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门后学对朱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与陆王心学相比，朱门弟子众多，再加上朱学普遍重视读经注经、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因此朱学在朱子去世后一直连绵不绝，即便是在明中期阳明学兴起之后、清代汉学盛行之时，朱子学派也从未中断。但是由于朱子对理学的义理阐发可以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朱门后学对朱子理学的新发展微乎其微，基本停留在对理气、心性、格致等传统理学的阐释上；与朱子理学相较，朱子对《四书》学、《五经》学的注释、解读却为后学留下了一定发展空间。于是朱子弟子及其后学主要是在对朱子四书学、五经学、小学等著述的阐释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在朱子的亲炙弟子中，陈淳著有《四书性理字义》和《严陵讲义》。前者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二十五个范畴，是后世理解《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后者则全面继承朱子理学思想，是后世理解朱子理学范畴的重要参考书。黄榦继承了朱子《礼》学思想，与杨复一起续补修成朱子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同时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继承了朱子对《五经》《四书》的基本观点。蔡元定和蔡沈父子对朱子的象数易作了进一步发展，蔡元定著有《皇极经世指要》，概括了邵雍的思想，蔡沈著有《洪范皇极》，发展了理学象数学。同时，蔡沈还依照朱子的嘱托，以“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为宗旨，完成《书集传》，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尚书》思想。朱子向来看重小学，亲自编纂蒙学读物，在其弟子当中，程端蒙著有《性理字训》，朱子认为：“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①程端蒙还同董铢合作制定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对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作了总体规划。由于朱门弟子一向有重视读书著述的传统，所以朱门弟子对《四书》、《五经》、小学、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而像《北溪字义》《书集传》《性理字训》等朱学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南宋朱子后学一方面为朱子学的传播及其上升为官学做出努力，以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另一方面则继续阐发朱子理学、经学等思想，为朱子学传承至元明奠定基础，以黄震、“金华四先生”为代表。真德秀早年从游于朱子弟子詹体仁，他所著《大学衍义》是对朱子《大学章句》的阐释，深得当时乃至后世皇帝的重视。魏了翁著有《九经要义》，主要是注疏释文，对朱子的理学思想鲜有发展。真德秀、魏了翁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推动了朱子学由“伪学”最终转变为官学。黄震是朱子弟子辅广的三传弟子，他的《黄氏日抄》是读经史子集的札记，其中不乏有对程朱思想的批评和修正。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均属黄榦后学。何基从学于黄榦，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莫不以朱学为依归。王柏从学于何基，金履祥从学于王柏，许谦从学于金履祥，他们在五经、四书、理学等方面都有大量著述流传后世。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柏、金履祥继承了朱子“疑经”的传统，王柏著有《诗疑》《书疑》《大学沿革后论》《中庸论》，金履祥著有《尚书注》《论孟集注考证》等，对传统四书五经，乃至朱子著作和学说都提出很多疑问。金华朱学直接影响到元代乃至明初理学。

元代许衡、刘因、吴澄等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许衡在元朝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这与其不遗余力地传播朱子学、积极推动《四书集注》在延祐年间定为科场程式有关。许衡虽继承朱学，但并没有严守朱学门户，其心性论游离于朱子“穷理以明心”和陆象山“明心以穷理”之间。刘因极力推崇朱子，认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①。他对理学和经学、史学的关系上看法独到，认为理学本于六经，“古无经史之分”，即《诗》《书》《春秋》等经就是史，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对经学、理学、史学的看法。吴澄拜饶鲁弟子程若庸为师，饶鲁则是黄榦的高弟。吴澄以接续朱子为己任，著有《五经纂言》，发展了朱子学。其中，吴澄在三礼上的成就深受后人肯定。在三礼上，吴澄依朱子的端绪和规模，“以《仪礼》为纲”，“重加伦纪”，全祖望谓“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由之，用功最勤”②。许衡与吴澄都以朱学为标帜，但他们由朱学的心外格物，移到陆学的直求本心，是宋代程朱理学发展为明代王学的过渡。

明朝中后期几乎是阳明心学的天下，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明朝初期，代表人物有宋濂、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宋濂传承了金华朱学，因其喜援佛入儒，认为儒佛“本一”，所以全祖望称之为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宋濂认为，吾心为“天下最大”，识心明心是“不假外求”的内向冥悟，体现出元末明初理学调和朱陆的倾向。曹端被清人认为“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③。曹端发展了朱子理气论，他反对朱子把太极与动静、理与气看成二物，认为太极自能动静，因此不同意朱子所谓理气如人之乘马的比喻。薛瑄发挥朱子“理气相即”的观点，抛弃了所谓“理先气后”的提法，在曹端提出的“理气未尝有间隙”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理气关系。与薛瑄偏于下学相比，吴与弼则侧重于“寻向上工夫”。吴与弼主张静观修养论。其弟子分为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①，这一派观点与王阳明心学相似；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②，这一派仍有朱子学之风。待到阳明心学昌行，朱子学作为官学，已是徒具形式，思想上毫无创见。当王学末流弊端逐渐显露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重新推崇朱学，遵奉“性即理”“居敬穷理”“格物穷理”，以朱学批判佛学和王学，但对朱子学体系并无明显发展。

明末清初朱子学仍有信奉者，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为代表，对朱子学说以维护信奉为主，在学说创见上并无太大功绩。陆世仪否认理游离于事物之外，反对离气质而言性，强调“人性之善正在于气质”。他还发展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说。陆陇其极力尊崇朱子学，贬抑阳明学。他继承了朱子“理之流行”说和“居敬穷理”论。李光地著作宏丰，遍及四书、五经。他虽学宗程朱，但并未全盘肯定朱子学。其理学的最高范畴是“性”，而不是“理”或“心”，主张“性为本气为具”的性气观。李光地奉命编纂《性理精义》等大量理学著作，对朱子学著作的整理和传播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