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饶鲁的学术思想

饶鲁（1193—1264），南宋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人，字伯舆，世称双峰先生。自幼有志于学，稍长即师事于柴元裕、柴中行、黄榦、李燔，专心于程朱理学。曾先后主持当时极为著名的白鹿、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等学堂，是程朱学派最重要的传承人。朝廷曾多次召他为官，但他不愿入仕，而是以著书讲学为务，四方闻名，求学者络绎不绝，因此形成“双峰学派”。饶鲁是江西朱子后学的重要人物，为光大朱子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黄百家说：“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①此派门下高足极多，著名者有：陈大猷、赵良淳、万镇、程若庸、汪华、吴迂、史泳、徐道隆、袁易、程巨夫、吴澄、汪克宽、揭傒斯、赵孟頫、林梦正、熊良辅、李仕鲁、徐一夔等，其中再传弟子吴澄、程钜夫、揭奚斯、虞集等，在元朝影响巨大，是为理学传播做出贡献的杰出代表。

饶鲁承传朱熹理学，但并不固守朱学门户，学术上不紧守门派之见，能求变创新。

首先，对于朱熹的“心非仁，心之德是仁”的观点，他没有刻板地加以认同，而是在承认朱熹观点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仁”即“心”，认为心之能存在与否在于“诚”，即涵养自省的功夫。要“诚”就必须“敬”，所谓“须是敬，方看得道理出”，由此他主张“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辨为先，而笃行终之”。敬就是戒惧、慎独、笃恭。初学者可以用静坐的方法来“收心”，使本来的善性得到发挥。这一点和朱熹的主张是相契合的。朱熹曾指出：“始学功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①在这里，朱熹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所谓“须是静方可为学”，心绪不宁是无法读书学习的。为此，朱熹说：“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②不仅如此，朱熹还说：“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③其实，朱熹的思想主要是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致知必须穷理，持敬则须主一”的为学原则，而在二者中“持敬又是穷理之本”。他说：“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④对此，饶鲁有同样的理解。饶鲁认为：“为学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⑤这不仅与程颢“涵养须用敬，进德在致知”有相通的地方，而且与朱熹的想法也很是一致。饶鲁不仅与他们有共鸣，而且还有自己的认识与坚持。正是基于对静字功夫的认识，饶鲁不惜被人讥为学禅也要行静坐之事。⑥饶鲁对“静坐”及主敬的看法，是辩证入微的。他对用字用词的分析入情入理，对“静坐”的真义有正确的阐释。他不仅对“静坐”与“主敬”的辩证关系说得相当透彻，而且对时间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常了解。⑦他对事物的复杂性的认识程度是可观的，对从肯定到否定，否定之否定，从量变到质变及层次系统等问题有了自己的感觉和洞察。他的格物论中有一句话值得一提：格物，就是穷到那道理恰好深刻的地方，自表而里，自粗而精。饶鲁虽继承了程朱理学，但他不拘泥朱学，特别是在理学的方法论上，并不是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路线，而更多地吸收了陆九渊的明心论。

其次，对于朱熹的理气观，饶鲁也并不一味秉承，而是在承续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朱熹既不主张心生万物，也不承认万物自在，而是虚构了一个“理”（天理），作为宇宙生成的本来面目。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①在朱熹眼里世界的万事万物是由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结合而生成，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②在此基础上，朱熹采用了理与气结合的不同情况来进行解释，他说：“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③就理与万物的同源来说，各物的理都是相同的，而气有纯粹与驳杂之区分；就万物禀理成为不同的物体来说，气虽区别不大，但各物所禀之理有偏有全，因而大不相同，从而各物有不同的性。不仅如此，朱熹还把“理”的整体叫“太极”，他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①朱熹认为太极产生二气五行，二气五行相互影响和变化而产生万事万物，产生后的万事万物又具有一太极，即所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②。而饶鲁在疏解《中庸》之“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时认为：理气不相离，气之所在即是理之所在。万物发生长育，生生不息。因此而来，因此而去。这就是道的全体大用，宇宙间一切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性的作用。③在这里，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气关系。他把宇宙的根本看成是太极、道、理，认为“气以理为至、理以气为辅”，这与朱熹的看法并无二致，但基于此基础上的认识饶鲁却与朱熹略有不同。朱熹认为：“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的，此是气禀不同。”“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④。“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目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而不能同矣”⑤。朱子用气禀来说明个人善恶之差异。在人性的根源上，朱子与象山都认为“性”来自于“天”。朱子说：“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也。……自其理而言之，而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谓之命，而人物受是理于天谓之性。”①所以朱熹主张“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②。饶鲁认为人之所以生，是禀天地之气以为形，怀天地之理以为性。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理、天地之性是湛然纯善的，但由于气禀物欲的昏蔽，人性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这就是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寓于气质之性当中，不善的人，本身也潜藏着本然之性，革除物欲的昏蔽，就可向善，与天理合一。要克除私欲还复本性，关键在于自识本心，内省自身的善端。

再次，在理气而外，朱子重视“势”的概念，饶鲁承袭了朱熹的思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朱子学中的“势”常常体现了历史变化发展的必然性，故言“势有不能已者”，“势有不得不然”，“事势之必然”。朱子的理势说，包含着用理和势二元因素来分析历史，以理导势，引导实践。在朱子学的历史发展中，理势论也不断得到发展。对此，饶鲁有自己的理解。他说：“盖天下有理有气。就事上说气，气便是势。才到势之当然处，便非人之所能为。”这是说气体现在世事上，便是势；势之当然处便是天理。明确以势归属气。势可以为流行之总体，亦可为流行之趋势，由于势是人事，与理气自然哲学不同，必须考虑人事的实践努力，而不能认为一切现实是自然合理的。很显然，这是在朱熹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最后，总体来看，饶鲁虽尊朱学为正宗，但思想中带有较明显的陆学成分。饶鲁撰写了大量著作，如《五经讲义》《语孟纪闻》《春秋节传》《学庸纂述》《太极三图》《庸学十二图》《西铭图》《近思录注》等，专意圣贤之学，以致知力行为本。据此看来，饶鲁可以说是标准的程朱学者，但是士人却有饶鲁晚年多不同于朱子的说法。曾任信州道一书院山长的胡炳文还曾著书斥责，即所谓“余干饶鲁之学，本出朱熹，而其为说，多与熹抵牾”①。对此，全祖望认为“是未足以少双峰也，独惜其书之不传”②。在全氏看来，饶鲁晚年虽不同于朱子，但这并不能构成贬损他的理由，由此观之，可知他对饶鲁晚年思想不同于朱子这一事实并不否认。实际上，吴澄也曾对这种说法予以证实，他说：“澄少读《中庸》，不无一二与朱子异。后观饶氏伯舆父所见亦然，恨生晚，不获就正之。”③由此全祖望得出结论：“则双峰盖亦不尽同于朱子者。”④饶鲁之不同于朱子，照侯外庐的说法，就是“夹杂有陆学的东西”⑤。饶鲁思想中的陆学成分，对其弟子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门人吴中，乐平人，早慕伊洛之学，闻双峰饶鲁得考亭朱子正绪，往从之游，尽得其绪论，体认精详，后隐居不仕，在当时颇有名气。曾经有人问他：“《论语》言心凡几等？”他回答：“简在帝心，天地之心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圣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亚圣大贤之心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众人之心也。”⑥这番言论让提问者相当佩服。饶鲁还有一位弟子叫罗天酉，开庆进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对策。由此不难看出，双峰门人对“心”这一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重视与研究，也愿意与人提及。从吴中被人问及“心”的问题这一事实亦能推知，他研究心学在当时应该是相当有名的。正是由于他们对心学的重视，这或许就是饶鲁被认为掺杂陆学而与朱子异的最大原因。也正因为此，后人才认为饶鲁之学不是纯粹的朱学。其实这是误解，饶鲁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在治学上饶鲁发展了朱熹理学，其恩师很欣赏，甚至说“为己所不及”，评价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