、杂货店、鲜鱼店、烟店、旅社、中药店、西药店、诊所、书店……其中许多店名如‘雅人轩纸行’、‘回春堂药房’、‘既来安旅社’、‘鎔金楼书店’、‘小有天菜馆’等，都十分别致，引人遐思。它们虽然都是木质结构的，但是鳞次栉比，也显得很壮观。街市热闹时，满街是挑木柴来卖的乡下人，且多是畲家人。逢年过节或其他喜庆日子，由于路面狭窄，人流量多，这里就十分拥挤喧闹了。旧福安有城墙围着，绕湖山和龟湖边北去，至后垄又拐向东，小孩子们跑着绕一周，也不过一小时。城里几乎是一色的旧房瓦院。少数几栋西式楼房被称为洋房，有属于富家的，有属于天主教堂的。”[21] 赛岐商埠 民国以后，赛江的航运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与此同时，赛岐的商业经济也空前繁荣，赛岐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福建东北部最重要的物资运转中心。
民国7年（1918）上白石佳浆人王泰和首先开辟三都澳至福州的轮航，使赛岐与福州两地之间的往返只需经三都澳一次运转即可抵达，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便捷了。经这条航线运出的商品是以茶叶为主的农产品，运进的主要是煤油、火柴和棉布等工业品。王泰和后来创办泰安轮船公司，有江门号和镇波号航行三都、三沙线，海鸥号航行沙埕线；不久他又与别人合股创办乾泰轮船公司，有“五福轮”（福州号、福宁号、福兴号、福祥号、福利号）分别航行沙埕、泉州、莆田、鳌江、上海线；福祥号和福利号触礁后又添置了3艘2000吨级的轮船，其中建安号走天津线，安宁号走上海、香港线，建康号走宁波线。这是王泰和航运事业的鼎盛时期，泰安轮船公司也成为当时福州港的三大水运公司之一。[22] 民国10年外塘人张茂公驾70吨位木帆船首航日本琉球（冲绳岛）成功，打开了赛岐与日本直接通商的民间航线。
民国16年坦洋茶商胡修诚购日本造700吨位旧钢质货轮一艘，取名“咸通”；民国17年阳头船主黄培英建造100吨位木帆船“横海飞”号。两船均经营赛岐、福州、青岛、台湾等地客、货航运业务。
民国时期福安水运多是以货运为主，客货兼营。二十年代赛岐商人王同福的“平安”、“同龙”和海军顾连长的“利捷”共三艘小客轮，专航赛岐至三都线，开始了赛岐水上专业客运业务。[23] 赛岐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个原本的小渔村一跃而成闽海商埠。到民国26年，赛岐规模较大的商号达到62家；赛岐码头，商贾云集，舟楫如林；“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出，商业之盛，俨如大邑。”[24] 穆阳古镇 穆阳自古以来就是福安的西部重镇，旧时的“穆阳”包括今天穆阳、穆云和康厝的范围。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唐宋元明清，一路走来一路风光。近代以后，随着赛岐港的崛起，穆水（廉溪）下游的富溪津（廉村）不再繁华，可是上游的穆阳依然精彩。民国时期，穆阳的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
工夫红茶在福安兴起后，穆阳成为闽红的重要产地。在茶业经济的拉动下，穆阳的手工业和商贸经济空前繁荣。穆阳纸伞和线面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成为地方名产。古老的水陆交通设施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赛岐的鱼盐布匹和日用百货由水路运到穆阳、苏堤码头后，改船载为肩挑，沿着农耕时代的漫漫古道，分散到内陆腹地的各地村镇；穆阳依然是长溪水道北通浙江泰顺和本省寿宁，西往闽北政和、松溪、浦城诸县的枢纽。穆阳街还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发展成为一个大集镇，商铺林立、店肆比肩，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发达的商贸使这里形成闽东内陆最大的墟市。每天畲汉山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穆阳街赶墟，带来山货特产，换回日用必需品，晨聚午散，年年如此，直至今日。[25] 穆阳溪水道还为天主教在福安西部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明末天主教传入之后，这里很快就成为福建天主教的中心，福建省第一个主教堂即设在康厝。民国时代，从上游的苏堤村到下游的三江口，分布在穆水两岸的大小天主堂就有十多处。在一定意义上穆阳地区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1926年，福宁代牧区成立，下分6个总铎区，穆阳是其中一个。
耕读文化在这里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宋到清，就有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各种功名，取得“官身”。一些族姓由于入迁时间久远，繁衍为当地的大宗族，官家身份使这些大家族在当地更加显赫；其中的精英人物除了在外地为官，有的献身文教，有的成为商业大贾，在当地都很有身份。进入近代以后，新文化、新思想越过重重关山，沿着穆阳溪水路在这个古镇悄然登陆。传统与新潮相结合，使穆阳异彩纷呈。光绪二十四年（1898）穆阳人缪锡铃率福宁五县之先将自己创办的景贤义塾改制为同文初等小学堂，并自任堂长，几年后又升为高等小学堂。
民国时代，穆阳一地读书人多，生意人多，有钱人多，有身份的人多，思想开放者多，心灵手巧者多，商铺多，茶庄多，到这里谋生活的人也多。于是，福安乡亲归纳出一句民谚，曰：“福安好穆阳。” 注释 [1]宣统三年（1911）福安县总人口335846。《福安市志》第117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2]张如翰《大留张氏重修宗谱序》，《大留张氏宗谱》，民国二年重修。
[3]1924年12月24日《闽报》。
[4][5][11][13][15][17][18]《三都澳海关十年报》，《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第156页、178页、177页、177页、182页-183页、182页、183页，福建省政协文史委1985年编印。
[6][7][8][9]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安人民革命史》（缪小宁主编）第80页、34页、39-40页、42-4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天福《三年来福安茶业的改良》，福建省农业改良处茶业改良场编印，民国28年。
[12]前赴美赛会筹备局《中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191页，民国5年编印。原件微缩资料现存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14]《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30年。
[16]民国31年（1942年）《福建省各县农业概况》。
[19]由当时文人活动场所“秋园”改建，当时福安民众称之为“仙坛”，在今部队房管所内。
[20]见《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安市分卷》第125—127页（1992年编印），个别字眼笔者略作改动。该歌谣为“平阳词”（以平声江阳韵为主体词格，福安又名“四句”），用福安方言传唱。每句三三七言，数板行文，间可转韵，多平少仄，易诵易记易传。词中“影做戏，布做台”指电影；“洋戏”即是留声机；“寄过番”是指寄往国外；“车船”就是轮船。
[21]张炯《当年的福安县城》，《宁德老照片》第2页，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
[22]罗华《独具慧眼识江海——王泰和小传》，《福建·赛江》第155页，福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1994年编印。
[23]王健主编《福安交通志》第87页，福安市交通局1995年编印。
[24]《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30年。
[25]李健民《品读福安》第323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