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朝的政权，建立宋王朝，随后逐步用武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局面，开创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文化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朝代。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里，史学研究的主流都把两宋视作一个对北方民族政权（辽国、西夏、金、蒙）一味地乞求和平，不惜以进贡方式买取和平苟安的局面，对外妥协，不思进取；而对内则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对广大人民进行严酷的剥取和镇压的朝代。尤其是对南宋朝廷的评价则更低，认为整个南宋朝廷始终都是由昏庸低能的皇帝以及奸臣、权臣所控制，满足于偏安一隅，对外积极议和，纳贡称臣；对内则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其中的典型就是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①这首诗当作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这类主流观点的形成，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对于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评价，在近代史上一直就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②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他们都认为两宋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学术的研究也比较之前显得更加客观与求实。对于两宋王朝的评价也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主流的观点已经主张：虽然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可以有批评的方面，但在当时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国计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在思想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于后世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更不容低估。比如：在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就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明，便迈向超越汉唐，开创新学风、新学术、新品格的新时代。此期是学术多元，大师辈出，学派林立，切磋争辩，思想自由，成果丰硕的时代；是科学技术最辉煌，经学思想最活跃，文史成就最显著，理论思维最高峰的时期。”④

客观地说，两宋时期之所以给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一个对外委曲求和、纳贡称臣、不求进取，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赋税沉重的结论，实与两宋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矛盾冲突以及不得不采取的相应国策有关。北、南两宋朝祚延绵三百余年，但国土面积却始终只有盛唐时期的五分之三左右。其原因就在于，三百余年间，中国境内一直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在东北崛起的金国。宋、金对峙，从北宋延至南宋，之后又有新兴的蒙古政权。五代十国时，石敬瑭献北方燕云十六州给辽国耶律德光，纳贡称臣并得以册封后晋高祖，而辽国也因此实力大增。北宋王朝基本统一了南中国后，也曾试图收复北方失地。宋太宗两次北伐企图收燕云十六州，结果不仅未能得愿，反而大败亏输。从此，宋王朝领教了北方敌国的武力之强大。自那以后，通过对外妥协、输赋纳贡以换取和平就成了宋王朝所制定的一个基本不变的国策。

对内而言，宋王朝面临着一个如何巩固内部统治的问题。唐末安史之乱以后导致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使得宋初的统治者认识到，藩镇割据，武将拥兵自重，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导致皇权削弱是天下不治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为了“致治于未乱”，赵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基本方针。其主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将帅不得专兵，以防拥兵自重；另一方面则建构文官政治，设枢府、三司及通判，以分相权及地方官员之权；所有军权、财权、用人权全部收归中央。

由此可见，赵宋王朝对外对内政策制定的基本点都出于巩固中央政府的需要。对外实行妥协，是在民族矛盾相对比较激烈、北方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行的国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将及地方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则是对唐末以后天下大乱之因的认识。但是这一对外对内政策的长期实行，并没能根本解决矛盾，只是把矛盾的激化及最终解决拖延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而已。对外而言，不断地输赋纳贡，加强的是西、北方政权的实力，削弱的却是宋王朝本身的实力，不断地积贫使得力量的天平慢慢地向对方倾斜；而对内而言，“强干弱枝”的政策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内乱的发生，然而却削弱了抵抗外族侵略的力量。由于军权集于中央（皇帝），将帅不得专兵、专擅，就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兵分离的结果，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长久下去，自然无法形成抵御外侮的坚实力量。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历史结局。

从另一方面看，两宋时期所维持的内外政策虽最终不能避免灭亡的结局，但却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较长时期（300年左右）的相对的社会安定局面。正是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安定局面，促进了两宋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其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尤其需要肯定的是，赵宋王朝一反前朝重武轻文的治国传统，提出了以文治国、重文抑武的治国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并非喜文之人，而专喜骑马，复好射箭，家人劝他读书，他却以为“治世用文，乱世用武”，值此乱世之际，自当娴习武事，方能安邦定国。因此宋太祖是以从戍得业的。但是，当宋太祖夺得天下之后，他却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治天下当以治文重儒为先。史载宋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复视之。’遂著为令。”①且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人”②。宋太祖在其乾德改元之际，更郑重申明：“‘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③宋太祖对于儒者与文人治国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终北南两宋，三百年间，枉杀文人儒者的事并不是没有，然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少的一个朝代，以至于王夫之曾经说道：“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④宋太祖的“誓不杀士大夫”，使得宋代士人儒者有了不因言获罪乃至祸及个人生命及族人生命的可能，从此思想学术才有了自由讨论与争论的空间。思想没有了政治的高压，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也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学术繁荣的局面。华夏文化之能造极于赵宋，实与赵宋王朝对于思想学术的相对宽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文人儒者及其思想学术的相对宽容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是理学思想的诞生。理学思想的诞生，离不开当时的士大夫们敢于离经叛道，敢于质疑汉、唐以来所传承的经学传统。正是在不断地质疑、论争中，才有了理学的发端，并在南宋时期由朱熹集大成。自此以后800年间，理学成了中国学术的主流思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决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格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西风东渐的清代中晚期。其次是科技的进步。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世界科技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就说过：“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①可以说，宋代的许多技术发明都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三大发明，都在两宋时期或第一次发明，或在技术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并得到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冶金技术则在当时居于世界最高水平。宋代已有了焦煤炼铁技术，而这一技术欧洲人却迟至18世纪才发现并掌握。数学则有了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及杨辉的“九归口诀”。不仅如此，宋代的造船、医药、，建筑、天文、地学、农学、医学、水文、地理等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思想与科技的进步，也使宋代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宋王朝对外连年不断地纳赋输贡，确实大大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削弱了宋王朝的经济实力，使之处于所谓“积贫积弱”的境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实正是由于两宋时代的国内社会相对安定，科学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进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才使两宋王朝在如此大的经济压力下却能维持300余年。两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铁制农具的系列发明与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两宋王朝又十分注重水利的兴修与土地的开垦；大量北方劳动力的南下，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得农业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唐末及五代。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又带来了手工业、商业及造船业的繁荣景象，并进一步带来海外贸易的扩大。

两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大格局决定了福建地区文化的变化格局，并为理学在福建演化生成闽学，进一步由福建而影响着全国创造了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