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子静坐法的传承

朱熹（1130—1200），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生于福建南剑州尤溪县，其祖世居江西婺源，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宣和年间任建州政和县尉，因此入闽。朱熹14岁丧父，遵遗训从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三君子”学。19岁中进士，24岁赴任同安，途中拜见李侗（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

三君子中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又号病翁）对朱熹影响最深，在19岁之前是以屏山为主受业。在《屏山刘公墓表》中，朱熹曾问及刘子翚平生问学次第，刘先生说：

吾（刘子翚——引者注）少未闻道，官莆田时，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闻其所谓清静寂灭者而心悦之，以为道在是矣。比归，读吾书而有契焉，然后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此，抑吾于《易》得入德之门焉。①

朱熹《跋家藏刘病翁遗帖》又言：

病翁先生壮岁弃官，端居味道，一室萧然，无异禅衲，视世之声色权利，人所竞逐者漠然若亡见也。熹蚤以童子获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举子见期。而熹窃窥观，见其自为与所教人者若不相似。②

从上可知，刘子翚虽然深受佛老之说的影响，但他对朱熹的教诲还是以儒家之学为主，故而朱熹有“见其自为与所教人者若不相似”的疑惑。然不可否认，刘子翚等人与佛老之徒的交往，引起朱熹的好奇，也给了他接触佛老的机会。朱熹回忆说：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学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③

朱熹早年所留心的是禅宗顿悟之法。朱熹喜读禅门语录及常与禅僧机锋往来，此为佛教人士所津津乐道。《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言：

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惠语录》一帙尔。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禅学骨髓透脱关键，此上根利器，于此取足者也。①

大惠，即佛日大师大慧宗杲（1089—1163），临济话头禅的祖师。宗杲一方面批评默照禅，另一方面火烧《碧岩集》（文字禅的代表作），别开新路，倡导看话禅。②但朱子静坐法与禅宗禅法并无特殊关联。

至于延平先生，朱熹《名堂室记》中说：“后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不异乎三先生之说。”③朱熹在延平先生处真正抛弃了禅学方面的兴趣：

后赴同安任，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④

就是这位延平先生，平生也是极力提倡静坐的。朱熹屡屡谈及：“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⑤延平《答朱元晦书》云：

曩时某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⑥

此中罗先生，即杨时弟子罗从彦。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号豫章先生，福建沙县人。朱熹静坐法应主要是受延平先生影响，但他坦承自己并没有真正领会延平心法，他说：“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思及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①

总之，朱熹虽然早年与禅宗结缘，但他的静坐法与佛教或者禅宗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源自程门，属于儒门自身的静坐法传承，系由程夫子传杨时，杨时传罗从彦，从彦传延平，延平传至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