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石刻像，现存最早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同安大同书院发现的“朱熹画像”。（图9-1）高令印教授说：“像高二米，宽零点八米。原嵌在同安大同书院的墙壁里，外塑朱熹泥像。历来世人很少知之。‘文化大革命’中书院倒塌，泥像毁圮，石像现出。这幅画除朱熹半身形象外，无说明、落款等任何字样。据初步研究，他可能刻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或元至正（1341—1367年）年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这幅朱熹画像与现存朱熹各种画像的形象都有很大的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①
在后来出版的《朱熹事迹考》一书中，高教授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说明，并坚持认为“在所发现的朱熹画像石刻中，有一幅可能刻于宋嘉定或元至正年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石刻，最为珍贵”。①
1983年8月，陈荣捷先生到同安，曾对同安的两幅石刻像作了考察。他在《朱子画像》一文中，把建瓯和建阳博物馆收藏的朱熹石刻列为一、二、三，同安则为四和五。他说：
福建第四块乃在同安发现。据高教授云：“像高二米，宽零点八米。原嵌在同安大同书院的墙壁里，外塑朱熹泥像。历来世人很少知之。文化大革命中书院倒塌，泥像毁圮，石像现出。这幅画除朱熹半身形象外，无说明、落款等任何字样。据初步研究，他可能刻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或元至正（1341—1367年）年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这幅朱熹画像与现存朱熹各种画像的形象都有很大的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云。
福建之第五石刻亦在同安。予同年（1983年）八月先访同安。游市外大轮山。上登为梵天寺。禅堂在其旁。禅室左旁为佛祖堂。堂后地甚荒芜，已无路径。禅堂大师带领攀登。数十米许到一废墙，坛上有石刻朱子正面半身像，高约一米二，宽约六公寸，右耳比左耳长。无七黑子，亦无款识。大师谓：“此是朱子六十一岁对镜自写之像。此址原为讲经堂，朱子曾讲经于此。文化革命破毁”云。无七黑子，又无对镜自画像之说明，岂是此等传说未兴以前之作品耶？抑所以纪念朱子之在同安（1153—1157年）时尚年青耶？②（图9-2：陈荣捷在同安考察朱子石刻像）大同书院，元至正十年（1350年）县尹孔公俊创建。至正十四年(1354年）毁于兵火。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重建。不久，书院又被征用为官舍，被迫易地重建。明嘉靖间，同安著名学者林希元在《重建文公书院记》中说：
成化壬辰邑令无锡张侯逊又择地于东门，重建文公书院。前为讲堂，刻公神像于退轩，匾曰“畏垒庵”。①
林希元在此所说的“刻公神像于退轩”，应即同安当地的文史专家颜立水先生所认为的，此石刻系“明代成化年间镌刻的朱熹自画像”②的根据。据颜先生的描述，此“石刻像碑高2米，宽0.89米，周边镶刻缠枝S形连续花纹。像为半身，据传是朱熹生前对镜写真自画，身穿儒服，头戴纶巾，拱手正襟，神态自如”。③此石刻即高令印教授所描述的“原嵌在同安大同书院的墙壁里”，陈荣捷所描述的“福建第四块”，而他所说的“福建之第五石刻”，不知是何原因，未见其他人提起。
除了福建之外，明代在朱熹的祖籍徽州，也有石刻像问世，时在明万历年间。清初，曾官徽州推官的闽县林云铭，应朱子在徽州的十五世孙朱烈之请，撰写像赞，其中有云：
夫子原有石刻旧像，传自有明万历年间，岁远漫灭。裔孙烈重开生而付锓，以垂永久。属余为赞。余思夫子以徽籍而始终于闽，余生于闽而理徽最久。两地相遭，信非偶然，乌敢墨然而已。第读夫子之全书，辄生向若之叹，又不能置一词，惟述其向往之诚以见愿学之志云尔。
绍先开后，绝学在闽。从容沉潜，实践于身。哲人虽远，羹墙可新。读书论世，如见其人，大小二像，何资拱辰。千百年来，服教畏神。道与之貌，万禝勿湮。郭拱辰为夫子写大小二像逼肖，夫子有序送之。①
在文中，林氏追溯了朱子裔孙朱烈欲重刻朱子石刻的缘由，是因为“传自有明万历年间”的朱熹“石刻旧像”，因“岁远漫灭”，目的在于“述其向往之诚以见愿学之志”，表达了他对朱子的尊崇之意。文中的郭拱辰，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位福州籍的善画人物的画家，曾为朱熹作大、小两幅肖像，朱熹作序赞为“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为此作《送郭拱辰序》，载《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其详情，可参阅上文《郭生挥写最超群——朱子画像考之一》。林氏此文的意义在于，徽籍朱子后裔刻石的朱子像，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林云铭此像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难得的文献史料。
朱子的明代石刻像，现存的除了有上文所述同安大同书院石刻外，建阳考亭书院也存有一块珍贵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刻自画像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石质为墨石，题首刻“徽国文公遗像”，下刻小楷：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画面下半部为朱熹全身像。身着儒服，头戴纶巾，端然拱手。其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很好地表现了朱熹晚年的风采。石刻现存建阳市博物馆，上半部左右二角和下半部右角有残缺。（图9-3）
陈荣捷先生对此石刻的描述是：
予一九八三年九月探访建阳朱子遗迹。文化馆徐贯行先生与建阳县人民政府外事处庄泓女士同游。以文化馆正在修葺，不便参观，乃以车载此石刻来招待所，俾得从容观察（参看页二〇六“朱子遗迹访问记”）。像高一米一十五厘米，宽四十九厘米，厚六点二厘米。像斜向右，与上述三像不同，惟右颊亦有七黑痣。上额刻楷书《书画像自警》全文，题“绍兴五年（一一九四）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再上为“徽国朱文公遗像”。此外无落款或其他字样。此石藏建阳文化馆。从其误写“绍兴五年”观之，疑是后起，然并未因此而有减其历史之价值也。①实际上，此石刻“绍熙五年”中的“熙”字正确，并未如陈先生所说，有“绍兴五年”之误写。
从现存史料推断，这方来自建阳考亭书院的明代石刻像，有可能是明万历年间的物品。万历间官福建巡抚的杨四知，字元述，号廉峰，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在《朱文公像赞》中说：
余自七岁时读先生《小学》，睹卷端小像，即知尊礼，遂模写一轴，昕夕瞻拜。一日，问先君，考亭远近，先君曰，去中州数千里。余勃然冀一谒之。然自度他日即寸进北地，人何由能至耶？万历甲申余奉命巡闽，窃自喜曰：可诣夙愿矣。抵建州，谒祠下，重加修葺，瞻遗像，苍颜古貌，乃庆元时旧轴，手题其上者。始知世传，尽失其真。而是轴岁久字迹又磨灭过半矣。呜呼，先生既往，遗像犹存，若更磨灭，后将何睹？乃命有司，刻石祠中，用垂悠远。刻成，谨赞其上。①从上文可知，由杨四知下令刻石的朱文公像，时在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地点就在考亭书院。而此前的画像，在杨氏所在的明万历间，已有“磨灭”之忧，流传到现代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在杨氏之后，又未见有考亭书院刻石的记载，故由此推断，现存于建阳博物馆的这一方朱子明代石刻像，有可能就是明万历年间的产物。
高令印先生《朱熹事迹考》②、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均称“（建阳）文化馆又藏一对镜写真。块最小，损坏不能辨认”。说明在建阳，历史上曾有不止一帧石刻像流传。
福建省博物院珍藏的朱子像，是一个石刻断碑。馆藏文物介绍说，这是从建阳征集的朱熹自画像碑。像的正上方也刻着：“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文字八行。像的下方刻：
碑旧藏考亭书院道原堂，咸丰戊午（1858年）秋，粤匪毁书院，得此于灰烬中，虽非全璧，窃幸硕果仅存，愈足珍矣。急召匠整理如今式，俾后之景仰先贤者藉以瞻当年气象，且使世世子孙谨守勿失，不忘先人之手泽云尔。时同治甲子（1864年）考亭二十世孙人骥谨识并书。
朱人骥（1821—1878年），字驺平，号德甫。朱文公第二子朱埜二十世孙。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曾先后担任考亭书院、政和星溪书院、景贤书院的掌教。掌教即掌管书院教学的人，其职责与山长相同。
《考亭紫阳朱氏总谱》载其生平曰：
咸丰癸丑年（1853年）监雍入京陪祭，御赐补官考亭书院掌教。咸丰七年（1857年）督办团练，后钦用直隶州州判，钦加五品衔。道光丙午（1846年）与堂叔枫元、族弟绳祖等督建嘉禾文公享堂，重建文公墓道，置买崇雒谷庄等，重整考亭书院，刊刻《征信录》，又于云谷旧址创立“朱子集注处”碑。咸丰戊午（1858年）考亭书院遭焚毁，又与堂叔枫元、族弟绳祖等迭行禀请重建考亭书院及两庑、仪门、碑亭等处。①
由此可知，福建省博物院所存的朱子像，是一个晚清的重刻本。
现存朱熹石刻像最经典的是建瓯市博物馆所藏的朱熹对镜写真石刻像，为清雍正间朱熹裔孙朱玉所模刻。此石刻系1974年建瓯一中师生在作社会调查时，在建瓯朱子后裔家中发现的。①
据朱玉的说明和落款，此石刻系朱熹61岁时对镜写真，朱玉“依元本钩摹重镌”，所署时间与《文集》卷八十五《书画像自警》相比，多出“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之落款。与朱玉自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首《题词》相比，此行落款成了小标题，文字略有改动，为“绍熙元年孟春时六十一岁对镜写真题以自警”。此石刻高120厘米，宽80厘米，厚3.5厘米，材质为黑色页石。图像上方亦为朱熹手书《书画像自警》：“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自警词开头“从容乎”之右有椭圆形印章，内刻“紫阳书堂”四字；文末“题以自警”之左有小方印两方，上一方内刻“熹印”，下一方刻“晦翁”。写真圆像之右是关于朱熹生平的小楷直书四行：
文公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午时，卒于宁宗庆元年庚申三月初九日午时，享年七十有一。历仕四朝，官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六日，自少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孜孜不知老之将至，发圣人未发之精蕴，集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贫乐道，乐则行之，忧则达之，诚一代之大贤，享千秋之俎豆欤！碑的左下角刻有识文云：
家庙遗碑，数罹兵火。后出重镌，皆失其旧。此文公六十一岁绍熙元年庚戌对镜自写真也。威仪整肃，体备中和。谨依元本钩摹重镌，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然见先贤当年之气象云。十六代孙玉百拜镌石。识文之左有两方款识。上方刻“十六代孙玉”，下方刻“石中”，皆为篆书。碑的右下角刻有篆体方款“南闽阙里”。（图9-4）
自警文之下方，即石板正中有个大圆圈，圈内为朱熹半身像。神情栩栩如生，是迄今为止学界和海内外朱子后裔、朱氏宗亲公认的“未失其真”的朱熹自画像。此石刻椭圆印章中“紫阳书堂”四字，已透露出此石刻像原版来自五夫紫阳书堂，清朱玉刻只是后来的复制品而已，但由于原版久佚，此清雍正重镌本实际上已成当今海内外朱子后裔制作朱熹像的统一标准。在现存所有的朱子石刻自画像中，在朱子学界和朱子后裔中认同度最高，被世界朱氏联合会认定为是朱子遗像中三幅标准像之一，建瓯所存的朱玉刻石，今海内外仅存，弥足珍贵。此石刻像的拓本，现已不多见，承蒙魏定榔先生的推介，福建省文史馆馆员、画家梁桂元先生收藏的一幅，清晰度颇高，与石刻像的照片能起到互补的作用。（图9-5）
与建阳博物馆所存相比，此石刻文字与建阳藏本有一重要区别，即绍熙五年为绍熙“元”年。故颇疑前引陈荣捷先生所说误写“绍兴五年”，指的是“元年”误为“五年”，而不是“绍熙”误为“绍兴”，而绍兴的“兴”字之误，盖缘于再版之时排印之误，而非陈先生原文所固有也。
据有关史料记载，建瓯历史上应不只有这一方朱子石刻像。叶林先生据其堂兄叶积新的回忆，整理了《追忆朱文公诞辰八百周年纪念盛况》一文。其中说：
1930年9月15日在建州（今建瓯）博士府曾隆重举行过朱熹八百寿辰的纪念活动。……府内正厅中间立着朱熹对镜自描容的大理石真像（像碑高九十三公分、宽五十公分，厚三点八公分）。石像左侧刻着朱熹自警词：“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石像背面有后人对朱熹的七星痣写的五言与七绝：
一代大儒宗，紫阳天子容。
七星横右额，秀气见眉峰。
北斗星横显令容，巍巍硕德大儒宗。
长垂百世紫阳笔，仰谒遗容凛肃雍。①叶林在文中所记，与建瓯现存的石刻像规格大小，内容画面均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是另一个不同版本的朱熹石刻。但除了叶林此文之外，未见第二人再提起过，这方石刻今不知尚在天壤之间否？
清代，现存的还有福州鼓山水云亭的朱熹石刻像。其横额为“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篆书，右镌刻“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馀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左刻“绍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落款为“大清道光十四年仲冬吉旦三山魏杰敬刊”。（图9-6）该石刻与建阳博物馆所存的石刻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一是该碑刻也是朱熹全身像，头戴儒士冠，身着宋代士人服。蓄须，端然拱手。且服饰的条纹几乎全然相似。二是书画像自警之文亦作“绍熙五年”而非建瓯版的“元年”。
陈荣捷先生描述此石刻说：
吾等八九月两登鼓山。沿山道到涌泉寺水云亭。亭甚小，仅藏十人。传为此是朱子读书处。内有石刻朱子全身像，右颊有七黑痣。上端横款为“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两旁为正楷“书画像自警”。下款为“大清道光十四年（1834）仲冬吉旦三山魏杰敬刊，宋钟鸣镌石”。高约一米二，宽约七十厘米。①
此石刻是朱玉之后，又一方署明制作人的石像作品。
魏杰（1796—1876年），字从岩，号拙夫，又号松筠，晚年别号鹤山樵者，闽县人。著有《逸园诗钞》、《鼓山吟草》、《九峰志》等，其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魏杰诗文集》。①魏杰是晚清闽中诗坛一位重要的诗人，尊崇朱子理学，诗作中颇多这一方面的内容。在《魏杰诗文集》卷首由官桂铨、魏子嘉等撰《魏杰事略》中有专列《崇仰宋代闽学派之祖朱熹》一节。其中说：“公受宋代理学家朱熹思想影响颇深。《逸园吟草》中，有《隐屏精舍用朱文公韵》与《读朱文公纲目》二诗，芳心存史策，千古仰精神，深寄其崇仰之忱。并特在鼓山建一座水云亭，亭内刻朱熹遗像一尊。此亭及朱熹画像均保存至今，可供研究朱子学之参考。”
庐山白鹿洞书院是朱熹修复的书院，在书院的礼圣殿中，有孔子行教立像，上有康熙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后壁左右有朱熹书写的忠、孝、廉、节四大字。殿中有四配像，左右两侧壁有十二贤线雕小像。朱熹像为全身立式，题为“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篆书。像右为朱熹自题“从容乎礼法之场”全文，像左为“绍熙五年孟春良日对镜写真题目以自警。大清光绪十五年仲秋吉旦新安余庭训敬摹”楷书。（图9-7）将此石刻与建阳博物馆藏版相比，可以明显感觉到，此石刻像与鼓山水云亭版相同，亦出于建阳版的“绍熙五年”这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