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熹与《参同契》文本的解释方向
从《朱文公文集》三十七卷所载淳熙年间的书信中知道，朱熹在撰写《易学启蒙》（淳熙丙午1186年）和《周易本义》（淳熙戊申1188年）等易著时，曾围绕着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阐述的“先天易说”，就“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和“揲蓍变占”等易学问题，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程迥、程大昌、郭雍、林栗、袁枢等人展开过激烈的争论⑥。
也就是说，《易学启蒙》是朱熹在与程迥、程大昌、郭雍等南宋学者的易学论争中完成的象数易学著作。从《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显然是在对河图洛书的考察中，才开始意识到丹书《参同契》的易理与河图洛书的数理可能相通的思想问题的⑦。也就说，朱熹是在淳熙年间有关“先天易学”的论争中，开始意识到《参同契》与“先天易学”的相关关系的。
同时，从《朱子语类》卷六十五至卷六十七《易·纲领》与卷一百《邵子之书》的语录中知道，除了上述易学论争之外，朱熹还曾应学生的询问，留下了许多有关“先天易学”的论述。从《朱子语类》所载语录记录者的姓名来看，二百多条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是由黄㽦、黄义刚、陈文蔚、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其中㬊渊和李方子记录的内容最多⑧。
从《朱子语类》卷首所载《语录姓氏》中知道，四川涪陵出身的㬊渊，大约曾在绍熙癸丑（1193）前后师事过朱熹。此外，从朱熹寄于㬊渊的书信（《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中可以确认，㬊渊是在绍熙五年（1194）朱熹的赴任之地长沙与朱熹分别的。也就是说，㬊渊直接师事朱熹的时期，应该考虑为绍熙四年（1193）到绍熙五年（1194）之间⑨。
如果根据《语录姓氏》的记载，可知，李方子进入朱熹门下的时期，约为淳熙十五年（1188）。但是，从与他同席的㬊渊、黄义刚、杨至、辅广等人的语录记录年份来看，李方子活跃于朱熹门下的重点时期，也应该考虑为绍熙四、五年（1193～1194）之间⑩。
从绍熙四、五年之间活跃在朱熹门下的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的大量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来看，朱熹完成了《易学启蒙》等易著、停止了“先天易学”论争、并移居到建阳考亭以后，似乎在绍熙四、五年（1193～1194）之间，又重新开始了有关邵雍的“先天易学”的探讨。
在㬊渊、李方子、黄㽦等人记录的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中，见有朱熹如下的论述：
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方士辈所相传授的。《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与历不相应。（㬊渊记，《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一诗，正是发明先天图之意。先天图传之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李方子记，《朱子语类》卷一百）
从这两则语录中看出，朱熹在绍熙四、五年间与门人重新讨论邵雍的“先天易说”时，不仅把“先天易说”与《参同契》关连起来，甚至还提出了陈抟、邵雍的“先天易学”起源于魏伯阳《参同契》丹学思想的论说。
也就是说，绍熙四、五年间（1193～1194）的有关“先天易学”的探索和讨论，与淳熙丙午、戊申年间（1186～1188）撰写《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时的易学论争不同，其背后，其实潜藏着朱熹想为丹经《参同契》作出明确的思想定位的隐秘的意图。
以《河图洛书》和《先天图》为数理根据的北宋“象数易学”，与汉代焦延寿、京房的“象数易学”不同，可以说，是宋代独特的“新象数运动”的产物⑪。《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所收刘牧《易数钩隐图》和《道藏·太玄部》所收邵雍《皇极经世书》，是现存少数的北宋“象数易学”著作。
如果考察《易数钩隐图》和《皇极经世书》，就会看到，刘牧和邵雍虽然都详细论述了所谓的《河图洛书》中的象数易理，可是，他们在各自的易著中，都没有触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丹经《参同契》的关系等问题⑫。
朱震的《汉上易传》，成书于绍兴甲寅（1134），是整理了北宋“象数易学”传承系谱，并追溯其思想源流的南宋初期的象数易学著作。从（保存了朱震的《卦图》和《进周易表》的）通志堂经解本《汉上易传》中看到，朱震在自己的易著中评价了（被王弼排除的）汉易中的《卦气》《纳甲》《五行》等象数易说，并把刘牧、邵雍的传承系谱追溯到五代道士陈抟之处，可是，与刘牧和邵雍一样，朱震也没有在他的易著中触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⑬。
南宋中期的程迥、程大昌、郭雍等学者，曾是朱熹撰写《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时的易学论争对手。如果考察现存程迥《周易古占法》（天一阁本）、程大昌《易原》（武英殿聚珍丛书本）和郭雍《郭氏传家易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等易著，就会看到，程迥、程大昌与郭雍等人，虽然都从各自的角度继承了北宋以来河图洛书、揲蓍变占的象数易学传统，可是，他们也同刘牧、邵雍、朱震一样，都没有在自己的易著中论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参同契》丹学思想的关系问题。
前面的章节，曾论述过一直持续到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与唐宋时代同类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前述刘牧、邵雍、朱震和南宋时代的易学者都没有论及《参同契》的情况，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其他丹书互相混同的）难以把握的不安定状态。
同时，从上述情况中也可看出，在宋代象数易学演变史中，应该是朱熹第一个把《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与陈抟、邵雍的“先天易说”联系起来，第一个提出《参同契》的丹学理论是陈抟、邵雍“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的论说的。
朱熹提出的“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在宋元时代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下编的以后章节，仍将结合《参同契》文献演变的具体情况，继续探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