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概况
第一章 经济概况
第一节 元以前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4000年以前），浦城土著先民磨制石斧、石刀、石〓、石箭镞，伐树砍薪，射猎捕鱼，以刀耕火种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并开始生产红色灰砂粗陶、红色与灰色印纹软陶为主的陶器。
商周时期，从采集、渔猎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为主，开始使用青铜器，生产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制造陶纺轮，进行纺织。农业生产仍以刀耕火种为主。
秦、汉、三国期间，浦城居民大量生产印纹硬陶，普遍使用青铜器制作的工具和武器。建筑业发展，东越王馀善在境内建行宫，夯土筑浦城、汉阳城、临江城。汉元封元年（前110）汉王朝统一闽越后，中原的水利、牛耕、冶铁等先进技术传入浦城，手工业也得到发展。纺织品的质量提高，还能制造厚1厘米、长宽各30厘米的绳纹板瓦。五铢钱在境内流通。建安元年至五年（196～200）间，浦城置县，成为当时福建5个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永嘉之乱（308）前，就有一批士大夫定居浦城，带来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浦城经济发展。纺织生产开始使用铁柱心的纺锤；建筑技艺和制砖技术达一定的水平，能生产37×18×15厘米的墓砖，并有铭文和花纹。晋陆迈在浦城任县令时，西岩岭得到开辟。从江淹的诗赋中，可知浦城物产丰富，称浦城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赞叹：“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兹赤县之东南乎，何其多异也！”其时，浦城已不是荒凉的地域。
隋唐五代时期，浦城是福建进出中原的要道，经济得到发展。唐开元八年（720），浦城列为福建道3个紧县之一。山区得到开发，砌筑梯田，水利灌溉器具有翻车（水车）和筒车。瓷业也得到发展，在今石陂珠塘、水北街罗源均发现唐窑。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甚，自耕农的耕地不断丧失，赋税增加，加之官吏贪污，人民更加痛苦。五代乱离，又有大批衣冠大族进入浦城定居。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作物也有发展，在茅洲一带种籽瓜，对开发浦城起推动作用。王审知治闽期间，浦城经济有一定发展，但他崇尚佛教，把肥沃的土地分给僧、道。晚期，为
维持官僚阶层的浩大开支，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亦非善政。
宋代，浦城地方官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绍兴间知县朱藻“约民垦荒田，满三岁乃征”，“在任三年，户税倍增”。重视兴修水利，全县有陂坝520座，仅次于莆田、仙游。矿冶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丰（1078～1085）间，开采的银、铁、铜矿有10处。瓷器生产以大口窑、碗窑背为最，产品工艺精巧，釉色泽丽，销往邻省及海外。浦城僻处东南，社会经济在五代的基础上得到持续发展，但是土地集中，自耕农只有少许土地，加上赋税繁重，农民要承担两税（按土地夏秋两季征收）、丁口、杂赋，再加上地主除收租放债外，还囤积粮食，人为造成粮荒，百姓生活相当艰难。
元初因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一定的破坏，中期以后，经济有所恢复。
第二节 明清时期经济
明初，在调查田产的基础上，编制“鱼鳞册”（即土地册）作为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依据。同时，改变元朝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改善农民的处境，手工业者也获得更多的自由。浦城地方官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明洪武（1368～1398）间，裴思明“亲诣旁邑，招抚流移，民赖以无失业”；张宗颜“均赋平徭，吏不敢欺”；吕昭“以俸市籽粒给无产者，教之播种，而不责其偿，民以富庶”。洪武二十七年（1394），责令百姓在旷地种桑柘17667株。浦城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这些地方官的努力，使浦城经济得到发展。明成化《浦城县志》载，其时“百姓勤于耕织，桑麻披陇，茶笋连山”。矿冶业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永乐至宣德间（1403～1435）开采的银铅等矿有17处，冶铁规模颇大。建材生产发达，砖瓦窑达25座。纺织品数量多、品种多、质量好，大绸、大绫被定为贡品。商业发达，为福建转运要道。据明成化《浦城县志》载，浦城山川人物，风俗景致，户口贡赋，甲于他邑。但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流亡，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虽然在万历九年（1581）推行一条鞭法，但只是减轻一般商人的负担，少地无地的农民负担反而加重。明末，土地集中，赋税加派，一条鞭法名存实亡，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清初，浦城土地大片荒芜，人口减少，经济受到破坏。乾隆（1736～1795）年间，经济得到恢复。嘉庆（1796～1820）年间，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是清代浦城经济最兴旺时期。乾隆《浦城县志》载：“国朝（指清朝）重熙累洽，休养生息，百年于兹，一时人杰挺生，物产滋阜。”光绪《续修浦城县志》称其时“富庶繁华，拟于都会”，“山头地角皆垦为陇亩，百工杂作，呈能献技”，“邑当闽浙要冲，官商往来，络绎辐辏。承平日久，繁盛殷富，俗尚奢华，故谚有‘小苏州’之号”。但是，由于开发山区中不注意水土保持，“焚山而樵，掘根株种苞谷”，造成“泉竭苗枯，土松溪积，旱潦可虞”，生态环境恶化。同时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造成相当多殷实户破产，劳动者日趋贫困。鸦片战争以后，海路开通，浦城交通地位下降，昔日繁华日趋冷落。清王朝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加剧，加之咸丰（1851～1861）年间战乱，死亡转徙，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清王朝腐败，无力恢复，经济衰退，积靡不振。
清代采坑场资源枯竭，矿冶业基本停歇。纺织业品种增加，还开始生产土绸。纸业兴盛，品种甚多，伯台毛边纸质量最佳，称为奏本纸。印刷业比明代有所发展，开办专业从事雕版印刷的作坊。陶瓷业也有所发展，有钵缸窑38座，粗碗窑4座，但质量比宋、元时期逊色。在举办新政
的潮流下，浦城创办电报局、邮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县知事马立礼倡捐千余元，从杭嘉湖等地购买桑苗数万株，分发城乡联董，劝人栽植，但因栽种不得法而失败。是年马立礼又拨公款百元，设立职业传习所，制造机架，教织斜纹布、洋肚巾，是为浦城近代工业的萌芽，但仅办数月就告终。光绪三十三年，日、英商人觊觎浦城的资源，在浦城境内乱砍樟树，制造樟脑，数年后，浦城樟树被砍伐殆尽。
第三节 民国时期经济
民国时期，农业的生产方式、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停留于清代水平，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在一些方面和一段时间里也有一定的发展。
浦城农产品，以稻谷为大宗，称为“闽北粮仓”。民国初年，县知事推广冬闲田种植麦类等作物，改变耕作制度，劝乡民多种秋粮。据民国5年（1916）统计，全县田地面积482734亩，园地面积134325亩，农户26865户。大米产量居闽江流域之首，荞麦年产1400多担，茶油、桐油、山茶油年产1000～2000担，泽泻年产50吨，莲子年产22.5吨，香菇年产22.5吨，厚朴年产3000担。大米年平均运销外县3.08万吨，泽泻、茶油、桐油、山茶油大部运销外县。民国13年后，因军阀骚扰，加上捐税重迭，地方经济奇穷。金融难以周转，私商滥发花票，挤兑倒闭时有发生。浦城经济每况愈下。民国22年国民党为镇压“福建事变”，修通浦城至江山、广丰、龙泉及建瓯公路，交通条件获得改善，虽为浦城与外县外省经济联系创造条件，对商品经济发展起一定作用，但并没出现近代民族工商业，经济仍然落后。民国23年，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科对当时浦城的情况作了调查。其经济状况是：农产素称富足，籼稻、糯稻、薏米、莲子、泽泻、甘蔗、落花生等均出产大宗，每年收入不下300万余元。但缺乏农事指导机关，农民墨守旧法，对土壤、肥料、农具未能研究改良，农业日就衰败。工业，属手工业时代，大多属家庭手工业及普通手工业，除一二家机制面业外，尚无机器工业。手工业影响最大为制纸业，年约产纸500万件，值90余万元。商业除广货、百货、布匹及食品等小商店外，富有商号多半自行停业。城乡商号运售货物大多来自苏、广、杭、沪，以布匹、海味、煤油、纸烟、面粉、五金为大宗，还有日本货充斥。市景冷落，营业萧条。米有赢无绌，年外销额达200万元。民国25年，全县耕地面积663810亩，农业人口179483人，劳动力87049个，农业总产值1628.55万元，粮食总产80030吨，耕地面积亩产129公斤。年产原木3.3万立方米，毛竹58.18万根，松香100吨，土纸878吨。民国26年春，浦城开始栽种“总理（孙中山）纪念林”，举办工役造林。
福建省是缺粮省，全面抗战开始后，交通阻滞，粮食输入困难，浦城采取措施，增加粮食生产。民国26年9月设立县苗圃。冬，福建省政府派遣农业技术指导员4人到浦城督导冬耕，并汇款5000元购买冬种作物种子430担，贷放给农户。民国27年，开始试种紫云英，进行施肥改良试验。民国28年，浦城列为福建省农业特别重要县，定为增进战时粮食生产的试验示范区。7月，省农业改进处在浦城创办种羊场，还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浦城事务所，手工业的技术、设备有所改进，产品有增加。11月，县政府第四科着重负责农业建设，创立县立农场，负责统筹农、林、垦、牧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县制定冬种计划，改贷种为贷款，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局贷放2500元，县政府贷放3350元，并下乡督种，冬耕面积由上年的40000亩扩大到87164亩，其中油菜52327亩，大麦423亩，蚕、豌豆及马铃薯等957亩。次年提倡“团体冬耕”为农民表率。
工合浦城事务所开办卷烟、缝纫、印刷、腌制品4个生产合作社，生产抗日的军需民用物资。民国29年，浦城又列为福建农业冬种督导重点县，设立“冬耕督导所”，设置示范田2000亩，规定每个农民壮丁冬种4亩以上，是年冬耕面积扩大到16万亩左右。县立农场以“稻作改良”为中心课题，进行试验研究，选育出“浦场一号”和“浦场二号”2个水稻优良品种。造林事业有较大进展，提倡团体造林，栽植县有林、社有林、纪念林、工役造林，自民国26年起至是年造林面积达15000多亩。
民国30年起，浦城城乡屡遭日机轰炸，房屋被炸毁，人员伤亡。为防日军入侵，浦城县政府奉令破坏广浦、江浦公路。国民党当局对游击区连续发动军事围攻，实行移民并村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造成苏区田园荒芜，山林被毁，浦城的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这年起，由于滥发法币，物价上涨。日军占领苏、沪、浙、赣后，沿海城市、浙东及闽南商人撤入浦城，投资经营香料、松香等工厂，设店经营丝绸、棉布、南货、京果、土产等业，市场畸形膨胀，有的外地商人利用本地人，抢购商品，市场日趋混乱，物价不断上涨。民国33年7月，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迁至浦城，在浦城水南开设火力发电厂，为浦城第一个现代工厂。民国34年，大量发行关金券，更加刺激物价上涨，加上所得税、利得税等横征暴敛，人民备受困扰，有些老字号商店被迫歇业。土纸生产因销地沦陷，出口阻塞，半数槽户歇业。
民国35年，国民党发起对解放区的进犯。民国36年，国民党当局发布“戡乱”命令，人心沮丧，加上票面1000元、5000元、10000元法币大量出笼，物价猛涨。是年，浦城耕地占全县面积的14.93％，林地占2.16％，荒地占0.25％，荒山河流道路占82.66％。种植水稻611624亩，小麦136823亩，杂粮36383亩，油菜12170亩，蔬菜2641亩。设有电厂1家，碾米厂2家，锯板厂1家，造纸、石灰等仍为手工业生产。输入货物以布匹为大宗，次为京果、食盐、煤油、烟叶。输出以纸、米为大宗，次为木材、莲子、薏米、香菇。民国37年8月，国民党抛出金圆券，强制收兑民间金银，造成物价暴涨，商业凋敝，交换商品以大米为比值。其时，浦城社会经济一蹶不振，处于崩溃境地，直到解放前夕。
第四节 解放后经济
解放初，浦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1949年，工农业产量均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891.93万元，只是民国25年（1936）的54.77％，粮食年产51067吨，也仅为民国25年的63.81％。工业主要产品只有原木1.64万立方米，毛竹27.98万根，松香265吨，松节油25吨，年产值139万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医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在实行社会改革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用3年时间，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至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绝大部分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并且从根本上解决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劳动人民初步得以安居乐业。是年，国民生产总值1539万元，社会总产值2004万元，国民收入1425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52.08％、74.41％、73.15％。农业总产值1494.27万元，比1949年增长67.53％，粮食产量80427吨，比1949年增长57.47％，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小麦、番薯也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猪92441头，这记录保持到1970年。工业产值277万元，比1949年增长99.28％，有5家锯木业和58家织布业。社会商品零售额达959万元，比1949年增长28.9％。是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万元，改造电厂，新建浦城汽车保养场，为大规
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1953～1957年为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时期）。在这期间，浦城经济比较稳定，经济效益较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434万元，比1952年增长58.15％；社会总产值3356万元，比1952年增长67.47％；国民收入2172万元，比1952年增长52.42％；农业总产值1930.38万元，比1952年增长29.19％。粮食生产战胜1953年大旱和1954年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及1957年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实现灾年粮食增产。1957年粮食总产量达86143吨，虽比1956年的101313吨减少，仍比1952年增长7.11％。但是，1956年农业内部结构失调，种植业的比重过大，1956年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5.19％，比上年增加15.58个百分点；1957年虽注意发展多种经营，种植业仍占70.66％。工业总产值901万元，比1952年增长2.25倍；发电量13.75万千瓦时，比1952年增加2.28倍，还增加土铁、香料油等产品。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350万元，比1952年增加40.77％。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1.08万元，比1952年增长5.85倍。建成制材厂、城关油厂、水南造纸厂、瑞安瓷厂、大庄林场等。
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浦城国民经济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用主观愿望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虽然1958～1960年期间，兴建水利工程807处，增加灌溉面积6.3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7.72万亩，建成农村水电站8处，装机容量237千瓦，新建扩建一些工厂，增加破碎机、水轮机、鼓风机、碾米机、砻谷机、机制纸等新产品，新建县、社林业公路6条80.7公里，邮路延长451公里，农村电话线路延长326对公里。但农业大幅度减产。1960年农业总产值1733.85万元，比1957年下降44.74％；粮食产量89237吨，比1956年下降11.92％。15种主要经济作物，除油菜产量有所增长外，其余14种都有程度不同的下降。家禽家畜显著减少，猪1957年有63860头，1960年下降为21500头；家禽1957年有34万只，1960年下降为28.09万只。耕地面积减少7万亩，农村劳力参加田间劳动的由1957年的48777人，减少到1960年的35966人，减少12811人。轻工业产值1958～1960年相继倒退，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产值连续3年高速度增加，1960年比1957年增长3倍。由于重工业片面急剧增长，挤了农业、轻工业，农轻重比例更加失调。工农业产值所占的比例，农业由1957年的73.59％下降到1960年的43.19％，轻工业由15.25％下降到9.42％，而重工业则由11.16％猛升到47.4％。而且产品质量低劣，1959年生产的300余吨细菌肥料、104台车床，1960年生产的1321吨石灰氮，全部报废；土铁由于质量低劣，成本高，亏损72.9万元；工具改革不切合实际，大部分报废。非农业人口由1957年的35094人增加到54771人，粮食销售量由1957年的14896.4吨增加到17647.1吨。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6098人增加到13182人，工资额由283.81万元增加到542.55万元。非农业人口增长过猛，而非农业人口食油供应由203.1吨下降到184.2吨；猪肉零售量由1957年的310吨下降到75吨；食糖由565吨下降到130吨，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口的自然增长出现解放后第一次负值，1960年为－7.16％。这种局面难以为继，一时上去的重工业，不得不大幅度后退。
1961年开始，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农村生产关系逐步转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基本刹住“共产风”。1961、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6634人，精简职工5838人，同时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1963年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整
个经济脱离险境，并在有些方面开始出现回升。是年开始，在继续进行调整的同时，贯彻“八字”方针的重点转到巩固、充实、提高方面。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并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发展。农业总产值2597.19万元，比1960年增长49.79％，粮食1964年总产101390吨，第一次超过1956年水平，提前2年完成粮食生产恢复计划。1965年继续增长，年产达109530吨，比1960年增长22.74％。猪达75241头，比1960年增长2.5倍。棉花、芝麻、瓜子、烟叶等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摆脱连续4年下降的困境，开始回升，达1034万元，占年计划106％。县电厂的发电机组容量由1960年的172千瓦增加到534千瓦，增加水轮泵、水锤泵、农用船等新产品。地方国营企业利润为解放以来最多的一年，上交利润35.25万元，比上年增长12.11％。列入国家计划的23种主要产品中，有21种超额完成计划，19种产品质量高于上年。1965年，市场供应明显好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43万元，比1960年增长21.78％。猪肉供应1150吨，比1960年增长14.33倍。食糖供应715吨，比1960年增长1.1倍。1963～1965年职工人均工资年增8.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74％，县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4.41％。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3351万元，社会总产值5240万元，国民收入2947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6.35％、9.35％、1.76％。
1966年开始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泛滥，经济建设领域的许多方面重蹈“大跃进”的错误。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国民经济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一些发展。但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甚至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和调整时期相比，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效益差。农业单一抓粮食，毁林开荒，破坏生态平衡，把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19.40％，年平均增长1.62％，而“一五”期间年平均增长5.88％。就是在强调“以粮为纲”期间的粮食生产，1966～1969年4年的粮食产量仍未达到1965年水平，其中1966～1968年3年未达到1956年水平。1975年粮食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年产161331吨，比1965年增长47.29％,1966～1975年平均增长5.70％。1976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倒退到1970年的水平。多种经济作物除茶叶、水果有所发展外，其他经济作物产量均低于1965年水平，造成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森林砍伐过量，1976年与1957年相比，森林蓄积量下降54％，可伐量下降65.5％。农业环境恶化，地力下降，全县缺磷田占97％，缺钾田占92.3％，耕作层变浅，自然灾害增多。工业大搞“五小”企业，追求小而全，兴办一些缺原料、缺能源的工厂，长期亏损。同时偏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造成当地优势不能发挥，工业内部结构失调。1976年重工业产值比1966年增长2倍，轻工业只增长1.09倍。工业投资中重视新项目，忽视挖潜改造，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连年亏损，增加地方财政压力，影响工业扩大再生产，加上经营管理混乱，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百元产值利润1957年为15.7元，1959年为10.99元，“文化大革命”中下降为1.67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浦城人民以极大热情投入经济建设。1978年与1976年相比，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26．01％和22.67％。工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23.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19.60％，工业总产值增长30.53％，粮食产量增长32.79％。但由于对10年动乱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估计不足，又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加上许多方面坚持过去一套“左”的做法，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使比例失调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农业上继续坚持“以粮为纲”，1978年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75.18％，比1976年
还多5.37个百分点。工业上重复建厂，1978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49.37％，仍然居高不下，与1976年持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浦城人民在中共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努力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开始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化经济转化。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经济活力提高。人的观念在改革中更新，改革成为浦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10年改革，使浦城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1988年与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8倍，社会总产值增长1.24倍，国民收入增长1.02倍，财政收入增长3.52倍。固定资产投资成果显著，1979～1988年基本建设投资26222.67万元，为1950～1978年29年总和6948.62万元的3.77倍。1988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365.62万元，相当于1978年的11.37倍。10年中电力工业完成投资1584万元，新增发电机组容量3800千瓦。能源、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10年投资439万元，是前29年的1.14倍，铺设7.6公里水泥路面和77.1公里的柏油路面，新开公路67.9公里，载重汽车增加285辆，完成市内电话改制工程，设置直拨电话设备。1979年以来，重视老企业技术改造，10年全部完成的更新改造项目新增固定资产2451万元，占这一时期全部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增固定资产的26.7％。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有所提高，1988年每百元投资增加国民收入149元，比1979年增长1.15倍，1988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7.73％，比1979年提高9.22个百分点。
10年的改革开放，为浦城农村经济注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农村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营，实行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开始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向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88年与1978年相比，种植业增长59.37％，林业1.06倍，牧业1.97倍，副业1.9倍，渔业26.49倍。1988年夏收粮食遭受两次特大洪水灾害，减产1.12万吨，总产仍达25.08万吨，比1978年增加44.96％，为历史第二高产年。林业生产开始走上良性循环轨道，10年造林53.36万亩，封山育林47.21万亩，幼林抚育158.21万亩。1988年木材蓄积量922.5万立方米，年可伐量15万立方米，毛竹蓄积量4990万支，年可伐量250万支，森林覆盖率59％。1988年，水果产量1448.5吨，比1978年增长11.78倍。肉类总产量10282吨，水产品产量1902.48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2倍和18.57倍。10年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浦城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8年，乡镇企业7116个，从业人员22964人，比1978年分别增长10.07倍和1.71倍；乡镇企业总收入11773万元，比1978年增长11.41倍。
工业企业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调动企业、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改善企业经营机制，注重提高企业素质，技术改革和技术引进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业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一个由机械、农药、化肥、林产化工、电力、建材、采矿、纺织、造纸、食品、制革等偏重化学工业的体系初步形成。1988年，全县有乡以上工业企业241个，其中轻工企业126个，重工企业115个，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0984万元，职工1.04万人。工业总产值14445万元，比1978年增长2.04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2.29％上升到47.91％。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利润747万元，利税总额1423万元，比1978年增长
4.95倍和5.84倍。
流通领域初步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同在，多种流通渠道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积极发展边界贸易，开放城乡市场，有效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1988年全县零售商业网点3586个，比1978年增长4.5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623万元，比1978年增长2.72倍。实施“菜篮子”工程，副食品基地建设有新的发展。1988年，有县食品公司生猪基地和8个食品站与粮站联办的生猪基地及2168户重点挂钩户养猪基地，基地养猪达10190头。蔬菜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城区建立连片蔬菜基地820亩，各乡亦建立蔬菜基地，还建立13个连片的商品鱼基地，改变改革前消费品匮乏，买难卖也难的现象。对外贸易在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抓好出口基地建设，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1988年，外贸收购总值（计划价）1068万元，比1978年增长7.9倍，10年创汇1333万美元，出口商品由1978年的以香菇、皮类、羽毛、兔毛等农副土特产为主发展到以饲料金霉素、食品罐头、香料产品等工业产品为主。10年间，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引进进口设备。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发红黄土壤点47个，面积1.25万亩。吸引外资，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福建省浦城县营养食品有限公司。1988年，接待外商24人，有2个合资项目批准立项。进行财政体制、资金分配结构和资金管理等改革，调动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理财的积极性。收支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大。1988年，全县财政收入2614.9万元，比1978年增长3.52倍，翻2.1番，平均年递增16.27％。通过扩大就业，改革工资制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开展扶贫工作等措施，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改变部分贫困地区贫穷落后面貌。
浦城解放40年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开拓精神进行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制，走上一条对国家有较大贡献，人民能真正得到实惠的路子。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交通能源方面 浦城公路标准低，离铁路线远，水路断航，制约着浦城地理位置优势的发挥。水流三江，溪河水位易涨易落，丰枯季节差异悬殊，而兴建水电工程大部分为径流开发。电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全年有半年时间存在不同程度缺电，尤其是1月和12月，由于缺电，工业企业几乎停产，人民生活用电也受到限制。
——经济实力方面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44元，人均国民收入765元，均居全地区下游。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每人平均不到全地区平均数的一半。
——文化素质方面 全县少、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尚占5.58％，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各种专业培训的只占5.72％，农村平均每万人中不到10个农业技术人员。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建筑业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只占职工总数的4.69％和0.77％。
——劳动生产率方面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每人1783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产粮只有782公斤，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值只有1192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11124元，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6811元，均低于全地区的平均水平。
——工业基础方面 绝大部分企业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差，特别是乡镇企业几乎全靠手工操作。年产值千万元的只有香料厂1家，年产值5百万元以上的企业也只有生物化学厂和林业化工厂2家。
——农业生产方面 后劲不足，隐患不少。耕地面积从1956年的66.12万亩减到1988年的58.5万亩，减少11.52％；按农业人口平均从3.05亩降为1.82亩，下降48％。耕地中缺磷的占51.3%，缺钾的占64.8%，水蚀面积占15.1%，耕层少于15厘米的面积占29.2%。1970年前建成的小（二）型以上水利工程38处，效益下降有9处，占33.7%，灌田减少17.2%。自1958后，森林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旱年频率增加，旱级提高，涝灾加剧。全县水土流失面积71.24万亩，耕地易旱面积68514亩，易涝面积14578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