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能然、必然、当然与自然

绍熙二年（1191），朱子答陈淳的信中，对陈淳关于理的一段论述倍加赞赏。在这段论述中，陈淳对理的“必然”“当然”等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当然，有自然处，皆须兼之，方于“理”字训义为备否。且举其一二。如恻隐者，气也；其所以能是恻隐者，理也。盖在中有是理，然后能形诸外，为是事。外不能为是事，则是其中无是理矣。此能然处也。又如赤子入井，见之者必恻隐。盖人心是个活底，然其感应之理必如是，虽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则是槁木死灰，理为有时而息矣。此必然处也。又如赤子入井，则合当为之恻隐。盖人与人类，其待之理当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则是为悖天理而非人类矣。此当然处也。当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义如此，如入井恻隐，与夫为父当慈，为子当孝之类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细拣别其是是非非，当做与不当做处。如视其所当视而不视其所不当视，听其所当听而不听其所不当听，则得其正而为理。非所当视而视与当视而不视，非所当听而听与当听而不听，则为非理矣。此亦当然处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恻隐者，皆天理之真流行发见，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为预乎其间，此自然处也。其他又如动静者，气也；其所以能动静者，理也。动则必静，静必复动，其必动必静者，亦理也。事至则当动，事过当静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动一静，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当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则贯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该，而正就事言者，必见理直截亲切，在人道为有力。所以《大学章句》《或问》论难处，惟专以当然不容已者为言，亦此意熟则其余自可类举矣。[4]

对于陈淳的阐发，朱子评论说：“此意甚备。”在这里，理是能然、必然、当然、自然的结合。以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恻隐之心为例，能然体现在人心中有恻隐之理，必然体现在恻隐之心的不容或已，当然体现为在此情境下有恻隐之心的理所当然，自然则体现在此恻隐之心的产生非人为造作而成。恻隐之心这个例子，因为有人的因素掺杂其中，所以还有含糊之处。以动静为例，则更能得到清楚的展现。动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有动静”，是为能然；动必有静，静必有动，是为必然；当动则动，当静则静，是为当然；动静并非人为所生，乃天地万物所固有，是为自然。在议论的结尾处，陈淳对《大学章句》与《大学或问》中专门以“当然不容已者”来界说理这个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在对理这一概念的理解圆熟之后，仅举当然一义，则其他诸义已包含于其中了。朱子对此回答说：“《大学》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后来看得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得不容已处，即自可默会矣。”朱子首先指出《大学或问》中有对“所以然而不可易”的强调，接下来又特别指出“所当然”才是理解理这一概念的关键，认为如果真的理解了“所当然”的“不容已”，则其他方面都可以得到恰当的理解。

在上述讨论中，陈淳揭示出理的能然、必然、当然、自然诸义，的确是极具洞见的，这也正是朱子对其倍加赞赏的原因。但在陈淳那里，理的能然、必然、当然与自然等方面仅仅笼统地结合在一起，而缺少一个主次的分别。所以，朱子在评点时，特别强调了“所当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