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订立学规

朱子对于书院繁荣的功绩，不仅表现在他亲自操办具体的设施建设，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成为各地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朱子教条”，是朱子在江西当官的时候制定的。淳熙七年（1180），白鹿洞书院重建落成，身为南康军长官，朱子高兴地率领同僚和书院师生举行开学典礼，升堂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作为书院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绍熙五年（1194），朱子任潭州知州重建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录其中，从而传于湖湘地区。他任满回到福建，又把这个学规在他和弟子们所办的书院推行，接着福建其他书院也纷纷仿效。朝廷给朱子平反恢复名誉以后，他的学生上奏朝廷将学规颁行太学，不仅得到朝廷批准，而且淳祐元年（1241）在理宗赵昀视察太学时，“亲书朱熹《白鹿洞规》赐焉”。接下来这个学规就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成为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文化教育的“金规玉律”，而且对邻国的朝鲜、日本和越南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白鹿洞书院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高度凝聚。该学规内容如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王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接下来，他又对这些学规加以总的说明：“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辩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贵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贵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①

《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将传统的伦理纲常作为为学的目标，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这充分说明这种道德教化精神正是传统书院的首要精神。朱熹指出，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也就是实施道德教化，即用《尚书》标举的人伦教化于民众。它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有传道济民的更高诉求，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道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朱子书院教化尤其重视道德的践履。所以他强调了笃行、修身、处事、接物的重要性。笃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项认知的归宿，即把外在的求知转化为内在的生命，在生命中生根发芽，然后在生命实践中展开落实。这样一来，书院之“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践履人伦则成为“为学”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朱熹强调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即做到“穷理”和“笃行”的合一。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白鹿洞书院揭示》把知识的获得与身心修炼弥合得天衣无缝，这是典型的道学家的教化理念，足见朱子书院教化的经世关怀。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子极力强调书院跟官学有本质区别的原因。官学是专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供人获取利禄的捷径，而非研究学问的地方，所以真要想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科举倡导精英教育，其实质是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这也是书院教育社会化的主要功能。朱子的书院教育始终坚持自己传道济民的社会关怀，反对一味“钓声名、取利禄”的科举之学，要求与科举保持适当的张力。“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①但是朱子书院教育的用心并非绝对反对科举，他只是希望通过书院来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在他一手创建的白鹿洞书院就考中两个状元，进士无数，一时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甚至，朱子还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起了培训班。他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称：“窃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修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岁科场，解赴省待补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识者盖称之，郡亦与有荣焉。然惟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谓者。是以更欲与诸君评之。今白鹿洞诸生各已散归，山林闲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这一做法被陈荣捷先生喻为“访问学者”制度，是朱子思想的一大创新。十分明显，利用书院举办举人培训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训的机会来推广道学的价值观，以道学家讲学修身的一套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以期明了国家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的真正意义，扩大道学的实际影响。

朱子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朱子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道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道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道学思潮也在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迎来了南宋道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既然教化是书院的重要功能，那么，朱子书院教化是怎样推动道学的社会化？道学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化适应模式的呢？首先我们看到，书院也是新知识的诞生地。书院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两宋书院的发展与道学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南宋时期，双方互相推动而成齐头并进之趋势。如果说北宋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代替或补充官学的作用，那么南宋书院则基本上承担着恢复儒家教育传统、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传播道学思想的重任。南宋学者大多以研究道学为务，书院的大规模修建也主要是为了扩大道学的影响，所以，道学盛行的地区，多是书院集中的地区。

其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化。重视以德性为主的教化是书院教育的独特性。教化在教之外还有化，即把外在的事物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养分，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教化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变，它表示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一般来说，教化主要指德性的培养，是人的内在精神的整体性生长。教育的目标是获得某种知识，扩大大脑品质，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教化是对心灵的培育，教化的目标是按照心灵的内在本性提升心灵的品质。教化还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它重视知行合一，强调知识的获得要与身心修炼结合起来。很显然，朱熹希望通过书院教育来塑造新人，一种洞悉圣贤义理、追求为己之学然后推己及人的新人，与官学“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追求。从这个《揭示》看来，我们可以说朱熹是希望透过书院的教育来建立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一套不同的价值理念。书院的理想和创制，从此就与朱熹和他的弟子们所创立的理学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书院制度的建立，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道学，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完成了道学社会化的使命。通过书院教育，朱熹培养了大批道学弟子，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子在寒泉精舍的门人有蔡元定、林用中等22人，在武夷精舍的门人有黄榦、程端蒙、陈文蔚等91人，在考亭书院的门人有李燔、贺孙、蔡沈等163人，合计276人。正是有了这份塑造新人、传播道学的使命感，许多道学家及其弟子积极投身于书院运动，使书院成为传播道学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