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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四年(1204年),也就是朱熹逝世后的第四年,黄榦调任浙江嘉兴府石门酒库务监。

酒库务监是一个很小的官职,相当于后来的专门收酒税的税务所长。以前的石门酒库律己不严、管理松垮,导致酒税苛重,业主纷纷歇业,市场萧条。

据《石门县志·名宦传》(光绪版)记载,黄榦在石门“躬亲纤悉,寒暑不懈,岁入裕如”。黄榦到任后,不以官小职卑为推托,而是勤于职守,严于律己,事无巨细,悉必躬亲,即使是隆冬烈暑,也不避惮,有人说:“这些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何必自己去做呢?”黄榦笑着说:“公家事何分大小?”此时,他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的恶劣行径,端正了官场徇私舞弊的不正之风。

在黄榦的管理下,石门酒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税收也大幅提升,“岁入沛然”。辛弃疾当时是吏部侍郎,见黄榦才学超人,却只做酒库务监这样的小官,很是感慨:“是为委吏乘田者也。”委吏相当于现在的仓库保管员,乘田相当于现在的农牧技术员,孔子曾在季大夫家做过这两项工作。辛弃疾说这句话,既是感叹黄榦大材小用、世道不公,也是称赞黄榦不计名利、勤于职守。

黄榦在任石门酒库务监期间,曾作《石门酒库器铭》。

磨铭:上动下静象天地,前推后荡象六子。昼夜运行命不已,精粗纷纶物资始。君子省身盍顾,无小无大亦一理。

榨床铭:责酒清易,责人清难。智者于酒,可以反观。

陶器铭:一线之漏,足以败酒。一念之差,得无败所守乎?

烧器铭:厚其耳,广其腹。厚故胜,广故蓄。绵薄任重,只以覆其。

升铭:凡物之理,不平则鸣,不足则慊,太溢则倾。谁谓剖斗而民不争?其取也,宁过于啬,其予也,宁过于盈。是又所以为不平之平乎?

这些铭文,言简意赅,富有哲理,既是他对别人的警勉,更是自己为人处世、为官理政的真实写照。其中“责酒清易,责人清难”“一念之差,得无败所守乎”“厚故胜,广故蓄”“不平则鸣,不足则慊,太溢则倾”等语,直到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人们常用来作为立身处事的座右铭。

对于黄榦及其《石门酒库器铭》,后人评价很高,清代学者严辰在《桐乡县志》(光绪版)中说:“考亭高弟,辅黄齐名,桐邑皆有遗迹可寻,足为杨园之先导矣。”考亭指以朱熹为首的考亭学派;辅即辅广,宋代大儒,入礼孔庙;杨园即清初的理学大儒张履祥。清代诗人施钟成在《玉溪杂咏》中也有诗赞:“断碑爱惜碎文章,贤士卑栖也不妨。难望勋铭五熟釜,自家评点到壶觞。”

两浙运判詹徽之深感黄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说:“我们大宋就是要像黄榦这样的人,国家才会有希望,失地才能收复回来!”并强调,黄榦仅仅任一个酒监未免太屈才了,遂以其“存不矜之心,为有用之学,屈在管库,未究所长”为由,荐之于朝。这时,权奸韩侂胄欲以北伐金人来巩固他所窃取的高位,遂以吴猎为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征求黄榦对战局的看法,黄榦认为不宜仓促用兵,说:“现在如果实施大举北伐的打算,必然会失败。”吴猎素来敬重黄榦的名德,于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将其辟为府中幕僚。

随着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黄榦所料。大宋军队北伐拉开序幕后,在初战得到几次小胜之后,不久,淮北及西路诸军均节节败退,金兵挥师渡淮南下,与宋军形成对垒相持的局面。于是,当初极力主战的韩侂胄又急忙遣使议和。开禧三年十一月,这个在庆元年间兴风作浪、陷害和打击道学人物的权奸被史弥远诛于玉律园;而史弥远则取代韩侂胄成了当朝宰相。

接下来,史弥远与北方金朝签订“嘉定和议”。其后,国事日非,军政不修,百事废弛,而中产以下,则“破荡流移”。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史弥远有意推崇并逐步起用了一些道学人物。

这时,正好江西提举赵希怿、抚州知州高商老同时荐举黄榦,认为他“禀资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绰有余才”。于是,史弥远顺水推舟,黄榦由此当上了江西临川知县。

嘉定元年(1208年)正月,黄榦来到临川县任上。临川地广民众,号称难治,四十余年无贤令尹,以至积讼成山。黄榦到任后,“每日裁决,观者如堵”。黄榦剖决如流,每决一事,众皆叹服。据《临川县志·名宦传》(同治版)记载,黄榦“每五鼓视事至午……逋租积讼委沓,未数月疏涤皆尽”。可见,他勤于政事,悉心为民,政绩卓著,官声日炽,当他改任新淦县令的时候,临川百姓怅然若失,“如失父母”。

嘉定二年,临川遇上旱荒和蝗灾,民难于食。黄榦为之平粮价,宽征敛,最终民赖以安。尽管公务繁忙,他还是经常抽空到郡学讲述朱子学思想,阐发大道之源。黄榦以“四德四端之要”为题讲解和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叙述“天地之间亦具元亨利贞之德,为仁义礼智之性”。据记载,黄榦公事忙完,“则与弟子何基等讲论,至夜乃罢”。

此外,黄榦所到之处,“以重庠序,先教养。即郡治后凤栖山为屋,馆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他撰写《徽州朱文公祠记》《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阐明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这年三月,临川郡学建成,广收门生,黄榦写有《临川郡学讲义》。

由此可见,黄榦民本思想深受朱熹的影响,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广博者先生之学。”朱熹去世后,黄榦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

嘉定五年五月,黄榦被调任江西新淦县令。新淦民众得知黄榦在临川的政绩,听说他的到任,到处奔走相告,欢声不止。

据《新淦县志·名宦传》(同治版)载,当百姓得知黄榦来知新淦,“吏民习知临川之政皆善,不令而政行”。不令而政行,这是黄榦春风化雨的恩德。他在任期间,“尽心毕力,穷究弊源”,抚恤困穷,不畏强御,经理财赋纲运,整办理断民讼,人罕再诉。

值得一提的是,黄榦在新淦任上期间,还与当地豪强谢知府家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谢家乃一方豪强,为非作歹、霸占农民田产,在处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黄榦强烈的正义感和恤民思想一览无遗。我们从他写的一首《食竹䶉》可知,诗云:

北山何嗟峨,猛虎之所藏。

咆哮一震怒,百兽不敢当。

有竹山之阿,挺挺青琳琅。

威凤鸣且栖,众鸟空回皇。

彼䶉独何为,莫夜争跳踉。

钻山窟穴深,啮竹根本伤。

鼠腹涨彭亨,鸱怒独奋张。

谁知樵苏辈,叹彼枝叶黄。

锄耰捣其室,束缚登我堂。

遂令婉娈者,污此牙颊刚。

才质既不同,分守合有常。

曷不效尔曹,窃食仍循墙。

直节永萧森,庇此千仞冈。

黄榦在诗中营造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北面的山何其高峻雄伟,这是猛虎栖身的地方,它声震长空的怒吼,让林中百兽惊恐不已。山的凹曲处,有一片竹林茂密地生长着,青翠挺拔,轻风吹过,发出清脆美妙的声音。瑞鸟栖息在竹林里,它发出悦耳的鸣叫令众鸟彷徨不定、怅然若失。食竹鼠为什么在夜里跳跃喧闹,打通山墙,挖掘深深的洞穴,啮噬植物的根茎,破坏竹林的生长?吃饱喝足的竹鼠挺着大大的肚子,却不知道天上的老鹰正张开有力的翅膀要捕食它。那些打柴砍草的人感叹竹林的枝叶日渐萎黄,用农具捣毁竹鼠的巢穴,绑缚着它们来到公堂。这些看似柔顺者,有着坚硬的嘴巴。

每个人的资质有所不同,各有职分。何不效仿宵小之辈,窃食后便靠墙而行,鬼鬼祟祟的。黄榦对窃食者深恶痛绝,但却无法依法惩办。

新淦县一户人家,男主人亡故,其寡妻抛家弃子,回到娘家。开禧三年(1207年),这个寡妻将夫家的田地卖给了谢家。黄榦在审案时指出,寡妇不应抛弃子女,也不应出卖丈夫留下的田产。黄榦十分同情被抛弃的孤儿,他写道:“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黄榦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谢知府家族做了这样不得民心的事情,黄榦当然要向谢家人追索土地的契约。但最终却被无理拒绝。他只是一个小县令,未能在一次诉讼中战胜谢家,但黄榦已经开始留意谢知府家族在地方为非作歹、霸占土地的证据。

第二次诉讼的是,谢家强迫一户农民,将一块有四座祖坟的田地出卖。嘉定元年(1208年),谢家买下这块田地,和原告的侄子、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签署了契约,在这种势力不均衡的交易中,很难让黄榦不怀疑谢家以权势胁迫贫穷百姓。然而,事发后谢家仍然拒不承认,仅还给原告一个小池塘,草草了事。

黄榦没能惩治谢家,但他并不气馁,暗中等待机会。此时,有17家窑户状告谢家违约,没有如期支付购买的1.3万片大砖的17贯钱,谢家人坚持他们只是购买了小砖瓦,并按照正常的价格付了钱,而窑户则说,卖的是大砖瓦,只收到一部分口食钱米。只是简单的一个案件,但黄榦依然被缚住手脚,无法执行判决,他无奈道:“赖人砖瓦,欠人钱物,岂得以为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抑豪强之状,即此可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黄榦在第四次的诉讼中贯彻了自己的判决,有力地打击了谢家,他命令谢家停止侵占地产。在这些诉讼中,黄榦最终以他的正直和正义赢得了胜利。

黄榦政事之余继续讲学,创办新淦(今江西省新干县)县学,并写了《新淦县学讲义》。当时朱熹的另一位门生杨楫任江西运判,延请黄榦讲学于隆兴(今南昌)东湖书院,黄榦为书院诸生讲解了《中庸》一书中的有关章句,阐释了朱熹集注此书的观点。

主战反和,收复中原失地,致力于社会改革,是黄榦在嘉定年间(1208—1224)从政的重要特点。他对当时积弱、腐败的国势充满忧虑。因为“蒙古有崛兴炎炎之势,金人有遁逃冲决之虞,群盗有分裂割据之忧,边民有乘时幸乱之意,一动则百变交起,其将何以应之”。他说:“今国势之弱甚矣,兵不素练,财不素蓄,人才不素养,举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等气象!”他认为“和既不可,则其势不可以不战”。因而,黄榦在《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中曾提出“壮国势而消外侮”的主张,即大本不可以不立、大义不可以不明、己私不可以不克、人才不可以不收。而“大体既定,则凡所谋划无非为一战之计……不可以战者却之……然后先自朝廷进君子退小人,延纳忠谠之言,斥逐邪佞之语,凡前日苞苴奔竞之风,阿私朋比之习,严行戒饬,使朝廷清明,天人悦豫,然后有可以进取中原之实”。当时,主和派主张继续给予金人所索岁币,使其得以贿蒙古,而求得金、宋两国之安宁。黄榦即著《论岁币》,据理予以驳斥。

由于黄榦胸怀“壮国势而消外侮”之心,因而敢于正视现实,他针对社会流弊,积极谋求改革。先前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他就曾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抨击“官酒既不发卖,而反自卖私酒”。在江西临川任上,他又力主弛沿河场务之费,以抑制坐蠹之害和盗粜之弊。在新淦县,他对这个江西“最为难治”的县着力进行整治,揭露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亩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之田”。后来,在通判安徽安丰军任上,他亦不断整顿官司困民之扰。

嘉定六年(1213年)九月,黄榦因提举常平、郡太守的推荐,擢升监尚书六部门,但他没有上任,后又改差任安徽安丰军通判。

其间,黄榦极力整顿腐败吏治。

黄榦喜欢推理断案,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破案的过程,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黄榦常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审清事实真相,缉拿凶手为民伸冤。《宋史·黄榦传》中还留下了他“托梦破案”的传奇故事。

不久后,宝谟阁学士利州路安抚使刘甲、兵部侍郎李珏均极力荐举黄榦,以为他“学有渊源,行有根本,忠孝窃于许国,信义长于使人。其材足以济繁难,其节足以临缓急”,并说“可当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