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后陆九渊时期）金溪士人的理学世界

学界普遍认为，陆学在陆九渊（1139—1193）死后，其影响力很快开始衰微，其传承脉络似乎也被切断。近来，笔者从地域文化史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了陆学在江西地方流布的发展轨迹，发现：元代明初陆学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缺乏流传，但却具有跨越朝代、穿越时空的穿透力，在安仁（今江西余江）、贵溪及金溪等地区隐然独行，并呈现出与朱子学、道教思想交融的特点。②期间，笔者读到张宇初（1359—1410）所作之《三峰堂记》，文中言道：“江右之学，宗象山陆氏而求合乎考亭朱子者也。吴氏世称行修，其于诚立明通，见诸身，淑诸人也久矣，宜乎诗书之泽，不徒衍迤于子姓，而其淳风厚俗，有以被其乡里，是以益久而益着，

岂不与山川之胜同其悠永也哉。”①经过比较研究，笔者发现张宇初此处所归纳的江右之学的特点正是我们之前通过地域社会史研究方法所揭示的贵溪、安仁等地思想发展所表现的“兼容朱陆”的特点。②依据张的表述，他显然是想将金溪吴氏③作为江右之学的一个代表。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金溪吴氏与其乡里地域有着一种历久而弥坚的学脉纽带，所以必然而宗象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饱受诗书之泽的地方家族，它也理当具有一种开阔的涵容精神，所以它也必须求合乎考亭。那么，以吴氏家族为代表的金溪士族是否确实做到了超越地域及宗派而将“宗陆氏而求合乎考亭”的观念融汇到他们的思想当中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经由金溪吴氏这一个案出发，从特定地域的单个家族的家学流变出发探讨陆学的流变及朱陆之争问题呢？随着材料的丰富和思考的深入，笔者发现，金溪吴氏正是这样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个案，这一个案研究将向人们描绘宋元明时期金溪士人在后陆九渊时代所具有的“宗象山而求合乎考亭”的独特的理学世界。一、金溪陆氏与吴氏之家族发展

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宋元以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家族对于士人学术思想的孵化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①有鉴于此，为了能迅速地引领大家进入金溪士人的思想世界，我们先从金溪陆氏与吴氏的家族发展史展开论述。总的来说，金溪陆氏与吴氏家族历程既有其相似处，又各具特色。

先说陆氏家族。②陆氏家族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唐昭宗时期的陆希声。陆希声的祖上是江左吴县人，他博学能文，官至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代末年，陆希声的孙子德迁、德晟兄弟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徙至江西抚州，定居于金溪县延福乡青田里。陆德迁兄弟到金溪之后，“解橐中装，买田治生，资高闾里”。但后来陆德晟一支迁徙他处而后代星散衰落。这之后陆家走上了下坡路，接连三代无事迹可记，家产也减耗不少，甚至说“家素贫，无田业”，“居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已经是个破落户了。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了应对朝代更革，时局动荡的局面，陆氏选择了聚族而居的家族发展模式。

直到第四代陆贺，即陆九渊父亲手里，金溪陆氏才重新兴旺起来。陆贺通晓孔孟儒学，虽不是进士，没有做官，却有地方名望，“以学行为里人所宗”，有一定文化素养，又善于治家，能经营产业。陆贺在扩充经济实力的同时，重视传统思想的教化作用，他“采司马氏冠香丧祭仪行于家”，强调礼教，务使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礼法而不会有任何越轨行为。

陆贺的种种努力，为其子继承。他有六个儿子，据说都能继承父志，共同维持家业。老大陆九思，总理家务，是全家之长，他“每训饬子孙，著为家诫，深以不识礼义为忧”。老五陆九龄，文武兼备，“以礼学继父志，治家有法，闺门肃然”。至于老四陆九韶，更是写了长篇韵语，作为告诫子弟的训辞。在经济上，主要是老二陆九叙操持，陆九渊在为九叙写的墓志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九叙的尊敬与怀念，从中也可以了解到九叙是善于用人、精于理财的行家，药店的利润是首要的财源。“一家之衣食日用尽出于此”。陆家由于九叙善于“治生”，积聚财富，不仅住家的众多人口不愁日用，“诸弟有四方游，旅装立具”，银钱相当宽裕。

陆九渊的这种家族成长环境可以说对其思想具有重要作用。①但是，陆氏家族在朝代鼎革之际仍然受到重创，据载：

陆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时已十世不异?，先代复其赋，表其闾，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师表当世，而青田陆氏闻天下。中更？毁星分瓦解，陆氏先祠亦不能屋矣。②

虽然，陆氏在南宋末年遭到重创并一蹶不振，这种家道中衰的局面无疑对于陆氏思想的流传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吴氏家族的发展情况。一般来说，在历史上，北方避乱江南的客籍人，往往合族聚居。不过由于时间地区条件的差异，各个家族的发展过程、聚居的牢固程度很不一样，有的久聚不散犹如陆氏，而有的数代之后即分灶散居了，但居散而族不散。吴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金溪吴氏大体为五代末北宋初时自弋阳迁抚金溪之沙冈，其后有析居吴塘、新田者，此外尚有居郭仙、吉原者，又有居东溪、桂田者，不一而足，但是这种分灶散居并没能瓦解吴氏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沙冈的地位不彰，而吴塘则几有指称整个金溪吴氏的功能。所谓“虽疏戚远近之异而皆自吴塘支分而派衍也”。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社会宋元以来家族发展有所了解的读者就会知道，这种分灶散居恰恰是适应家族人口增长的需要，缓解人口压力的策略性行为，这样可以增强家族的适应性与活力；同时，各家族又创造了诸如联宗、联谱等宗族活动，以保持家族的凝聚力和延续性。①所以，吴氏族人一方面分灶，但又通过过继这一方法调节族中人口，从而达到各支均衡发展与延续。一方面散居，但又通过家族联谊的方式保持家族的凝聚力与延续性，如李存（1281—1354）在《樟南吴山人墓铭》有记，曰：

其宗有居新田者、沙冈者、郭仙者、吴塘者、吉原者。岁正月元日会长幼，无虑万余指，必富者主之，谓可以容车马，具饔飨。②

可见，分灶散居不仅没有瓦解吴氏家族，反而使其各支派间此伏彼起，竞放光彩。也正因为吴氏族人各支派间既独立又联合的发展，从而出现“自五季而下，世业儒，往往擢高科，跻膴仕，簪组蝉联，非他姓所及，殆今才俊有文，必曰吴氏”的盛况。对此，李存感叹说：

异时诗书礼乐之家，自革命以来，降而为负贩皂隶者甚不少，吴氏之得姓受氏固远，而历代有家有国者亦何限。姑以其吴塘别祖而言，自故宋至于今，无虑三百余载，礼义之尚，代不乏人，诗书之声不绝于耳，及公之身，虽经陵谷变迁之余，而世绪未尝少有废坠。①

这不能不说是吴氏族人善于生聚、固守礼义、和家睦族的结果。整体说来，宋元以后家族往往愿意积极投资其族中子弟跻身士类行列，因为这可以给家族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包括赋税的减免、与地方官的接触、免受衙门吏员的干扰以及和其他地方家族建立联系等，所有这些，对于维持一个家族的发展与延续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②所以，吴氏家族也是如此，从现有材料来看，吴氏基本可以算是科举之家，因为从南宋初年一直到明初，吴氏科举代有其人，更有吴伯宗（1334—1384）在明朝初年高中状元。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家族、士人更关注科举与士人身份的维持，而不是某一思想流派的具体思想本身。但是，在古代教育资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特定地域的学术传统仍然会对该地域注重科举的士子产生独特的影响。二、金溪陆学及吴氏族人对陆学的体认

金溪县延福乡的青田里，是象山的祖居。这是一座大村落，四周有山，旁有青田之水，古之金贵驿道从西而过。象山所在的陆氏家族曾因十世同堂不分灶而得到皇帝的下诏旌表。今日我们遍访青田村，陆氏大家族所生息的痕迹几乎丝毫不存，现今的陆氏宗族牌楼，显见得是近百年的建筑。陆氏宗祠内空无一物，平时只是做储藏室之用，到了节日则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①“金溪三陆”之思想亦已成空响。但陆九渊早年在家乡金溪青田槐树堂书屋授徒时，盛况可谓空前绝后，史称“学者辐辏，每开讲席，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视听”，并且形成所谓“槐堂学派”。②在陆九渊的思想感召及学术气场的影响下，金溪士子多从陆学。陆九渊在世之时，几乎可以说陆学统治了金溪的思想界。傅子云、刘尧夫、朱泰卿、朱桴、彭兴宗、黄叔丰等人均为金溪人士。③在此情形下，吴氏家族中亦有族人融入此一潮流之中。现在看来，吴氏族人中计有吴郇、吴景立二人曾入陆门。吴郇，据明人宋濂在《故东吴先生吴公墓志铭》中说：“唯吴氏初自延陵而分图谱之局废不能详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讳嗣者自广信迁抚之金溪，其诸孙宋含光尉邦基生郇，从象山陆文安公传道德性命之学。”④东吴先生名吴仪，字明善，吴郇乃其先祖，而以宋濂（1310—1381）与金溪吴氏的亲密关系而言，加之墓志铭写作方式的独特性而言——墓志铭对于墓主家世的叙述往往是由墓主家人提供，故我们可以大体确认吴郇确为陆九渊门人，或至少曾从其而学。而《东乡县志》更是根据《吴氏家乘》言道：“郇性高醇，讲学尤笃。师事陆文安公，究明心体，得其本原。”①

清代陆王学派传人李绂将吴氏另一族人吴景立列为陆九渊门人，云：“师陆子，友傅琴山。”②所据大体为元人虞集所作《故梅隐先生吴君墓铭》，该铭叙其家世云：

浚生邦孚，邦孚生酂，酂生滕州佥判景立，友于琴山傅子云氏。……夫宋自绍兴至于亡，吴氏五六世皆得与贤士大夫游。陆先生起于金溪，吴氏之族，祖子孙所从游者多陆门之人。③

又元人李存《吴公君明行述》有记：

公讳辰子，字君明，姓吴氏，抚州金溪吴塘里人，其家谱先世居金陵，五季之乱迁信之弋阳三山；既而有讳嗣者，由三山迁抚金溪之沙冈；其后有讳浚者，复自沙冈迁吴塘，是为吴塘之别。夫当时贤士大夫如汪公彦章、熊公彦时咸与厚善，浚生邦祖，邦祖生酂，皆笃学谨行。酂生景立，宋滕州佥判与琴山傅子云为友。④从以上记述中，我们虽不能确认吴景立师从陆九渊，但其为陆子之学的判断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在陆九渊去世后，陆学渐归沉寂，但晚至13世纪中叶，到过陆的家乡抚州金溪的人，仍会发现在许多地方机构中，陆的学说仍然受着尊崇与传播。在这个州城的三个不同的祠堂里以及在陆的家乡金溪县的县治，地方官按时祭拜陆与他的两位兄长九龄与九韶。更为重要的是，陆九渊的思想构成了抚州地区的两个书院的主要学说。一个是在金溪县县治的象山书院，它的创建者，这个县的知县，任命陆自己的学生傅子云做书院的首任山长。另一个是在陆的家乡的青田书院，它的创建更晚。①据吴澄所言，《陆九渊语录》便是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金溪学者洪琳重刻于此。但是，陆学的颓势是显而易见的，陆门之槐堂诸儒虽对陆学门户有一时的推定之功，却无力将陆学思想真正发扬并广大之。另一方面，朱子学却由于朝廷的推崇及弟子门人的弘扬而得到广泛传播。在此情形下，金溪士子不得不转而向外部之邻近地区朱子学学人求学。

三、吴氏族人宗陆学而求合乎朱子

吴氏族人对陆学有强烈的认同意识而别示尊崇，这一方面可以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上，同时也体现在他们的交游之中，他们的交游圈中有很大一部分学人具有陆学背景或对陆学有很深的感情，如李存、张宇初等均与吴氏有着深厚的情谊。①但随着陆学衰弱，朱子之学逐步进入陆学腹地。吴氏族人在此背景下，也纷纷随从，转以宗朱之学人为师为友，显示其家学有向朱子学转变的一面。其时抚州以程若庸（生卒年不详）主持之临汝书院最为知名，吸引了周边地区众多学子至此求学，崇仁学子吴澄就曾于此就学于程若庸。②相应的，程若庸主持的临汝书院对吴氏族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如吴德溥就曾与吴澄（1249—1333）、程钜夫（1249—1318）为同舍，共事程若庸于临汝书院。元人虞集所作《故梅隐先生吴君墓铭》有记云：

（吴）德溥，其壮时值常平使者方作学宫于郡城南，延徽庵程氏为之师，国朝程文宪公巨夫吴文正公澄皆当时弟子员与登仕为同舍生是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绍兴至于亡吴氏五六世皆得与贤士大夫游，陆先生起于金溪，吴氏之族祖子孙所从游者多陆门之人，徽庵明朱子之学，师友之盛，见于今者犹如此，则君明之所以有闻于时者，非一日之积矣。③

又元人李存《吴公君明行述》有记：

德溥少从徽庵程先生若庸游，与云楼程文宪公巨夫为同舍。④继程若庸之后，其弟子吴澄讲学崇仁，周边士子又纷纷向学。金溪学子也多有登门问学者，金溪吴氏族人中就有吴君正、吴举曾从吴澄问学。

在吴澄教授金溪学子的过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吴澄常常向象山乡人推荐象山之学，并会给予特别的指点。①如吴澄在私淑陆学的金溪学子于珪之母亲写墓志铭中有言：

余每慨临川金溪之士，口有言辄尊陆子，及讯其底里，茫然不知陆子之学为何如。虽当时高弟门人往往多有实行，盖未有一人能得陆子心法者。以学之孤绝而无传，欷矣哉。余之接人非一，而鲜尝以是告之，何也？度其必不以余言为然也。苟不以余言为然而与之言，余失言矣。珪之所自出，固已涉陆门之津涯，而珪之质，淳谨笃厚，可与进道，余不与珪焉语而谁语？②

在吴澄看来，于珪“淳谨笃厚”，可以通过研求陆学而进道。

当然，吴澄虽然向象山乡人推荐象山之学。但若发现对方才性不合适，他也会因材施教，不坚持陆学。金溪人陈洪范，他走了三百里路来请学于吴澄。吴澄却告诉他：

子之乡，陆子之乡也。陆子何如人哉，亦尝颇闻其遗风乎？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①

在这里，吴澄对陈洪范说二师之为教一，当是为消除陈洪范对陆象山的疑惑与误解。毕竟，陈洪范出身金溪县，与象山同乡，怎么可能不知道象山呢？他不知求象山之学，或许是资质禀赋所致，因此吴澄给了他一些建议：

为子之计，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文义既通，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明之于心，诚之于身，非但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陆子之所以教也。②

对吴澄而言，真正的陆子之教是“天之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待增益也”，无须透过四书。甚至认为“不求诸我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闵也”。但“求诸我之身”需要一些悟性，或许吴澄看出陈洪范之才性不适合象山之学，才这么建议他的吧。

吴君正、吴举他们从吴澄处所学是考亭之学还是陆氏之学，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吴澄在称赏吴君正之程文“纯美畅达无施不宜可谓俱优兼全者矣，不特程文然也，于文能俪语，又能散语于诗，能近体亦能古体”后，继而感叹道“才赡而学周若是倘命足以符其才，岂有不遇者哉”③。而吴举更在吴澄“守官禁林”之时，亦至京师，并于泰定甲子补学弟子贠①。从现有材料来看，他们求学更多的是为举业应试而非传道续学。

倒是金溪吴氏地另一位族人，吴澄的再传弟子，曾登虞集之门的吴仪比较明晰地表达了对于朱陆的看法②。他在尊朱的同时明确表达了对陆九渊的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之情在其所作《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有比较明确的表述。③

在这篇记文中，吴仪本着“生于其乡，仰宗其学，而有得于心，故不容默默也”的强烈的地域认同观念，明确主张“临川三陆先生与新安朱子同时并起，其学皆孔孟之学也。其所以异者，注述与步著述而已矣，究其立心造行，岂有异哉！”并且提出为三陆建祠立祀的重要性，他说：“道之明晦，固不系乎祠之兴废，而临川其父母之邦，所以严祀事，妥神灵，系人心，崇教化，则不可无祠也。”最后，吴仪强调，朱陆之学“无有异同者”，倘能“明二子之心”，那实在不仅是象山乡人之幸，而且也是万世之大幸。四、结论

该怎么样认识金溪地区这种亦陆亦朱、“宗陆氏而求合乎考亭”的学术现象呢？如果仅仅从学理脉络出发，恐怕最多只是回到“朱陆异同”的学理争辩当中而无益于问题的解答。但如果我们能换一下思考此一问题的方式，将家族士人对某种哲思的选择视为一种生存性的策略，我们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思想或那种思想或兼而取之，都有着某种类似于实用主义的功能选择。这种选择对于其自身及其家族的发展是最有利的，而正是这种选择往往左右了思想的传播与流布。

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朱子学经由科举而实现制度化，从而维持了它在士子思想中的地位而流传，吴氏要想通过科举维持家族的地位就必须选择朱子学；与之对应，陆学则通过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认同而在其诞生地维持不坠，吴氏作为地方性的诗书家族，地方认同感要求他们负起复振陆学的重任，有如吴仪所言。可见，地方家族、地方精英及地方士人的思想世界是一个可塑的，同时也是自为的世界。正是他们的加入并积极运作，才使得思想命脉能历经朝代鼎革而在历史的硝烟中得以延续与发展。当然，笔者并非要抹杀思想本身的召唤力量，而是以一种更贴近乡村小儒的视角，来观察他们对于思想本身的策略性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