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播

西方人知道朱熹是从16世纪开始的。当时，西方传教士如利马窦（意大利人，1581年来中国，1612年卒）、龙华民（意大利人，1597年来中国，1654年卒）、白晋（法国人，1687年来中国，1730年卒）等相继从中国带回大量的儒家经典，其中就有朱熹、蔡沉、陈淳、真德秀等朱子学家的著作，引起西方人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的研究兴趣。龙华民著《论中国人的宗教》一书，大量引用“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中的篇章，从中引出朱子学所涉及的太极、理、气、心、性等，并与西方哲学中的上帝、灵魂、实体等相比较，得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

在1634—1742年间，在西方发生了耶稣会士与非耶稣会士之间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使西方学者对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为朱子学西传的大好机会。在这场争论十分激烈的时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大主教阿丢斯·利翁（中国名为梁宏仁），于1702年离开中国回罗马。他告诉法国哲学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只有纠正中国儒家学者对于上帝本性的错误观念，西方基督教才能得到顺利地传播。为此，马勒伯朗士撰写了《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①马勒伯郎士集中地论述了中国程朱哲学的“理”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认为中国哲学以“理”为依存物质，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因此理不是永恒不变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勒伯朗士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②接着，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通过白晋等传教士对中国哲学发生了极大兴趣，差不多终生爱好中国哲学。莱布尼茨读了龙华民的《论中国人的宗教》，撰《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莱布尼茨根据《论中国人的宗教》所提供的材料，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反映出当时西方哲学家研究中国哲学的水平。他对程朱理学关于一与多的论述，在黑格尔之前是不多见的。关于朱熹的理、气、心，莱布尼茨说：

我认为，应该看看龙华民神父在第12节第51～52页所引证的书名为《朱子》（按指《朱子语类》）的第二十八卷关于哲学第13页的一段。著者说得非常好：心非气，而是气之力。他在稍后一点还说：心即理。以我的判断，这个词的意义大概是双关的，有时特指至高无上的心，有时也指全部的心，因为在字源上也许有理性或规范的意思。根据龙华民神父的翻译，中国的著者接着这样说：“心和理是同一种东西，从而理是万物之本。”我想象他的意思是要说：理（姑且这样说）是万物的精华、精力、力量和主要的体，因为他特意把理同气和气的物质区分开了。在这里，好象不意味着原始的精神实体，而是一般地意味着精神实体或隐得来希（按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用语），即像灵魂那样具有始动性和知觉或行动的规范的能力。当他接着说：万物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物质之粗精大小的时候，他显然是要说，并非理或心是物质的，而是那些连接在一个比较精而大的物质上的东西更完满一些。不难相信，这位中国著者并没有相当玷污（?）理性，他是在器官里寻找不同的心的来源，就像我们的哲学家所做的那样。……（龙华民神父）把理变成了经院哲学家们的不成形的原始物质，他认为他用推理证明了理，然而他很难和这些正式的段落同样清楚。①朱熹的理气论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朱熹的理气论的关系，有人是这样理解的，曰：

按单子论的推演，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作为精神性质实体的单子组合而成的，因此精神性的东西在万物中存在，理气相即都是可以接受的。物质是灵魂的异在或是一种用世俗的、肉体的联系把单子粘在一起的“浆糊”（按见《列宁全集》卷三八第430页），单子并没有因为它处处与物质结合在一起而失去自己的规定性；理存在于气中也并不失去它作为精神存在的规定性。莱氏在这里关于朱熹理气相即的论点，把理等同于上帝，不过这里的上帝已与龙华民神父说的上帝不一样了，上帝的伟大和光荣仅在于宇宙形成之前对宇宙秩序的规定，而不在宇宙形成之后对宇宙的具体进程进行干预。①

十分明显，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论的某些成分的。

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思想家伏尔泰（法国人，1694—1778年）、黑格尔（德国人，1770—1831年）、叔本华（德国人，1788—1860年）等人进一步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加以比较研究，都讲到朱熹，形成为对朱熹研究的一个热潮。特别是，在叔本华的著作中，多处引用朱熹的语录，十分肯定朱熹哲学的价值。对此，今人朱谦之曾有所论及。他说：

朱熹哲学在1735年即已介绍到欧洲。叔本华哲学——自然意志说——无论他自己承认不承认，其和朱子发生了关系，却是决无可疑的事实了。②

其后，西方频繁地举行各种东方学、汉学、宋学等学术会议，大都把朱熹思想列为重点探讨的内容。1982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行了朱熹国际学术会议。此会是由美国学术联合会和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由陈荣捷任会议主席。会议会集了世界知名学者近百人，探讨了朱熹思想的许多方面，如太极在朱熹思想中的地位、理与太极的动静问题、太极（理）与气（阴阳）的关系、朱熹“别子为宗”等问题。会议还交流了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朱子学的分支日本朱子学、朝鲜退溪学等的研究成果。③这次会议，使西方朱子学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正如会议主席陈荣捷后来所说，“1982年有夏威夷之国际朱熹哲学讨论会，朱熹哲学于是享有世界地位。”④

当今西方朱子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美国各大学攻读朱子学课程的博士生有数十人。哥伦比亚、哈佛、夏威夷等十余所大学相继定期举办朱子学、宋学研讨会和设立了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系从本世纪50年代起就把宋明理学作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并邀请台湾等地学者到那里去讲授宋明理学，其领导人是曾经任过该校副校长的狄培瑞和其荣誉教授陈荣捷等人，都是卓有成就的国际著名的朱子学家。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的地区性中国哲学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其《中国哲学学报》于1978年曾出版过朱子学专号。⑤

美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家狄培瑞、陈荣捷、成中英、杜维明、田浩、史华慈、安乐哲、谢康伦、黄秀玑、余英时、刘君若等，都曾数次到中国参加宋明理学讨论会和考察朱熹事迹。1987年12月上旬，他们都应邀来中国出席在厦门大学举行的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会议上都作了关于朱熹思想的学术演讲。

西方学者把陈荣捷在西方传播朱子学（新儒学）比做鸠摩罗什（原籍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344—413年）在世界传播佛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邀请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主讲，1984年11月邀请的第六位学者就是陈荣捷（前五位依次为中国台湾大学钱穆、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日本东京大学小川环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狄培瑞、中国北京大学朱光潜）。他的讲题是《朱子之生平和思想》，包括《朱子之新幸运》、《朱子之创新》、《朱子思想对世界哲学贡献之可能》等几个部分。讲座主持者之一金耀基，对陈荣捷在西方传播朱子学（新儒学）的贡献做了多方面的评述。其中有曰：

陈荣捷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哲学家，他不但在中国哲学上有卓越的成就和贡献，他更是中国文化杰出的诠释者、传播者。先生半个世纪来，孜孜矻矻，或述或作，在美国的思想界，阐扬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不遗余力。方其始也，孤鸣于荒漠，音沉响落，诚有寂天寞地之感；而今日，不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坛有一定的席位，即新理学之研究亦已开出一局面。诚然，此一气运之变，决非任何一人可为之功，惟执善不移，数十年如一日，以言在西方新儒学之传道授业，恐不能不以荣捷先生最为老师也。……近年来，美国之中国研究，重心更落在理学或新儒学之阐释与开拓。荣捷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新儒学研究上，是先驱，亦是健者。早在1946年，他在麦克奈尔主编《中国》一书中，即撰《新儒学》一章，是为西方研究新儒学之始。先生并不讳言儒家有缺点，且认为其中许多元素实应淘汰而无足惜，但是他相信坠颓倾圮之儒学乃“体制性儒学”耳。诚然，我们可以说“体制性儒学”已无可亦无需挽救，惟“理知性儒学”则另有生命历程，儒学本身决非僵硬不变者。荣捷先生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半个世纪来在新大陆锲而不舍地宣扬新儒学。当代的新儒学正以“理知性儒学”的新面貌渐次展现，且已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哲学世界化上，先生的贡献，彰彰在人耳目。历来《大英百科全书》及其他百科全书有关中国哲学论文几乎全由先生执笔。1966年八大巨册、有五百万言的《哲学百科全书》，更聘先生为中国哲学部分之主编。中国哲学之

得有世界地位者，此为第一次。①

由上可见，“哥伦比亚为美国新儒学（朱子学）之重镇，狄培瑞教授之领导功不可没，陈荣捷先生则为擎天一柱。他们认为，朱熹是八百年来最伟大而影响最富之伟人。”②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如张君劢、梅贻宝、施有忠、谢扶雅、刘子健、柳无忌等，以及美国的西洛考尔、布鲁姆，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学者秦家懿，联邦德国学者余蓓荷，等等，在传播和研究朱子学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使朱子学在西方更加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