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墓之侧，修百代国史

蔡元定来了。来为祝孺人寻葬地。蔡元定的阴阳堪舆有家学渊源，他父亲蔡发所著的《地理发微》是堪舆学的典范。

朱子从岳麓回五夫后，蔡元定常来问学，朱子把他当成老友，对坐切磋，一天，两人又谈到“中和”的命题：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去岳麓之前，朱子就已多次与张栻通信讨论“中和”的话题；去岳麓，又当面论答。朱子感觉已体悟“中和”的含义。此次，朱、蔡二人端坐，朱子喟然长叹说：“人从婴儿开始直到老死，虽然有说话、沉默、活动、安静等等喜怒哀乐的不同，然而，大体都不是‘已发’，由此反推《中庸》的‘未发’，其实是‘未尝发’。”

蔡元定不赞同，他说：“先生也许并不能这么理解，‘喜怒哀乐未发’不是‘未尝发’，而是需要用涵养的功夫让喜怒哀乐不发，就像程

子说的‘敬而无失’，只有涵养功夫达到‘敬而无失’的境界，才能够‘未发’，才能够达到‘中和’的境界。”

瞬间，朱子心下一楞，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中和”理论，于是，又取了程氏兄弟的书本，慢慢地读，突然，多年来内心的疑问冻解冰释。

朱子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和”体系，也因此更看重蔡元定。蔡元定陪先生在五夫的山水间游赏论道。他们常到仙洲山道谦禅师曾经居住的密庵去。仙洲山的支脉是起贤山，前面拱辰山屹立，还连绵着一座方正像屏风的屏山。几座山峰堆叠翠色，潭溪的清流缓缓流出……朱子选择仙洲山上几处景色殊胜处修建亭台。由密庵循水声而去，不过几十步，古木四合，泉石相映，清流激荡，就建清湍亭。再绕着涧流走100多步，一条飞瀑如练悬挂，落水激荡起清风，清风裹挟着水雾，白昼也寒凉，便建起昼寒亭。昼寒亭在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修成后，朱子邀约了许多朋友来赏游，如果夜色来临，就在密庵歇夜。昼寒亭中，蔡元定写诗，朱子唱和：

万壑争流处，千年树石幽。

危亭因我作，胜日为君留。

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

尚嫌心境窄，更约九垓游。

这是一次家集。他们携了家眷悠游玩赏，“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既美人醇酒，又诗情勃发，甚是洒脱飘然。山水间的从容潜玩也能开拓胸襟提升境界。朱子说：“深源定是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那日，又闲又乐的朱子对蔡元定说：“你我要遨游九垓！”仕途行不通，但无所谓，千古文脉，广阔天地，九垓遨游……

蔡元定闻知祝夫人去世的消息，急急前来帮忙，助朱子寻葬地，终于，在霜寒清冷的一天，他们找到一处风水佳处。太平山下、天湖之阳一处叫寒泉坞的地方。

此地不远正是刘氏西族所居的马伏村。朱子的学生刘爚正闲居马

伏。朱子让刘爚筹划买墓地的事，又托蔡元定去谈，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谈拢。朱子又致信刘爚说：“你再问问，如果十千可以谈得拢，就来拿钱！”朱子想起当年慈母煮莲的教诲，往事历历：“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抚教……”如今，死者已矣，安葬母亲，以尽孝心，不可省钱。就像孟子葬母，用的是上等棺椁，连孟子的学生充虞都觉得规格太高。但圣人以为，人民的养生送死没有缺憾，便是用王道治国的开始。当朱子倾囊而出，购得葬地后，便于乾道六年（1170年）春正月，安葬了母亲。

当年，父亲朱松去世，葬于五夫灵梵院的边上，葬地是籍溪先生胡宪选的。朱子年幼不经事，长大后渐觉那里过于低洼，担心先君的体魄不得安宁。安葬母亲半年后，朱子便迁先君的墓到白水的鹅子峰下。

安葬母亲，又迁葬父亲，朱子囊中如洗了，他写信向韩元吉借钱。韩元吉是吕祖谦的岳父，此是交情之一；韩元吉任建安知县，曾与在五夫任祠职的朱子同时被举荐，此是交情之二；不久前，韩元吉任建宁府知府，与朱子交好，此交情之三……故而朱子写信开口。韩元吉回信说：“我也穷了，两位女儿（均为吕祖谦之妻）先后去世，我自己也置办了几亩田产，以后如有些结余，再帮助你。你生活的窘境我已经给如今建宁知府赵德庄说了，他是地主，一定能周旋的。”

贫穷的朱子在祝孺人的墓侧筑了间小屋，取名寒泉精舍。

暮春渐去，初夏的阳光下，一个身影走进寒泉精舍。来者名唤李宗思（字伯谏）。

李宗思是建安人，与建安的袁枢同为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李宗思喜欢谈禅，不喜儒学。朱子与李宗思几番论辩诘难下来，感觉此人资质颇高，便有了想法。朱子迅速让人带信给麻沙的蔡元定，让他马上到寒泉精舍来。朱子的短笺简洁而充满“杀气”，他说：“李宗思已经来两三天了，我和他说要约几位友人来相聚，他现在打算再待一两天，你千万快点来……”朱子想改变李宗思的心志，将他引入儒学中来，朱子继续说：“其所论极不争多，孤城悉拔，合军并力，一鼓可克也！”

这哪里是论辩，简直是战争，为儒学而争取一个人才的战争。

朱子、蔡元定还有何镐开始和李宗思讨论儒、佛的不同。朱子抛出了“天命之谓性”的话题，问李宗思这话是实还是虚？而蔡元定也连类比喻，一边启发，结果李宗思“释然”，朱子非常高兴地说儒家又得一个人才了，况且，李宗思的资质比一般人好。

车马来接李宗思了，从佛归儒的李宗思走后，一行人借着初夏的晴光往庐峰走去。寒泉在太平山麓，太平山连绵而去，与西山、庐峰相接，群山秀丽，挺拔高峻。庐峰海拔近千米，是那片连绵青山最高耸的一座。庐峰的涧水幽谷给朱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特别置身山间那片谷地时，云雾缭绕，树木蓊郁，白鹇时鸣。朱子称它“云谷”。下山后，朱子写了首《卜居》的诗。蔡元定在一旁看着：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

终然村墟近，未惬心期幽。

誓捐三径资，往遂一壑谋。

静有山水欢，而无身世忧。

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

先生是说卜居屏山之下30年，然而那里离村落太近，未能满足内心对幽静的向往。先生是想在山水之间放下尘事纷扰，著书立说，修身养性，继往圣开来哲。既然先生立意要在庐峰的云谷建一处归隐的所在，那就为先生实现这一意图吧——朱子搁笔后，蔡元定的大胆设想也出现了。

乾道七年（1171年）九月，朱子到政和祭扫祖父、祖母之墓，归来，途经建安，憩于李宗思的家中。李宗思自寒泉论辩之后，已归于儒门，一意专注儒学。朱子向李宗思谈了一个伟大的梦想。

圣人孔子修了一部《春秋》。《春秋》本是鲁国的国史，孔子修《春秋》不是修史，而是要明道统，正人心。所以，《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将鲁国的国事上升为天子之事，《春秋》已超越历史文献的范畴，成为政治、哲学的圣典。《春秋》修订后，孔子说过一句奇怪的话：

“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朱子也要完成一部“知我者，罪我者”的巨著，拟名为《资治通鉴纲目》，但难度远远超过《春秋》。《春秋》记载历史的时间跨度200多年，立足鲁国国史；《资治通鉴纲目》的跨度是百代千年，立足点是中国通史《资治通鉴》。

孔子把鲁国国史修成《春秋经》；朱子要把中国通史《资治通鉴》修成《资治通鉴纲目》。

朱子邀请李宗思参与编撰。拟定大纲后，朱子开始与李宗思和蔡元定构想《资治通鉴纲目》凡例。

《资治通鉴》的体系太庞大，文字太多，300多万字，司马光自己都说整部著作，就王胜之一人通读过一遍。通读一遍都难，却要择其精要，编一部缩略版，让年岁久远或不远的史实，国家统一和分离的事件，能够贯通明白，了如指掌。这仅是史学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朱子还寄寓着更深的“治世安人”意图：在简化内容编为纲目的基础上，模仿《春秋》笔法，维护道统，修成一部真正记载圣人之心的书，一部考察治世与乱世、阐明善行与恶行、窥见成功与失败的书。《资治通鉴》中记载三国的历史，是依据魏国的纪年来编写的。朱子不赞成，他的《资治通鉴纲目》改用蜀汉的纪年，以此来宣扬正统观念。朱子在《答蔡季通》中就说：“《通鉴》节本只名《纲目》，取举一纲而众目张之义，《条例》亦已定矣。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方得心安耳。”

将宏大史书改为有“治世”意图的缩略版，有利于走向大众，走向社会，普及历史，传播文化，明天道定人道，但这个工程浩大，一己之力难以胜任。

列大纲，订凡例，分工协作。最早，朱子觉得只依靠李宗思、蔡元定就可以完成，他曾对蔡元定说：“……很想老兄你来相聚十天半月，伯谏（李宗思）也有此意，把‘纲目草稿’带来，一有时间我们就下手……”

后来，感觉工作量太大，朱子又想让伯起介入撰写南北朝部分。但

伯起做事不紧不慢，朱子给李宗思的信中说伯起的状态是“悠悠”，朱子不满意。游九言（字诚之）来拜访朱子，他对南北朝的历史很熟。朱子说他“开爽可喜，渠南、北事甚熟”。朱子想托游九言来操刀南北朝的内容。最后，伯起靠不住，游九言也没时间。朱子又委托詹体仁（字元善）接手了这部分任务。

编写组齐全后，朱子对《资治通鉴纲目》的编写工作进行大体的分工：朱子自己撰写晋代至唐代部分；李宗思分写东汉末至三国；詹体仁分撰五代至宋代；其余都由蔡元定撰写，从周朝至东汉末年。

《资治通鉴纲目》耗费了朱子太多精力，朱子说：“为‘通鉴’课程所迫，无复悠游潜玩之功。”为了修百代国史的《资治通鉴纲目》，朱子根本没有闲暇时间。

这部宏大的巨著，直到朱子去世仍没有最终定稿。

乾道六年（1170年）到淳熙五年（1178年），朱子几乎把时间都留给了寒泉精舍。在先人的墓侧，依礼守丧，无饮宴，远声色，脚踩地，头顶天，肃穆地思考生死的命题，恢宏地思考宋王朝的天下，安静地读书著书。这一时期被称为——寒泉著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