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时期经济

明初，在调查田产的基础上，编制“鱼鳞册”（即土地册）作为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依据。同时，改变元朝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改善农民的处境，手工业者也获得更多的自由。浦城地方官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明洪武（1368～1398）间，裴思明“亲诣旁邑，招抚流移，民赖以无失业”；张宗颜“均赋平徭，吏不敢欺”；吕昭“以俸市籽粒给无产者，教之播种，而不责其偿，民以富庶”。洪武二十七年（1394），责令百姓在旷地种桑柘17667株。浦城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这些地方官的努力，使浦城经济得到发展。明成化《浦城县志》载，其时“百姓勤于耕织，桑麻披陇，茶笋连山”。矿冶业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永乐至宣德间（1403～1435）开采的银铅等矿有17处，冶铁规模颇大。建材生产发达，砖瓦窑达25座。纺织品数量多、品种多、质量好，大绸、大绫被定为贡品。商业发达，为福建转运要道。据明成化《浦城县志》载，浦城山川人物，风俗景致，户口贡赋，甲于他邑。但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流亡，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虽然在万历九年（1581）推行一条鞭法，但只是减轻一般商人的负担，少地无地的农民负担反而加重。明末，土地集中，赋税加派，一条鞭法名存实亡，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清初，浦城土地大片荒芜，人口减少，经济受到破坏。乾隆（1736～1795）年间，经济得到恢复。嘉庆（1796～1820）年间，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是清代浦城经济最兴旺时期。乾隆《浦城县志》载：“国朝（指清朝）重熙累洽，休养生息，百年于兹，一时人杰挺生，物产滋阜。”光绪《续修浦城县志》称其时“富庶繁华，拟于都会”，“山头地角皆垦为陇亩，百工杂作，呈能献技”，“邑当闽浙要冲，官商往来，络绎辐辏。承平日久，繁盛殷富，俗尚奢华，故谚有‘小苏州’之号”。但是，由于开发山区中不注意水土保持，“焚山而樵，掘根株种苞谷”，造成“泉竭苗枯，土松溪积，旱潦可虞”，生态环境恶化。同时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造成相当多殷实户破产，劳动者日趋贫困。鸦片战争以后，海路开通，浦城交通地位下降，昔日繁华日趋冷落。清王朝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加剧，加之咸丰（1851～1861）年间战乱，死亡转徙，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清王朝腐败，无力恢复，经济衰退，积靡不振。

清代采坑场资源枯竭，矿冶业基本停歇。纺织业品种增加，还开始生产土绸。纸业兴盛，品种甚多，伯台毛边纸质量最佳，称为奏本纸。印刷业比明代有所发展，开办专业从事雕版印刷的作坊。陶瓷业也有所发展，有钵缸窑38座，粗碗窑4座，但质量比宋、元时期逊色。在举办新政

的潮流下，浦城创办电报局、邮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县知事马立礼倡捐千余元，从杭嘉湖等地购买桑苗数万株，分发城乡联董，劝人栽植，但因栽种不得法而失败。是年马立礼又拨公款百元，设立职业传习所，制造机架，教织斜纹布、洋肚巾，是为浦城近代工业的萌芽，但仅办数月就告终。光绪三十三年，日、英商人觊觎浦城的资源，在浦城境内乱砍樟树，制造樟脑，数年后，浦城樟树被砍伐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