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纠正疑经思潮，树立古文献经典地位

与注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宋代学术热点书籍不同，朱子在论证《仪礼》的经学地位之时，主要依据汉唐经学成果，而改变了《四书章句集注》以北宋五子的观点为主体的注释体系，由此形成了朱子经学上接汉唐经学的发展成果。在《通解·篇第目录·序题》，朱子首先引用《汉书·艺文志》所载礼古经、礼记的内容，通过梳理三礼之间的文献内容，论证三礼的经传关系。这已具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雏形，①形成与宋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以疑经为特色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当欧阳修怀疑《周易》之时，开启了宋代疑经思潮的大门，而又凭借其所具有的经学大师、学坛与政治领袖的地位，树立了宋代学术思潮的主流趋势。但是朱子到晚年却意识到了疑经之后的结果是破坏了经学的立足根基。他说：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风，禾尽起”，也是差异。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启《金縢》之书？然当周公纳策于匮中，岂但二公知之？《盘庚》更没道理。从古相传来，如经传所引用，皆此书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说得都无头。且如今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只说道要迁，更不说道自家如何要迁，如何不可以不迁，万民因甚不要迁？要得人迁也，须说出利害，今更不说。《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若说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①

此为叶贺孙辛亥（1191年）以后所闻录，记录的是朱子62岁以后的思想。其中诸多疑问属于朱子在《尚书》学上的创造性观点，虽然其怀疑《金縢》《盘庚》《吕刑》及传说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事后亦被证明为正确的观点。如古文《尚书》便被阎若遽《古文尚书疏证》所确认为伪书，但是此引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对怀疑古经的后果是“倒了六经”的深重忧虑，而这便成为朱子接受汉唐经学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亦可作为朱子对汉唐经学在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主动吸收的进程，而这亦可看作朱子在《通解》中大量吸收古代经典文献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详见后文。

因此，由中年编撰《二程遗书》形成理学体系，朱子开始了由理学而上接汉唐经学的建设过程。此可获证于朱子对宋代另一学术热点——《周易》发展潮流的批判性吸收过程可以获知。朱子对程颐《易传》有言：

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②

此为余大雅戊戌（1190年）所闻录。朱子评价汉唐注疏是“不离经意”，而程颐《易传》则非注解《周易》的作品，仅是程颐借《周易》来浇自己块垒。因此，朱子逐步改变程颐等理学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他说：

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易传》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书。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亦自成一书。郑《笺》不识经大旨，故多随句解。③

此文未知何氏所闻录。据王懋竑《朱子年谱》，《论语集注》完成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时年四十八，正是朱子理学思想进入成熟期。④此后《论语集注》屡经修订，最后在漳州知府任上集中刊刻四书，形成了其注解《论语》《孟子》经学特色。他说：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①

此段文字亦为王懋竑《朱子年谱》所引用。朱子使用汉唐注疏的模式注解四书学，把其注疏之理全都立足于经文文献，而剔除了包括程颐等在内的宋代学者作文之意图，充分体现了朱子追求文献本义的内在思想。居于相同原因，朱子把其注解《周易》的作品命名为《周易本义》。后代虽有明儒，尤其是清儒胡渭论定，把易九图置于《周易本义》卷首之误，但是这丝毫无损于朱子注解《周易》文本的过程中着重于从文字入手，通过易象来解读《周易》内在本义的初衷。

由此可见，朱子开始跨过宋代经学的疑经学统，归正于传统的经学发展潮流。朱子在说明其编撰目的之时，高举以《仪礼》为经，梳理三礼的经传关系，暗含了朱子以复古为创新的手段，纠正宋代经学发展轨迹，引导宋代经学重新回归汉唐经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