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晋六朝之前的福建文化

由于六朝以前福建留下的文献极少，所以《福建通史》的作者把六朝以前的福建史，称作“上古福建史”。并认为，“从总体而论，福建石器文化的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中原发达区域，而且落后于邻省。以旧石器时代而论，广东发现过数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其年代比福建省的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时代，浙江有震惊世界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比福建的昙石山文化要早；在青铜时代，江西发现了以大型青铜器著称的关城镇青铜文化。而福建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其文化遗存的价值，都无法与以上诸个典型相比”。①石器时代是如此，青铜时代也是如此。当中原文化以及福建的周边地区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时，福建地区还处于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在20世纪末以前，福建出土的青铜器物极少，以至于学术界一般认为福建没有青铜时代，而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只是随着近20余年的考古，发现了相当一批青铜时代遗址以后，学术界才开始讨论起福建青铜文化，并认为福建文化也经历了一个青铜时代。但即便如此，所谓福建文化的青铜时代也只是铜石并用，并以石器为主的时代。福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少，而且年代晚。这一切都说明福建的青铜文化出现较晚且不甚发达的事实。

上古时期福建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征，主要还是由福建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福建全境山峦起伏，河谷、盆地穿插其间。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平原面积仅占5％，故民间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福建的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分布。西面为绵亘于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脉，绵延约530公里，是福建海拔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它不仅是福建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国大陆东部的最高峰。而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和博平岭山脉等则横亘于福建中部，依次从北向南蜿蜒300余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福建中部山脉的走向与武夷山大体上相平行。福建东北面与浙江省相邻。浙江省的地势恰好为西南高、东北低。也就是说，在福建与浙江交界的地方，正是浙江山高涧深之处。南北雁荡山以及括仓山立于浙南，挡住了福建东部的出口，而浙西的仙霞岭则挡住了福建北部的出口。浙江的最高峰黄茅尖（海拔1921米）与福建近在咫尺，就像一个哨兵站在仙霞岭与雁荡山之间，紧紧地盯着福建东北部。福建在西南部与广东省相邻。而在福建的博平岭与武夷山南端之间，即闽西南地区，还由西向东屹立着松毛岭、玳瑁山、天官山等山脉，海拔约在800米左右，最高峰石门山海拔1811米，仿佛看守着闽西通向粤北的道路，阻隔着闽、粤之间的往来。由此，福建自身的山脉以及邻省（浙江）的山脉就天然地成了福建与内地相交通的屏障。

前面讲的是福建的山形，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水势。福建的主要河流均发源于本省的山地，不与邻省发生联系，因此也就不存在能避开山地的屏障而通向内地邻省的水道。同时其干支流分别平行或垂直于山脉走向，形成格子状水系，而河流又每每峡谷与河谷盆地相向排列。峡谷两岸陡峭，水流湍急，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水系资源，但也造成了早期福建人出行、交通的极大不便。与此同时，格子状的水系又与福建西面与中部的山脉相交，从而在福建内地造成了网格状的分布。

福建的东面就是大海，中隔台湾海峡而与台湾岛相对。

由此，福建形成了三面背山，一面向海，而自身内部又呈现为山水相交的网格状的自然环境。福建的这种自然环境造成了两大结果。一是福建与外界交往的困难。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的条件使得上古时期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先人难以与外界发生联系与交流，从而难以接触到比本地更为先进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浙江与江西两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浙江省虽然也是多山地带，其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70％，但浙江省的东北部为平原地带，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南部分，一般海拔在20米以下，而又以太湖长江为纽带与安徽、江苏、上海之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浙江自古以来凭借着平原与水系的方便而不存在与外部发生交往的困难。更何况它与古代中原文化在地理上也更接近一些。江西省也是多山地带，山地、丘陵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全省也是三面环山，但却是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面向长江的一面却是平原，处于平原中心的是鄱阳湖，面积3583平方公里，是我国当今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纳东、西、南三方来水，向北由湖口注入长江。江西省与浙江省相似，同样凭借着平原与大湖大河的便利条件与古代中原文化及楚湘文化发生着密切的交往。相比之下，福建对外交往的自然条件就显得极为艰难严峻。二是福建内地自身土著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十分困难。福建自身山形与水系之间呈一个网格状分布。福建是多山区域，本来就交通不便，再加上水系的切割，更造成福建古人之间交流的困难，这就使得难以形成较大群体的文化形态。自然环境造成的对外交通不便，内部又难以凝聚的状况，这就是上古时期福建文化比中原文化及邻省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当然，对外的交通不便，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交通。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但也表明，至少在商末周初之际，福建地区已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福建地区青铜时代最典型的文化遗址是黄土仑遗址。1974年至1978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位于闽江南岸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多次发掘。对其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黄土仑文化“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①。1974年在南安大盈出土了一批西周青铜器，有戈、戚、矛、锛、匕首、铜铨等；1987年建瓯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铙与青铜编钟。2012年，福建考古人员在对霍童溪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再次发现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农业文明遗址，一批青铜锛、陶器等残片被发掘出土。此次在霍童境内发现青铜锛，为中原文明在商周时期就已进入福建闽东一带提供了有力佐证。总之，青铜器具在福建的时有发掘出土，证明了还在商周时期，中原文明的影响已经波及福建。然而，福建出土的青铜器具的较为零碎，却又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福建大地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福建真正开始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时，已是处于秦汉之际的闽越国时期。前222年，战国秦王政二十五年置闽中，郡治东冶县（今福州市）。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认为秦始皇虽然设立了闽中郡，但实际上并未对闽中郡实行有效的管理，此郡形同虚设。但是换一个角度而言，闽中郡的设立已然证明了从那时起，福建已经被福建之外的人所关注，而关注一定是与交流的存在相联系的。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闽越王无诸因佐助刘邦击项羽有功，“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①。福建从此开始了有史记载的社会发展阶段。汉代闽越国存世92年，西汉元封元年（前110）被汉武帝剪灭，“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②。闽越国存世的前期至中期的半个世纪里，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因此，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虽然当时的闽越国与汉王朝为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处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但是中原文化对于福建的影响却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历史时期，闽越国不论在政治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文字、艺术等方面都从中原文化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比如：闽越国在官制制度上效法的是周秦汉朝制度；在文字上则已开始流行与中原内地相同的文字；而在生产、生活工具上，其器形也有许多与中原内地相似或相同……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闽越国已开始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且借助中原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福建地区文化的发展。③

但是，由于汉武帝剪灭闽越国并强迁闽越人于江淮之地后，留下的闽人极为稀少，从而导致了福建文化不仅没有向前发展，反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福建地区汉代遗存的考古发现极为稀少，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基本的意见是认为，闽越国之后，福建经历了大约300年历史上最为荒凉的时代。直至东汉末年的东吴时期，由于孙权实现了对大陆东南一带的统治，闽地才重新有了一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也是很有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福建当时的人口实在太稀少了。东吴永安三年（206），吴国在福建地区设建安郡，所辖七县（也有九县说与十县说），看上去闽地已由县级管理单位升至郡级管理单位，所辖地域面积不小，但境内人口却极少。《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里有如下记载：“建安郡故秦闽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徒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建安、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七县总共才计户四千三百，总人口大约也就在两三万之间。福建地区人口稀少的状况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中就提及西晋时福建设建安郡与晋安郡，两郡总户口也才8600户，直至隋朝时统计，当时的福建也只有12420户。①人口的稀少，不仅制约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在六朝以前的福建历史上，福建本地未曾出过在中国历史上较著名的文人学士就是一个证明。

总之，在唐五代之前，福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与中原文化之间虽然有着交流吸收的关系，但在主体上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为特征，不论是儒学、道学或佛学在福建的存在和影响还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