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廉一脉，儒林门第
黄榦出生于立身清白的官宦书香之家，从小就聪敏机智，“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
天资聪颖黄家子
董奉山，又名福山，海拔近600米。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福州是“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到了宋代，晋江状元梁克家编撰的福州第一部地方志《三山志》更有“唐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改为福州都督府……或曰以董奉福山名”之说。清乾隆版《福州府志》注：“福山今名董奉山，属长乐县。”福州有谚语：“一旗二鼓三董奉。”就其于福州地理位置和作用，称之为“福山”名副其实。
三国时期，山下出了个名叫董奉的郎中，他天资聪颖，精研医术，先后在福山和江西庐山等地行医施药。他医德高尚，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只要患者病愈后在山上植杏，轻者植杏一株，重者植杏五株，久而成俗。杏熟后，董奉在树下作草仓，以杏换谷，赈救贫穷，供给行旅。病人和穷人都非常感激他，送与“杏林春暖”的匾额，并尊其为“杏林始祖”，祀为医仙，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福山也因之易名董奉山，“杏林”也因之成为中医学界的代称。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董奉山与本书传主的关系最为密切。现摘录文肃公（黄榦，号勉斋）家谱《宋儒梓里图志》中一段记录：
宋儒梓里，在长乐县十一都。
董奉山，上有董仙遗迹，下为青山村，文肃公之故里也。古属廉风里，地距长乐古县七里许。后唐时入闽三世祖宾公尝宰斯邑，爱其风清幽，因家焉。九世祖诏公徙居闽县（今福州）城东同庆寺之侧，遂分城东一族，为闽县派；青山一族，为长乐派。迄十二世祖南仲公七试礼部不偶返居青山村。十三世祖御史公瑀，尚往来其间（按《福建通志》，黄瑀故宅在青山下），迨十四世祖文肃公榦生六岁始居同庆，绍熙间，复居青山，其讲处，曰竹林精舍，朱子所为，墨迹尚存谱中。村中有紫阳井，乃朱子所择，因为名。康熙三十年于故宅毓贤处，建为黄勉斋祠。村后有小阜曰燕山，一名金山。有古榕盘旋其上，有七星岩环其间，今于其下建江夏黄氏宗祠焉。
地处董奉山东麓的青山村，由于地肥土沃，气候宜人，瓜果飘香，四季常青，故得“青山”之美名。清光绪年间（1875—1908），有学者作诗赞曰：
青山发迹勉斋公，上有高峰董奉崇。
丹灶犹存仙迹处，星坛分列祖龛中。
瀑泉魁石三台合，龙井豹岩一脉通。
别有竹林开讲席，完成名胜洞冥濛。
南宋初期，社会出现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当时著名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用“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这样的语句，将宋都临安城（今浙江杭州）的元宵夜欢腾与繁华尽收笔下。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季夏的一个午夜，青山村万籁俱寂，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只有进士第黄瑀家里，仍然灯火通明。忽然，一声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又一个新生命降世了！仿佛是要庆幸自己生逢“和平盛世”一样，刚刚出生的婴儿，声音是那么的洪亮，那么的有力。这个婴儿，就是后来为传播理学立下卓著功勋、被称为“朱子学第一传人”的黄榦。
黄榦的父亲黄瑀，字德藻，生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他少年刻苦为学，33岁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黄瑀47岁这年，回乡省亲，妻子叶氏为他生下第四个儿子。想到黄家的家谱又添男丁，夫妇俩乐得合不拢嘴。高兴之余，黄瑀给新生儿取名为“榦”，字“直卿”，期望这孩子将来能青云直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黄家祖先黄膺是河南固始人，唐光启元年（885年）随王审知入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家族日益兴旺发达。黄膺的长房长孙黄宾，太学生出身，五代闽国任长乐县令，致仕后定居董奉山之麓青山村，世代繁衍生息。宋代理学家蔡元定（1135—1198）于绍熙五年（1194年）在《题东阳黄氏世家宗谱序》中说：
畏友黄君仁卿（黄东，黄榦之仲兄），世系始于唐太宰，讳迁，世居河南，五代末，厥祖讳膺，随王审知入闽，居邵武仁泽乡，生茂材，拜秘书郎，生子男四人，曰宾、曰推、曰惬、曰鸣凤。宾为古田令，兼知长乐事，侨居青山，宾生昶、昶生仁、仁生达德、达德生扬、扬生克家、克家生诏、诏生徽、徽生时、时生南仲、南仲生瑀……
黄榦的祖父黄南仲（黄膺十二世孙），能文能武，胸怀才学，但生不逢时，难以施展，七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从此，黄南仲开始专心学习祖传的拳术，内外功兼修。他喜欢扶弱抑强，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侠义闻于一方，连黄榦的三个哥哥也自幼随祖父习练拳术，舞枪弄棒。此外，他还做“自食其力”的私塾先生。乡村塾师十分清苦，不过是个“半饥半饱清闲客”。
黄瑀秉性斯文，不愿习武，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于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及第，补饶州（今江西鄱江、信江一带）司户参军。提点铸钱官想卖掉铸币工人的余粮，从中牟利，黄瑀坚决不答应。提点勃然大怒，想以法律条款来惩戒他。然而，百姓称赞黄瑀政绩，提点深感惭愧，反而推荐黄瑀，黄瑀深谢不受。由于黄瑀廉洁自爱，事迹感人，后擢监察御史。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对黄瑀有很高的评价：
绍兴八年进士第，初任为饶州司户参军。提点铸钱官欲市冶工余粮，以规赢利，强公高其估，公不可，则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无所得。乃更欲荐之，公谢不受。岁旱，郡檄视属县民田，当免租者，公请免之什九，而行他县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为疑，却公所上文书，俾更之。公曰：“官可罢，此不可易，且吾已闻之诸使者矣！”既而，洪公使视诸县，则公所行，县民独无流徙，乃复善公所为而荐之。罢官贫甚，与一力徒步以归。更调湖北转运司，主管帐司使者向公伯奋，一日谓公曰：“人皆求荐，君独未尝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牍，上公可亲民者，且以心源渊静，夷险一操。目之，公于是改官。
而人亦以贤向公焉。
黄榦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立身清白的官宦书香之家。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中开始的。从小聪明伶俐的黄榦，读书又异常刻苦。两岁时，父亲抱着他指着黄家祠堂大门上的“孝”“悌”等字教他辨识，过后再问，竟能百试不误。稍长，黄瑀又让他跟着私塾里的哥哥们一道读《千字文》《百家姓》。
黄榦认真读过之后，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和三个哥哥相比，黄榦越发显得机警聪慧，因此黄瑀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更细心地随时加以点拨，因而黄榦进步极快。
有一天，有远方客人来访，黄瑀邀请大家到池畔观鱼，而恰好有儿童在垂钩钓鱼。客人见身边的黄榦十分机灵，甚是喜爱，便有感而发，并有意借用古诗来试探他：
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
文思敏捷的黄榦虽然年幼，但已经领会客人的用意。他答话圆活熟练，当即说道：“此乃大唐诗人香山居士（白居易）的七言绝句《观游鱼》。”据《黄勉斋文集》卷四云：“戒惧谨独，不待勉强，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间，此意便在。”此时此刻，他只是微微一笑，摇头晃脑地脱口而出：
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
客人听罢，拍手称赞不已。黄榦小小年龄竟懂得如此多知识，且“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父亲愈加喜爱黄榦，对他的要求也就格外严格，他不论走到哪里，总要把宝贝儿子带在身边，利用一切机会对孩子进行启迪和教育，给他耐心讲解古代圣贤励志的故事。
龙眼之缘
“龙眼”又称桂圆，可加工制作成“龙眼干”，福州话称为“宝圆”。其实龙眼是种好水果，中医药书里说它“入主心脾二经，有补脾养心、增强智慧的作用”。明代名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多吃龙眼益智。”史料记载，青山村龙眼培植于北宋，历史悠久，果质极佳。
据说有一年，朱熹要进宫面见光宗皇帝。他想给皇帝带点礼物，可是，皇帝什么都有了，送什么才好呢？听说黄榦家乡的龙眼非常好，就决定送些龙眼给皇帝。光宗皇帝尝后赞不绝口，钦定为贡品，并特赐“黄龙”匾额。
相传，朱熹早年在长乐游学期间，慕名前往青山村品尝龙眼，不禁赞叹道：“平生尝果无数，唯独青山龙眼乃人间仙果也！”翌年夏季，朱熹准备返程赴京，当他走到村中的三门桥（建于宋治平四年，即1067年），凑巧撞上年幼的黄榦与几个村童一起，赤裸裸地在“汤圆窟”（又称勉斋浴窟）边戏水边吃着宝圆，便向他问路。可是黄榦没有回答，朱熹以为他不知道，就走了。刚走出几步，黄榦穿好了衣服，从后面追上来说：“是的，这里就是通往京城的路。”朱熹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刚才不回答，黄榦说：“我刚才没有穿衣服、裤子，嘴里还吃着宝圆，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是很不礼貌的！”见到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如此懂事，朱熹甚是疼爱，后来便把他带在身边教他读书。
迁居闽县，锋芒显露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黄瑀举家迁徙闽县（现在的福州市），一家人居住在城东同庆寺之侧的一座大宅院中。这一年，黄榦才满6岁。从乡村来到城市，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与新鲜。
大诗人陆游（1125—1210）此时也在福州任职，对此地情有独钟，并写了许多关于福州的赞诗。比如，他到台江一带考察、游览时，写了《渡浮桥至南台》一诗，曰：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
寺前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
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
尽管这时陆游已到壮年，但他仍旧雄心壮志、满腔豪情。此诗寓意深远，隐含着鼓励缺乏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应当向老而弥坚的人看齐，力求上进，做一番有意义的大事业。
在福州城，黄榦被父亲送到礼部贡士潘滋所办的学堂就读。潘氏一族，皆为瓜山理学世家。据史料记载，潘家祖先潘文振（银青光禄大夫）于唐末迁居瓜山（今属闽侯县）后，历代先贤办学馆、讲诗书，将中原文化带到福建东南沿海，推动福州地区的文化发展。瓜山八世潘滋，求教于福州学者理学名家林之奇、李樗，滋孝悌忠信、穷经博古、浑厚质实、志向修洁，于学至老不倦，黄榦兄弟“尝受教于贡士公”。潘滋“闻乡闾之善士，辄折辈行率其子从之游，后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有非他师所能及者，遂慨然嘱其子往师事之”。瓜山九世潘植与潘柄兄弟于淳熙十年（1183年）不远千里而往事武夷，受业于考亭朱子之门。后随朱熹到江西“鹅湖书院”和“白鹿书院”，做了大量阐释理学理论的工作，富有建树。
潘滋办学很有特色，名噪一方，遐迩皆知。潘家与黄榦渊源也较深。
潘滋对黄榦的聪慧早有耳闻，想当场考他。没想到幼童却毫不怯场，当看见学堂门前的一片园林，一夜春风催花开，照在一江碧滢滢的春水之中，触景生情，立刻吟诵一首唐诗《春游曲》：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
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
潘滋见他小小年纪就能把学堂前杏花盛开的景况通过古诗诵读得这样真切、形象，自然有说不出的欣喜，他要求黄榦诵出一首含有以花喻人之深意的诗。黄榦思索片刻，饱含深情地道来：
山花照坞复烧溪，树树枝枝尽可迷。
野客未来枝畔立，流莺已向树边啼。
从容只是愁风起，眷恋常须向日西。
别有妖妍胜桃李，攀来折去亦成蹊。
这首唐代钱起的《山花》，描写了山间野花的美艳动人，从山花处僻野之处不求争艳，却有胜过桃李的独特风姿，引得人争相欣赏，并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象征之典，暗指人只要真诚、忠实，就能感动别人。
对于黄榦的学识丰富、文思敏捷，潘滋喜不自胜，连声对黄瑀称赞道：“德藻兄，小公子真才实学，他日一定有所作为！”
黄瑀考虑到儿子们没有经历过贫寒，于是在教子方面有脱俗之标准。他时常对孩子讲述当年靖康之难时，百姓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这在黄榦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抗击侵略者的种子。以至于后来历官州县时，黄榦始终坚持主张驱逐金人、收复中原失地。
黄瑀始终认为，良好的人文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及品格的养成至关重要，黄榦后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爱国学者、清官，也与他有一个睿智的父亲分不开。
黄瑀不但教子有方，而且廉洁为官、造福百姓。也可以这么说，廉洁是手段，勤政才是目的。因为，廉政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官员拥有统筹规划、治理一方的权力，就有为那里的老百姓造福一方的责任。据史料记载，黄瑀亦是这样一位值得敬仰的廉吏能臣：
及来永春，承寇乱蠹弊之余，田菜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负，民有鬻业而税籍不除者，悉厘正之。其文书或不具，则履亩而均其税，于是，豪家无得幸免，而贫弱以苏民输赋，或后期，不使与其间独揭其姓名，于市为之期日，而闻者相先以至。间不一岁，流庸尽复，赋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自约饬，凡例所当得公廨钱，悉输之官。到罢挈家而归，法当计佣受直，亦不取，至于燕游馈送之费，亦皆一切屏绝，而钩考出内，则必以身亲之，吏无所容其奸。于是，廪有余粟，库有余钱，乃视民所病。凡前日无名之赋，可罢者，如浮盐钱之属，皆罢之，不可者，如上供银，亦为损其虚估之值，宗子米，则以它钱代输，一岁至数百万左翼军，自漳徙屯郡下，当治营屋，郡分以属县，它县征调输载，民不胜拢，公独出库钱，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便舟以往，为屋千余间，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旧以诛求破产，前后相嘱，当役者，畏避百方，唯恐不得脱，至是，乃有投牒争先为之者，尝有寡妇负租而逃，公宽其期，以召之来，则使之佣织于人，以渐偿所负。又尝有请鬻牛以输负租者，公悯然曰：“奈何使汝失一岁之计，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输未晚也。”其人欣然听命，及期毕如约，盖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浃而于其细者，又皆曲尽如此。独豪宗大姓，侵刻细民，则捕劾穷治之，无少贷。他所听断摘隐伏，人以为神，而卒亦归于仁恕也。大治学馆，辟其衢路，斥去喧杂，作亭其前，而刻词以励学者，语意甚伟。延择修士，课试以时，士子上谒者，接之于学。讲学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讼者，为设席听事之旁，课以论孟，通者罢归，否者呼其父兄，惩以二物，由是，俗为一变。始至款谒郡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视社稷祠坛，隳弊甚，即命改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犹指以思公，名之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钱，具牲酒，躬走群望，穷极幽险，不以劳为惮，雨为立应。
这年，永春县大旱。烈日当空，田地空旷，农夫们辛苦劳作，但颗粒无收。黄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无法可施，只好乞求上苍普降甘霖，以救百姓倒悬之急。大家知道，在封建时代，人们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有限，他们有时不得不乞求于自己所幻想和臆造的神祗来拯救世人。身为永春县的长官，黄瑀理应前往山中祈雨，黄榦在旁边出谋划策，协助父亲爬山设坛，最终为百姓祈来了大雨。爱民之心淋漓尽致。事后，黄瑀写下了《乐山祷雨》一诗，云：
置上云封表，云间蔼洞天。
自惭无善政，来此乞丰年。
黄瑀善政之名在闽南各地广为流传。鉴于黄瑀的才能与政绩，经吏部极力推荐，没过多久便升迁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