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熹撰有两个版本的《家礼》

朱熹继承与弘扬儒家思想，将礼当作“天理之节文”，读《周礼》《仪礼》《礼记》等礼学著作，发现古代礼文繁缛甚至差误，不便于推广至民间，难以将儒家思想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普通民众，于淳熙二年（1175）完成《祭仪》之后，以司马光《书仪》为底本复加删削，参考程颐礼书内容，编成《家礼》一书，使之文字趋向简洁，节次更加分明，仪式易于操作，欲使之通用于整个社会，让普通家庭在举行冠昏丧祭等重要仪式时有文本依据。淳熙三年三月中旬，朱熹怀揣《家礼》等书稿，偕蔡元定北上婺源，约浙东学者吕祖谦于开化县讲论学问。朱熹与吕祖谦会晤，讲论九日方别，其中就有《家礼》的修改讨论。不料《家礼》手稿在半途中“为一僧童窃以逃”，其后无法进行修改。

为了弥补此事的缺憾，朱熹于绍熙至庆元间组织一批知礼的弟子共同纂修《仪礼经传通解》，由朱熹、黄榦、吴必大、李如圭、吕祖俭等人分写《家礼》的冠昏丧祭之礼，规模大致如前作，而有所损益。庆元三年（1197）十月，朱熹外出回到考亭，写信给流放在湖南道州的蔡元定说：“所需《律序》，乍归未暇检寻旧本……《礼书》未附疏，本末可写，以见喻再三，恐亟欲见其梗概，已取《家礼》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矣。其后更须年岁间方了。”①信中提到的《家礼》四卷，就是晚年新修本。朱在《跋仪礼经传通解目录》明确说经朱熹润色而定，分块融入《仪礼经传通解》。

南宋后期朱子后学对《家礼》创作时间的表述各自不同，缘于对李方子《紫阳年谱》的误读，笔者有所梳理。②误读导致后人怀疑该书非朱子之作，史上有过真伪之争，如元代至元年间，钱塘人应本就对《家礼》是否出自朱子之手表示怀疑，作《家礼辨》。明儒丘濬在作《文公家礼仪节》时对应氏辨疑又作了反驳。到了清代，作《朱熹年谱》的王懋竑又推广应氏之说，作《家礼考》等文，明确否定《家礼》为朱子之书，四库馆臣也从王氏之说，主要围绕“《家礼》载于《行状》，其《序》载于《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于《家礼附录》”而展开学术争辩，而王氏考辨没有提出真正的力证，难以令人信服。当代著名学者如陈来、束景南、蔡方鹿①等做了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使《家礼》这一重要的礼学文献复归朱子名下。

淳熙手稿本与庆元定本两种《家礼》，于朱熹生前皆未刊行。庆元本是经过朱熹审定，作为鸿篇巨制《仪礼经传通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编写逻辑与要求，不作通盘考虑，就不能与整部著作格调一致，达不到兴起国家的著述目的。由于两个文本的撰写时间跨度大，面向不同层次的读者，撰述的侧重点不同，所存在的差异自不待言。概而言之，淳熙手稿本属于“士庶之礼”书的简明本，庆元本则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之礼”书，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