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熹对福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朱熹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为此朱熹自年轻时起就积极从事学校、书院教育活动。当时年仅25岁的朱熹在同安县主簿的任上就大力整顿教育，改革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试图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进而振兴儒学以挽救南宋衰世。

后来朱熹及其门人更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所谓“书院”的称呼最早见之于唐开元年间，不过那时的书院主要是进行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图书的地方，并不具有教育的职能。书院之成为私人教育机构，成为治学与教授生徒的地方，主要是宋代以后的事。宋代是书院教育的黄金时代。就福建而言，最早的书院是闽北建阳创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的鳌峰书院，由建阳熊秘所立。五代梁开平年间（907—910），又有黄峭在邵武建立和平书院。北宋时期，游酢、杨时等一干名儒讲学于闽北地区。从此，福建书院与理学传播发生了紧密联系。而到了南宋，在朱子及其门人的积极推动下，福建书院进入了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

朱熹在书院教育与推广中所起的作用，陈荣捷曾在其《朱熹与书院》一文中有如下的介绍：“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括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中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1506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他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王先谦这位湖南大儒在188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他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与朱子有关。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还有至少有六七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的在推行白鹿洞学规。朱子及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其他社团，更为积极与活跃，那是毫无疑问的。”①曾有学者统计，朱熹在各地创建、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60多所。其中最重要的，在省外有经他修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鹿书院。在福建本地，则有由他亲手创建的四所书院，即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考亭书院，以及武夷山隐屏峰下的武夷精舍。在福建，朱熹亲自倡建创办、题匾、讲学过的书院还有会心书院（仙游）、蓝田书院（古田）、溪山书院（古田）、螺峰书院（古田）、龙峰书院（长乐）、同文书院（建阳）、温陵书院（泉州）、小山丛竹书院（泉州）、石井书院（泉州）、潭溪精舍（建阳）等。而朱熹的门人弟子在福建所建的书院则更多。福州一地，朱熹在《福州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十人。”②朱熹高弟黄榦不仅在建阳修建了潭溪精舍、环峰精舍，同时也在福州附近的闽县办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札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斖斖不倦”③。据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州一带有书院54所。因此迨及南宋，福州已经成为“理学之邦”。吕祖谦的《冶城》一诗就形容道：“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淳熙《三山志》中也记载：“凡乡里各有书社。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卷。’”④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福州的学风之盛，学生之多。而在闽北一带，建宁府、延平府、邵武等三地的书院也有三四十所之多。除朱熹亲自创建的书院外，多为朱熹弟子及二、三传门人所建，如西山精舍、庐峰书院、台溪精舍、文定书堂、南山书堂、云庄书院、紫之书院、溪山书院、梦笔山房、建安书院、凤岗书院、横渠书院、龟山书院、樵溪书院、云谷书院，等等。由此，在福州及武夷山两地形成了两大传播朱子理学思想的中心，并由这两地而影响闽南漳泉一带，波及莆田、仙游等地，福建全境遍布书院、精舍。

福建书院教育的内容，在朱熹时，就是以孔孟思想及北宋时形成的二程、周（敦颐）、张（载）的理学思想为主。传统的儒学教育，都把“六经”作为主要的经典教材。朱熹认为，“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同时也更强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即《四书》）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四书》的学习是更为基础的。朱熹的思想（包括教学的主张）在宋理宗时得到了充分肯定。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理宗并亲自书写朱熹所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布于全国。从此朱熹的教育思想遂以官方的形式肯定下来，成为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程式。

朱熹对教育之内容的选定，与其对书院教育之目的、宗旨的主张是一致的。自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几乎所有的官学都以应试教育作为教育的目的。因而陷入程式化的学习，却对人的素质与伦理道德的养化有极大忽略，这自然不合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曾对此种教育作了尖锐的批评，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②由此可见，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立学教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明人伦之本：“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③朱熹及其门人弟子之所以大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倡办私学（书院），就是要以此避开官学的应试教育之弊，使儒生能真正认真学习圣贤之道，在学习中修养身心、诚意正心，进行道德修养的培炼。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在福建所长期坚持的这种教育实践，对于福建的人文教化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讲到福建文化事业在南宋以后的发展，还必须提到刻书业。宋代刻书业的发展远超于此前的历朝百代，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宋代印刷术出现了重大的技术进步，毕昇的活字印刷出现使得印刷出版变得简便容易；二是北宋末年朝廷开放了印书之禁，民间与官方都可以印书，于是印书之风大盛。而作为南宋时期全国文化中心的福建，刻书业自然也十分兴盛。宋人叶梦得记载评价当时的雕版印刷业时说：“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①认为当时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中，杭州出版的书质量最为精良，闽地出版的书的数量最多，而四川在两方面都居于次之地位。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叶梦得的评价大体是允当的。因为杭州出版业是由官府经营，杭州又是南宋的首都，故出书虽不多，然而质量最好。而福建的出版业则是民营的，故在质量上有参差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闽地出版的书都是质量较差的，实际上，福建当时出版的书中有相当的部分是质量上乘的。

福建刻书业之所以兴盛，有学者认为与朱熹有着密切关系。高令印先生就主张：“福建历史上刻版印刷业兴盛于宋代，是与朱熹及其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②此说有相当的历史根据。当时福建的出版印刷中心在建宁府，此地正处武夷山腹地。而南宋时武夷山已然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理学（闽学）的研究中心。闽北地区书院甚多，不仅招收了大量的理学弟子，更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或求学，或求交流研讨的学生、学者甚多。如此众多的儒生集聚，本就为出版印刷业打下了一个相当雄厚的市场基础。再加上朱熹及其门人不断地搜集整理理学书籍以及先儒遗著，也为出版印刷业提供了刊刻印行的材料。建宁府的印书中心为建安县的麻沙镇与崇化书坊。两地印书的数量与版本之多，使得宋代祝穆在其《方舆胜览》中把麻沙、崇化两地合称之为“图书之府”。③朱熹也曾在《嘉禾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版书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④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生活于宋末元初）更描述道：“目卷我考亭之阙里，实为崇化之书林，渊源又渐，文献足征，二帝三王以来之道，至此大明，四书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备……光天薄海，无地不有其书。”①熊禾的这番话，一方面点明了朱熹与福建刻书版业之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宁府当时的刻版印刷业的盛况。

福建刻书业不仅在南宋时已成为全国三大中心之一，而且至明朝时期更在全国独占鳌头。明代时，四川、杭州的刻书业已走下坡路，唯有福建的刻书业仍维持不衰。顾炎武曾说：“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②实际上，福建已成为全国唯一的具有市场经营性质的刻书业中心（因官府印书是非经营性的）。到了清代，则有汀州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后来四堡，北京、汉口及江西浒湾被并称为清代四大刻书中心。福州地区自宋以后的刻书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与福州是福建的政治中心是分不开的。福建刻书业的兴盛首先惠及的是福建文化教育事业，不论是人才的培育，还是学术的研究，都能提供相应的学习与研究的材料；其次，它极大地助推了朱熹及其闽学思想向全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宋代以后福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