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抗敌

“江抗”浩荡东进，震撼了日伪军。他们不得不从各地调来几千名日伪军，准备“扫荡”我军。于是，发生太仓“芝加苏”（据口述音译）之战。

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傍晚。“二路”纵队我所部大队四百余人急行军来到锡沪铁路以北、太仓靠昆山不远的一个村镇，这地方河流纵横交错，泥沼众多，十步一小桥，经过一天急行军，战士们累得东倒西歪，都靠墙而睡了。炊事员正在埋锅做饭。突然，哨兵急报：大股日伪兵正向我驻地扑来。我大吃一惊，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加上河流纵横，交通不便，后退已来不及了，只好率队仓促应战，一时陷于被动敌人蜂涌而至，密集的炮火立即封锁了我们的退路。我一边派人另寻出路，一边指挥战士沉着应战。激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上午，我左腿中弹挂彩，鲜血直流，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待我醒来时，已是第三天凌晨。这时部队已奋力拼杀突围而出了。

这时，村里一位负责抗日民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叫来了保长，还有一位姓金的村长，带着一些人一同巡查战场，对一具具尸体仔细查看。他们看到我左臂上的“江抗”臂徽，见我还有一丝鼻息，摸摸我的胸口，听到心脏仍在跳动。于是，把我抬进村去，替我洗去血污，包扎了伤口，换了一身老百姓衣服，装扮成一个战时受伤的老百姓，由金村长护送，安全到达上海，进“长生医院”治疗。

“江抗”东进到达太仓后，全歼了苏州附近的浒墅关火车站日寇守备队，又进军嘉定、青浦、一直打到上海郊区，袭击了虹桥飞机场。接着，主力在徐市整编，改番号为“挺进纵队”，然后从容向江阴西撤。

主力西撤后，负伤的同志全部留在东路，还有一所后方医院。伤员有我和顾山战斗中负伤的刘飞，还有黄烽、吴立夏以及因病留下的夏光等同志，大部分是闽东佬。我们三十六个伤病员分散流动于阳澄湖畔的横川、心泾、陆巷、萧泾、长浜、张家浜、西董家浜等村庄，农家的客饭堂、厨房、牛棚、猪圈就是我们的病房，卸下来的门板当病床。我们转移的交通工具是阳澄湖里的捕鱼小船。“后方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非常缺乏，只有少量的红汞碘酒和棉花纱布等。我们的驻地处在敌伪据点的包围之中。农村被“忠义救国军”和地方土顽势力盘踞着。“江抗”转移西路后，东路失去了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的保护，日伪军及土顽武装横行无忌。我们三十六位伤病员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行动异常困难，而且又大都是红军老战士，操着一口闽东腔与这一带方言区别甚大医院的四位医生和十多位女护士也是非战斗人员。在敌伪顽势力猖狂的险恶环境下，若不是阳澄湖的人民用生命保护了我们，我们是一刻也活不下去的。至今，阳澄湖人民向常熟县委所发的誓言，仍萦绕在我的耳际——“交给我们吧，只要我们在，三十六个伤病员同志就能活着！”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里朴实而又伟大的人民。

十月间，杨浩庐同志返回东路，向我们传达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说叶飞司令员同意我们留在东路的同志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于是上级决定，以我们三十六名伤病号为基础，再动员一部分地方抗日积极分子，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由原六团作战参谋夏光担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协助杨浩庐同志工作。这时，我在东路任大队长。这样，新的“江抗”诞生了。

“东路司令部”刚成立不久，即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农历春节）与日军在洋沟楼发生激战。洋沟楼地处阳澄湖滨。我们一部在夏光率领下，于二月六日深夜，乘坐小木船在此登岸进村分散休息。第二天，战士们有的替老百姓挑水扫地，有的排练节目，有的在村里搭戏台，准备大年初一的军民联欢正在这时，嘹望哨发现前方湖荡中，有一只木船慢慢向我们这边荡来，船上两人披着蓑衣，很象渔民，船靠岸突然从船仓底下钻出好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那天，放哨的哨兵是个近视眼，等他们跳上岸来，才呜枪报警。刚报完警，又有三艘日军汽艇从湖荡中钻出，开足马力向我方全速进逼，并开枪开炮，以掩护登陆行动。听到枪炮声，我们立即投入战斗，凭借老百姓的房屋，土墙、土坯等掩体向敌人展开激烈的村落战，由于河道多，村与村之间都要用船交通，而我们一时又摸不清敌人的实力，只好命令部分战士上西边高地或屋顶抵敌，其余人则架起浮桥边打边向东边撤退。就这样，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从一个村庄打到另一个村庄。不久，夜幕降临。敌人怕我们破坏他们的船只而被截断退路，只好退却离去。这一仗，击毙昆山县城日寇大队长萨一岛，敌伤亡几十人。我方特务连也损伤二、三十人。战后，我们撤往常熟董浜一带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