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储能，经世致用
黄榦第一次来到武夷山五夫里拜师学习，因他痴迷于深入地钻研学术，朱熹就给他开起了“小灶”。
“修学储能，经世致用”就是朱熹对黄榦提出的学习目标。
朱熹对黄榦说：“直卿，一个青年人走进学堂的目的是什么？是学习知识，更是储备能力。子曰‘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就是说一个人，光是能力素质强，而学问修养不够，则必然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反过来，如果光注重书本学问，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那么知识也就成了死知识，学问也就成了伪学问，其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所以，要学习相关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让知识与能力相辅相成，做到‘经世致用’。那什么又是‘经世致用’呢？就是‘致用’以‘经世’，以今天所修之学、所储之能，来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复兴、社会向前的发展。我今天送你这八个字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牢牢记住，必须平衡发展。这也是你求学之路上，不可缺少的。”
黄榦听后觉得大有感触，但还心有疑惑，问道：“那以今日之我，应当以修什么学问、储哪种能力为先呢？”
朱熹回答说：“什么学问？哪种能力？直卿，你的这种想法首先就是错误的。今时今日之黄直卿是什么人？一个学堂毛头小子而已，你喜欢哲学伦理，也关心社会时事，这是兴趣也是天赋，但我担心，你会走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知识能力的涉猎面太窄。你的求学之路才刚刚开始，你才掌握了多少知识、拥有多少能力？过早地框死了自己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的范围而不广泛学习多方涉猎，于你今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以在你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的后面还应该再加上‘先博后渊’四个字。”
黄榦若有所悟：“我明白了，博采众长才能相互印证，固步自封必将粗陋浅薄。对吗？老师。”
朱熹欣慰地点了点头：“你能这样想，这就对了。”
黄榦继续道：“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朱熹赞叹道：“对，坚忍。坚者如磐石虽岁月交替而不移，忍者如柔练虽困苦艰辛而不摧。坚忍者刚柔相济百折不回，持之以恒也。”
从朱熹与黄榦对话之中，我们可知朱熹所说的“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己所学化为己用，以己所用探寻己梦，以己之梦实现中国之梦，哪怕微小得不值一提，己愿足矣！每一个人的梦想只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珠，但是十几亿滴水珠将会汇聚成一片汪洋，惊涛拍岸，巨浪拍天。再回首，将是地覆天翻！
朱熹教学有特色，讲究效果，课堂上他强调三个要点：
专心听讲。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指的是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却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其实，修身的目的，即是令自己的思维与行为达到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如果人的精神处在愤怒、恐惧、好乐、忧患之时，皆不能使其精神境界保持在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正”位中。
黄榦进一步认为，真正的修身是要把心漂洗得一干二净，达到圆明中正的境界。心是一身之主，心住在心的位置而不借住于外物，心若滞于忿怒、恐惧、好乐，甚至流连于富贵、功名、利禄，便已是身外之物了，那么心就不会诚、不会善、不会仁，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正了。故修身之道在正心，在纯心，在于将心永远摆放在守正的位置上，不可须臾偏离，不可须臾失正。
及时复习。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个“新”，主要指的是知识达到了系统化的水平，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首先，知识的系统化，是指对知识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从整体、全局或联系中去掌握具体的概念和原理，使所学的概念和原理回到知识系统中的应有位置上去。其次，知识的系统化能把多而杂的知识变得少而精，从而完成书本知识由“厚”到“薄”的转化过程。系统化的知识，容量大，既好记又好用。最后，系统化的知识有利于记忆。道理很简单，孤立的事物容易忘记，而联系着的事物就不容易忘记。想搞好知识的系统化，一要靠平时把概念和原理学好，为建造“知识大厦”备好料；二要肯坚持艰苦地思考，逃避艰苦思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好知识的；三要学会科学的思维。
通过课堂讲述，朱熹问黄榦对“温故而知新”的理解。黄榦说：“‘温故而知新’有四解。一为‘温故才知新’，温习已学的知识，并且获得新的领悟；二为‘温故及知新’，一方面要温习典章故事，另一方面又努力撷取新的知识；三为‘温故知新’，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回头再看以前看过的知识，总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四为正确地解释，是指通过回顾历史，可以预见以及解决未来的问题。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应该具有的能力。”朱熹听后，微笑地点点头。
切磋琢磨。《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思是说，如果学习中缺乏学友之间的交流切磋，就必然会导致知识狭隘、见识短浅。古今中外许多善于读书治学并且成大器者，大多十分重视结交学友，并在讨论与交流中获益匪浅，道理就在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一个人学习虽然有所收获，但难免也有一知半解的时候，同学之间通过交流讨论，就能够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拓自己的视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学习过程中，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相互讨论和交流，就能取长补短。
黄榦屏气凝神地听着老师讲解。他认为，学习时通过交流和讨论，能促进自己对知识的深刻理解。知识是否理解透彻，有时候是难以自我检验的，而在互相质疑、讨论和争辩中，则很容易使自己“于不疑处有疑”，解决了这些疑难，在学业上就会有进步。交流讨论还能促进自己思维能力的提高。在交流讨论过程中，每个人最容易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和困惑所在，从而提醒和激发自己深入钻研、力求弄懂弄通的积极性；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讨论，也会逼迫自己多学一点，理解得全面深入一点，对关键部分和知识要点也必须了如指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自己自觉地去深入思考，使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除此之外，也能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正是黄榦的努力上进，学识日渐渊博，甚为朱熹所器重。由于二人经常一起深入讨论，师生的角色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由凌驾于受教育者之上的“灌输者”“管束者”转变为向学习主体发展的良师益友、合作伙伴，师生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天，天降大雨，黄榦邀朱熹外出。
朱熹：下这么大的雨，你想上哪里去呢？
黄榦：爬山啊。
朱熹：爬山？
黄榦：对啊！
朱熹：大风大雨的，你搞这个干嘛？
黄榦：大风怎么了？大雨又怎么了？今天我要好好地体验一下。
朱熹：真的？那太好了！
黄榦：真的。古人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帝王尧打算将王位传给舜，但老放不下心来，为了考验他，便在一个暴风袭来的夜晚，让他进入原始森林，看他能不能顺利地回到自己的身边。那是需要坚强的毅力和惊人的智慧，需要不停地披荆斩棘，需要不断对付猛禽野兽，令尧欣慰的是舜最终成功了。这就是《尚书·尧典》记载于“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典故。可见，黄榦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从先贤的智慧中获得了一些感悟、一丝体会。
由于朱熹名声在外，各地学友纷纷前来武夷山，共同切磋学问，砥砺理学，滔滔问辩，侃侃论道。黄榦所接触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饱学之士，这些都是品德高尚讲气节的人物，黄榦由此深受他们道德人格的熏陶。朱熹居住之地，一时成为众贤毕至之处。来往于此的人都是反对朝廷求和，力主收复中原的主战派。比如陆游、辛弃疾，此二人与朱熹私交甚笃，他们在力主抗金、拒斥和议的抱负上肝胆相照。大家谈起国仇家恨，个个咬牙切齿，痛哭流涕。说到主和派卖国求荣的丑行时，更是激愤无比，个个怒发冲冠。
此情此景，在年轻的黄榦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信念。他下定决心，只有教化民众，加强爱国思想教育，培养好学子们的道德风尚，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和发展，以至于在后来的为官过程中，黄榦一直主张抗金、重视教育。
朱熹虽然建寓所于五夫里，但经常携友来往武夷山风景荟萃之地。朱熹曾赋诗曰：“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朱熹之友韩元吉也说过：“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在倾心交流的诸友中，朱熹、张栻与吕祖谦三人过从甚密，交谊最笃，被尊为“东南三贤”。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曾任吏部员外郎兼侍讲、江陵知府等职。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借助于气化生万物，理在事物之先。在人性方面，认为人应寡欲以至于无欲，才能去恶从善，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张栻对孟子的性善论、周敦颐的主静说均有所发挥。著有《南轩先生文集》。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省婺州（今金华市）人，世称东莱先生。朱熹与吕祖谦的友谊起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这年年底，即将离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的朱熹来到福州，偶遇吕祖谦，两人一见如故。年仅20岁的吕祖谦谈吐不凡，在朱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进一步开阔黄榦的视界，朱熹还让他多次向吕祖谦和张栻请教，对当时鼎足而立的朱、吕、张三家学术观点进行比较。之后黄榦做出结论，他主张与民交往不能有士人的态度，也绝不能掺杂轻视厌弃之情，有的只能是关爱和尊重。他引用杜甫的诗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所谓“州府”，便是指统治阶级；“旁舍”，指劳动人民；“未曾嗔”，意思说从来没有讨厌过我。由于黄榦对学术观点分析透彻，见解独到，朱熹甚感欣慰。朱熹经常在友人面前夸赞黄榦，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
此外，黄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朱熹学说以外的学派从不一概排斥，而是兼收并蓄各派的优点，比如，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不同处，曾被概括为“朱熹主道问学，即向外格物来认识心中的理；陆九渊主尊德性，即对内认知来发明本心”。黄榦则兼收并蓄，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结合起来，他在《黄勉斋集·复叶味道书》中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理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难怪闽学学者都尊黄榦为道统的继承者，并公认他为闽学学派的领袖达二十余年之久。
黄榦大部分时间均侍于朱熹左右，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即使是朱熹外出为官也是如此，例如，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江西南康军（军，是小于路、府的行政区域单位），黄榦从行；淳熙八年（1181年）十月，朱熹被召至京，黄榦从行。他协助朱熹编《四书集注》《礼书》等，打理一切有关学术上的疑问，朱熹感到十分满意，认为黄榦学术研究阐述“缜密有条理”。
朱熹一生无中断地讲学授徒，门生众多，其中在福建有两个名字极易引起混淆的门生，一个为本书传主黄榦，另一个为黄幹。“榦”与“幹”读音相同，字形相近，在今天的简化汉字中又都写作“干”，因此一些古籍和今人的论著里都曾出现过误用的情况。
话说另一个黄幹，也是朱子学较为重要的传人之一，字尚质，宁德长溪察阳（今宁德福安阳头）人，生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卒年不详。黄幹比黄榦年小18岁，其父黄参，以耕种、打鱼为生。黄幹从小就喜欢看书，经常挑灯夜读。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庆元党禁”祸起，朱熹被夺职罢祠后，还遭到奸人的迫害。在此生命“履薄临深”之际，为继续训学艺徒、续其道脉，朱熹遂于庆元三年三月应古田籍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等人的邀请，来到古田杉洋的蓝田书院讲学。此时，在长溪龟龄寺讲学授徒的黄幹闻悉朱熹讲学杉洋，立刻前往蓝田书院投师，并留在朱熹身边协理教学。庆元三年十二月，朱熹名列伪学籍后，韩侂胄遣康太保至杉洋谋刺他。康太保深知朱熹为贤儒不忍加害，来到衫洋后当即自刎于蓝田书院右侧聚星台旁。朱熹门人考虑到恩师的安全，再次敦促朱熹避祸他乡。就在此时，黄幹与门人杨楫也力请朱熹游长溪。朱熹自知杉洋不能久留，庆元五年，他来到长溪龟龄寺讲学，黄幹仍从侍左右，勤学好问，孜孜不倦，深受朱熹的器重，并得到他的真传，“名冠朱熹得意门生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之首”。之后，朱熹又来到黄幹家讲学，当时的察阳僻处海隅且生源不少，为避难而来的朱熹，也乐于在此授徒讲学，一住就是三四个月。后因得知林湜回到赤岸，就于同年六七月间由罗浮乘船再到赤岸。黄幹自从在蓝田书院拜见朱熹后撰写了不少弘扬朱子学说的著作，可考的专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诲鉴衙》等。
在闽学历史上，“二黄干诱掖饶双峰”曾一度传为佳话，为人津津乐道。
饶鲁（1193—1264），字伯兴，一字仲乞，号双峰，江西余干人。他先后从柴元裕、黄榦、柴中行、黄幹、李燔学。游学豫章书院、东湖书院，归里，建朋来馆，广聚学者，互相切磋。复筑石洞书院，聚徒讲学。其学以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辨为先，而笃行终之。远近从学者众。受诸道部使之聘，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院。景定元年（1260年）荐授迪功郎差饶州州学教授。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西铭图》等。《宋元学案》中的《勉斋学案》《尚质门人》和《双峰学案》均记载有饶鲁曾师从“二黄干”的资料。饶鲁早年得到黄榦的指导，后来到长溪龟龄寺（今福安社口），又得黄幹的悉心教导，理学造诣益深，学识超凡。饶鲁学成后回江西余干创办石洞书院，传授理学，学生众多，形成诸子学派的一个重要流派。饶鲁撰写了大量著作，阐明师说，尊朱学为正宗，其中包含许多黄幹的思想。黄幹与饶鲁都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同名著作的出现，大概说的也是饶鲁承继老师的缘故。
“二黄干”里居相近，姓名相同，又皆系朱熹高足，都曾以理学成就震烁后世，故自宋代以后的某些文献在记述他们的行实时屡见混淆，甚而张冠李戴，一度在闽学界造成混乱。为了不使二人的姓名相混，朱熹在作《十八门人录》时，有意用“榦”和“幹”将他们区别开来。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世，黄幹无意进入仕途，执意于传授程朱理学。直至嘉定二年（1209年），南宋朝廷开始重视理学，并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号为“文”，尊称“朱文公”。嘉定五年，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入学宫，作为法定教科书。此后，朱熹的门生日益受到朝廷重用。黄幹在此期间始奉召入朝，进文渊阁从事翰墨，官至集贤院直学士。
清乾隆元年（1736年），巡抚福建筹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御史为黄幹题词立“理学传薪”牌匾。1997年闽学研究会追赠黄幹为“理学先贤”。黄幹虽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其勤学好问、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受到福安察阳宗祠子弟的推崇，至今福安阳头黄氏人家仍供奉着“孔子、朱熹、黄幹”三人。黄幹和杨复及其他长溪弟子的讲学实践，也为日后福安长盛不衰的文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由此可见，黄榦与黄幹实在是渊源深厚，共同为朱子学的阐扬与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后世铭记并做出认真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