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溪点编

1937年11月底，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我们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12月初，全闽东各路红军游击健儿800余人，先后集中在宁德县桃花溪一带，过几天，便在桃花溪接受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指定的省保安二旅官员的点编。

我们与国民党闽东当局从谈判到达成协议，一直是斗争过来的，在点编问题上，我们又同样同他们有斗争。先是点编地点，我们坚持地点由我们来定，不能去他们指定的地点；接着是点编方式，他们坚持要全体集中点编，我们则强调场地小，部份部队必须担负驻地周围的警戒任务，不能全部集中，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拉上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最后点编官员不得不照我们的意见办。

点编前，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思想动员，给战士们说清楚，我们是为了民族大局，才同国民党合作的，不是编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更不是投降，改编后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要求大家点编那天，一定要精神振作，队伍整齐，服从命令听指挥，表现出我们红军战士高昂的士气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思想动员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几天队列训练，为了多争取到一些服装和经费，我们每个连都还空报了十几个人数，事先交代好一部份战士，在一个连队点编完拉出来后，再悄悄地插到其他连队去，记住自己的假名。点编那天，我们也做好了战斗布置，防止国民党利用点编来偷袭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那天上午吃过早饭，部队就按计划集中在几个地方等候点编。

点编地点就在桃花溪村祠堂前的一块空地上，场地不大，只能站一个多连的人员，这是我们有意选择的。我带的独立师一纵300多人编为第一营，第一批拉到点编场。点编官员是我们过去的老对手——国民党省保安二旅派出的5名军官，他们表情严肃地站在点编场上，当时叶飞、阮英平等领导同志在村里指挥整个部队点编行动，没有到点编场，就由我陪着保二旅军官们开始点编。

编一连拉上来了，排成两列长横队，先由一连长报告到场人数，多少枪枝。保二旅领头的一个旅部副官还礼后发出口令，命令一连向后转，前进几步，又转回立正，然后翻开花名册，对着名册叫人，每念到一个名字，我们战士就大声回答“有”。我在队列前踱着步子，对战士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满意。

点完人头后接下来是验枪，登记枪号。还是那副官喊名字，被喊到名字的人便出列，双手将枪递给一位验枪的军官，那军官熟炼地拉拉枪机，查查机件，随之报出枪号码，由旁边另一名军官记录，没验几支枪，验枪官就显得很不耐烦，验完的枪就用力往我们战士胸前一扔，一个战士没防备，一把没接牢，枪托滑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声音不大，却把全场都震动了，不满和敌视情绪从一连干部战士的目光中流露出来，那验枪官在众目睽睽下，还冷笑了一下，又摆出老兵痞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又接过一支枪，验完，仍旧往战士胸前一丢。我心里不快，但当场又不好表露，我就在队列前提醒同志们说，大家注意些，把枪接好。这时一个班长出列了，送枪给验枪官时也来个单手抓枪用力朝对方胸前扔去，那军官很老练地单手接住枪，得意地点点头，验完枪又扔回去。这下好了，后面出来验枪的战士全学着那班长样，不再递枪了，一支支枪只管往那验枪官胸前扔，那军官开始还故作轻松，满不在乎地一一接住，后来不断地这样接枪，大概虎口和手掌都让枪撞疼了，手也软了，接过枪后也没力气往外扔枪，只好慢慢递回去。我在一旁看看好笑，想在我的战士面前耍花招，现在吃苦头了不是。我心里赞赏一连同志们有志气，就是不能在过去的老对手面前服软。一连就是这样同验枪官暗扭着劲，把枪验完。一连队伍带下去后，上来的二连知道点编官想出我们的洋相，大家早有准备。那验枪官可能折腾累了，只好换出另一个军官验枪，他自己坐一旁休息去了。新上来的军官见过刚才那场面，验枪动作比上一个小心多了，验完枪都是递还给我们。

一营点编完由我带回去，这时才听战士说那个保二旅的验枪官是个排长，3个多月前在亲母岭反击战中，当了我们的俘虏，后来给放回去了，不知又怎么给混上了点编官。他验枪时看到一营战士手中有这么多枪曾是属于他那个被全歼的连队的（亲母岭一仗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多留在一营，又大多数集中在一连），难怪怀着一肚子恨，想借机小报复一下。

整整一天，点编工作才结束。点编后，部队开到石堂待命，在那住了20多天，又移到屏南县城和附近的棠口镇住了近1个月，这期间，叶飞同八路军代表顾玉良一块去了南昌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底，叶飞同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一起回到屏南，向部队宣布了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命令，同时还宣布了六团领导干部的任命：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我任一营营长。春节刚过，六团就奉命开赴皖南集中。

（选自《闽东健儿征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