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

20世纪以前，因为统治者推崇的缘故，一方面朱子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既控制着庙堂之上的思想倾向，也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当中；另一方面朱子学作为涉及理气、心性等本体功夫论的学说体系，深深吸引着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朱子学说做出自己的解读。于是“述朱阐朱”成为“中国学术上一大争议”②，这些“学术争议”大体可依对待朱子学的态度分为两方面：一是朱门后学以及官方对朱子学的继承和阐发；二是陆王心学、气本论、事功学派、汉学等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发展。具体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 朱门后学对朱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与陆王心学相比，朱门弟子众多，再加上朱学普遍重视读经注经、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因此朱学在朱子去世后一直连绵不绝，即便是在明中期阳明学兴起之后、清代汉学盛行之时，朱子学派也从未中断。但是由于朱子对理学的义理阐发可以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所以，朱门后学对朱子理学的新发展微乎其微，基本停留在对理气、心性、格致等传统理学的阐释上；与朱子理学相较，朱子对《四书》学、《五经》学的注释、解读却为后学留下了一定发展空间。于是朱子弟子及其后学主要是在对朱子四书学、五经学、小学等著述的阐释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在朱子的亲炙弟子中，陈淳著有《四书性理字义》和《严陵讲义》。前者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二十五个范畴，是后世理解《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后者则全面继承朱子理学思想，是后世理解朱子理学范畴的重要参考书。黄榦继承了朱子《礼》学思想，与杨复一起续补修成朱子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同时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继承了朱子对《五经》《四书》的基本观点。蔡元定和蔡沈父子对朱子的象数易作了进一步发展，蔡元定著有《皇极经世指要》，概括了邵雍的思想，蔡沈著有《洪范皇极》，发展了理学象数学。同时，蔡沈还依照朱子的嘱托，以“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为宗旨，完成《书集传》，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尚书》思想。朱子向来看重小学，亲自编纂蒙学读物，在其弟子当中，程端蒙著有《性理字训》，朱子认为：“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①程端蒙还同董铢合作制定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对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作了总体规划。由于朱门弟子一向有重视读书著述的传统，所以朱门弟子对《四书》、《五经》、小学、理学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而像《北溪字义》《书集传》《性理字训》等朱学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南宋朱子后学一方面为朱子学的传播及其上升为官学做出努力，以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另一方面则继续阐发朱子理学、经学等思想，为朱子学传承至元明奠定基础，以黄震、“金华四先生”为代表。真德秀早年从游于朱子弟子詹体仁，他所著《大学衍义》是对朱子《大学章句》的阐释，深得当时乃至后世皇帝的重视。魏了翁著有《九经要义》，主要是注疏释文，对朱子的理学思想鲜有发展。真德秀、魏了翁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推动了朱子学由“伪学”最终转变为官学。黄震是朱子弟子辅广的三传弟子，他的《黄氏日抄》是读经史子集的札记，其中不乏有对程朱思想的批评和修正。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均属黄榦后学。何基从学于黄榦，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莫不以朱学为依归。王柏从学于何基，金履祥从学于王柏，许谦从学于金履祥，他们在五经、四书、理学等方面都有大量著述流传后世。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柏、金履祥继承了朱子“疑经”的传统，王柏著有《诗疑》《书疑》《大学沿革后论》《中庸论》，金履祥著有《尚书注》《论孟集注考证》等，对传统四书五经，乃至朱子著作和学说都提出很多疑问。金华朱学直接影响到元代乃至明初理学。

元代许衡、刘因、吴澄等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许衡在元朝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这与其不遗余力地传播朱子学、积极推动《四书集注》在延祐年间定为科场程式有关。许衡虽继承朱学，但并没有严守朱学门户，其心性论游离于朱子“穷理以明心”和陆象山“明心以穷理”之间。刘因极力推崇朱子，认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①。他对理学和经学、史学的关系上看法独到，认为理学本于六经，“古无经史之分”，即《诗》《书》《春秋》等经就是史，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对经学、理学、史学的看法。吴澄拜饶鲁弟子程若庸为师，饶鲁则是黄榦的高弟。吴澄以接续朱子为己任，著有《五经纂言》，发展了朱子学。其中，吴澄在三礼上的成就深受后人肯定。在三礼上，吴澄依朱子的端绪和规模，“以《仪礼》为纲”，“重加伦纪”，全祖望谓“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由之，用功最勤”②。许衡与吴澄都以朱学为标帜，但他们由朱学的心外格物，移到陆学的直求本心，是宋代程朱理学发展为明代王学的过渡。

明朝中后期几乎是阳明心学的天下，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明朝初期，代表人物有宋濂、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宋濂传承了金华朱学，因其喜援佛入儒，认为儒佛“本一”，所以全祖望称之为金华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宋濂认为，吾心为“天下最大”，识心明心是“不假外求”的内向冥悟，体现出元末明初理学调和朱陆的倾向。曹端被清人认为“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③。曹端发展了朱子理气论，他反对朱子把太极与动静、理与气看成二物，认为太极自能动静，因此不同意朱子所谓理气如人之乘马的比喻。薛瑄发挥朱子“理气相即”的观点，抛弃了所谓“理先气后”的提法，在曹端提出的“理气未尝有间隙”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理气关系。与薛瑄偏于下学相比，吴与弼则侧重于“寻向上工夫”。吴与弼主张静观修养论。其弟子分为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①，这一派观点与王阳明心学相似；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②，这一派仍有朱子学之风。待到阳明心学昌行，朱子学作为官学，已是徒具形式，思想上毫无创见。当王学末流弊端逐渐显露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重新推崇朱学，遵奉“性即理”“居敬穷理”“格物穷理”，以朱学批判佛学和王学，但对朱子学体系并无明显发展。

明末清初朱子学仍有信奉者，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为代表，对朱子学说以维护信奉为主，在学说创见上并无太大功绩。陆世仪否认理游离于事物之外，反对离气质而言性，强调“人性之善正在于气质”。他还发展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说。陆陇其极力尊崇朱子学，贬抑阳明学。他继承了朱子“理之流行”说和“居敬穷理”论。李光地著作宏丰，遍及四书、五经。他虽学宗程朱，但并未全盘肯定朱子学。其理学的最高范畴是“性”，而不是“理”或“心”，主张“性为本气为具”的性气观。李光地奉命编纂《性理精义》等大量理学著作，对朱子学著作的整理和传播颇有贡献。

二 官方对朱子学的阐释和利用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庆元至嘉定的二十余年间，一直受到禁锢。后来在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极力提倡下，宋理宗逐渐确立理学为国是。元仁宗延祐年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标准，《四书》主朱子的《四书集注》，《易》主《程氏易传》，《书》主蔡沈《书集传》，《诗》主朱子《诗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于是，朱子学在元朝通过科考正式成为官学。

明清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经传、集注以及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出版，其目的并不在于发明理学义理，而在于以钦定形式确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使之更好为科举考试服务，进而为他们的统治服务。明永乐十三年，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作为教授生徒、科举考试的准绳。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周易大全》依据《伊川易传》及朱子《易本义》，《书传大全》依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子《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主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乃朱子弟子，陈澔之父大猷师饶鲁，饶鲁师黄榦。所以《五经大全》所据传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四书大全》是对《四书集注》的进一步扩充，其中所引用“先儒”之说，有106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程朱学派中人，以朱子弟子及后学为主。《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也十分明显，卷首所列“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程朱学派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所收先儒著作，或为朱子所注，或为朱子所作，或为朱子门人所作。其中语录的编排体例完全模仿《朱子语类》的门目。

清朝初年，在康熙帝推动下，李光地等人奉命编纂了《性理精义》。《性理精义》是《性理大全》的精简本，主要选取宋元时期四十五位理学家论学、论性命、论理气、论治道等若干言论而成，其主要思想、观点、材料都在《性理大全》的范围内。除《性理精义》之外，李光地奉命编订的性理之书还有：编《朱子语类四纂》五卷（康熙三十四年）；《二程遗书纂》二卷（康熙三十五年）；《朱子礼纂》五卷（康熙四十六年）；奉命与熊赐履等编《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等。《朱子全书》是从《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类编次”而成。在李光地编纂的系列著述中，《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费力最大、影响最大，可以说，这二书代表了清朝官方对朱子学的基本理解，因为不仅它们的编纂工作是在康熙直接主持下进行的，而且康熙亲自审订其宗旨、体例、选材、编次以至校刊，并为之作序。直到1905年，《大全》《精义》等官学著述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才彻底告别了过去一统天下的时代。朱子学也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新文化运动而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殿堂，在近现代学术界常常被看作中国学术思想史当中的一个学派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三 陆王心学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吸收

陆王学派与朱学同属于宋明理学的范畴，所以陆王学派对朱学的批判或融合仍属于传统理学内部的讨论。由于陆九渊不像朱子那样重视著书立说，所以陆九渊去世后，其弟子对陆学的认识已经很模糊，以至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朱学思想。陆九渊的弟子包扬，“及象山卒，即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槐堂诸儒学案》）包扬之子包恢，史称“少得朱陆渊源之学”。包恢弟子龚霆松则有“朱陆忠臣”之称，著有《四书朱陆会同注释》。南宋陆学的主要人物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是同乡，被称为“甬上四学者”，其中舒璘、沈焕也都表现出折中朱陆的倾向。舒璘曾与朱子书信往来，一度对朱子的致学方法及其推崇的“二图”（先天图，太极图）提出质疑。沈焕对朱子一直表示尊敬，丝毫没有朱陆对立的痕迹。

明代陈献章和湛若水继承并发展了吴与弼的思想，他们都不否认朱学，对朱陆基本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王阳明心学则是源于对朱子理学的改造。王阳明曾经“泛滥辞章”“遍读考亭遗书”，致力朱子学，年轻时曾亲身实践朱子的格物穷理说，一连七天静坐试图“格”竹子之理，最终失败。后来王阳明逐渐放弃了朱子学，提出了与朱子的天理论、格物说、知行说等对立的心学体系。王阳明反对朱子的“性即理”，主张“心外无理”；反对朱子的“知先行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朱子对“格物”的解释，提出以《尚书》中的“格其非心”为例，“格物”的“格”，不能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但阳明心学依然沿用朱子学的很多理学范畴，比如他最著名的“致良知”说仍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容的。

明末清初，王学末流弊端显现，于是心学内部出现了借鉴朱子理学修正心学的倾向。刘宗周提出“诚由敬入，孔门心法”，把朱子的“无一毫人欲之私”的“第一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联系起来，希望能够实现“克去人欲之私”的目的。黄宗羲也试图通过“道问学”以成就“尊德性”，一改不重读书著述的心学传统，提倡读书，注重研究经史和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这明显带有朱学的特点。不过黄宗羲的基本立场仍是心学，所以在其《宋元学案》中评价朱陆时明显表现出右陆左朱。

无论官学的支持利用还是心学的批判无不是从遵奉宋明理学这个大前提出发的，而以下三种对朱子学的批判则着眼于批判整个宋明理学——包括朱学、陆学、王学。这是因为，到了明末清初，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经历了长期发展之后，迟迟没有产生新理论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程朱陆王展开批判，以期创立一种能够改变甚至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宋明理学。

四 从气本论角度出发批判和发展朱子学

在明朝中后期王学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从气本论角度批判朱子理学的理学家，以罗钦顺、王廷相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以张载的气本论为依据，对朱子的理气论进行了检讨，提出了自己的理气说。黄宗羲评价罗钦顺：“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又说：“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罗钦顺认为气是最根本者，理只是气之条理，理在气中而非与气对立，这与朱子理先气后思想明显不同。王廷相在其《慎言》中表达了“气本”论。他认为并非气本于理，而是理根于气。他批评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说，提出“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的命题。他还将“性理”气化，批评程朱理学的“性即理”，否认存在先天的“德性之知”，由此也就否认了性善论。在修养论上，他既反对程朱的“体认天理”，又反对陆王的“讲求良知”，独以张载为宗。

在明末清初，王夫之继承张载的气本论，反对朱子将理与气二分，认为气是宇宙中根本，无气则无理。“理在气中，气无非理。”他认为理即秩序，且即气之秩序。在形上形下关系上，他认为形而下之“器”是根本，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所谓“天下惟器而已，道者器之道”。他认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他批判朱子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结论。

五 从实学出发对朱子学的批判

颜元、李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不仅对朱、陆、王进行批判，而且直接批评周、程、张、邵等理学开创者，认为理学家声言“明体达用”，其实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他们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指出理学其实源于佛老。颜李学派以陈亮的事功学作为出发点，他们常常讨论的话题有：理事、体用、动静、知行、形性、性习、道艺、义利等。他们反对“理在事上”“理气二本”，主张“理在事中”“理气一致”。他们反对理学的先天气禀决定论和主敬持敬的心性修养，注重实践，崇尚技艺，讲求功用。他们提出“见理于事”“由行得知”，强调“习与性成”，主张以“动”养性，肯定人欲的合理性。颜元著有《四存编》《朱子语类评》《四书正误》《习斋记余》等，内容均以批判朱子为主。严格说来，颜李学派与理学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是功利之学，后者是性理之学，两种思想体系在根本上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特征和归宿。颜李学派反对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致用”的实学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之下理学日渐衰退的必然反动。

六 从汉学角度出发对朱子学的批判与发展

清代学术以汉学最为辉煌，是作为宋学的对立面出现的，顾炎武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顾炎武试图以经学家的见地来改造理学，朱子在他心中的形象，与其说是理学家，倒不如说是重视训诂、明于典章制度的经学家。顾炎武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对经学考辨精审。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的观点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推动了清代学术的转向。清代朴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疑经的传统，传统儒家经典无不遭到质疑、考辨。如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古文尚书》及其《孔安国传》为伪书，这发展了朱子疑《古文尚书》的观点。毛奇龄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专辨象数图书；胡渭的《易图明辨》，专辨《河图》《洛书》。由于“无极”“太极”《河图》《洛书》是“宋学”的根本，宋代理学家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所以毛奇龄、胡渭对图书的考辨无疑触及了宋代理学的基石。姚际恒著有《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毛奇龄著有《四书改错》，专门针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认为朱子注几于无一条不错。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这些著述无不继续发扬着朱子的疑经作风，只是他们大都以批判朱子的经学传注为目标。

汉学家在全力批判朱子经注时，并不意味着贬抑朱子。阎若璩曾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惠士奇尝手书楹联曰：“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可见他们虽尊汉但并不反宋。江永也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作《近思录集注》，对朱子著作进行阐释。陈澧著有《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并不排斥注疏，相反提倡读注。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批驳汉学，尊崇宋学。清儒除批判朱子著述外，又有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对朱子的生平进行考证，是以汉学路子研究朱子的典范。

总起来说，从朱门后学对朱子学的阐发至颜李学派对朱子学的批判，无不从朱子学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说、经学传注等方面入手的，他们述朱攻朱的出发点无不从“经世致用”的儒学角度出发，直到清代早期顾炎武、阎若璩等虽以考证方法治经但仍在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与理学家由格致诚正以求修齐治平的为学目标是一贯的。这种治学的目标和方式与近现代“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并不一致。随着清代“文字狱”的打击，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汉学家渐渐放弃了“致用”的幻想，而走向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治学路径。因而，梁启超先生说：“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①又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②这种“科学精神”已经接近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