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礼》失而复得与版本流变
朱子门人黄子耕说：“先生既成《家礼》，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易箦，其书始出，今行于世。”杨复也说：“《家礼》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订。先生既没，而书始出。”（《家礼·附录》）陈淳也说朱熹“旧亦略有成编矣，在僧寺为行童窃去，遂亡本子，更不复修”①。黄子耕、杨复、陈淳皆是晦翁门人，都说朱熹作《家礼》且失而复得，所本来自朱在对陈淳所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也就是在庆元六年（1200）十一月二十日朱在葬父之前，才获得淳熙手稿本的抄写本，《家礼》实被埋没了二十五年。失而复得的《家礼》，自然是“不及再加考订”“不复修”的未定本。学界至今没有弄清是谁最先录得《家礼》交给朱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能否从顶着庆元党禁压力前来送葬的晦翁弟子之列找到答案，尚待时日与有心者的钩沉。
朱在多年后才将《家礼》抄本出示给同门师兄弟，于是便有陈淳说：“嘉定辛未（1211），自南宫回，过温陵，值敬之倅郡，出示《家礼》一编，即就传而归。”陈淳说稿本“为篇有五：《通礼》居一，而《冠》《昏》《丧》《祭》四礼次之，于篇之内各随事分章，于章之中又各分纲目”。这个格局与今日通行五卷本《家礼》一致。所及内容，贯穿人生整个过程。朱熹于书中论及所行、所用、所宜、所忌、所尊、所辟，要求后世视具体情况择检参用，不必拘泥，既表达了要以礼仪规范来匡正世俗的思想，也体现出作者与时俱进、合乎时宜的治学理念，具有从俗、从俭、从简、从今的特点。《家礼》的出现，标志着儒教仪礼由思想落实到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
朱在为了不让先父的劳动成果湮没无闻，总在寻找刊刻的机会。当朱子门人廖德明得见《家礼》后，率先于嘉定五年知广州时刊刻于郡学。五羊本，是所能知的最早版本，距初作已过了三十五年。一作一逸，一出一刊，可谓经历曲折。宋室燕懿王八世孙赵师恕于嘉定九年知余杭县时，刊印《家礼》，黄榦作跋（江夏黄氏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20《书晦庵先生〈家礼＞》）。陈淳又按余杭本考订五羊本之讹舛，对错序者进行调整，并作《家礼跋》，由知严陵郡的长溪人郑之悌于嘉定十年刊刻于严陵。①多年后，朱子门人杨复以五羊刻版漶漫，又依朱熹手稿进行整理，即为廖氏刻本作附注，将考订者附注于各条之下，成《家礼杂说附注》，由知广州的朱子后学方大琮于淳祐二年（1242）刊刻之。淳祐五年，上饶学者周复又将杨复整理者别出一本而刊行之，即将原来分散于《家礼》正文下的杨氏注文集中附于书末，形成《家礼》五卷，《附录》一卷的格局。还有一个版本就是由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家礼》五卷。右朱文公所定而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序跋附焉。”
有意思的是，嘉定十年《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本在南康学宫首次刊印，其中就包含朱熹审定的《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未经裁定的《王朝礼》十四卷。经由朱熹审定的《家礼》五卷，一直没有单独刊行，可能是不能从各卷中抽出、组合成独立本，后人也不敢将它们割裂出来。基于对淳熙稿本与庆元定本的比较，朱子私淑弟子李性传在《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说“《家礼》编成而逸，既殁而其书出，与晚岁之说不合”①也就不难理解。元代黄瑞节编《朱子成书》，收入《家礼》，不分卷目。明代刊本甚多，主要还是五卷本，如嘉靖间刊题朱熹撰《家礼》五卷、杨复撰《附录》一卷本，也就是周复整理本的再刊。清初有仿宋刻《家礼》五卷《附录》一卷者。另见有康熙间刻张文嘉编辑《齐家宝要》二卷本，书名页题《文公家礼》，版心题《齐家宝要》。乾隆年间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本《家礼》。同治四年（1865）也有《家礼》刻本。光绪六年（1880）公善堂刻《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本。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五卷本。光绪间《清麓丛书·正编》，收入《家礼》五卷本，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清代还有紫阳书院刻《文公家礼》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收入由王燕均、王光照校点本《家礼》。以上多朱子《家礼》不仅有单行本、手抄本，还有重编本、节缩本、合编本、解说本等多种形式行世。如元代刻有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文公家礼集注》十卷本。明景泰元年（1450）汤氏执中堂刻汤铎撰《文公家礼会通》十卷本，正德十三年（1518）常州府刻丘濬撰《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隆庆五年（1571）刻王叔杲撰《家礼要节》一卷本，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陵钱时刻朱熹撰、丘濬辑、杨廷筠订《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万历四十六年何士晋刻朱熹撰、丘濬辑《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明刻彭滨校补《重刻申阁老校正文公家礼正衡》五卷本。还有一种是明刻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刘璋补注《纂图集证文公家礼》十卷本。上述《家礼》衍生本，清代也有刊刻。此外，雍正十一年（1733）教忠堂刻李光地辑《朱子礼纂》五卷本。乾隆三十八年（1773）博雅堂刻合刊本，包括丘濬辑、杨廷筠补《朱子家礼》八卷，宋纁辑《四礼初稿》四卷、吕维祺撰《四礼约吾》四卷。嘉庆四年（1799）刻龙光葵辑《四礼粹》四卷本，书名页题《文公家礼》。光绪二十一年照琴书屋刻梁杰辑《家礼全集》六卷本。民国时期则有民国五年（1916）上海江左书林石印丘濬辑、杨廷筠订《文公家礼》八卷本，民国十一年铅印杨务本编辑《重订家礼仪节》三卷本。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中华再造善本》，乃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影印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文公家礼集注》而成。
从宋元明清直至现在的数百年中，朱子《家礼》一书不断刊印，说明该书是易被人接受的普及型礼仪读本，也能反映出该书是朱熹在礼学方面影响范围最广、接受人群最多的著作。图书刊印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实施的文化工程。刊印《家礼》，几乎是与礼学推广并步而行，得力于朱子家人、门人和私淑弟子，以及诸多传统文化研究者。朱子后学秉承朱子作礼以教化民众的为学旨意，意在振兴古礼以求自强。他们学有成就，步入仕途，或为一方长官，或为佐贰，有能力主持刊刻图书，或作文字校勘，或撰序跋推广，群策群力，无疑对《家礼》的刊印、流布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