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至宋代文化迅速兴盛起来，朱熹等历代朱子学学者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些福建朱子学学者散居在福建各州县，创办官学和私学，以书院为据点，著书立说，登台授徒，接引后学，“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③，为历代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使福建遂有“海滨邹鲁”之称，跟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邹县、曲阜相媲美。
朱熹在世时，他亲自办了多处县学、精舍、书院，有门人四五百人。今人陈荣捷在《朱熹与书院》中说：
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括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中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1506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他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王先谦这位湖南大儒在188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他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与朱子有关。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还有至少有六七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地在推行白鹿洞学规。朱子及其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其他社团，更为积极与活跃，那是毫无疑问的。④陈氏所述与朱熹有关的精舍、县学、书院等数字，因其资料不足，是最低限度的，但是足以说明朱熹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讲学对文化的重大贡献。不仅朱熹及其门人所建县学、精舍、书院历代延续并扩大起来，而且纪念他们的祠堂、过化处等也大都改为书院和成为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这样，与朱熹等福建朱子学学者有关的书院或教育中心，遍布福建各州县以至乡里，形成为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全省的教育网。这是福建宋代以后文化兴盛的基础。
我们先看闽北。朱熹在武夷山一带，“先后办起了南浦（浦城）、吟室（松溪）、紫阳（崇安）、考亭（建阳）等书院，闽北书院盛行。尹德新、王炳照、盛郎中的《中国书院制度》所辑的宋代书院六十家中，闽北占十三家。其实，仅建阳一地就有云谷、庐峯、云庄、瑞樟、同文、环文、潭溪、鳌峯等十四所”。①这里所列有福建朱子学学者为纪念朱熹所建的。朱熹之后，闽北书院代代相延，长盛不衰。据记载：
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按指武夷山），文学以显。至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胡文定昌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风流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②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祐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以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遊者数百人，称为石堂先生。詹月厓、唐白雲具为武夷山长。虞伯仁作《太和宫记》，称隐空、建宫，以文公旧遊为得也。明郭青螺《记武夷山房》谓，自文公五百年来，继以王文成、李见罗，为名山大川托重。高贤皆为笃论也。明清望重艺林者，如湛甘泉、邹东廓、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诸儒，皆先后讲学于武夷。③
我们再看福州一带。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④朱熹高弟黄榦在福州附近的闽县办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札著书，目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①在朱熹、黄榦等朱子学学者的影响和带动下，在福州，宋代有书院54所，其后元、明、清时代又有很大的发展。据记载，福州每岁节院五日，各遣弟子入学。“凡乡里各有书社。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卷。’”②此是指朱熹前后，真是一幅全城为学的兴旺景象。此外，朱熹高弟陈淳在闽南办学，“漳泉士人争师之”，波及莆田等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③
这样，朱熹和门人及其后学所创之县学、精舍、书院遍布全省，形成了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全省的文化教育网。
这里，对在福建境内与朱熹有关的主要书院做些简单介绍。
南溪书院 福建尤溪水南毓秀峰下郑厝郑安道宅是朱熹诞生之地。后来，朱熹于其地建尤溪县学。“宋乾道七年，文公四十二岁，至尤溪访其友人石子重（按此时为尤溪知县），商为其先君兴建韦斋（按朱熹父朱松之号）事”。④“兴建韦斋”，即建尤溪县学。到了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还撰写《南剑州尤溪县学记》⑤。到了南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尤溪县学改为南溪书院，敕赐南溪学院额，是朱熹死后75年的事。元明清民初南溪书院的演变和修建情况，据记载：
元至正四年，闽县佥事赵承禧分立二祠，改创四斋，曰明德、复礼、持志、率性。国朝永乐十二年，知县汪诚、雷殷相继修葺；正统十三年，寇毁，惟存敕赐门额；景泰二年，监察御史许仕达命通判杨季琦重创祠堂，匾以旧额。⑥光绪十九年，邑绅卢知章偕同志倡捐重修。民国十年夏五月，被北兵癫狂毁折贤像。十一年七月，阖城绅士倡捐重新道貌。卢师长兴邦亦捐资购置神龛。⑦
现在，后人修复过的南溪书院相当完好。近年，在书院内发现朱熹墨迹“韦斋旧治”石碣等。
兴贤书院 朱熹14岁时，遵父遗言迁居崇安五夫里，由刘子羽为其盖房安家，朱熹匾其厅曰紫阳书堂。此是朱熹住宅和幼年受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原仲之处。有谓胡原仲建兴贤书院。朱熹中年在五夫里学习和讲学的地方相传是兴贤书院。清德宗光绪年间（1875—1908年）修复之兴贤书院现状相当完好。大门上方有“兴贤书院”四个大字石刻。厅内遗存有木刻匾“升高望远”、“继往开来”。此是从“朱紫阳以命世之才继往开来”①的意义来的。屋顶绘有太极图。此书院是五夫里历代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
屏山书院 在崇安五夫里屏山下。宋刘子翚奉祠归隐后创建。原为刘氏家塾，名为“六经堂”。朱熹少年时，曾就读于此，后亦在此讲学。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故，朱熹遵父遗嘱，从学于五夫里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原仲。高兴建炎四年（1130年），刘子翚兴建此书院。与朱熹同时在刘氏家塾就读的，还有魏〓之、刘懋、黄铢、方士繇、欧阳光祖等。②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命扩建为“屏山书院”。书院额为朱熹手书。据五夫《刘氏家谱》载，书院建筑宏伟宽敞，共分三进。内设六经堂、燕居室，东为蒙斋，西为复斋，左右有庑廊，设塾匾曰“读书”。朱熹后来在武夷山各处讲学，也曾在此教授《易》理。元初，书院毁于兵火。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裔孙刘张于旧址重建，张矩为之记。③
云根书院 在政和县治西。北宋徽宗宣和间（1119—1125年），朱松任政和县尉时，建于县西之黄熊山上。朱熹“岁时来谒祖茔，必住宿于此而去”④，并曾“读书其处”⑤。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32年），政和知县俞时歆曾重建于福庆堂后，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毁于火。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583年）又经邑人重建，置朱子祠。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刘廷翰捐俸重修。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县谭桓建校舍、书房等。今在遗址基础上扩建，至为宏伟壮丽。
湛庐书院 在松溪湛庐山坡。朱熹祖父朱森墓在政和星溪护国寺，距湛庐20里。朱熹“自后往来祭扫，侨寓此读书”⑥，在寓所筑“吟室”。后人因创建书院以祀之。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邑人建。从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起，杨时的七世孙杨缨在此担任书院山长，四方就学者甚众。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阮德柔曾拓而新之，并增建讲堂、文公祠等建筑。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御赐“湛庐书院”额。①明清两代，曾屡加重修。今仅存遗址。
瑞樟书院 在建阳县麻沙渡头。建阳刘氏始祖唐代刘翱卜居于此，手植樟树，大数十围，根盘环屈曲。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年），九世孙浔州太守刘中创“樟塘书院”。正堂名“道源”，东厅名“义斋”，与族兄刘子翚讲道其中，而朱熹亦从刘子翚讲学于此。其后人刘崇之、刘子寰等人，俱在此受业于朱熹。据迈记载，“此木之荣枯，实关刘氏子孙之盛衰”②；此后子孙果登科第，樟树必开花，以启其兆，故朱熹改名为“瑞樟书院”。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敕“瑞樟书院”匾额。③由宋至清，多次重修，今废。
同安县学 朱熹首次为官是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他职兼学事，到任后不久即创办同安县学。朱熹曾撰《同安县学经史阁上梁文》、《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等。他办同安县学的宗旨是：“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④朱熹死后不久，即宁宗嘉定初年（约1210年），知县毛当时就同安县学改建文公祠，叶适作《同安县朱文公祠堂记》。到了元武宗至正十年（1350年），县令孔公俊扩建文公祠，请皇帝赐名曰大同，遂称大同书院。据记载：
明洪武二年己酉，知县吕复以书院旧遗建儒学，祀文公于学宫之西。成化十二年丙申，知县张逊移建今所，中为正堂，后为方庭，北作畏垒庵，缭以周垣，赵瑶为记。后废。嘉靖十一年壬辰，提学朱衡檄知县彭士卓重建于大轮山，林希元为纪。⑤
朱衡、林希元都是著名的朱子学家。现在，大轮山下的大同书院遗址内遗存有朱熹画像石刻，疑是南宋末或元明作品，极为珍贵。⑥
凤山书院 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及其以后，数至安溪，与诸生讲学。后于其遗址建凤山书院，或曰考亭书院。“考亭书院在城隍庙东。明正德十六年，知县龚颖改凤池庵为凤山书院，祀朱子，邹鲁为纪”。⑦此是讲凤山书院建于1521年。又据记载：“（凤）山顶有庵曰通元观，有池曰凤池。宋朱文公按事于此，题句庵壁曰：‘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顶峰，不是人间。’国朝令龚颖改庵为文公书院。”①现在，原凤山书院遗存有朱熹墨迹“仙苑”等石刻。
石井书院 现在泉州安海镇遗存的石井书院，是朱熹早年讲学之地。方志记载曰：
石井书院在府域西南安平镇，名鳌头精舍。宋绍兴初，吏部郎朱松尝为镇官，与士人讲学。后其子熹官同安，至镇访父时事，与父老耆士论说经义，镇人益勤于学。嘉定四年，镇官游绎白郡守邹应龙建书院于镇西，如州县学之制，命通判朱在（在为文公子）董其事。建大成殿、尊德堂，立富文、敏政、移忠、立信四斋，绘二先生像于尊德堂，异室而祀焉。留元刚为记。宝庆初，郡守游九功拨五废寺田以禀事。岁久倾圮。明成化十二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汉重建，塑文公像祀之。堂之东北有小山丛竹，西北为古坛。弘治十年，县知罗惠重建。门外立石华表，匾曰石井书院。传凯为记。清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炎就址鼎新，塑像行祀。乾隆九年，知府王廷诤复倡建韦斋祠；十四年，通判马路修鸠绅士创台门及两庑，聚生徒肄业其中。②石井镇是朱熹最早讲学之处，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在闽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其名曰“石井书香”。据现代编修的《安海志·选举》卷的统计，“历代进士、举人有名可考者达319人，其中文武解元9人。真是文化昌盛、人物荟萃之地”。③
小山丛竹书院 朱熹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前后4年，后又数次至泉州游玩访友，加之泉州是唐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之一，因此它成为闽南文化的中心。在其文化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小山丛竹书院。据记载：
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地处高阜，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宋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为朱子手书，镌于石。厥石废坠，匾石为人所盗。嘉靖间，通判陈公尧典，重构斯亭，更名过化，且镂文公遗像于石，以崇祀之；复匾，集文公遗墨，得四字，揭诸亭前；而自记其事，勒石亭前石阶。清初，毁于兵燹，其址占为民居，石数没于卒伍，像碎为三，移置五贤祠壁隙。康熙四十年，通判徐公之霖捐奉重建，穷诘石额，还故旧物，补缀石像祀于亭中，又于亭左建讲堂，故曰诚正堂；后构书屋前后六间，额曰瞻紫亭。①
现遗址仅存朱熹墨迹“小山丛竹”石刻横额等。笔力遒劲有力，颇得学者赞赏。
朱文公书院 又名凤山书院，在安溪县西凤山。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官同安主簿，曾往安溪按事三日，撰写了《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绝类建剑间山水佳处也》、《安溪书事》等诗。②并在西凤庵留下题辞。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0年），邹鲁在《改建朱文公书院记》中曰：
绍兴中，我晦庵朱夫子来簿同安，时以按事留县三日，极爱县之泉石奇峭，谓绝类建、剑山水佳处，往往发泄于吟咏之间，尝于庵题句有云：“心外无情，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③为纪念朱熹，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知县龚颖将凤山庵改建为书院，塑像奉祀。
延平书院 朱熹数次到延平（南平）拜见李侗住西林寺，后其寺改建延平书院。“延平书院在城东南。宋嘉定二年，郡守陈宓以延平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贤讲道之乡，因仿白鹿洞规式建书院，为奉祀讲学之地。光绪七年，巡道朱明亮、知府张国正重建。民国三年，建安道尹蔡凤机重修”。④现在，延平书院仅存屋迹，正在修复之中。
寒泉精舍 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3年）九月，朱熹母亲祝氏卒，翌年正月葬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曰寒泉坞（村），即马伏太平山麓，离建阳县城约20公里，属莒口镇辖地。朱熹居丧尽礼，旦望则居墓则奠几筵。为此，朱熹约于母卒后四年筑寒泉精舍于墓侧。据记载：
寒泉精舍在崇泰里寒泉村。宋乾道庚寅，朱子葬其母祝夫人于天湖之南，遂筑室焉。淳熙乙未，朱子与吕祖谦编《近思录》于此。⑤
住在其附近的朱熹门人之首蔡元定也常到寒泉精舍与之论学。朱熹晚年在“庆元党禁”时期，其门人吴叔夏“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⑥可见，在此与朱熹论学的友徒甚众。朱熹死后，寒泉精舍改为云谷书院。“成化十七所辛丑，按察佥事谈俊捐奉，命朱子九世孙（朱格）改为书院。今圮”。⑦
云谷晦庵草堂 在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庐峰之巅。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过此，见其山水清幽而爱之，遂委托蔡元定在此建草堂三间，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榜曰“晦庵”。朱熹撰有《云谷记》，赞此地“旷然者可望，奥然者可居”，希望能在此“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朱熹还在此建有“道源堂”，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有《道源堂》诗。当时，从朱熹在晦庵草堂讲学、著述的弟子有蔡元定、刘爚、刘炳、廖德明、刘纯叟、吴公济，友人有魏元履、丘子服等人。蔡元定还于崇泰里建西山精舍，与朱熹云谷晦庵草堂遥遥相对，有疑难则彼此悬灯，相约次日聚首，以解难释疑。朱熹在晦庵草堂的著述有诗《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云谷次吴公济韵》、《云谷合记事目效俳体戏作三诗寄季通》、《云谷怀魏元履》等。①《西铭解》虽成书于晦庵草堂建成之前，但最初的写作起因，却与朱熹登云谷山有关。朱熹曾对门人叶贺孙说：
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湿，得到地头，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时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两句，自亦作两句解。后来看，也自说得着，所以迤逦便作《西铭》等解。②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南康知军任上，仍十分怀念他在云谷的读书、著述生活，以及此地的优美风光。他在一幅名画的题跋中说：
建阳崇安之间，有大山横出，峰峦特秀，余尝结茆其巅小平处。每当晴昼，白云坌入窗子牖间，辄咫尺不可辨。尝题小诗云：“闲云无四时，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独。”下山累月，每窃讽此诗，未尝不怅然自失。③
晚年在考亭沧洲精舍讲学之时，对其门人沈侗说：“某尝登云谷，晨起穿林薄中，并无露水沾衣。但见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群山仅露峰尖，烟云环绕往来，山如移动，天下之奇观也！”④
云谷晦庵草堂于元季倾圮。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德清人氏谈俊捐奉命朱熹九世孙朱格重建，改名为“云谷书院”。⑤今仅存遗址。
星溪书院 在政和县治之南正拜山下。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朱松任尤溪尉时建。“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1年），为祭扫祖墓，朱熹曾随父在此读书。“元至正间，邑人因为祠，祀松及其子熹”。明清两代，曾历经重修。今圮。①
环溪精舍 在瓯宁（今建瓯）县城南紫芝上坊，是朱熹童年时随父寓居读书之所。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时任吏部员外郎的朱松以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旋请祠，朱子传家庭”。②明汪佃《环溪精舍记》曰：“先生出知饶州，未赴，丐祠禄，乐建州城南溪山之胜，筑环溪精舍寓居，徜徉终焉。”③实际上，从绍兴十年至十四年（1140—1144）三月即朱松逝世为止，朱熹均在环溪精舍从父学。朱熹自言：“某自丱角读‘四书’，甚辛苦。”“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高似《论》、《孟》者，竟无之。”“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④朱熹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说：
熹年十三四岁时，受其（按指《论语》）说于先君，未通大义，而先君弃诸孤。⑤
书院前有画卦洲，相传为朱熹童年画卦处。
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朱氏后裔曾重建精舍，祀朱松而以朱熹配，匾曰“朱韦斋先生祠”。⑥
螺峰书院 在古田九都螺坑（今凤都乡螺坑村）。“宋时建，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今废为田，惟存朱晦翁‘文昌阁’三字。”⑦另据记载：“黄榦，字直卿，闽县人。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庵先生讲道论德，悠然也。文公书其读书处，曰‘螺峰书院’。”⑧
石湖书院 在福鼎县潋城村（今秦屿镇冷城村）。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避伪学之禁，避地闽东，转道福鼎，寄居门人杨楫家，讲学于“石湖观”，从游者甚众。杨楫因设石湖书院。朱熹曾为撰对联一副：“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勒于门石。①
晦翁书院 又称朱韦斋祠。在福安县北，原名龟龄寺。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秋，因建州范汝为起义，朱松携家人与幼子朱熹避难于此。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朱熹避伪学之禁，又讲学于龟龄寺。后人因建书院以祀。
台溪精舍 在邵武城东，朱子门人何镐读书处。“叔京从朱熹游，熹尝造焉。以地近七台之麓、小溪之滨，故名。今乡人称为学堂。”②其堂名“味道”，朱熹曾为之撰《味道堂记》。③
蒙谷精舍 在邵武城北故县之泉山。宋黄中致仕后读书讲学之所。取《易经》蒙卦之义，名蒙谷。又建果亭、育亭于泉山之上。朱熹曾过从其间，为其书匾。④
龙江书院 在漳州西北芝山，上有临漳台，下有开元寺。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出守临漳，“登兹台而爱之，欲筑读书之室，不果”。⑤题句台上曰：“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南宗理宝庆元年（1225年），郡守危稹始筑龙江书院于台之下，以“成夫子之志”。⑥朱熹在漳州期间，据记载：
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以正其义。六日下县，亦如此。又创受成斋，教养武生，新射圃时督之射。又择士之有义行、知廉耻者，列学职为诸生倡。⑦
朱熹在漳州的最初教学之地叫道源堂，取道需穷根源之意。道源堂后改为龙江书院。元虞集在《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中说：
漳州龙江书院者，本在郡城西北登高之山，徽国朱文公守漳州爱其地高爽，将筑室讲学，未及有作而去。后数十年，守臣危镇始克为之，谓之龙江书院，置弟子员，以成文公之志。又后二十余年，守臣方来即书院复建道源堂，礼朱子及其门弟子。①
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郡守方来又在书院讲堂之东建朱子祠以祀朱熹，而以门人陈淳、黄榦配祀，名“道源堂”。元儒黄元渊以私资重修之，虞集为记。元渊是黄榦七世孙。明代重修，改名“芝山书院”。②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废科举制度，龙溪知县陈嘉言把书院改为漳州中学堂。这一地区，历代是漳州的文化教育中心。
龙峰书院 在长乐方安里筹峰山。据记载：“宋儒刘砥、刘砺读书处。朱文公避学禁寓此，二刘从之受业。”③又据记载，朱熹曾手题“读书处”三字镌于石门之上。④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长乐知县潘府建为书院祀朱熹，以二刘、黄榦、李木开配祀。但是，朱熹《跋刘司理行实》中曰：“长乐刘砥及其弟砺相与来学，累年于兹，更历变故，志尚愈坚。”后署“庆元己未（1199年）四月乙酉新安朱熹书”。⑤陈荣捷《朱子门人》曰：“刘砥1190年初事朱子。其弟1198年方来，1199年同归。……履之曾录语类庚戊（1190年）所闻约七十条。”⑥则二刘从学朱熹应在建阳考亭而不在长乐，故此书院不应列为朱熹讲学之所，而应只是题词之处。⑦
芗江书院 据载：
芗江书院，在漳州府城东北二十里。国朝洪武三十三年知府钱古训建，中塑朱子像，以陈淳、黄榦、刘宗周配享。⑧
明何乔远所记载与此略同，则此书院乃后人为纪念朱熹曾官漳州知府所建，与朱熹生前事迹无关。
建安书院 据载：“建安书院，在建宁府治北。宋嘉熙二年，郡守王埜建，而以真德秀配享。理宗赐名建安书院。故址改知府廨。”⑨明万历《建宁府志》所载与此略同，其王埜传曰：
王埜，字子文，金华人。知建宁府事，陛辞，理宗命曰：“游、胡、朱、真风流未泯，表宅里以率其民，则予汝怿。”至郡，以游酢、胡安国旧尝有祠，乃创建安书院祠朱熹，而以真德秀配享。①
由此可知，建安书院之创，亦朱熹卒后。
同文书院 是书院在云谷山附近，位置建阳县城西南约四五十里。此书院之建可能是在朱熹死后，元初熊禾撰有《同文书院上梁文》。②明人戴铣曰：
同文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书坊，宋乾道间朱子建，以贮书籍。后遭兵燹。元大德五年，泉州总管府推官张元祖重建。岁久倾圮。国朝洪武二十七年，礼部侍郎张智重建。复圮。正统三年，提学佥事高超修葺之。典史廖荣又建前堂东厅。今藏诸官书板刻于其中。③
崇化里（今书坊）和永忠里（今麻沙）合称为建阳书坊，又称潭阳书社，是我国古代图书之府。
武夷精舍 紫阳书院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于崇安武夷山大隐屏下建武夷精舍。据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序》中所述，舍内有仁智堂、隐求室、石门坞、止宿寮、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柴扉，以及附近的钓矶、茶灶、渔艇等，总共12个部分。④朱熹在此著述、讲学10年。学者云集，著名者有蔡元定、游九言、刘爚、黄榦、詹体仁、李闵祖、李方子、叶味道等。史有“紫阳夫子讲习武夷”⑤语。朱熹死后，精舍改为文公祠，再后又曰紫阳书院。历代复建的紫阳书院至20世纪50年代还相当完好。近年重视，规模壮丽。
蓝田书院 1981年3月，福建古田杉洋挖掘出朱熹讲过学的蓝田书院遗址，并有朱熹墨迹“蓝田书院”匾一块。清人朱珪在《重修蓝田书院记》中曰：
庆元间，紫阳文公至此，书“蓝田书院”刻于石壁。其西五里为西斋书院，曰擢秀书斋者。时余公隅字占文，偕其侄亮从文公游，与东莱、勉斋为友，著《克斋集》。同邑蒋康国、林夔孙、林大春、林允中皆游文公门。盖地邻延、建，近大贤之居，宜夫一时贤哲，闻风蔚兴。⑥
现在，此地还遗存有“朱文公遗迹”石碣。后人修复过的蓝田书院相当完好。
溪山书院 在古田县北。始建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避“伪学”禁至此，书其匾曰：“溪山第一”。书院前有欣木亭，朱熹门人林用中建，有朱熹《题欣木亭》五言诗佚文。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9年），书院圮于水。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县杨德周重建。今废。①
竹林精舍 考亭书院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遵父遗言，迁居建阳考亭。绍熙五年（1194年），因来学者益多，朱熹于其居之东建竹林精舍，取其地皆竹林也。“竹林精舍在考亭，宋淳熙间，朱子建”。②“竹林精舍后更匾曰沧洲”③，因舍路壖有洲，“旧名曰龙舌，盖以形象，文公更曰沧洲”④，故竹林精舍又称沧洲精舍。朱熹自号沧洲病叟，并留下一首有名的《沧洲歌》。
朱熹死后，于宁宗宝庆元年（1225年）建阳县令刘克庄辟祠祀朱熹。朱熹死后44年，即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御书“考亭书院”匾额，精舍才开始称考亭书院。考亭书院历代进行修复。明英宗十二年（1447年），参政彭森在考亭路口立“道学渊源坊”。据记载：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又书“大儒世泽”额，并“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联，颁于考亭家祠。⑤
民国初年，考亭书院尚在，不久书院无存，只剩下一座高大壮丽的书院门前的石坊屹立着，上刻有南宋理宗所书“考亭书院”横额。据陈荣捷辨析，此匾额是原南宋“理宗所书”，两边石柱刻有上述清圣祖康熙所书联语。⑥
福建书院教育和民间自由讲学的内容，全是孔孟程朱思想。早在朱熹时，就主张“‘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⑦朱熹早年强调儒家经典都要读，中年以后提出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陈荣捷说：
在《朱子文集》卷七四，在《白鹿洞书院堂策问》与《白鹿洞书院学规》两者所保存的文献，都显示出其重点多在《语》、《孟》。除强调读书之要外，对《语》、《孟》这些经典，都有专篇。与朱子在1153—1156年任县主簿时，同安县学中授课与问答相较显而易见也，以前侧重者为所有儒家经典，而现在则仅侧重选授几种。朱子在1190年编辑《大学》、《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为四子书，在以后的数百年，“四书”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我们可以设想，在白鹿洞书院所授的课程，乃是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呢！①
在朱熹之后的福建朱子学书院中，皆以朱子学为宗。张伯行在讲到崇安武夷山紫阳书院时说：
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始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易参焉者矣。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②
书院的教学目标，大抵以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为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治国平天下。书院的主持人和教授，大都是著名的闽学家和乡贤，如“鳌峰书院，延揽名儒，讲求程朱之学，有罗源蔡学博，训士有方，日近诸生，教以修身厉行之旨，不专器人于语言文字之间”。③蔡氏品学兼优，循循善诱，年60仍亲自讲论，诸生服教。像林则徐、陈化成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出身于鳌峰书院。
应该特别强调的，大多数的福建朱子学书院是以教育为中心，同时又是学术研究的胜地，他们把教学、研究和收藏图书、刊刻经籍等结合起来。因此，书院的教学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再加上教育的普及，“有教无类”，各界士子都可以入学。方大琮在《与乡守项寺丞书》中说：
吾邑（按福州永福县）家书玄诵，人试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食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④
这说明福州古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工农商等各行各业皆能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不少商人为了达到经商的需要，更为重视教育。福建历史上许多商人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一般认为，闽商的文化素质高，经商能力强，到海外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以来，中国著名的海商大都是福建人。到了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书院也涉及西学的许多方面，结合探讨朱子学的致用精神。
我们知道了上面这些，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