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鄱阳湖地区理学的传衍与创新
理学是在吸收佛、道思辨哲学和宇宙生成模式的基础上而构建起的思想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哲学化的儒学。
江西是理学发衍的心脏地带，而鄱阳湖则是江西理学传播、发展最核心的区域。宋代环鄱阳湖地区诞生了王阮、黄灏、李燔、程端蒙、董梦程、柴元裕、饶鲁等一大批具有影响的理学家群体，创立了董梦程的介轩学派和饶鲁的双峰学派这两个颇具影响的理学学派。
本文拟以介轩学派为中心，对宋代环鄱阳湖地区理学的传衍进行时空轨迹的探索，梳理其学术传承关系，从而勾画出该区域理学传播的直观图景与流动的空间轨迹，以便梳理出鄱阳湖地区理学传衍的脉络。
宋代江西地区共设有九州四军六十九县。“在北宋元丰年间，江西地区包括有属江南东路的江州、饶州、信州、南康军；属江南西路的洪州、虔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①
汇聚了赣江、饶河等五大河流的鄱阳湖是江西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沿湖设立了众多的州县。本文环鄱阳湖地区的空间界定，主要指属南宋江南东路的饶州、南康军和属江南西路的隆兴府（洪州）、江州这三州一军的沿湖各县。具体而言，有饶州的鄱阳、余干；隆兴府的南昌、新建；南康军的星子、建昌（今永修）、都昌；江州的德化、湖口等县。②一、鄱阳湖理学的兴起与中心地位的确立环鄱阳湖理学之缘自周敦颐始。道学宗主周敦颐，1044年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得圣人不传之学，著《太极图说》，“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首开道学之门，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熙宗四年（1071），周敦颐知南康军，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之上建濂溪书堂，讲学授徒，开理学与书院结合之风气，成为环鄱阳湖理学传播的第一人。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确立了鄱阳湖理学传播的中心地位。朱熹在江西活动较为集中的是淳熙六年知南康军的三年之任，其他则行旅往来，取道江西，过化存神，教徒授学。
朱熹到任后，颁布了《知南康榜文》，实行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等举措。“砥士气就是提倡忠义气节，以讲道德修身的‘圣学’振厉士气，大抑士人不顾廉耻奔竞趋利之风”。①同时，整顿军学，在学宫讲堂东西，建成了周敦颐的祠堂，以二程配享，请湖南张栻作祠记。在濂溪祠中挂起了周敦颐像，重新校订印刻了《太极通书》给诸生，亲率众人赴九江濂溪书堂朝圣，揭开了环鄱阳湖理学传播的序幕。
特别是他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使之成为江西理学传播的中心。淳熙七年三月，朱熹将曾与嵩阳、岳麓、应天府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的白鹿洞书院修复，建学舍二十余间，置东源庄为学田，以为赡养之资。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记载了朱熹修复书院的缘由：“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②可见，朱熹修复书院是为了复兴儒学以对抗佛道，以改变民风、敦励士习。居官之余，朱熹常到书院与诸生讲学论辩，且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向朝廷奏请赐白鹿洞书院洞额、高宗赵构手书石经等，使白鹿洞书院的兴建得到了当今皇上的钦定”③，把书院作为传播周、程理学宗旨的阵地。
朱熹知南康军三年，把理学带到了庐山和鄱阳湖，并以此为中心，将理学传播开去。“在南康卷起了强大的朱学旋风，从江西士林中间横扫而过……形成很大的学派声势④。”四方学者争先恐后地来到庐山，“闽、浙、皖的学子像朝圣似的纷纷负笈担簦到南康”，掀起了环鄱阳湖的理学高潮，以白鹿洞书院为中心的鄱阳湖、庐山成为理学文化的高扬之地。据束景南先生的考证，当时环鄱阳湖地区江西学子来问学的有德安王阮、蔡念成；都昌彭方；星子陈秠、陈和成、陈胜私、杨伯起、叶永卿，吴唐卿；南康黄灏、曹简南、熊世卿；建昌周谟、余宗杰、李辉；九江祁直卿、周正卿、周彦卿、周涛、周颐；余干曹建，鄱阳程端蒙等。①程朱学术在鄱阳湖地区得以迅速传播，形成了以朱熹弟子为核心的声势浩大的环鄱阳湖理学群体。
二、北鄱阳湖理学群体的诞生
据程继红先生的考证，在追随朱熹的37位江西弟子中，属于德安、星子、都昌等北鄱阳湖的就有21位。著名的有德安王阮、都昌黄灏和建昌李燔。
王阮，字南卿，隆兴元年（1163）进士，在试策中，提出：“临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养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东南重镇，控制长江呼吸之间，上下千里，足以虎视吴、楚，应接梁、宋，其地利于进取。”②主张移都南京，积极进取，被主考范成大赞叹为“是人杰也。”后任都昌主簿，以清廉而闻名。他为人正直，不附权贵，权臣韩侂胄曾以美官厚禄相诱，王阮不为所动，且说：“吾闻公卿择士，士亦择公卿。刘歆、柳宗元失身匪人，为万世笑。今政自韩氏出，吾肯出其门哉？”③因得罪韩侂胄，而落职奉祠。于是他归隐庐山，“尽弃人间事，从容觞咏而已”。据同治《德安县志》记载，王阮曾于绍兴末，遵循张栻“当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的教诲，前往武夷山拜见朱熹，深得朱熹欣赏，“熹与语，大说之。”且惋惜他“惜其才气术略过人，而留滞不偶”。有《义丰文集》传世。
黄灏，字商伯，都昌人。朱熹知南康军时，灏以都昌学子执弟子礼。“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先熹守南康，灏执弟子礼，质疑问难，熹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①后任隆兴府学教授，朱熹曾为他所请作《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黄灏在南昌刻印《语孟要义》，朱熹又为他作《书语孟要义序后》。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绍熙元年进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②朱熹要求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中，诸生畏服。朱熹评价李燔：“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③李燔后来任白鹿洞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李心传评价：“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
李燔、黄灏因此名列《宋史·道学四》，成为能名列道学传的六名朱熹弟子之一，也是北鄱阳湖地区朱熹弟子中成就最高者，他将朱熹理学思想进一步传播，使北鄱阳湖地区的理学风气在短时间内空前高涨。
三、介轩学派与南鄱阳湖理学的传衍
南宋鄱阳由于毗邻临安，历来就是鱼米之乡，经济发达，文教兴盛，学者众多，著名的有程端蒙、董梦程。特别是董梦程开创的介轩学派对宋元学风影响颇大。
程端蒙（1142—1191），字正思，号蒙斋，是淳熙三年朱熹婺源省墓时来从学的弟子。《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说：“程端蒙……已而受业于文公。淳熙七年，乡贡补太学生，对策不合，罢归。”对于他的罢归，《江西通志》卷八十八《人物·饶州府》有更详细的记载：“淳熙七年，领乡贡，补太学生，时禁洛学……主司意在阴诋朱子，正思奋笔曰：‘王氏以佛老之学，蠹坏人心，苏氏有立朝大节……恨其学术未醇，未免有战国策士余习。继孔孟之传，排异端，辟邪说，道统所传，不归之二程，又其谁哉！’自知所对不合时好，投笔径去，自是遂不复应举。”从中也可见程端蒙不屈权势，恪守师道的高尚品德。
程端蒙著有《性理字训》，“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禀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对理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命、心、性、情、仁、义、礼、智、道等进行了诠释，朱熹评价：“小学《字训》甚佳，言语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该书成为理学入门的工具书，对理学的普及与宣传，其作用不可低估。
他还著有《学则》，对学者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具体的要求：“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入席必整齐，相呼必以齿。”这是理学生活化、日常化、行为化的一个准则，具有普及和推广意义。饶鲁在任白鹿洞书院洞主时，把《学则》与《白鹿洞书院揭示》同揭于书院。认为二者“一则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学之遗法也。学者诚能从事于此，则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
朱熹评价他“究精微之蕴，广斯道之传”。在《程君正思墓表》中写道：“正思天资端悫，自幼已知自好，稍长即能博求师友，以自开益，遂以词艺名，荐书既乃见予于婺源，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旨，退即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①黄百家也认为：“新安为朱子之学者不乏人，而以程蒙斋为首。”②
董铢是与程端蒙齐名的朱熹门生，两人都深受朱熹学术的影响，也是介轩学派重要的学术渊源。
董梦程是介轩学派创立者，号“介轩”，鄱阳人（一说德兴海口人），是董铢之从子，学者称“介轩先生”，创立介轩学派（鄱阳学派），是朱熹理学在鄱阳、德兴及周边县属传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董梦程出生于理学之家，家规严格，“出入居处必有相与交游之人，当择端庄之士，识达大体，尚廉耻，崇礼义者”③。他“初学于盘涧与程正思，其后学于勉斋”④。从小受教于朱熹高弟董铢与程端蒙，后又从学于朱熹女婿黄榦，得理学真传。
黄榦号勉斋，是朱熹第一传人，也是朱熹的女婿，以得朱熹之遗命自任。毕生精力致力于阐扬传播朱学，被誉为“闽学榦成”。全祖望在《介轩学案序录》中说：“勉斋之传，尚有自鄱阳流入新安者，董介轩一派也。鄱阳之学，始于程蒙斋、董盘涧、王拙斋，而多卒业于董氏。然自许山屋外，渐流为训诂之学矣。”①
介轩学派弟子甚多，著名的有董鼎、胡方平、许月卿、董真卿、范启、程若庸、胡一桂、江凯、程荣秀等。分布于鄱阳、德兴、婺源、休宁等地。介轩学派规模虽然不大，但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忽视。
总体而言，介轩学派笃信朱子之学，小心地维护着朱熹理学的权威与纯洁。在学术上侧重于四书学，尤其是易学研究；在学风上，更加脚踏实地；在方法上转为训诂注释之学。介轩学派进一步普及了朱子学术，扩大了程朱理学传播的范围，以鄱阳、德兴为枢纽，理学流传新安，由此产生了新安朱子学这一支派，新安朱子学是南鄱阳湖理学的延伸。
介轩学派承袭了道学家的气节品德。尤袤曾概括道学家的品德：“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已有耻，所谓名节。”②这些品德在介轩学者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如介轩弟子许月卿（山屋先生），当元军攻下钱塘后，“先生深居一室……五年不言而卒。谢叠山尝书其门云：‘要看今日谢枋得，便是当年许月卿’”。绝食殉国的抗元英雄谢枋得就以许月卿为榜样。黄宗羲也评价：“新安之学，自山屋一变而为风节，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之为嫡传也。”③
从学术特点而言，介轩学派“潜心朱子之学，上溯伊洛（二程），以达洙泗渊源”，于儒家经典及“理学经济之道，靡不究竟”。尤其“热衷于对《四书》《五经》之学的清理、规范、整顿与衍义，使之能够合于朱子，这在一些由宋入元的理学家那里表现得比较明显”①。胡炳文潜心四书五十年，黄百家评价：“云峰于朱子所注《四书》用力尤深。”②他在《四书通序》中，认为“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四书集注》是“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所寄也”。“独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将使学者何以抉择于取舍之际也？”针对当时学界的粗俗与肤泛，“此余所以不得不会其同而辨其异也”。于是他“悉取纂疏集成之，戾于朱子者删去之，有所发挥者，则附己说于后”③。使之能够合乎朱子的本义。
介轩学派特别注重《易》学的研究。胡方平、胡一桂父子与胡炳文都是以《易》学名世的理学家。胡方平“精研《易》旨，沉潜反复二十余年，而后著书发明朱子之意”。其子胡一桂“生而颖悟，好读书，尤精于《易》……得朱氏原委之正”④。胡炳文“从朱子从孙小翁得《书》《易》之传。先生笃志家学，……著有《易本义通释》《书集解》《四书通》”⑤。
他们认为“宇宙间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但“《易》解凡几百家，以离文义者不足道，附会取象者尤失之。……惟邵子于先天而明其画，程子于后天而演其辞，朱子《本义》又合邵、程而一之，于是羲、文、周、孔之《易》会其天者也。学必有统，道必有传，溯其传，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明，要其统，凡诸家讲《易》，非《本义》不能一”①。他们的《易》学研究也皆以宗朱而著称，即以朱子卫道而自居，完全秉承了朱熹的思想与体例。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导方针，以“戾于朱夫子者删而去之”为基本手段。
介轩学派尤其注重训释之学，对程朱理学义理普及做出了贡献。通过对理学关键词的解读注释，从而使理学的义理通俗化，由对程朱理学研究逐渐“流为训诂之学”成为该学派的明显特点。程若庸就以训诂注释之学而闻名于世，其著作《性理字训讲义》就是对程端蒙《性理字训》衍义与增广，把程端蒙30条《字训》扩展为6门183条。
总体而言，介轩学派大都奉行朱熹理学，笃信朱子之学，创新有限，“理学家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②。扩大了程朱理学传播的范围。
四、余干——理学传播的主阵地
余干县是南鄱阳湖理学传播的主阵地，也是宋到元理学输出的起点。
南宋唯一的宗室宰相赵汝愚与朱熹交游密切，是政治和学术上的同盟者，他兴建东山书院，邀朱熹讲学，成为理学在余干传播的学术起点和发展的第一个平台。随后柴元裕建松冈书舍，培养了柴中行、柴中立、柴中守“余干三柴”等一大批本地理学人才。赵崇宪在《松冈书舍记》中说他“潜心义理，苦志不渝，毅然以师道自任”。
余干还是由宋到元理学输出的起点。柴中行的南溪书院成为南鄱阳湖理学传播的基地，培养出著名弟子饶鲁。饶鲁是环鄱阳湖理学传播的关键人物，被誉为“江右理学巨子”。饶鲁号双峰，“髻龄有志于学，稍长，从黄勉斋榦，李宏斋燔学”。他尽弃举子业，以传播朱子学术为己任。“专意圣贤之学，以致知力行为本……时理学大明，师儒攸属，四方聘讲无虚日，作朋来馆以居学者。……所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近思录注》。”①
因此《宋元学案》卷八十三黄百家案：“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②饶鲁先后主持了石洞书院、白鹿洞书院讲学，成为环鄱阳湖传播朱子理学的重要人物，由他培养了优秀弟子程若庸。程若庸的弟子在江西有程文海和吴澄，他们成为入元以来最重要的理学家。
总之，宋代江西鄱阳湖地区，处于联系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交通干线，位于南北交通的枢纽中心和东西交通的要冲。这种地缘优势，为江西理学的萌生和发展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周敦颐、朱熹等大师的讲学倡导，过化存神，教徒授学，加上黄榦等弟子的不懈努力，从而促进了理学在鄱阳湖地区的传播发展，使鄱阳湖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