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书院的崇祀，在朱熹的倡导下，有两大开先河的创举。一是配祀孔门四大弟子，即所谓“四配”，二是从祀本学派的先贤。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知军。四月，在南康军学立濂溪周先生祠，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张栻《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说：朱熹在南康，“首以兴教善俗为务，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学宫，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贻书其友人张某曰：‘濂溪先生尝领是邦，祠像之立，视他州尤不可以缓，子盍为我记其意？’”①朱熹本人亦作有《奉安濂溪先生祠文》②。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又将此做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最早的祭孔而以四大弟子配祀。朱熹之后，书院崇祀孔圣和四配几乎成为定例。
与此同时，朱熹认为周、张、二程、邵雍、司马光和李侗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叙述道统自尧舜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此后道统失传，一直到北宋周、张、二程和司马光才继绝续断，道统得以重续。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通过庄重的祭祀仪式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初成，朱熹在此首次举行释菜之礼，祭祀先圣先贤。因条件所限，这些接受顶礼膜拜的先贤，据朱子门人叶贺孙所记，只是“纸牌子”上的一个名讳而已。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纸牌子”被换成了画像。在《朱文公文集》卷八五中，我们可以读到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和涑水的《六先生画像赞》，以及《张敬夫画像赞》、《吕伯恭画像赞》等。这里的“赞”，应是有了“像”之后的产物。
很自然的，朱熹逝世后，在与他有关的书院中，悬挂他的画像祀奉，应是天经地义之事。门人陈宓在《黄勉斋先生云谷堂记》一文中说：
某少时侍先公正献，每令诵文公朱先生书。淳熙间，先生来访先公，于敝庐今仰止堂即其寓馆。某时与弟宿立侍，未有知也。厥后思见先生而不可得，闻勉斋黄先生尽得其道，宦游江浙又不可得见。嘉定丙子岁，某自外府丞丐外，得垒南康道，出建阳，拜朱先生像于考亭精舍，遂获拜黄先生师焉。②嘉定丙子岁系公元1216年，时距朱熹逝世的庆元六年（1200年）已16年，陈宓于这年赴南康知军任，途次建阳时，“拜朱先生像于考亭精舍”。
这可能是明确有文字记载的，在朱熹所亲手创建的书院中出现较早的有朱熹本人画像的历史资料。
之所以说是“较早”，是因为位于泉州石井镇（今安海）的石井书院，张挂朱子像供学人瞻仰可能更早于考亭。石井书院始建于建炎四年（1130年），原名鳌头精舍。这年八月，朱松任本镇监税，绅士黄护为之建此书院，作为课业讲学之所。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官同安主簿，曾数往来于石井，访求其父遗迹，并与士绅讲论义理于精舍之中。嘉定四年（1211年），镇官建安游绛上书给知府，以求修复。时任泉州知府的泰宁邹应龙准其所请，拨公帑40万以倡修，并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更名为“石井书院”。当时朱熹三子朱在正官泉州通判，因此负责扩建工程。书院规模如州县学之制，建有大成殿、尊德堂，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绘朱松、朱熹父子二人画像于尊德堂，分室而祀之。①此后书院建筑物代有兴废，今存清光绪年间重修的门台、大殿及两庑等遗迹。
文学大家刘克庄在为泉山书院写的记文中，描述了晚宋朱子理学被推向崇高的历史地位之后，在朱文公的始生之乡，侨居之里，宦游之郡，“与乾淳诸老讲贯切磋之处，往往肖其像，庋其书，聚成学之士，敬事而传习焉”的盛况，具体地点“如徽、如建、如南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书院，皆奎画扁，或郡文学兼领，或别置师弟子员，规式略如白鹿”。②按，泉山书院在泉州。咸淳二年（1266年），知州赵希悰（号见泰）始建，乃利用泉州城东的一座废寺之基而创。书院颇具规模。除了朱文公的“肖像”之外，据载：
前为燕居堂，夫子危坐，颜曾思孟跪侍，两堵则图濂溪、二程、邵、张、涑水六君子，沧洲之制也。堂下则图先贤芸阁吕氏、龟山杨氏、河东侯氏、文定胡氏、籍溪古氏、草堂刘氏、豫章罗氏于右庑；上蔡谢氏、广平游氏、和靖尹氏、韦斋朱氏、致堂胡氏、屏山刘氏、延平李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于左庑，几之制也。为文公祠，以勉斋黄氏、远庵赵氏、西山真氏、复斋陈氏配。①所谓“沧洲之制”，指的是遵循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书院制度。除了孔子和四配之外，还有北宋六子，以及与程朱理学关系密切的两宋先贤，下及朱子的四位门人，且每人均有肖像，即文中所说的“图先贤”，为先贤绘制图像，张挂在书院，或堂前，或堂下，或左右两庑。
元富珠哩翀在《知许州刘侯民爱铭》一文中，记元初刘民之在任许州路总管时，重视教育，推行朱子理学。称其“先贤貌影，自濓溪及紫阳朱子像，而祠于学”。②
除以上的历史记载之外，在同安的大同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了据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高令印教授在《朱熹事迹考》③、陈荣捷先生在《朱子新探索》④中先后有介绍。此朱熹像，虽被称为“画像”，实应为石刻，故我们将在下文探讨朱熹石刻像时专门讨论，此暂时略过。
同安大同书院，原名文公书院，始建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后经朝廷赐额，改名为“大同书院”。地点原在同安城隍庙左。数年之后，此书院不幸毁于兵火。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曾另择地重建，后又遭倾圮。明赵瑶《大同书院记》说：“大同书院旧在学宫之东，元至正间邑令孔公俊建之，以祠紫阳朱先生，……一经兵燹废而莫举，寥寥几二百年于兹矣。”①同安著名学者林希元《重建文公书院记》记同一所书院，于至正甲午（1354年）与官办儒学“悉毁于寇。成化壬辰（1472年）邑令无锡张侯逊又择地于东门，重建文公书院。前为讲堂，刻公神像于退轩，匾曰‘畏垒庵’”。嘉靖间，林希元曾对有关当局多次呼吁要重建文公书院。为了寻找一块适合建造书院的风水宝地，他曾多次陪同有关官员上大轮山实地考察，最后选择了此山重建书院。对此书院的地点和优美风光，林希元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登堂四望，背若负扆，前若凭栏。一水环腰如带，两峰齐出如车轮。同山东峙，西山夕照，同之山川惟是专其美焉。文笔三峰秀出于其北，天马、金鞍、宝盖三山森列于西南；鸿渐东翔而倚天表，莲花西吐而插云端。大海前襟，岛屿出没如画图。凡同有名之山，咸于是献其美焉。天地之化，相禅于无穷，山川景物因时而变，无尽状。经营之始，不图其胜之至于斯也。予闻君子之学，有藏修，有游息，咸取助于山川杏坛之教，舞雩之游，沂水之浴，武夷九曲之歌，皆其著者。……其于学者之藏修游息所助为不少，宁不继美考亭，上望洙泗也欤？②
从书院的历史来看，这座经元末兵燹，且几经迁址重建的书院中，能有如高教授所说的南宋嘉定，或元至正年间的朱熹石刻像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大同书院的朱子石刻像，能如林希元记文所说的成化壬辰（1472年）所“刻公神像”，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从各地书院刊印的书院志这一角度来考察，现存于《南溪书院志》卷首的《文公先生真像》，则可能是流传于明代的各地书院中，而存世于当今为数不多的朱子画像之一。
此志书现存最早的是明万历刻天启重修本，卷前有朱熹的父亲朱松《韦斋像图》（图8-1）和《文公先生真像》（图8-2）两幅。《韦斋像图》由尤溪县教谕纪廷誉书写《刻韦斋先生像引》，《文公先生真像》则由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大梁杨四知书写《刻文公先生像跋》。图上方书写“文公先生真像”，右侧由杨四知书赞“道衍濂洛，统承洙泗。集诸儒之大成，阐六经之精华。遗像清高，报祀弗匮”。以此图来对照明初著名学者金华宋濂（1310—1381年）的《宋九贤遗像记》中对朱熹的描述（参拙文《——朱子画像考之二》），其最大的区别就是宋濂笔下的朱文公是全身像，而《南溪书院志》则是半身像。由此可知，宋明时期，朱子的画像，曾经是有过各种不同的版本。
明万历刻本张柔等纂《虞山书院志》卷三《宗像志》中有题为“朱子”的半身像，（图8-3）右上角文字：“朱子名熹，字仲晦，宋新安人。为焕章阁待制，年七十一岁。”其赞云：“万简千编，君子独劳。仰古人之删述而继续之，以开示来世，劳于无穷也。君子哉，古人之道仰之弥高。明学人耿橘顿首书于友朱精舍。”①虞山书院，在江苏常熟，原名文学书院。元至顺二年（1331年）始建。至正末毁。明宣德九年（1434年），知县郭世南在县学西侧重建，改名学道书院。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经选址改建，恢复文学书院旧名。万历初被毁，三十四年（1606年），知县耿橘重修，更名为虞山书院，堂中镌先贤像，两庑镌贤哲像。有《虞山书院志》刊行于世。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长沙府同知赵宁编纂《长沙府岳麓志》八卷。卷一有朱文公半身像（图8-4），像后有山阴后学赵宁题写的识语：“孔孟之道，宋儒是萃。肇自濂溪，紫阳明备。著述久垂，斯文不坠。维此潭州，过化之地。书院重新，遗容爰贲。仰止高山，羹墙寤寐。山阴后学赵宁敬识。”①赵宁字管亭，一字又裔，山阴（今绍兴）人，康熙中官长沙府同知。
清董桂敷撰《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本。卷二有《子朱子像》（图8-5），为朱子半身像，圆月状，画像上方图题为“紫阳夫子遗像”，一见便知取自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后为“明英宗像赞”。董桂敷，字小槎，婺源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充国史方略馆纂修官，著有《自知室文集》四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杨毓健撰《重修南溪书院志》卷二《文公像》（图8-6），也是身着朝服，手捧朝笏，头戴王侯之冠，俨然一幅民间素王的气派。此图显系从《紫阳朱氏建安谱》中的“九世祖文公真像”所复制。
杨毓健，字力人，号荆斋，湖广长阳人，贡生。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延平府通判。五十六年（1717年）于尤溪县署重修并刻印《南溪书院志》四卷首一卷。民国《尤溪县志·政绩志》载：“杨毓健，字荆斋，……笃志正学，有德于民，而尤毅然于先贤遗迹。重修南溪书院，葺毓秀亭，纂《南溪志》。又详请御笔亲书‘文山毓哲’四大字匾额，颁赐书院悬挂。煌煌巨典，乃出于代庖者之请题，其见识过人远矣。”
晚清戴凤仪（1850—1918年），号敬斋，一号希朱，福建南安县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所编纂的《诗山书院志》，可能是福建书院中编纂最晚的一部书院志。与其他书院志不同，此志书竟然收入了两幅朱子像。这两幅朱子画像的质量都不算高，但其创意则颇值得玩味。
第一幅名《朱子遗像》（图8-7），左半页录有朱子四十四岁时所作《写照铭》和《对镜写真铭》。
第二幅名《朱子后像》（图8-8）。后加按语说：
遗像乃朱子六十一岁时对镜写真也，威仪整肃，备体中和，瞻之如见当年气象。后像则国朝升配十哲之次，所塑祀于正殿者也。敬依二像，摹于简端，俾都人士，展书瞻仰，恍然于先贤道范，久而弥尊云。①
所谓“遗像”与“后像”的区别在于，“遗像”乃朱熹对镜写真自画，穿的是“野服”；“后像”乃后人所绘，表现的是“民间素王”的形象。其背景是，从南宋后期，宋理宗下诏朱熹从祀孔庙，并将其尊为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此后，一直下延至清，历朝均有褒崇。到清康熙间，又“升配十哲之次”，由此获得“先贤道范，久而弥尊”的地位。无意之中，作者似乎通过这两幅图，表现了朱熹生前屡受贬抑，和身后屡受褒扬，荣辱不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