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熹武夷精舍门人考
武夷精舍是朱熹继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之后创建的第三所书院，位于武夷山五曲大隐屏下。书院建成于淳熙十年（1183）四月，此后至绍熙元年（1190）的八年之中，朱熹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武夷精舍从事著述和授徒讲学等活动。这一时期，前来问道求学的门人弟子众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迅速壮大、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除了乾道、淳熙年间曾问学于建阳寒泉精舍或云谷晦庵草堂的门人吴楫、蔡元定、林用中、林允中、刘爚、刘炳、杨方、方士繇、廖德明、周谟、吴英等，在这一时期又先后续学于武夷精舍外，先后前来求学的还有黄干、程端蒙、吴必大、万人杰、董铢等一大批门人。
研究朱熹武夷精舍的门人，是深入研究武夷精舍历史和朱熹的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今人在此问题上，因缺乏足供参考的研究资料，多限于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七《名贤志·寻胜》中提到的十几位有限的人物。如陈其芳教授《朱熹与武夷山》一文提到朱熹在武夷精舍的门人有蔡元定、蔡沈、蔡渊、祝穆、黄义勇、潘植等十几人，多据董天工《武夷山志》所录（文见《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6月版）。陈遵沂先生《考亭学派考略》、黄政《福建古代教育》亦同此说（分别见《朱子研究》1993年第1期、《福建文化概览》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版）。由于董志是一部综合性的志书，而非专门研究武夷精舍门人的著作，故难免有其局限性。一是遗漏之处甚多。一般来说，只要是武夷精舍的门人，毫无疑问，就必定游览过武夷山，都符合其既是“名贤”又到过武夷“寻胜”的双重条件。而董志所列不上20人，可谓挂一漏万。二是在其所录有限的十几位既是朱子门人又到过武夷者也并非全是武夷精舍的门人。如王阮、祝穆是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詹渊、陈范等没有资料证明曾在武夷精舍从学。董志在此不是讨论是否武夷精舍门人，当然可不受此例之限，但将董志所收朱子门人均视为武夷精舍门人则显然有不妥之处。
本文以《朱文公文集》（下简称《文集》）中朱熹与门人的书信往来，以及《朱子语类》（下简称《语类》）中提供的资料为基本线索，结合有关史料的考证，收录了曾在武夷精舍从学的朱子门人91人，内容体例与拙文《朱熹寒泉精舍门人考》大致相仿，即以从学的时间和地点的考证为主而略于生平事迹的叙述。分为武夷精舍建成之前从学、武夷精舍建成之后从学于朱熹的门人两部分。同一门人中，如先从学于武夷，后又续学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者，为避免将一人的事迹前后分开叙述，亦在此一并提及。
（一）武夷精舍建成之前从学于朱熹的门人
这一部分所录为武夷精舍建成之前已从学于朱熹，此精舍建成后，又续学于此者。计有以下21人。
黄干 王遇 程端蒙 滕璘
梁瑑 余大雅 余大猷 江默
饶干 陈埴 丁克 徐昭然
吴必大 万人杰 赵崇宪 任希夷
陈士直 孙应时 潘友恭 潘友端
胡大时
黄干（1152—1221）
黄干，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世居长乐县，后徙居闽县。父黄瑀，曾任朝散郎、监察御史，甚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干之请为其撰墓志铭（《文集》卷九三，《朝散黄公墓志铭》）。
淳熙二年（1175），其仲兄黄东官吉州，黄干从行，因得识庐陵名士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对他说：“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勉斋集》附《黄干年谱》）便把他转荐给朱熹。这年冬天，黄干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归来。从此，黄干随朱熹学，为学艰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甚为朱熹所器重，有“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文集》卷六四，《答刘公度》）的评价。
黄干后来回忆他初从朱熹的情景时写道：“干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祭晦庵朱先生》，《勉斋集》卷三十六）。
淳熙六年（1179），朱熹赴南康军任，黄干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书十九云：“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问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
武夷精舍建成后，黄干亦在此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研究课题。《文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九云：“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文中提到朱熹于此时为刘子澄所撰《鄂州社稷坛记》（载《文集》卷七九），文末署“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新安朱熹记”。同卷《答刘子澄》书十三又云：“直卿去冬暂归，今已复来。”卷五四《答路德章》书五云：“直卿在此，问以来书所云。”此两书均写于淳熙十三年（1186）春季，因前一书文中提到“衡阳改命”，即刘子澄由鄂州通判改任衡州守。又有“赵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别之”一语，陈来《朱熹书信编年考证》（P239），因考定此两书均写于淳熙十三年春，亦由此可证黄干此时也在武夷精舍。
绍熙元年四月，朱熹知漳州，黄干曾一度随侍左右。朱熹考亭竹林精舍建成，黄干亦续学于此，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七八：“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朱熹此书约写于绍熙五年（1194）沧洲精舍建成之时。据《勉斋集·年谱》，时黄干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干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干）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勉斋集·年谱》）。庆元年间，黄干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朱熹为黄干“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同上书）。《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八六云：“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书十二云：“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干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勉斋集·年谱》）。
此外，据《文集》卷五十《答余占之》书四云：“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朱子语类》卷八四载胡泳录云：“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庚申为庆元六年（1200），此为其逝世前一月所书。文中所言《礼书》，指的是《仪礼经传通解》，黄干负责其中《丧礼》、《祭礼》部分。此书在朱熹生前未完稿。一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夏，黄干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勉斋集·年谱》）。
从《朱子语类》来考察，黄干在建阳考亭的活动亦甚为频繁，同门学友所录问答亦多。择要言之，卷六有绍熙五年（1194）李方子、甘节、萧佐三人同录“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一条（P105—106），其中有黄干直卿的答语。同卷有杨至录“吉甫问恭敬”一条（P123），其中也有直卿之名。大约在此前后，则有郑南升录“仁者爱之理”条（卷二十P468），参与讨论者有黄干、汪正甫、?亚夫；卷二二郑南升录“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条（P511），以及“问‘贫而无谄’章”条（P530），均录有黄干的发言。庆元三年（1197），黄义刚录“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日，将息病”（卷一〇七P2673）；同卷义刚又录“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P2677）
嘉定九年（1216）四月，黄干在离汉阳知军任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考亭，时朱熹已逝世十六年。黄干在竹林精舍讲学，诸生云集。黄干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勉斋集》卷二四》）。并开始草撰《朱文公行状》。嘉定十四年（1221）正月，写成定稿（《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勉斋集》卷三四）。在文中，他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对黄干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
王遇（1142—1211）
王遇，字子合，一字子正，号东湖，漳州龙溪县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历官临江军和蕲州教授，以赵汝愚荐知长乐县，转赣州通判，官至尚书吏部右曹郎中。“方闲居时，不远千余里，受业于晦庵、南轩、东莱三先生之门”（黄干《朝奉郎尚书吏部右郎中王公行状》，《勉斋集》卷三十三）。
朱熹与王遇相知，应早于淳熙三年（1176）。时王氏正官蕲州教授。《文集》卷四九有《答王子合》书十八通，书一云：“熹顿首再拜子合教授，奉议贤友，久不闻问，方此向往。……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所言乃淳熙三年五月的朱、陆、吕鹅湖之会，书言“久不闻问”，则早在此之前已相知，然早至何时，则已不可考。
王遇始从朱熹学于武夷精舍，是在淳熙十三年（1186）。《语类》卷四五有浩录“先生忽问王子合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一条（P1163）；卷一二八有浩录“大学舍法坏人多”一条（P3080），其中录有王子合的议论。考朱子门人有两位“浩”，一吴浩，邵武人；一郭浩，金华人。此两条语录未详是吴浩还是郭浩所录，但好在两人所闻均在丙午（淳熙十三年即1186），由此可知王子合亦于本年从学于武夷精舍。
淳熙十四年（1187）春天，朱熹至福州游鼓山，王遇曾陪侍。《福建金石志》卷九记鼓山题刻有“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洞，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同年秋九月，王遇又一次来到武夷山从学。《文集》卷七九有《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即朱熹于此时应王遇之请而为。《文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书六云：“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此书自注“十一月二十七日”，以书一、书二分别注“丁未五月十三日”、“丁未七月三日”而推之，此书当写于淳熙十四年。
《文集》卷五五《答李守约》书十二云：“王子合过此，说失解曲折，甚以为恨。”未详所指。陈来将此书系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92页），则王氏于本年又一次从朱熹学。
程端蒙（1143—1191）
程端蒙，字正思，号蒙斋，鄱阳人。淳熙三年（1176），朱熹归婺源省墓时及门弟子。清黄百家认为“新安为朱子之学者不乏人，而以程端蒙为首”（《宋元学案》卷六九）。淳熙七年（1180），乡贡补太学生，以对策不合而归。著有《性理字训》，是一部理学的入门工具书，书中将命、性、才、志、仁、义、礼等理学范畴加以疏解，颇便初学。朱熹赞云：“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文集》卷五〇《答程正思》书一八）
《朱子语录姓氏》录其“己亥以后所闻”，为《饶录》第三卷，乃淳熙六年（1179）朱熹官南康军时，程氏曾随行，所录乃此时及此后的所闻。《朱文公文集》卷八四《记游南康庐山》，作于淳熙六年重阳日，《别集》卷七《题落星寺》、《题石乳寺》均作于淳熙七年，文中记随行有蔡季通、程正思等。
程端蒙问学于武夷精舍的年月，与董铢相同，即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时两人撰《程董学则》，朱熹为文跋之（《跋程董二生学则》，《朱文公文集》卷八二）。
《朱文公文集》卷五〇有《答程正思》书札二十通，以答问为主。程正思不幸早逝，朱熹为之撰《程君正思墓表》（《文集》卷九十）。对其有“任道勇而用志专”、“究精微之蕴，广斯道之传”的评价。
《语类》中有关程端蒙的资料不多，卷十九有端蒙录“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一条（P430）；卷三六有端蒙录“正淳问‘执两端’与‘竭两端’，如何”一条（P961）；卷一一七有叶贺孙录朱熹“闻程正思死，哭之哀”的记载（P2807）。
滕璘（1154—1233）
滕璘，字德粹，号溪斋，徽州婺源人。淳熙八年（1181）进士，历官鄞县尉、四川制置司干官、鄂州州学教授、隆兴府判官等职。淳熙三年（1176），朱熹回婺源省墓之时，执弟子礼。在此之前，则已有书信往来。《文集》卷四九《答滕德粹》书一云：“仆与足下虽幸获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乡井，中间才得一归，扫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余年。”考朱熹曾于绍兴二十年（1150）和淳熙三年（1176）两次回婺，第一次滕璘年方五岁，不可能执弟子礼，故应在第二次。
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滕璘又长途跋涉到武夷精舍求学，《朱文公文集》卷八二《跋滕南夫溪堂集》，乃朱熹为滕璘之叔所撰，其中云：“淳熙丁未其兄孙（滕）璘访予崇安，出其集与此传示予，因太息而书其后”诸语。卷四九《答滕德章》书五云：“德粹之来，幸此款曲，所恨贤者在远，未遂合并之愿耳。”卷六四《答孙吉甫》：“德粹之来，远辱惠书，虽未识面，然足以知贤者之志矣。”诸书均写于滕璘从学于武夷精舍之时。
《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有师䢼录“问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章育王否？’”一条，文中记朱熹语云：“今年往莆中吊陈魏公，回途过雪峰，长老升堂说法”（P3030—P3031）。据《朱子年谱》卷三记载，朱熹于淳熙十四年春正月往莆田吊陈俊卿丧，并为文祭之，而这段语录记朱子对门人师䢼、滕璘以及当时也在场的万人杰提及到此事，由此可证滕璘确于是年就学于武夷精舍。
陈荣捷《朱子门人》（P325）引真德秀为滕璘所撰《墓志铭》云：“既而往仕四明（浙江），居数年。事朱子于潭溪之上，留止四旬。”此“潭溪”，陈先生误认为是湖南长沙，故将此“四旬”定在绍熙五年（1194）五至八月之间。实际上，潭溪乃崇安五夫里的一条小溪，这里代指崇安五夫里。朱熹有“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温夏冷天”（《怀潭溪旧居》，《文集》卷九）的诗句，也是描写此地。考滕璘官四明任鄞县尉四年（《语类》卷一一八《训门人六》训滕璘末条云：“先生曰：‘县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会。’”见该书第2848页），时应在淳熙十至十三年（1183—1186）。淳熙十二年（1185）八月，朱熹还曾应滕璘之请为鄞县尉厅范仲淹题壁诗作跋（《跋范文正公送窦君诗》，《文集》卷八二）。滕璘离鄞尉任后，即迫不及待地赴武夷从朱熹学，此即朱熹《跋滕南夫溪南集》所言“淳熙丁未其兄孙璘访予崇安”。与真德秀所言“事朱子于潭溪之上”，实际上所指本一回事。
《语录姓氏》列滕璘所录为辛亥（绍熙二年即1191）以后所闻，为《饶录》第十七卷，由此可知滕璘还曾于是年或稍后问学于建阳。但陈荣捷先生却以为“璘录辛亥（1191）所闻百余条，颇重历史。此即朱子知漳州之时也”（《朱子门人》P325）。但通考滕璘所录语录，却看不出滕氏曾在漳州从学的痕迹。如卷一二〇璘录“先生问元昭”（P2904）、卷一二四璘录“符舜功问陆子静‘君子喻于义口义’”（P2969），以及“舜功云‘陆子静不喜人说性’”（P2974）等条目，均为滕氏与元昭（徐琳）、符舜功（符叙）本年同门之时所录。卷四二则有滕璘录“先生自唐石归”（P1071）一条，记载了朱熹至建阳唐石（今黄坑乡，朱熹墓在此。朱熹有《唐石雪中》一诗，见《文集》卷六）的行踪，更可证滕璘确为建阳考亭诸生。
朱熹《文集》卷四九有《答滕德粹》书十二通。《语类》卷一一八《训门人六》有训滕璘十三条。滕璘的著作有《溪斋类稿》三十卷。逝世后，真德秀为撰《墓志铭》（《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六）。
梁瑑
梁瑑，字文叔。“邵武人。刻志励学，文藻烨然。尝从朱熹学，所论为学工夫及体气、魂魄、鬼神之说甚详密，熹多许可。后集熹《语录》、《澹台石刻》（嘉靖《邵武府志》卷十三、《道南源委》卷三）。
朱熹与梁瑑相知，可追溯至淳熙三年（1176），《文集》卷四有《奉陪机仲宗正、景仁太史期会武夷，而文叔、茂实二友适自邵武来集，相与泛舟九曲，周览岩壑之胜而还……》一诗，诗中有句云：“同游幸有二三子，天畀此段非徒然。梁郎季子山泽臞，傅伯彊盎瀛洲仙。”诗题中机仲即袁枢，据《袁枢年谱》，淳熙三年因龚茂良荐为太宗正簿；景仁太史即傅伯寿，亦朱熹弟子；茂实即吴英，从学朱熹。梁郎即梁瑑，可知当时其年尚幼。《文集》卷四另有《读机仲、景仁别后诗语因及诗传、纲目复用前韵》等诗，亦写于此时。
淳熙八年（1181），朱熹从南康回到武夷山后，又与弟子友人游览武夷山，其中即有梁瑑。今武夷山水帘洞岩壁有石刻云：“刘岳卿、幾叔招、胡希圣、朱仲晦、梁文叔、吴茂实、蔡季通、冯作肃、陈君谟、饶廷老、任伯起来游，淳熙辛丑七月二十三日仲晦书。”
《文集》卷四四有《答梁文叔》书四通。书一云：“澹台石刻已领，考证详密，亦自是一种工夫也。”《邵武府志》、《道南源委》称其辑《朱子语录》、《澹台石刻》，所据应即此书。而其所辑《朱子语录》，因未编入黎靖德辑《语类》而久佚。
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文集·答梁文叔》前三书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前后，其时武夷精舍已建成，以邵武至武夷之近便而论，梁瑑当为精舍诸生。
梁瑑也是建阳考亭精舍的门人。《语类》卷九四有“梁文叔云：‘太极兼动静而言。’朱熹回答：‘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P2372）《语类》于本条不注何人所录，据朱鉴编《朱文公易说》卷一载本条为林恪录。据《语录姓氏》林录在绍熙四年（1193），由此可知，本年梁氏曾从学于考亭。《续集》卷六《答储行之》书六云：“昨日刘居之相访，具言麻沙事体。……梁文叔亦言长平一带小民般（搬）运崇安早谷。……”储行之，晋江县人，庆元间建阳县令，因与朱熹为友而受株连，此书信写于庆元三年（1197），为梁氏此时仍从学于朱熹的唯一线索。
余大雅（？—1189）
余大雅，字正叔，信州上饶县人，一作南剑州顺昌县人。《宋元学案》卷六九载：其“与剑浦游敬仲同时从朱子游，每见必告以简约切实工夫，而要其归于求放心一言。”《朱文公文集》卷五九有《答余正叔》书三通。《朱子语录姓氏》录其戊戌（淳熙五年即1178）以后所闻，为《池录》第三卷。从《语类》卷一一三自记“大雅谒先生于铅山观音寺，纳贽拜谒，先生问所学，大雅因质所见”（P2748）来考察，应以淳熙六年为妥。因朱熹于淳熙五年八月差知南康军，淳熙六年春正月二十五日启行，至铅山候命（《朱子年谱》卷二），故余大雅从学朱熹，必始于此时。《文集》卷五一《答黄子耕》书十一云：“熹初意到此即遣人招正淳、伯丰及余正叔，而此间事繁财匮，时论又方扰扰……遂未能及。”从文中所欲招的三人均为江西人而言，此书当写于朱熹官南康知军之时。
陈文蔚《克斋集》卷十二《余正叔墓碣》云：“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指朱熹），值正叔将归，语别武夷溪上，未两月而讣闻矣，实十一月乙丑也。”此“己酉”，乃淳熙十六年（1189），则余大雅从学于朱熹，在淳熙六年至十六年之间。日本田中谦二根据《朱子语类》卷一一三大雅所录每言“再见”（又一次相见之意），认为其谒朱子凡五六次（据陈荣捷《朱子门人》第85页转引），其中有数次即在武夷精舍。《文集》卷五五《答王德修》云：“正叔之来，既获闻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闻于左右者一二。”卷五九《答陈才卿》书三云：“正叔在此，无日不讲说，终是葛藤不断也。”均可作为余大雅从朱熹学于武夷精舍之证。
从《语类》来考察，大雅录有“陆子寿自抚来信，访先生于铅山观音寺。子寿每谈事必以《论语》为证”（卷一二四P2968）。记载了淳熙六年二月朱陆之会的重要史料，为王懋竑《朱子年谱》所采用。卷一二九大雅录“赵几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P3085）为淳熙十一年（1184）所录，时赵几道为武夷精舍门人。卷六郑南升录“或问《论语》言仁处”条（P112），参与讨论者有余大雅和赵致道，为淳熙十四年（1187）所录，时郑南升、赵致道均为武夷精舍诸生。同卷又有陈文蔚录“余正叔尝于先生前论仁”一条（P117），据上文所录余大雅论仁在淳熙十四年，则陈文蔚所录当亦同一年。卷十六童伯羽录“正叔见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说”一条（P349），则为淳熙十六年（1189）所录。
余大雅于淳熙十六年秋九月离开武夷精舍，冬十一月不幸逝世后，朱熹极其悲痛。《文集》卷五九《答陈才卿》书十六云：“正叔遽至于此，令人痛伤。人生虚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惧。真当勇猛精进，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
《语类》卷一一三（P2749）录余大雅数次问学朱熹后，有诗呈朱熹云：
三见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
如今决破本根说，不作从前料想看。
有物有常须自尽，中伦中虑觉犹难，
愿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钻。
余大猷
余大猷，字方叔，大雅弟。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卷十四称其兄弟同时从文公游，则其亦为武夷精舍门人，著有《书会通》。《朱子实纪》卷八则引朱熹语云：“朱子称其看得道理尽自稳实。”（原文见《文集》卷五九《答陈才卿》书四：“方叔看得道理尽自稳实。”）
《文集》卷五九有《答余方叔》书一通，答所问仁、义、礼、智、信。《朱子语类》有余大雅录数条与其有关，一为卷二十“方叔弟问‘平居时习’”条（P450），本条又重复见载于卷一二〇；二为卷二七“方叔问‘忠恕一理’”条（P699）；三为卷六七“方叔问‘《本义》何专以卜筮为主’”条（P1654）。此外，卷六有师䢼录“余正叔谓‘无私欲是仁’。……方叔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仁’”（P117）。据《语录姓氏》，师䢼所录为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以后所闻，则是年余方叔曾问学于朱熹。另据有关史料记载，绍熙五年闰十月，曾与林择之等陪同朱熹重游郑君次山园亭（《两浙金石志》卷十）。
江默
江默，字德功，建宁府崇安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任安溪尉。“后知建宁县，卒于官，民像而祠之”（康熙《建宁府志》卷三三）。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三载其“调安溪尉，丁外艰归，诣武夷，从朱子讲学。因携所著《易训解》、《四书训诂》以质，朱子曰：‘此先圣未发精奥也。’每以‘一意经史，无他嗜好，德行君子’称之。”
江默师从朱熹的时间，最早有年月可考的，是在淳熙戊戌（淳熙五年即1178）。《文集》卷六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休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赋诗纪事……》一诗。《文集》卷四四有《答江德功》书十三通，内容以问学为主，分别解说《论语》、《大学》、《易说》、《中庸》等。书四下注“己亥十一月五日”，书七下注“辛丑正月二日”。己亥为淳熙六年（1179），辛丑为淳熙八年（1181），由此可知江默从学朱熹于武夷，是在武夷精舍建成之前。
《答江德功》书十二未注年月，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据文中“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诸语，考定此书与十三书均作于淳熙十五年春，则江默从学朱熹前后有十几年。淳熙十六年（1189）从学于武夷精舍的童伯羽录朱子语录云“乡里如江德功、吴公济诸人，多少是激恼人，然其志终在于善”（《语类》卷一二〇P2900—P2901）。以江德功从学时间，以及其系崇安人而论，当为武夷精舍门人。
饶干
饶干，字廷老，邵武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嘉靖《邵武府志》卷十三载其小传云：“调吉水县尉，转知长沙，适逢朱熹为守，遂授业焉。夙兴治事，暇即听讲。后知怀安军卒。”《道南源委》卷三所录与此相同。
按，饶干与朱熹相识，并非始自绍熙五年（1194）朱熹知潭州之时，而是早在淳熙五年（1178）就已相知。《文集》卷九一《夫人吕氏墓志铭》乃朱熹为饶干母吕氏而撰。文称“干调吉州吉水县尉，将行，夫人属微疾，一夕遂不起，闻者莫不哀之。岁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时年五十有六。明年，干卜葬夫人于其乡之思顺里，而奉其友江州录事参军游九思之状来请铭。拜起，涕泗呜咽不能言。”
淳熙八年（1181）七月，饶干又曾与若干学友陪同朱熹游武夷山水帘洞。今水帘洞岩壁有“淳熙辛丑七月二十三日仲晦书”摩崖石刻，同游者有刘岳卿、朱熹、梁瑑、吴英、蔡元定、冯作肃、饶干、任伯起诸人。
《文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书六云：“子合到此……前日因饶廷老去，尝寄声痛箴之，不知能听受否。”“子合”即王遇，此书写于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在武夷精舍之时（参上文“王遇”条的考证）。据此，饶廷老当曾从学于武夷精舍。《语类》卷十八、卷一二〇分别有杨道夫所录“廷老问：‘李先生以为为学之初’”（P422）、“饶干廷老问：‘今之学者不是忘，便是助长’”（P2890）各一则，当为饶干与杨道夫同时问学武夷精舍之时所录。
饶廷老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绍熙三至四年（1192—1193）曾从学于此。《续集》卷四《答刘晦伯》书十九云：“饶廷老归，闻诸公相许，已有成说。而辛卿适至，以某尝扣其广右事宜，疑其可以强起，乃复宿留。”书中“辛卿”，指的是辛弃疾，绍熙四年初，曾至建阳访朱熹，见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癸丑条所考，则书中所谓“饶廷老归”，当于绍熙四年初从建阳考亭回到邵武。《语类》卷十一有陈芝录“饶宰问看《通鉴》”条（P196），即录于绍熙三年。
绍熙五年至庆元初，饶干曾助朱熹修复湘西精舍，见拙文《朱熹及其相关的书院考述》此条所考。
陈埴
陈埴，字器之，号潜室，温州永嘉县（今属浙江）人。著有《木钟集》、《洪范解》、《潜室文集》。《考亭渊源录》卷十二、《宋元学案》卷四九均列为朱子门人。嘉靖《温州府志》卷三称其“少颖悟，久从朱子于武夷”，但未言起始与经历时间。
《语类》中所载“器之问”语录条目甚多，有余大雅录“器之问‘义利之分，临事如何辨’”（卷十三P227—228）；师䢼录“陈器之疑《柏舟诗解》”（卷八一P2102）；徐寓录“器之问‘性与天道，子贡始得闻而叹美之’”（卷二八P726）；叶贺孙录“器之问‘亦足以发’”（卷二四P570）；钱木之录“器之问‘风雅’”（卷八十P2067）、“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卷八十P2070）等共22条。据《语录姓氏》，余大雅录在淳熙五年（1178）以后，师䢼录在淳熙十五年（1188）以后，徐寓和叶贺孙则分别在绍熙元年（1190）和二年（1191），钱木之在庆元三年（1197），考虑到《语录姓氏》所言“某年以后”在时间上的宽泛性，故陈埴在淳熙五年、绍熙元年、庆元三年之间至少三次问学于朱熹，地点分别在武夷精舍和建阳考亭。其中钱木之录“器之问《诗传》”条中，在阐述读书的道理时朱熹举例说：“却似如今只来建阳县，犹自未见得分晓，却又将建宁府与南剑州事来说，如何说得行”（卷一〇四P2614）。此条可作为陈埴就学于建阳之确证。
《文集》卷五八有《答陈器之》书二通。书二题下小注“问《玉山讲义》”，内容为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朱熹以侍讲罢，路经玉山时在县学讲学的讲义。据蔡沈《梦奠记》，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临逝世前，陈埴也是少数在场的门人之一。
丁克（？—1185）
丁克，一名尧，字复之，建宁府崇安县上梅里人。淳熙六年（1179）从学于朱熹，朱熹称其“为人笃厚慈良，深有志于为己之学”（《丁复之墓记》，《文集》卷九四）。黄干赞其“少有大志，蝉蜕于名利之场，鞭加于圣贤之地。视其貌若不胜衣，考其所操凛然有君子之器”（《勉斋集》卷三六）。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知南康军，丁克与黄干、朱在等随行。四至五月，曾陪同朱熹游庐山，朱熹《记游南康庐山》（《文集》卷八四）、《题栖贤摩崖》、《题垒石庵》（《别集》卷七）诸文中有其名。《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五十二有“某求去未获，直卿既归，复之又病，数日羸甚，无人商量”诸语。《别集》卷五《皇甫文仲》书六云：“复之尤感深念，但药材之属，又不免为贤者之费，甚以为愧。”皇甫文仲乃江州都统皇甫倜之子，江州与南康相距不远，丁复之不幸得病，皇甫文仲为之寻药，故朱熹特为此致谢。
后丁克不幸早逝，朱熹为之撰《墓记》，记中称其卒于淳熙十二年（1185）冬十一月，黄干《祭丁复之文》则云：“荒村之陬，茅屋之底，春雨对床，秋风联骑，挟册承师，质疑问义，退归切磨，夜分乃寐，往来七年，终始一意，至今潭溪之湄，山翁野稚尚能言善哉，二人者之为友也！”（《勉斋集》卷三六）由文中可知丁克最早乃于淳熙六年（1179）于五夫里潭溪从学于朱熹。当年即随侍朱熹至南康上任，后武夷精舍建成，又为精舍诸生之一。《语类》卷四余大雅录“问‘天理变易无穷……’”（P68）条中有丁复之名。
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信州铅山人。《宋元学案》卷六九云：“朱子与蔡季通书谓，铅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尝作《小学》，欲延之家塾，为诸子师范云。”（原文见《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七一）
徐昭然从学于朱子，乃朱熹北上，途次铅山候命之际。陈文蔚《克斋集》卷三《书子融遗事》云：“先生（按，指朱熹）有朝命过铅山，因见之永平驿，语不合，拂衣而去，人谓其不复来矣。先生辞免后旨宿留玉山道中，忽散其生而至。文蔚时侍先生，先生偕至玉山，留止月余，自此一再登门。”据《朱子年谱》，朱熹生平曾数过铅山，一为淳熙六年（1179）正月赴南康军任；二为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启行，赴延和殿奏事；三为绍熙五年（1194）七月召赴行在奏事。考《文集》卷五九《答陈才卿》书十四云：“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讲论。甚恨才卿独不在此也。……《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据《年谱》，《易学启蒙》编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三月，则徐子融从学于朱熹的时间，当远在淳熙十三年之前，而以淳熙六年（1179）为近。而淳熙十三年朱熹与余大雅（正叔）、徐子融“相聚累月”的地点，当在武夷精舍。
《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有《答徐子融》书四通。书一赞其“志气刚决”，“痛快直截，无支离缠绕之弊”。书二赞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
《语类》卷七四载：“黄子功问：‘何以不言圣人之德业？’”（P1883—1884），卷九八“问‘向日曾以《西铭》仁孝之理请问’”（P2526）两条内，均有徐子融的发言，记录者为陈文蔚，应为陈氏与徐子融同时从学于武夷精舍时所录。以《语录姓氏》考之，时在淳熙十五年（1188），此为徐子融第二次从学于武夷精舍之时。
徐昭然也是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文集》卷五九《答陈才卿》书四云：“子融去岁在此讲论，多不合处。”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将此书定为庆元元年（1195）（见该书第387页），则徐昭然曾于“去岁”即绍熙五年（1194）从学于考亭沧洲。《语类》卷十三有叶贺孙录“徐子融问‘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P226），即本年所录。
庆元五年（1199），徐昭然曾再至考亭续学。朱鉴编《诗传遗说》卷五有本年续学于建阳的蔡元思（参“蔡念成”条）录一则，“徐昭然问：‘先生去《诗序》，似使学者难晓。’”朱熹回答：“正为有《序》，则反糊涂。盖《小序》后人揣料，有不是处多。”
吴必大（？—1198）
吴必大，字伯丰。兴国军人，以父荫仕吉水县丞。“早事张南轩、吕东莱，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宋元学案》卷六九）。
吴必大从学于朱熹的最早年月，当在淳熙七年（1180），时朱熹正官南康知军。《朱文公文集》卷五二收《答吴伯丰书》二十四通，内容以答问《大学》、《诗经》、《论语》、《西铭》为主。其中一书云：“熹衰晚无堪，学不加进，足下过听，辱先以书，其所以称颂道说者，足以见贤者之志矣，然非区区所及也。”从文意看，当为吴必大先写信给朱熹，表达仰慕之情和欲求学之意，朱熹以此书复之。后又云：“适闻张荆州之讣，若便得请，当一走长沙而归尔。”指的是张栻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在淳熙七年二月，由此可知吴必大从师的年月。
吴必大问学于武夷精舍的年月，约在淳熙末。《语录姓氏》录其为戊申、己酉所闻，分别为淳熙十五和十六年（1188—1189），为《饶录》第八卷。《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二三云：“近日朋友来者颇多，万正淳与黄子耕、吴伯丰皆在此。”此书写于淳熙十五年，为吴伯丰从学于武夷精舍之时。
《语类》有与吴必大同时从学于武夷精舍的黄㽦所录甚多，其中卷四“天命之谓性”（P65）条中，吴必大参与讨论；卷三五有“伯丰问《集注》”（P909）；同卷“弘毅二字”（P925—926）条中也有吴氏的发言；同卷“先生云：‘一学者来问’”条中录有“伯丰对曰”（P939）。以《语类》统计，黄㽦所录吴必大的问学之语约有十七条之多。《语类》卷一一七《训门人五》有训吴必大语五条。吴必大录语录则有与之同时就学于武夷精舍的万人杰问答诸语九条。
吴必大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卷二一有林恪录“伯丰举程先生曰”一条，下文还有同门杨至的发言（P489），据《语录姓氏》，林、杨两人所录均在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则吴必大应于是年问学于考亭。
绍熙二年（1191）四月，朱熹离漳州任后，欲在建阳考亭建精舍。他写信给吴必大告诉了这个消息。《文集》卷五二《答吴伯丰》书八云：“此间寓居近市，人事应接倍于山间。今不复成归五夫，见就此谋卜居。已买得人旧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书楼，更旬月可毕工也。其处山水清邃可喜，陈师道、伯修两殿院之故里也。”
朱熹对吴必大评价颇高，甚为赞赏。在书信、语录中对其每加赞扬。如对林德久说：“江西吴必大伯丰者相从累年，明敏过人，尽能思索。从事州县，随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劲正，不为时势所屈，甚不易得。”（《答林德久》书九，《文集》卷六一）《答刘季章》书十九：“近年朋友读书讲学如此君者绝不易得。”（《文集》卷五三）“某一生与人说话多矣，会看文字，晓解明快者，却是吴伯丰。方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报其死，可惜可惜。若稍假之年，其进未可量也。伯丰有才气，为学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朱子语类》卷一一七P2812）
万人杰
万人杰，字正淳，兴国军大冶县人。原为陆九龄、陆九渊门人。淳熙七年（1180）三月，朱熹在南康军任上，又从朱熹学。《别集》卷七《题落星寺》撰于这年三月，文中已有其名。《文集》卷四四《与吴茂实》书一云：“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与前大不同，却方要理会讲学。其徒有曹立之、万正淳者来相见，气象皆尽好。”卷三四《答吕伯恭》书三一云：“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纯（淳）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卷五二《答吴伯丰》书一云：“大冶近有万君人杰者见访，见留之学中，气质甚美，议论亦可反复，殊不易得。”此书下文又有“适闻张荆州之讣，若便得请，当一走长沙而归尔”诸语，考朱子挚友张栻逝世于淳熙七年二月，这可作为万人杰此年从学于朱子的确证。
《文集》卷五一有《答万正淳》书七通，其中书三、四、六为答问长卷。《朱子语录姓氏》记其为“庚子（淳熙七年即1180）以后所闻”，与上文考证吻合，所录为《池录》第十七卷。
日本田中谦二根据《朱子语类》所录，考定万人杰师事朱熹五次（据陈荣捷《朱子门人》第249页转引），每次一至两月。其中第二次为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地点在武夷精舍。实际上，万人杰于淳熙十四年（1187）已从学于此。《语类》卷一二六师䢼录“问德粹”条中，记朱熹说：“今年往莆中吊陈魏公”（P3030—3031），说的是淳熙十四年春正月往莆田吊陈俊卿丧一事，而说此话时，在场者就有万人杰（参“滕璘”条）。《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二三云：“近日朋友来者颇多，万正淳与黄子耕、吴伯丰皆在此。”此书则写于淳熙十五年（1188）。《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书十八，写于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首言此月朱熹复辞召命及上封事，下文载：“此间书院近方结里，江浙间有朋友在彼相聚。兴国万正淳不知旧在南康曾相识否？其间一二人亦尽可讲论也。”则可作为万正淳从学朱熹于“此间书院”即武夷精舍的又一证据。
《语类》中有与万正淳同时就学于武夷精舍的吴必大录“正淳问”九条，分别见载于卷三一（P793）、卷三二（P815）、卷三五（P936、P944）、卷三六（P950、P969、P973）、卷四一（P1065—1066）、卷四五（P1152—1153）。同时就学的黄㽦则录有“先生问正淳：‘曾闻陆子寿志于道之说否？’”（卷三四P864）等条目。
田中谦二考定万人杰又分别于绍熙四至五年（1193—1194）、庆元二至三年（1196—1197）、庆元五年（1199）三次从朱熹学，地点则应在建阳考亭沧洲精舍。《文集》中可考者，于《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二五云：“辅汉卿、万正淳皆留此两月而后去，其他朋友数人亦将去矣。诸人皆为外间浮论攻击，不敢自安而去。”《朱子语类》卷一〇七载叶贺孙录“季通被罪，台评及先生”，时万正淳在沧洲精舍，朱熹仍“与正淳说早上所问《孟子》未通处甚详”（P2669）。《语类》卷一〇四录万人杰自记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庆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P2623）下有小注“先生是年正旦，书于藏书阁下东楹”。此“藏书阁”，即考亭沧洲精舍藏书阁。
赵崇宪（1160—1219）
赵崇宪，字履常，饶州余干县（今江西余干）人，赵汝愚长子。淳熙八年（1181）进士。历任抚州推官、南昌知县、江州知州、静江知府、广西经略安抚等职，以谏议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考亭渊源录》、《宋元学案》均列为朱子门人。
陈荣捷《朱子门人》（P299）据《宋史》卷三九二《赵崇宪传》，以及真德秀所撰《赵华文墓志铭》、凌迪知《万姓统谱》均不言其从朱子游，以及《语类》无其问答等情况，认为赵乃朱熹学友，而非门人。
但据黄干《书赵华文行状》称：“干少从晦庵先生游，窃闻笃行公之名……后十余岁遂获与仲兄偕受知于丞相忠定公，窃窥言论施设之大概。华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馆于刘忠肃公之家，而授业于晦庵先生之门，遂与为友焉。其后从宦江西，累累相遇，则华文涉历愈深、年愈高而德愈邵（昭）也”（（勉斋集》卷二十）。由此可知，赵氏确为朱子门人，且其从学的时间在其“少年擢高科”，即淳熙八年（1181）进士及第之后。《宋史》本传载其此后“越三年，复以进士对策，擢甲科”，由此可知，赵氏从淳熙八年至十一年（1181—1184）之间闲居未仕，此殆即“馆于刘忠肃公之家，而授业晦庵先生之门”的时间，而地点即在崇安五夫里刘忠肃（珙）家和武夷精舍。
赵氏为何馆于刘氏之家？《朱文公文集》中自有答案。淳熙五年（1178）夏，刘珙逝世后，朱熹为其撰写了《观文殿学士刘公神道碑》（《文集》卷八八），文中称刘氏有两女，“次适某官赵崇宪”。真德秀《赵华文墓志铭》则称其“继室刘氏枢密忠肃公之女，忠肃公之薨也，属朱文公为择所归，既而以归公”（《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由此可知，赵氏乃刘珙之婿，问学于武夷精舍，借住在其妻娘家，为其从学提供了不少便利。
《文集》卷五六有《答赵履常》书一通，内容为答其所问读书易忘，读《易》难解之方。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P263）将此书归于淳熙十四年（1187），其原因盖赵履常乃赵汝愚之子，而赵汝愚又于此前帅闽曾至武夷山之故。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号清叟，祖籍眉州（今四川眉山），四世祖任伯雨为谏议大夫，祖任贤臣仕闽，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1176）进士第，调建宁府浦城簿。从朱熹学，笃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开济士也。’”（《宋史》卷三九五）后曾历官萧山丞、太常簿、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等职。
《宋史·任希夷传》、《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嘉靖《邵武府志·乡贤》、咸丰《邵武县志·儒林志》均载其官浦城主簿时，始从朱子学。考任伯起于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三日，曾与刘岳卿、蔡元定、冯作肃等陪同朱熹游武夷山水帘洞，今武夷山水帘洞岩壁摩崖石刻仍存；又朱熹为任希夷祖母所撰《宜人王氏墓志铭》（《文集》卷九二），作于淳熙九年（1182）十一月，文中记任希夷当时为浦城县主簿，由此可知任氏从学朱熹必在此时。
《文集》卷四四有《答任伯起》书三通，卷八二有《跋任伯起家藏二苏遗迹》，乃淳熙丁未（十四年即1187）七月朱熹应其所请而作。
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任希夷的浦城主簿任满，又至武夷精舍向朱熹问学。《别集》卷三《程沙随可久》书一云：“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经由请见，幸与其进而教诲之。其人有志于学，守官不苟。”陈来《朱熹书信编年考证》（第254页），据此书有疑及《孝经》的内容，征引《文集》卷六六《孝经刊误后记》中有同样内容，从而考定此书写于“淳熙丙午年八月十二日”，此亦为任希夷此次问学的大致时间。又《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三五云：“任伯起到此，昨夕方与痛说，觉得上面更无去处了，未知渠能领略否耳。”此为任希夷向朱熹面学的文字记载。
陈士直
陈士直，字彦忠，闽清人。《道南源委》卷四列为朱子高弟，却仅载其名而无生平事迹。陈氏从学朱熹约在淳熙间。从《文集》考察，淳熙八年（1181）曾先后陪同朱熹游密庵，以及光风霁月亭（《文集》卷八四《游密庵记》、《书濂溪光风霁月亭》），游庐山（《文集》卷七《山北纪行》诗十二章，“同游者”注“陈士直彦忠”）。同年，又游落星寺、寻真观、石乳寺、折桂院等处（《别集》卷七）。
《语类》有彦忠问疑数则，见于卷五五“问‘爱有差等’”条，为廖德明录，文中记廖氏还退而与彦忠讨论此题（P1313—1314）。卷六九有程端蒙录“彦忠云：先生云修辞便是逊以出之”一条（P1713）；卷一二〇有杨道夫录“彦忠问：‘居常苦私意纷搅’……”（P2901）。考录者廖、程、杨三人从学时间先后不一，最早为廖德明，乾道九年（1173）；最晚为杨道夫，淳熙十四年（1187）。若以《文集》所载，陈氏于淳熙八年（1181）已与朱熹屡有交往而推论之，彦忠问学于武夷精舍当在淳熙十四年（1187）。而在此之前，已从学朱熹数年。
孙应时（1154—1206）
孙应时，字季和，号烛湖，绍兴府余姚县人。以进士历官黄岩县尉、常熟知县。早年从学于陆九渊。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以浙东提举巡历黄岩时与之相识，称之为“浙东学者修洁可喜者”（答刘晦伯》书三，《续集》卷四），“后生好学，志趣不凡”（《别集》卷五《刘德修》书一），后“亦尝问学于朱子”（《宋元学案》卷七七）。
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朱熹作《武夷精舍杂咏》，孙应时曾赋诗和之，朱熹有“武夷佳句，足见雅怀”的褒语（《答孙季和》书三，《别集》卷三）。以此论之，孙应时曾至武夷精舍求学。《文集》卷五四有《答孙季和》书两通，《别集》卷三有书八通，内容涉及问学、政事等。庆元五年（1199），朱熹应其所邀作《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文集》卷八十）。
《别集》卷五《刘德修》书一云：“东溪语拜赐甚宠，伏读再三……顷在临漳刊定经、子，粗有补于学者。……”绍熙二年（1191）五月，朱熹离漳州任回建阳后，孙应时曾前往拜访。《别集》卷五《刘德修》书一云：“此书附制司干官孙应时，顷在浙东时所举吏也。后生好学，志趣不凡，经由必得进见。傥辱延纳而教诲之，幸也。”所言乃孙应时途经建阳时，朱熹托其将此书带给刘德修，顺便也向刘荐举了孙氏。
潘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婺州金华县人，潘友端之弟。曾历官明州司理参军、海门县尉。《宋元学案》卷六九称“与兄端叔友端并学于朱子，为江淮宣抚使司干。”
潘氏兄弟最早与朱熹相识，约在淳熙初。《文集》卷四三《答林择之》书十三云：“潘丈之政为闽中第一，其爱民好士，近世诚少比，恨未识之耳。端叔向见钦夫称之，恭叔昨在建宁得一见，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于世俗高妙之虚谈矣。”文中潘丈，指的是其父潘畤（字德鄜）。乾道末、淳熙初（约1173—1174）官兴化知军（黄仲昭《八闽通志·秩官》卷三五），甚有政绩，事见朱熹《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文集》卷九四）。则朱熹与潘友恭“在建宁得一见”当亦在淳熙初或稍后。
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潘畤曾延请朱熹在其家上虞县所建的月林书院讲学（光绪《上虞县志》卷三十）。其两子当于此时从学于朱熹。不久，朱熹离浙东任，曾举潘友恭自代（《举潘友恭自代状》，《文集》卷十九）。
潘友恭赴闽从学，当在朱熹讲学武夷精舍之时，可考者有三。一是朱熹所撰《潘氏妇墓志铭》乃淳熙十三年（1186）应潘友恭之请而作，文中有“友恭兄弟皆来学，见其饬于身者严”之语。二是在精舍时，潘友恭曾自告奋勇，向朱熹提出代为整理《礼书》。淳熙十三年（1186）九月三十日《答吕子约》书三云：“闻子约教学者读《礼》，甚善。然此书无一纲领，无下手处，顷年欲作一功夫，后觉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讨去整顿，未知做得如何。”（《文集》卷四八）《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书四亦云：“《礼记》须与《仪礼》相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恭叔暇日能为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远，不得相聚评订为恨。如欲为之，可见报，当写样子去也，今有篇目先录去。”书七云：“《礼记》如此编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虽少而功力实多。……”三是《文集》卷五十有《答潘恭叔》书九通，内容以答问为主。已有部分见载于淳熙十五年（1188）在建阳刊刻出版的《晦庵集》中。
潘氏也是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的门人。约在绍熙二年（1191）冬，曾与其弟友端同至建阳从学，朱熹于此时应其所请为其父撰写了《墓志铭》。《别集》卷四《林井伯》书七云“前日被潘恭叔来守乃翁志铭，略为草得一两纸”，所言即此。《语类》卷一二四有叶贺孙录“潘恭叔说：‘象山说得如此，待应事，都应不是’”（P2974）。卷三七叶贺孙又录“恭父问‘可与立，未可与权”（P994—995），在场者，有绍熙三年（1192）从学的蔡行夫（?），则潘氏在建阳从学，时在绍熙二至三年（1191—1192）。
潘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婺州金华人，潘畤之子，潘友恭之兄。淳熙甲辰（1184）进士，历官太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张栻、吕祖谦，淳熙十三年（1186）又与弟友恭一起从朱熹学（参“潘友恭”条）。《文集》卷三五《与刘子澄》书十一对其有如下评价：“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对甚切直，尤延之甚爱之。……渠兄弟皆好，此辈后生将来皆可望也。”
《文集》卷五十有《答潘端叔》书四通，书四为答潘氏《论语》诸章之问，篇幅较长。潘友端也是建阳考亭竹林精舍的门人。《文集》卷九四有《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为朱熹于绍熙二年（1191）为其父潘畤所撰。其中云：“友端等又来学，故于其葬来请铭，不得辞也。”
胡大时
胡大时，字季随，号盘谷，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人，名儒胡宏次子。早从张栻学，张以女妻之。张栻逝世后，曾先后问学于陈傅良、朱熹和陆九渊。《宋元学案》卷七一称“湖湘学者以先生与吴畏斋为第一。南轩卒，其弟子尽归止斋，先生亦受业焉。又往来于朱子……最后事象山。”
因胡大时长期随父寓居湖南，故朱熹虽在五夫时间甚长，两人却难得一见。《文集》卷五三《答胡季履》云：“向来虽幸一见，然忽忽于今，已二十余年矣。时于朋友间得窥佳句，足以见所存之一二。……季随明敏，朋友中少见其比。自恨衰堕，岂足以副其远来之意？”此书所言，当为张栻逝世后，大时欲来问学朱熹，而以其季兄季履（大壮）之书先来投石问路，故朱熹作此书答之。
《文集》卷五三有《答胡季随》书十五通，以答问为主，其中有数篇讨论张栻《南轩集》的结集编辑问题。淳熙九年（1182）冬，胡大时来到崇安问学于朱熹。《文集》卷五三《与陈伯坚》书云：“胡季随近到此数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陈伯坚乃朱子友人，朱熹曾应其所请作《琼州学记》，载《文集》卷七九，末署“岁在玄黓摄提格冬十月庚申”，为淳熙九年。上文所引《与陈伯坚》书中另有“琼学记文鄙拙，不足有所发明”，所指即此文，由此可知胡大时从学朱子的大约时间。束景南《朱子大传》认为“淳熙十一年湖湘学者胡大时、项安世都往返问学于朱陆门庭之间”（见该书第589页），未详所据，若属实，则胡大时应为武夷精舍门人。
在学术上，朱熹对胡大时徒守家学，无所建树不甚满意，每有批评意见。如《文集》卷五三《答胡大时》书十二云：“前书诸喻，读之惘然。季随学有家传，又从南轩之久，何故于此等处尚更有疑？向见意见大段宽缓，而读书不务精熟，常疑久远无入头处，必为浮说所动，今乃果然。”《朱子语录》卷一二三载吴必大录云：“某向见季随，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无主人，所以才闻他人之说，便动。季随在湖南颇自尊大，诸人亦多宗之。凡有议论，季随便为之判断孰是孰非。此正犹张天师，不问长少贤否，只是世袭做大。”
（二）武夷精舍建成之后从学于朱熹的门人
这一部分所录为武夷精舍建成之后方从学于朱熹的门人。计有以下70人：
潘柄 潘植 滕珙 包扬 周明仲
陈文蔚 包定 董铢 林成季 宋之源
宋之润 宋之汪 吕道一 赵师渊 林鼒
窦从周 窦澄 方壬 吴寿昌 吴浩
蔡渊 郭浩 黄东 潘履孙 杨楫
张巽 陈孔硕 陈孔夙 张洽 杨道夫
丘珏 傅诚 郑昭先 潘友文 赵师䢼
赵师夏 师䢼 魏丙 魏椿 师䢼
李相祖 李壮祖 徐彦章 黄子功 吴南
李方子 李文子 黄㽦 徐元震 李从之
刘刚中 戴明伯 杨骧 游开 师䢼
童伯羽 余元一 汪季良 鲁可几 吴楶
张宗说 戴蒙 林得遇 黄义勇 邓子礼
唐晔 熊以宁 赵纶 刘能 刘席
潘柄
潘柄，字谦之，福州府怀安县（今闽侯）人，立之之弟。“年十六即有志于道，与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学授之。……学者称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书解》”（《宋元学案》卷六九）。
《朱子语录姓氏》录其癸卯（淳熙十年即1183）以后所闻，正是武夷精舍创建之时，所录为《饶录》第六卷。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曾陪同朱熹游福州鼓山。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九载：“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洞，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朱文公文集》卷五五有《答潘谦之》书三通，内容大致为答其所问性理、《论语》、《孟子》和《中庸》之义。
潘柄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卷四潘时举录“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条中（P70），记当时在场者潘谦之询问相关问题；卷一二六林恪录“谦之问‘佛氏之空，与老子之无一般否？’”（P3011）据《语录姓氏》，潘时举、林恪两人均为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或此后所闻，地点在建阳考亭。
潘植
潘植，字立之，福州府怀安县（今闽侯）人。父潘滋，林之奇高弟。“于学至老不倦。闻乡闾之善士，辄折辈行率其子从之游。后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有非他师所能及者，遂慨然属其子往师事之。君遂与其弟柄不远千里而往拜焉。”（黄干《处士潘君立之行状》，《勉斋集》卷三三）。《文集》卷六四有《答潘立之》书一通，回答其有关祭礼方面的问题。
潘植也是朱熹建阳考亭竹林精舍门人。有《语录》一卷，为《饶录》第二十九卷，录于绍熙四年（1193）。《语类》中有潘时举于绍熙四年与潘植同学时所录“立之问”或“潘立之问”十一条，分别见载卷二八（P713）、卷三四（P859）、卷三四（P903）、卷三八（P1007）、卷三九（P1008）、卷四三（P1104、P1111）、卷四四（P1132）、卷一二〇（P2905）、卷一三七（P3260）等，内容以问《论语》为主。
滕珙
滕珙，字德章，号蒙斋，滕璘弟。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仕宁国府旌德县主簿，官至合肥令。曾将朱子语录、文集分类编次为前、后、续三集，共七十五卷，题为《经济文衡》（《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九）。
对滕珙从学朱熹的时间，通常多以为系淳熙三年（1176）三月朱熹回婺源扫墓之时，与其兄璘同执弟子礼。但据《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书四云：“偶婺源滕秀才珙在上庠，其兄来为求书请见，因得附此致谢。滕生未相见，闻资质颇佳，亦知向学，得与其进为幸。未有承教之期，临风倾仰。”考此书上文还有“私家不幸，室人陨丧，悲悼酸楚，不能自堪”诸语，可知此书写于淳熙三年冬十一月刘夫人逝世之后。此时既称“未相见”，则从师时间当在此之后。
《文集》卷四十九有《答滕德章》书七通，内容以问仁、讨论义利之说为主。书七则讨论四经四子、《古易音训》书版的修改问题。《文集》卷八二有《跋景吕堂诗》，系绍熙二年（1191）十月应滕珙之请而撰。绍熙四年（1193）朱熹又应其请为其父撰《滕君希尹墓志铭》（《文集》卷九四）。从有关资料时间跨度而言，前后有十五年的一段空白，其中《文集》卷四九《答滕德章》书四云：“南轩之文近方为编得一本，然尚有不敢尽载者。”可定为写于淳熙十一年（1184），因本年十二月，朱熹有《张南轩文集序》（《文集》卷七六）。以理推之，滕珙真正从学的时间，当在武夷精舍建成之后。
包扬
包扬，字显道，号克堂，建昌军南城人。与兄包约、弟包逊均师从于陆九渊（1139—1193）。“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宋元学案》卷七七）。但据《朱子语录姓氏》所录，包扬录为癸卯、甲辰、乙巳（1183—1185）所闻，则包氏兄弟在陆象山逝世之前十年已师从朱熹。
考《象山年谱》（载《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淳熙九年（1182）秋陆九渊赴京任国子正，一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观为止，均在京为官，故包显道从学于朱熹必在淳熙九年（1182）象山入京之后。《文集》卷五五《答颜子坚》书云：“七月九日，某顿首复书颜君足下，包显道在此，数称吾子之贤，每恨未获一见。”《文集》卷八十《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云：“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条上其说，而孝宗皇帝幸不以为不可，即颁其法于四方……是时南城贡士包扬方客里中，适得尚书所下报可之符以归。”据《朱子年谱》卷二，“诏行社仓法于诸郡”，乃淳熙辛丑（1181）“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颁行”，传至崇安，应在次年，此时正好包扬在五夫里，即所谓“方客里中”而非门人。后武夷精舍建成，方从学于此。《语录姓氏》录包扬最早为癸卯（淳熙十年即1183），则应在是年四月武夷精舍建成之后无疑。
《文集》卷五五有《答包显道》短札两通，对包氏兄弟反对读书讲学而笃信超然顿悟的思想予以批评。《文集》卷五一《答曹立之》书一云：“包显道辈仍主先入，尚以读书讲学为充塞仁义之祸”，故清黄宗羲评价说：“包显道、详道、敏道，同学于朱陆，而趋向于陆者分数为多。”（《宋元学案》卷七七）
包扬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卷一一九《训门人七》有训包扬三条，均黄义刚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以后所录。首条云：“包显道领生徒十四人来，四日皆无课程。先生令义刚问显道所以来故，于是次日依精舍规矩说《论语》。”（P2867）庆元三年（1197），包扬又一次到建阳考亭，黄义刚录训包扬第二条“先生谓显道曰：‘久不相见，不知年来做得甚工夫？’”下文有林夔孙录“包显道侍坐，先生方修书”的记载。据《语录姓氏》，林夔孙录适在庆元三年。此外，《语类》卷一〇七叶贺孙录“季通被罪，台评及先生”，下文有“先生初亦欲与经营，包显道因言‘祸福已定，徒尔劳扰’”（P2669）的记载，由此可知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之时，包扬也在建阳考亭。
周明仲
周明仲，字居晦，建阳人，与弟明作均朱熹门人。曾以“承议郎差知邵武军光泽县事”（《续集》卷四《答刘韬仲》书二）。康熙《建宁府志》卷三二本传载：“乾道间进士，好读书，有志当世，官宣教郎。淳熙甲辰（1184），常平使者宋若水知其贤，以魏元履所立建阳长滩社仓事属之。明仲力为振葺，兼文公夏贷冬敛收息什二之法，行之三年，什二之收，岁以益广。文公为作记称之。”
朱熹此记即见载于《文集》卷七九的《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文中详记了周明仲于淳熙十一年（1184）重修魏元履建阳招贤里社仓之事。淳熙十三年（1186），周明仲又建大阐社仓，朱熹又为之记文，记中并言：“周君字居晦，好读书，有志当世之务。吏事亦精敏绝人。”
周明仲师事朱熹，当在武夷精舍建成后不久。《文集》卷三五《与刘子澄》书十二云：“武夷结茅虽就，然亦苦此。觉得却是朋友直来相访，只就书院中寝食，却都无外面闲人相扰也。……居晦才力有余，晦伯、韬仲恐不及。然意趣则皆可喜。”书十一云：“居晦近一再相会，皆为人多，说话不得。旦夕无事，当招其入山，或过武夷相聚数日也。”因周明仲曾于淳熙九年官鄂州录事参军，时刘子澄为鄂州通判（《文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故朱熹在写给刘子澄的书中一再提到周明仲。书十二题七月九日，则当为淳熙十年（1183）七月九日也。
淳熙十三年（1186）春，赵汝愚赴四川制置使任，特过武夷与朱熹告别，朱熹向其荐举了游诚之和周明仲两人（《文集》卷三五《与刘子澄》书十三），但赵汝愚未将两人罗致幕下。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知府任上，曾延其幕下助其行经界。绍熙二年（1191），为其母撰《太孺人陈氏墓志铭》（《文集》卷九三）。
周明仲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别集》卷二《蔡季通》书四，乃庆元三年（1197）蔡元定谪放至道州后，朱熹托周明仲将此书携与蔡。故书中云：“彼中风土气候果如何？……居晦来日就道……漫附数字，所欲扣者，非远书所能致。……居晦适相别，因语之云，贱迹不可知，若得在岭右，当得托余芘（庇）。……居晦必有回便，幸子（仔）细作报章，欲详知彼中动息也。”从文意看，乃周明仲从建阳考亭书院出发到湖南去，朱熹将此与蔡之书捎上，并请蔡氏“报章”即回信详告彼中消息。时党禁风声甚紧，朱熹已有意躲避，故有“贱迹不可知”之语。
陈文蔚（1154—1239）
陈文蔚，字才卿，号克斋，信州上饶人。“因同乡余正叔（大雅）得师朱子。其学以求诚为本，以躬行实践为事。以著《尚书解注》有益治道，诏补迪功郎。书成赋诗云：‘水饮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钱储。屡空本是我家事，赢得闲身且著书。’”（《宋元学案》卷六九）
曾录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以后朱子语录一卷，为《池录》第三卷，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现存约70多条。其中卷九八“问‘向日曾以《西铭》仁孝之理请问’”（P2526），下文有其同郡徐子融的发言，为两人于淳熙十五年同时问学于武夷时所录。《文集》卷五九则有《答陈才卿》短札十六通。
陈才卿最早从学于朱熹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九月，随同乡余大雅拜师于武夷精舍。陈氏《克斋集》卷五有《甲辰九月初访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韵》律诗一首，即写于此次从师之后的归程之中。诗云：
潇潇风露菊花秋，人在瓯闽第一州。
少日已尝怀壮志，今朝端不负清游。
陪君数日从容语，洗我平生散乱愁。
从此归来复何事，风涛虽险奈虚舟。
陈文蔚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中有“才卿问”五条，分别见载于卷十六（P360）、卷五六（P1330）、卷六三（P1525）、卷七六（P1955）、卷一百（P2551），均为沈僴所录。据《语录姓氏》，沈僴录在戊午（庆元四年即1198年），则是年陈文蔚与沈侗应同时问学于建阳。同时从学者还有郭友仁，《语类》卷一一四《训门人二》，有训文蔚九条，其中前七条为郭氏所录。卷一三九又录“才卿问《韩文》”（P3305）一条。据《语录姓氏》，郭氏所录亦在戊午。此外，沈侗录“才卿问‘伯夷是中立而不倚’”（卷五六P1330）条中，有庆元五年（1199）从学于建阳考亭的长乐刘用之的发言，卷六六记陈文蔚、沈僴又同录“刘用之问坤卦”，由此可知，庆元四至五年，陈文蔚均在建阳考亭从学。
包定
包定，字定之，温州永嘉人。淳熙十一年（1184），师事朱熹于武夷精舍。黄干《勉斋集》卷十九《送徐居父归永嘉序》中有“淳熙甲辰（十一年即1184）始识包君定于武夷之下”之语。《考亭渊源录》、《儒林宗派》以及董天工《武夷山志》据此均误其名为“包君定”。《文集》卷五四有《答包定之》书两通，勉其于《论语》、《孟子》、《尚书》等，要“反复讽诵，于明白易晓处直截理会”，对其有“用意精密，不易得也”的评价。
董铢（1152—1214）
董铢，字叔重，号槃涧，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晚年中进士，曾历官金华县尉。黄干《勉斋集》卷三五《董县尉墓志铭》云：“既冠从乡之儒先程公洵游，公语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尽弃所学，取《大学》、《中庸》、《语》、《孟》诸书，日夜玩习。裹粮入闽，抠趋函丈，不惮劳苦。先生亦爱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叔重学益勤，志益苦，往来师门，不一二岁辄至，至必越累月而后归。故于先生之书无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负其所教。”文中不言“裹粮入闽”的具体时间，《朱子语录姓氏》录其丙辰以后所闻一卷，乃庆元二年（1196）在考亭沧洲精舍续学时所闻，为《池录》第十三卷。
《文集》卷五一有《答董叔重》书十通。一书乃朱熹应董氏之请，为其易字为叔重，“盖取《通书》‘其重无加焉耳’之义”。王懋竑《朱子年谱·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一将此书与二书、三书均定为甲辰（淳熙十一年即1184），此为董铢从师已知的最早年月。
《文集》卷八二《跋程董二生学则》，乃朱熹于淳熙丁未（十四年即1187）十一月为程正思、董铢所作。时两人访朱熹于武夷精舍，朱子因从其所请。《文集》卷九三有《迪功郎致仕董公墓志铭》，则是绍熙三年（1192）八月，朱熹为其父董琦所撰。
董铢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录姓氏》录其丙辰，即庆元二年（1196）以后所闻。但董铢约在绍熙四年（1193）前后就曾已问学于建阳。《语类》中有同学者所录十几条，语涉董铢。如卷二“叔重问星图”（P22）、卷三六“叔重问‘何谓招摇’”（P978），为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甘节录。同年潘时举所录“叔重问‘程子云……’”（卷三七P988）、“叔重问‘所谓求放心者……’”（卷五九P1408）、“叔重因问‘程易说……’”（卷七十P1769）等。同年，又有杨至录“铢问‘太保称成王’（卷七九P2060）；次年（1194），则有辅广录‘先生答叔重疑问”等条目（卷六P121），由此可知，董铢在绍熙四至五年曾一度在考亭求学。
庆元二年（1196），董铢再至考亭。《语类》卷二五有本年潘时举录“林闻一问‘度量偏浅’”（P629），在场参与讨论者有董铢。林闻一即林赐，本年与董铢同门（参“林赐”条）。黄干《董县尉墓志铭》云：“庆元初，先生归自讲筵，日与诸生论学于竹林精舍，命叔重长其事。诸生日所诵习，叔重先与之反复辩难，然后即先生而折衷焉。”由此可知，董铢还曾担任书院堂长一职。朱熹在《答潘子善》书五云：“精舍春间有朋友数人，近多散去，仅存一二，未有精进可望者。……诸友颇思董叔重也。”（《文集》卷六十）此精舍，即考亭沧洲精舍而不是武夷精舍。
林成季
林成季，字井伯，莆田人，名儒林光朝从子，曾历官兴国军判官。《道南源委》卷二载：其“有学行，从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与笔札甚多。”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七《名贤下·寻胜》则载：“尝至武夷从文公游。赵忠定公（汝愚）帅闽，礼为上客，每事咨之。嘉泰二年以特奏名授兴国军判官。”
《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一有《答林井伯》短札三通，卷四有《林井伯书》九通，其中可考年代最早的，是卷四书六写于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时赵汝愚除敷文阁待制再任福州知府，故书中有“赵帅进职因任，可喜”诸语（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24页）。此当为《武夷山志》所言“尝至武夷从文公游”的大致年月。
林成季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庆元五年（1199）夏，曾至考亭续学。黄干《勉斋集》卷二《与晦庵朱先生》书十一云：“林井伯归，闻先生尊体不安，甚以怀念。及得此书，笔画辞意殊无病状……方稍自慰。”书中还提到“方闻引年之谱已下”，即本年夏四月朝廷批准朱熹以朝奉大夫致仕。由此可知，“林井伯归”，指的是林从建阳考亭续学之后回到福州。
宋之源
宋之源，字深之，成都府双流县（今属四川）人。“秘书丞若水子，兄弟皆师朱子”（《宋元学案》卷五九）。
其父宋若水，字子渊。据《文集》卷七九《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宋若水于淳熙十一年（1184）官福建提举常平。时提举司设司建宁府城（今建瓯），因得与朱熹密切往来，共同探讨实行社仓法。其子宋之源、之润、之汪兄弟三人均于此时从学于朱熹。《文集》卷五八有《答宋深之》书七通。其中书一云：“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见，虽人事匆匆，未得款语，然已足以自慰矣。别后不得奉问，积有驰情。”所言当为两人初识的情景，此“城”，应指建宁府城。魏了翁《鹤山集》卷七二有《宋深之墓志铭》云：“史部（若水）使闽，未遑他务，而访道于文公，遣其三子从之游。”淳熙十三年（1186），宋若水改任湖南提刑，宋之源从其行，因与朱熹告别。《文集》卷五八《答宋深之》书二云：“前日临歧，不胜忡怅。”所言当指此次的别离。
宋之润
宋之润，字泽之，宋若水次子。与其兄之源同时从学于武夷精舍。《文集》卷五八《答宋泽之》书一通，主要内容是关于为其父宋若水撰《墓志铭》，书末云：“人还，无以为意，临漳所刻诸书十余种谩见远怀。书后各有题跋，见所为刻之意。《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缪。《家仪》、《乡仪》亦有补于风教，幸勿以为空言而轻读之也。”从此书内容而言，当写于绍熙二年（1191）离漳州任职之后。
宋之汪
宋之汪，字容之，宋若水三子。与其兄之源、之润同时从学于武夷精舍。《文集》卷五八有《答宋容之》书一通，内容为告诫其读书要虚心平气，熟读精思，并批评科举误人。
吕道一
吕道一，字号里籍缺考。《文集》卷四六《答吕道一》短札二通，论为学之要当先辨邪正，为学之功要行其所知。同卷《答吕士瞻》书云：“道一远来，甚慰孤陋。天资明敏，极不易得。到此数日，适值小冗，拨置与语，令人不倦。观其意趣，事事通晓，但于为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区区所深惜，故其告归，再三留之。”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根据此书中有“南轩辨吕与叔《中庸》，其间病多，后本已为删去矣”诸语，认为“后本已为删去，当指南轩死后朱子所为定《南轩文集》，《文集》七十六朱子所作《张南轩文集序》乃在甲辰，故此书当在甲辰后”（P219）。甲辰为淳熙十一年（1184），时朱熹在武夷精舍课业诸生。《朱子实纪》卷八列吕道一为朱子门人，从学地点当在武夷精舍。
赵师渊
赵师渊，字几道，号讷斋，台州黄岩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宋宗室燕王后人。“从朱文公游，得其要旨。文公称其所论时学之弊甚善，因属修《通鉴纲目》。文公与之论校往来凡八书。历官衢州、南剑、宁海军推官。赵丞相汝愚以从班荐，有旨与职事官，会赵以谗去，遂翩然东归。益究所学，积十余年不仕。”（嘉靖《黄岩县志》卷五）
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草成于乾道八年（1172），先后由蔡元定、李伯谏、詹体仁等人的分工合作。据束景南的考证，赵师渊“论校《纲目》”，只是修改整理其中的“目”。朱熹与赵师渊论《纲目》，往来有八书，后人将其附于此书之前，陈荣捷《朱子门人》云：“《通鉴纲目》乾道八年（1172）四月完成。兄弟中最先登朱子之门，则其首事朱子，当在登进士之前。”（P296）将赵氏从学朱熹，定在乾道八年（1172）之前，所据有误。束景南《朱子大传》则云：“朱熹在乾道八年草成《通鉴纲目》时，赵师渊大概刚刚出世。”（P313）其根据是赵师渊与赵师夏为兄弟，师夏为朱熹长孙女婿，娶朱塾之女。根据朱塾的婚期推出其女的大致年龄，从而得出以上结论，进而得出乾道八年（1172）疑为赵师渊生年而非中进士之年（见该书P324，注18），所言亦误。
《文集》卷二七《与林择之》书二写于淳熙十一年（1184），时赵汝愚帅福州，林择之为其幕府。书云：“近因便兵附状，想达。……闻沙县宰颇有才，南剑推官赵师渊、剑浦令丞皆晓事。此是将来帅到南剑，可备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赵师渊于淳熙十一年既已官南剑，则乾道八年（1172）举进士当无可怀疑。但从有关资料考查，乾道八年以前从学于朱子的可能性也不大。《文集》卷四四《答梁文叔》书三云：“示喻所处，甚善。不知几道相聚作甚工夫？……故此奉报，可以呈几道也。”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P218），此书大约也写于淳熙十一年。此外，《文集》卷五四《答赵几道》书两通，则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所交往的资料显示赵师渊与朱子交往均在淳熙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乾道间，以其年代而论，赵师渊当为武夷精舍的门人。《语类》卷一二九有余大雅录“赵几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P3085），即录于淳熙十一年（1184），地点在武夷精舍。
林鼒
林鼒，字叔和，号草庐，台州黄岩人。“之四明，与沈焕、舒璘、杨简、袁燮友善。因言象山陆氏之学，走上饶求之意见差异，遂与兄鼐及赵师渊、杜煜兄弟同受业于晦翁之门，以学行知名”（嘉靖《黄岩县志》卷五）。《考亭渊源录》卷二十列为朱子门人，但不录其从学的时间和地点。《语类》卷一二〇有师䢼录“林叔和别去，请教”（P2906）一条，为淳熙十五年（1188）以后所录。但此时并非林鼒从学的最早时间。《文集》卷四九有《答林叔和》短札三通。卷三六《答陈同甫》书四云：“林叔和过此，又得闻其事首末尤详……”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将此书定为淳熙十一年（1184）所作。据此，则林叔和至少曾于淳熙十一和十五年两次问学于朱子，地点在武夷精舍。
窦从周
窦从周，字文卿，镇江府丹阳县人。“为人淳朴，深居简出，足不及城市。年过五十，从游默斋学。后闻朱子讲学之盛，即裹粮从之。其弟澄，字叔清，负笈以随。”（《宋元学案》卷六九）《考亭渊源录》卷十三载其从学朱子在淳熙丙午（淳熙十三年即1186），所据乃《朱子语录姓氏》所录为“丙午以后所闻”，为《池录》第十四卷。《朱子语类》卷一一四载窦从周自录云：“丙午四月五日初见先生，坐定。问：‘从何来？’某云：‘自丹阳来。’问：‘仙乡莫有人讲学？’……”（P2764）是窦从周从学朱熹的最早原始记载。
《朱文公文集》卷五九有《答窦文卿》书四通，内容涉及为学之要、祭礼等。
从《语类》考察，窦从周也是建阳考亭门人。从学时间在绍熙四年至庆元元年（1193—1195）。卷三七林恪录“蔡行夫问‘仁者不忧’”（P985），文中记在场者有同门李方子、石洪庆、杨至、窦从周诸人，为林恪绍熙四年（1193）所闻。卷一〇七有王过录“先生书阁上只匾南轩‘藏书’二字，镇江一窦兄托过禀求书其家斋额，不许”（P2675）。据《语录姓氏》，此为甲寅（绍熙五年即1194）以后所闻。卷三四有汤泳录“窦问‘善人有恒’一章”（P897），为乙卯（庆元元年即1195）录。下文窦又言：“尝观分水岭之水，其初甚微；行一两日，流渐大；至到建阳，遂成大溪。看来为学亦是有恒方可至于圣人。”此虽以崇阳溪水比喻为学要有恒心，但说话地点必在喻体中提到的“建阳”，即建阳考亭沧洲精舍。
窦澄
窦澄，字叔清。从其兄窦从周“负笈以随”同学于武夷精舍，参上文“窦从周”条。
方壬（1147—1196）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方耒（耕道）从弟，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任长泰主簿。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一中有其《墓志铭》，云：“君在长泰，太守朱文公诸主学，君条上讲说、课试、差补等十事，文公诸邑皆仿此。……初，（方）道辅幼与伊川同学，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业于文公，夫师生之谊大矣。……中更党论学禁，生徒扫影灭迹讳称门人，而君家宝藏程朱翰墨，以二师传不已。”
《宋元学案》卷六九、《道南源委》卷四均列其为朱子门人。《宋元学案》载云：“淳熙中游太学，往返建安，必造谒朱子。至，必留月余。擢第漳州长泰簿，时朱子为守……悉别白为朱子言之，后朱子召还，出《大学章句》俾刊示学者。”
据上文所载，方壬从朱子学当在淳熙十四年（1187）举进士之前，而以从朱熹问学于武夷精舍的可能性较大。《文集》卷五九、《别集》卷四各有《答方若水》书一通，内容从政事说到读书穷理。卷五七《答李尧卿》书四云：“前书所喻《大学》改字处，已报方簿矣。”方簿即长泰主簿方壬，时朱熹正官漳州知府。此必为方壬为朱熹刊《大学章句》，朱熹使李尧卿校字。又卷八二《书伊川先生与方道辅帖后》一文，提到“公之曾孙长泰主薄壬又并其所藏数帖模刻于家”，据文末所署，此文写于绍熙元年（1190）七月。
吴寿昌
吴寿昌，字大年，邵武人，与其父吴英、子吴浩祖孙三代均从朱子学。咸丰《邵武县志·儒林志·吴英传》载：“朱子尝主其家，讲学于莲花峰坞，相得甚欢。”《道南源委》卷三载：吴寿昌“初谒佛者疏山，喜谈禅。后从朱子学。著《问答略》。”此《问答略》后被黎靖德收入《朱子语类》，《朱子语录姓氏》录其“丙午，同子浩录”，即淳熙十三年（1186）在武夷精舍求学时所录。为《饶录》第四三卷。
因吴寿昌“喜谈禅”，好为佛语，故其所录语录，如卷一一八《训门人六》中所录内容，较多的也是朱熹与之谈论这方面的见解，以正其失。
《文集》中无其书信，但在写给他人的书信中每提及其人。如《别集》卷三《刘子澄》书四云：“吴大年附到春间所予书，足以为慰。”卷五五《答邵叔义》书四：“吴大年极荷留念，想且留鄱阳也。”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此两书一写于淳熙十四年（1187）秋，一写于十六年（1189）春，与《朱子语录姓氏》所录时间大致吻合。
从《语类》考察，吴寿昌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卷二有黄义刚录“吴大年曰：‘吕蒙城在郢州……’”（P32），据《朱子语录姓氏》，此为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所录，地点在建阳考亭。
吴浩
吴浩，字号未详，吴寿昌之子，乃朱熹武夷精舍童年弟子。《朱子语录姓氏》载吴寿昌“丙午同子浩录”，可知吴寿昌于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携子共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寿昌录”载，先生问寿昌是否有看寒山的诗，寿昌回答：“亦尝看来。近日送浩来此洒扫时，亦尝书寒山一诗送行云：‘养子未经师，不及都亭鼠。何曾见好人？岂闻长者语？为染在薰莸，应须择朋侣。五月败鲜鱼，勿令他笑汝！’”（P3329）卷一一八《训门人六》载：“先生问寿昌：‘近日教浩读甚书？’寿昌对以方伯谟教他午前即理《论语》，仍听讲，晓些义理；午后即念些苏文之类，庶学作时文。”（P2859）由此可知吴浩外师朱熹、方伯谟，内从学其父。
蔡渊（1156—1236）
蔡渊，字伯静，号节斋，蔡元定长子，内师其父，外事朱熹。与弟沆、沈“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与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蕴也”（《道南源委》卷三）。
《续集》卷三有《答蔡伯静》书十几通，内容以答问、印书、校书为主。其中书一云：“《启蒙》已为看毕，错误数处已正之……但注中尊丈两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归却商量。”乃商议《易学启蒙》一书的校对与刻印事宜。据《朱子年谱》卷三，《易学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春三月，此亦为今可考的蔡渊从学于朱熹的最早时限，从学地点在武夷精舍。
蔡渊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续集》卷三《答蔡伯静》书七云：“自尊丈行后，惘惘至今，不能平适。”表达的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的心情，时在庆元三年（1197）。同卷书四、五、六均与蔡渊商讨《周易参同契考异》一书的校正和刊刻事宜。书四云：“《参同》定本纳去，可便写白，并元本寄来，更看一过，然后刻本乃佳。”考《周易参同契考异》成书于庆元四年（1198），《文集》卷六七《参同契说》文末云：“此说欲与季通讲之，未及写寄而季通死矣。偶阅旧稿，为之泫然。”末署“戊午腊月十六日”。从朱熹与蔡渊书信往来多发生在庆元间，而蔡又是建阳人而论之，蔡渊当为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此外，《语类》卷二有黄义刚录“蔡伯靖（静）曰‘山本同而末异，水本异而末同’”一条（P28）；卷十二叶贺孙录“或问‘先持敬……’”（P212）条中又录有蔡伯静的发言。黄义刚录在绍熙四年（1193），叶贺孙录在绍熙二年（1191）以后，则此又可作为蔡氏乃沧洲门人之佐证之一。
郭浩
郭浩，字叔义，婺州东阳人。石洞书院创建人郭德谊之次子。淳熙十二年（1185）曾官江山县令。这年八月，朱熹应其所请作《衢州江山县学景行堂记》（载《文集》卷七九），以祀乡人周颖、徐揆、徐存等五人。陈荣捷《朱子门人》（P205）据《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九王梓材案：“《朱子全集》（景行堂记）本作邵浩，今考金华《东阳县志》，先生乃张横浦弟子，郭钦止德谊之子。则作郭者是也。”
《文集》无其名，《语录姓氏》录其丙午（淳熙十三年即1186）所闻，其名亦误作“邵浩”，为《饶后录》第九卷。从其问学之年而论之，当在武夷精舍求学。黎靖德编《语类》卷一一九《训门人七》，有训“邵浩”（P2871）一条。
黄东（？—1200）
黄东，字仁卿，黄干仲兄。以父黄瑀遗泽补将仕郎，历官沙县丞、抚州乐安知县（黄干《仲兄知县墓表》，《勉斋集》卷三五）。《道南源委》卷三于黄干传末云：“兄东，字仁卿，亦受业朱子。”
黄东于何时始学于朱熹已不可考，《文集》中卷八二有《跋陈了翁责沈》，撰于淳熙十五年（1188），文中提到沙县丞黄东之名，与所撰《朝散黄公（瑀）墓志铭》（《文集》卷九三）亦提到黄瑀二子“东，从政郎，南剑州沙县丞”，两文当在同年所撰。但此时并非黄东师从朱熹的最早时限。《文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十三云：“直卿去冬暂归，今已复来。仁卿亦来相访，见在此，意思亦甚好也。”文中又有“赵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别之”诸语，由此可知，黄东此次拜访朱熹，应在武夷精舍。据《宋史·孝宗纪》，赵汝愚由福州知府迁为四川制置使，在淳熙十二年（1185）十二月，则其至武夷与朱熹告别当在次年春，此即黄东从学朱子可考的最早时间上限。
《文集》中有《答黄仁卿书》凡四通，分别见于卷二八、二九和卷四六，内容有答问，兼及时政。
从《语类》考察，黄东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该书卷六十有甘节录“黄仁卿问‘性善之性’与‘尧舜性之’之性如何”一条（P1448）；卷一一一有义刚录“黄仁卿将宰乐安，论及均税钱”一条（P2715）；卷一三四则有董铢录“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P3218）一条。据《语类姓氏》，甘节、黄义刚录均在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董铢录则在庆元二年（1196），则此数条必为黄东问学考亭之时，同门所录也。
潘履孙（1174—？）
潘履孙，字坦翁，婺州金华人，寓居绍兴。父潘友恭，亦朱子门人。《考亭渊源录》卷十二云：“淳熙丙午（1186），年才十三，文公见其侍立祖父旁，视听专一，而进趋有度，遂授学焉。任终江陵府。”《文集》卷九二有本年朱熹应潘友恭之请为撰《潘氏妇墓志铭》，其中有语曰：“生子曰履孙，因家君奏补将仕郎，年十有三矣。”
《文集》卷六二有《答潘坦翁》书一通，为答其《四书集注》之问。《语录姓氏》载其甲寅（绍熙五年即1194）所闻，为《池录》第三十二卷。以时论之，潘履孙则又曾续学于建阳考亭沧洲精舍。
杨楫（1142—1213）
杨楫，字通老，人称悦堂先生，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历官司农寺簿、国子博士，后出任湖南提刑、江西运判，著有《悦堂文集》。
清全祖望据黄干《杨恭老敦义堂记》（勉斋集》卷十七）中所云“吾与通老从游于夫子之门二十年矣”，而考定杨楫是朱子门人（《宋元学案》卷六九）。日本田中谦二根据《朱子语类》中有关师䢼的记载，考定杨楫与师䢼于淳熙十四年至绍熙二年（1187—1191）同事朱熹（据陈荣捷《朱子门人》P272转引）。据笔者查找，《语类》卷七有师䢼录“因论小学”（P127），杨楫在场参与讨论；卷三二有师䢼录“通老问‘仁知动静’”（P824）；卷一一一可学录“杨通老相见，论纳米事”（P2716）；卷一二〇可学录“语通老‘早来说无事时此理存’”（P2884）；卷一三六可学录“因论唐事”条下有“通老问”（P3244）等。由此可知杨楫与师䢼当同是武夷精舍的门人。
又《别集》卷四《答林井伯》书五有“通老所言极荷留念”之语，书中又提到朱熹三女患病，“凡百余日，竟不可救”。考朱熹三女逝于淳熙十四年（1187）（《女巳埋铭》，《文集》卷九三），则此为杨楫于淳熙十四年已从学于朱熹的又一明证。
杨楫也是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嘉定四年（1211），他在同安郡斋刻印朱熹《楚辞集注》一书，其刊跋云：“庆元乙卯（1195），楫自长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编，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有请焉。……”此跋所记为庆元元年（1195）杨楫至考亭沧洲精舍的见闻，为其自题，见载于傅增湘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但杨楫从学考亭，并非始自庆元元年，《语类》有数条为叶贺孙辛亥（绍熙二年即1191）所录，如卷八四“杨通老问《礼书》”（P2186）、卷一〇六“杨通老问‘赵守断人立后……’”（P2647）、卷一二〇“与杨通老说‘学问最怕悠悠’”（P2883）等。庆元四年（1198），则有沈侗录“杨通老问《中庸或问》”（卷六二P1496）等。《文集》卷三八《答林正夫湜》云：“今兹杨通老来，忽奉手诲之辱……通老在此相聚甚乐，比旧顿进，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远，忽起归兴而不可留也。”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P477），此书写于庆元五年（1199），则杨楫至考亭问学，又不止一次矣。
此外，《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六六即本次杨楫从福州至建阳考亭时，捎来黄干给朱熹书信的一封回信。黄干来信提到“方闻引年之请已下”，指的是朱熹于庆元四年（1198）十二月引年乞休，次年夏四月有旨以朝奉大夫致仕（《朱子年谱》卷四）。信中又提到杨楫云：“杨丞此来留半月余，学者如此人诚不多得。其胸襟无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读书穷理比旧似稍通晓。但说不甚出，亦不甚能问辨。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视辛幼安辈如小儿，独于先生之前则畏惮不敢发一语。更望先生详细与之语。若其有所得，却胜似世间一种心地纷扰利欲胶固底人物也。”（黄干《与晦庵朱先生》书十一，《勉斋集》卷二）故朱熹在回信中说：“精舍诸友讲论颇有绪，通老果如所论，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细，非他人比之。”（《文集》续卷一，《答黄直卿》书六六）结合上文可以断定，此“精舍”乃考亭沧洲精舍。
张巽
张巽，字子文，一字深道，泉州惠安人。其父寓，知临江军，与张栻是同学。“淳熙中，遣公从南轩于长沙。及归，南轩赠以二诗，示为学根本。杜门玩养，无有知者。时朱子之学盛行于泉，谓之清源别派，而刘叔光尤称高弟，公间从之游，因得所闻于朱子者，心疑曰‘恐不止是’，乃走武夷谒朱子。以尝所与南轩讲论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与南轩晚年画一功夫。临别又请。朱子曰：‘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合而观之，知所用力矣。’公退喜曰：‘吾固知其不止此也。’既归，日从事于涵养体察，久益明净。……有草堂在锦溪上，称锦溪先生。”（道南源委》卷四）
张巽之名，《文集》、《语类》中均不见记载，故对其“走武夷谒朱子”的具体时间难以详考。束景南《朱子大传》判断说：“大约在淳熙十四年秋间，有一个惠安的张栻弟子张巽也迢迢来武夷问道于朱熹，离别时他作了一首诗颂扬这个当代道统圣人……”（见该书P541）。从行文看，束先生断定其来武夷精舍问道于朱熹的时间在淳熙十四年（1187）秋，其根据有二：一是朱熹的《衡州石鼓书院记》（见载于《文集》卷七九）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夏四月，而上文在征引《道南源委》时，已有“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诸语，由此可知张巽问学的时间当以此记撰写的时间为近；二是张巽《武夷留别朱晦翁先生》一诗中有“洞口秋深雁望飞”的诗句，由此可知“武夷留别”是在秋季。又，其诗句“巨麓清扬知广大”，指张栻作《岳麓书院记》，“石钟自况示精微”，指朱熹作的《石鼓书院记》，也与上文所推断吻合。此诗全文如下：
千灯圣道谁能几，苦卓先贤问一遗。
巨麓清扬知广大，石钟自况示精微。
山中夜冷雪客立，洞口秋深雁望飞。
此际殷勤分手去，明春策杖扣仙扉。
（《惠安县续志》卷十一）
陈孔硕
陈孔硕，字肤仲，一字崇清，号北山，福州府侯官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官邵武知县、赣州知州、提举淮南东路常平、广南西路运判、中大夫秘阁修撰等职。著有《大学中庸解》、《北山集》，工篆隶，有“辞章翰墨，为近世第一”（真德秀《跋北山帖》，《真文忠公集》卷三不止是’，乃走武夷谒朱子。以尝所与南轩讲论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与南轩晚年画一功夫。临别又请。朱子曰：‘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合而观之，知所用力矣。’公退喜曰：‘吾固知其不止此也。’既归，日从事于涵养体察，久益明净。……有草堂在锦溪上，称锦溪先生。”（道南源委》卷四）
张巽之名，《文集》、《语类》中均不见记载，故对其“走武夷谒朱子”的具体时间难以详考。束景南《朱子大传》判断说：“大约在淳熙十四年秋间，有一个惠安的张栻弟子张巽也迢迢来武夷问道于朱熹，离别时他作了一首诗颂扬这个当代道统圣人……”（见该书P541）。从行文看，束先生断定其来武夷精舍问道于朱熹的时间在淳熙十四年（1187）秋，其根据有二：一是朱熹的《衡州石鼓书院记》（见载于《文集》卷七九）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夏四月，而上文在征引《道南源委》时，已有“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诸语，由此可知张巽问学的时间当以此记撰写的时间为近；二是张巽《武夷留别朱晦翁先生》一诗中有“洞口秋深雁望飞”的诗句，由此可知“武夷留别”是在秋季。又，其诗句“巨麓清扬知广大”，指张栻作《岳麓书院记》，“石钟自况示精微”，指朱熹作的《石鼓书院记》，也与上文所推断吻合。此诗全文如下：
千灯圣道谁能几，苦卓先贤问一遗。
巨麓清扬知广大，石钟自况示精微。
山中夜冷雪客立，洞口秋深雁望飞。
此际殷勤分手去，明春策杖扣仙扉。
（《惠安县续志》卷十一）
陈孔硕
陈孔硕，字肤仲，一字崇清，号北山，福州府侯官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官邵武知县、赣州知州、提举淮南东路常平、广南西路运判、中大夫秘阁修撰等职。著有《大学中庸解》、《北山集》，工篆隶，有“辞章翰墨，为近世第一”（真德秀《跋北山帖》，《真文忠公集》卷三六）的称誉。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卷十四、朱衡《道南源委》卷三、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均称其初从张栻、吕祖谦游，后复“偕其兄孔夙师事文公于武夷”。《朱文公文集》卷四九有《答陈肤仲》书六通，内容涉及诗序、义理、涵养等。同卷《答王子合》书十五注明写于“己酉（淳熙十六年即1189）闰五月十八”，文中提到“肤仲亦以修学来求记”。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卷九记福州鼓山摩崖石刻云：“淳熙丁末（十四年即1187），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洞，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由此可知陈氏从学朱熹当在淳熙十四年或此之前。
绍熙五年（1194），陈孔硕官邵武知县，因得以有问学建阳考亭之便。《文集》卷四六《答潘叔度》书五云：“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陈肤仲近得书，云欲旦夕过此。”这年十二月，其父陈衡逝世，朱熹为撰墓志（《宣教郎致仕陈公墓志铭》，《文集》卷九四）。
陈孔夙
陈孔夙，字仁仲，侯官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与其弟陈孔硕同时从学朱熹于武夷，朱熹应其所请，分别于绍熙二年（1191）和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为其母撰《宜人黄氏墓志铭》（《朱文公文集》卷九三）、为其父撰《宣教郎致仕陈公墓志铭》（《文集》卷九四）。
张洽（1161—1237）
张洽，字元德，号主一，临江军清江县人。嘉定间进士，历官袁州司理参军、永新知县、池州通判、白鹿洞书院山长等。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等。《宋史》卷四三〇本传载：“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
《语录姓氏》录其丁未（淳熙十四年即1187）、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所闻，附于《池录》之后。《别集》卷四《向伯元》书五云：“临江张洽秀才迂道相访，后生有志，甚不易得。”当为张洽初次问学于朱熹之时所记。考书中有“祠禄将满，未敢再请，而朝廷记忆，遂有鸿庆之命”诸语，由此可知张洽此次求学时在淳熙十四年三月。时朱熹在武夷山，在主管华州云台观任满之后，又得到了一个主管南京鸿庆宫的闲职（《朱子年谱》卷三）。
《文集》卷六二有《答张元德》书九通，以答问为主。庆元三年（1197），又为其所藏《孔毅夫谈苑》手稿作跋（《跋孔毅夫谈苑》，《文集》卷八四）。
绍熙四年（1193），张洽又来到建阳，成为考亭竹林精舍的学生。《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三四云：“近有临江军张洽秀才来，资质甚好，可喜可喜。书院方盖屋，未得成就，度须更两月方可居耳。”《语类》中分别有绍熙四年（1193）同时就学者林恪、潘时举录数条。如卷十八林恪录“张元德问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P417）；卷六四时举录“元德问‘其次致曲，曲能有诚’”（P1574）；卷七一又录“张元德问《易》”（P1780）；卷七二“元德问‘王用亨于岐山’”（P1841）等。
杨道夫
杨道夫，字仲思，建宁府浦城县人。《道南源委》卷三：“与从兄与立、子昂，同时受学于朱子。”《文集》卷五八有《答杨仲思》书四通，探讨“仁”、“敬”之义。《别集》卷五《答郑景明》书四云：“杨生道夫乡居托庇，甚幸。闻其懦弱，颇为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恳，幸稍左右。”此书约写于淳熙十四年（1187）郑景明中进士，官浦城主簿之时。《朱子语录姓氏》录其己酉（淳熙十六年即1189）以后所闻（为《池录》十八、十九两卷），略晚于此时间，以此论之，则杨道夫从学于武夷精舍，当不晚于郑景明。
《语类》卷一一五《训门人三》有训道夫19条。其中第二条“请问为学之要”，朱熹举例说：“且如公自浦城来崇安，亦须遍历崇安境界，方是到崇安。”（P2774）下文中又有杨骧（子昂）的发言。由此可知上文所引《道南源委》称“与从兄与立、子昂，同时受学于朱子”为不诬。而文中所谓“崇安”，具体言之，就是武夷精舍。
杨道夫也是建阳考亭的门人。《语类》卷一一五《训门人三》，训道夫第十五条“于今为学之道”，为其子杨若海录，而杨若海乃绍熙三年（1192）竹林精舍门人，此必为父子两人同时就学之时所录（参本书“杨若海”条）。《语类》中有杨道夫录“行夫问”七条，所记为行夫（蔡?）对《大学》、《孟子》中有关问题的疑问，分别见载卷十六（P332）、十七（P385）、十八（P394、P398、P405）、五八（P1363）、一〇三（P2601）。而蔡行夫从学也在绍熙三年（1192），《语录姓氏》录其为本年所闻，此亦可作为杨道夫于本年从学于考亭之旁证。卷四则有潘时举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录“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P70）一条。另据卷二二陈淳录“童问：上蔡云‘礼乐异用而同礼’”（P519-P520）条中记载，在场者有杨道夫，时在庆元五年（1199）。
丘珏
丘珏，字玉甫（或作玉父）。“邵武人，从朱熹学，有《主敬问答》。学禁严，遂谢场屋”（嘉靖《邵武府志》卷十三）。《道南源委》、《宋元学案》所记与此略同。
《文集》无其名，《语类》仅一见。载于卷一二〇《训门人八》，吴必大录“丘玉甫作别，请益”（P2906）。考吴必大所录为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之间，则丘珏当为武夷精舍门人。
傅诚
傅诚，字至叔，兴化军仙游县（今属福建）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历官永福尉、太常博士。《宋元学案》卷六九、《道南源委》卷三等均列为朱子门人。
《文集》无书信往来，《语录》有其问疑两则。见载于卷一〇五，“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P2625）卷一二〇“傅诚至叔请教”（P2883），两条均淳熙十六年（1189）杨道夫录。时杨道夫在武夷精舍从学（参上文“杨道夫”条），则傅氏亦为精舍诸生无疑。
郑昭先
郑昭先，字景明，一字景绍，号日湖，闽县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初官浦城主簿，叹曰“侥幸一第，问学未悉，遂游朱子之门”（《宋元学案》卷六九）。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七《名贤下·寻胜》则云：“自以未尝学问，来武夷受业于朱子。迁归安令，邑人爱戴之。历官谏议大夫，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立朝数有奏章，言皆切直，卒谥文靖，著有《日湖遗稿》五十卷。”
《朱子语录姓氏》无其名，《别集》卷五有《答郑景明书》四通。书四有“杨生道夫乡居托庇，甚幸。闻其懦弱，颇为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恳，幸稍左右之。”按，杨道夫字仲思，浦城人，亦朱子门人。此书委郑昭先“托庇”，当写于郑氏官浦城之时。由此可知郑氏在主浦城簿时始学于朱熹之记载不误，时间当以淳熙十四年（1187）其登进士第后不久。
《语类》卷一二〇杨道夫录云：“郑昭先景绍请教。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学而后仕，今人却反仕而后学。其未仕也，非不读书，但心有所溺，圣贤意思都不能见。……’”（P2905—P2906）朱熹这一段关于“仕而后学”的议论，是针对郑昭先官浦城主簿后又来求学而发，亦可证上文所引史料之不误。《语类》中杨道夫录有关郑昭先的还有以下若干条，分别见载于卷五“景绍问心性之别”（P90）；卷十四“问：‘明德、至善，莫是一个否？’”（P269—270）条中有景绍的发言；卷五九有“景绍问‘夜气、平旦之气’”（P1396）等。
潘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婺州金华人。潘畤从子，陆象山门人，先后又从张栻、吕祖谦和朱子学。历官永丰令、福建常平提举等职。
《文集》卷五十有《答潘文叔》书四通，书二有“恨相远，无由面论耳”之言，书四又称：“承许官满见访，会面非远，当得细论。”陈荣捷《朱子门人》据此所言，“证以《语类》绝无问答，大概始终未见面也”，因而认为“如此未足为弟子”（见第326页）。
潘友文实应为朱熹武夷精舍的门人，陈亮《信州永丰社坛记》（《陈亮集》卷十六）云：“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丰也……即命工役整治其坛。……文叔，故中书舍人讳良贵之诸孙。少从张南轩、吕东莱学，步趋必则焉；而又方卒业于朱晦庵。”考潘友文官永丰令在绍熙三年（1192），见朱熹《旌忠愍节庙碑》所载（《文集》卷八九）。则陈亮所言“方卒业于朱晦庵”，当在绍熙三年以前。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考定朱熹《答潘文叔》四书约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前后，据上文所揭，在淳熙十三年前后，两人尚未见面，则潘氏从学于朱熹，当在淳熙十四至绍熙三年（1187—1192）之间。
潘友文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宋文宪公文集》卷四六《题朱文公手帖》录朱熹手迹残帙一通，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两日矣。见约诚之在此相聚也。”宋濂据此考证云：“太师徽国公朱文公帖一纸，韵度润逸，比他日所书，人以为尤可玩。……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实为兄弟。……文叔尤善问辨，文公与论《大学》致知格物之义，曾反复数四而弗措。……此帖无岁月，不知何年所发，其或学禁未兴，讲道于竹林精舍时耶？”束景南据朱熹《答潘文叔》书四“承许官满见访”，认为“应指绍熙五年潘友文永丰任满来见朱熹。是年冬朱熹自临安归，竹林精舍成（后改名沧洲精舍），正与宋濂所说相合”（《朱熹佚文辑考》P244）。
赵师䢼
赵师䢼，字恭父，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官鄞县主簿、嘉兴府判官。《文集》卷五九有《答赵恭父》书六通，《朱子语类》有数位学友所录，从其中所载考之，赵氏生平曾数次师事朱熹。
赵氏首次从朱熹学，约在淳熙十四年（1187），地点在武夷精舍。《文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书六云：“子合到此……台州又有一师䢼者在此，亦尽知用力，不易得也。”子合指王子合，名遇，亦朱子门人。何以判定此书写于是年，请参阅上文“王遇”条的考证。
赵氏第二次从学，约在绍熙四年（1193），地点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朱子语类》卷三〇《哀公问弟子章》载潘时举录“行夫问‘不迁怒，不贰过’”条（P767），下有叶贺孙录小字注云“恭父问：颜子工夫尽在‘克己复礼’上……”；卷三一《贤哉回也章》载林恪录“恭父问‘孔颜之分固不同’”条（P796）。考潘时举、林恪录均在癸丑（绍熙四年），叶贺孙录在辛亥（绍熙二年）以后，行夫即蔡?，所录在壬子（绍熙三年），而四人同时从朱子学，当在绍熙四年。
赵氏第三次从学在庆元元年（1195），约在这年六至八月。《朱熹遗集》卷二据《三希堂法帖》、《辛丑消夏记》录有《与滕承务书》两通，均写于庆元元年。书一云：“六月五日，熹顿首……恭父归日，必可寄呈矣。”书二云：“八月廿二日熹顿首……其它曲折，已与恭父详言之。”所言可作为恭父问学之后欲归之证。《文集》卷八九载《义灵庙碑》，写于庆元元年八月，乃“鄞县主簿赵生师䢼踵门以请”而为之所写，又可作为此行之明证。《文集》卷六十《答潘子善》书二云：“恭父留此甚久，尽得从容。因其行草草附此。”文中又有“比日秋凉，所履佳胜”之言，陈来将此书系于庆元乙卯（1195）之秋（《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89页），正与上文所录相合。赵师䢼此行还带回了朱熹给黄度的信函，《文集》卷三八《答黄文叔（度）》书云：“八月二十四日，具位朱熹顿首复书于知府显谟正言执事，熹跧伏穷山，闻执事之名旧矣。……因赵主簿归天台，寓此为谢。”《语类》卷七三《易九·艮》载王过录“赵共甫问‘艮其背，不获其身’”一条（P1851），《语录》载王过为甲寅（绍熙五年即1194）以后所闻，此条实即次年所闻。
赵师夏
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台州黄岩人，宋宗室燕王之后，赵师渊弟。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官朝奉大夫知兴国军、湖北提举常平。朱熹孙女婿，“登晦翁之门，悉得奥旨。”（嘉靖《黄岩县志》卷五）《宋元学案》、《考亭渊源录》等均列其为朱子门人。
赵师夏从朱熹学约在淳熙十四年（1187）。《文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书六云：“子合到此……几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几道指赵师渊，“其弟”即赵师夏，此书写于淳熙十四年（1187），参上文“王遇”条的考证。
赵师夏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卷二七郑南升录“亚夫问‘忠恕而已矣’”（P698）条中，有赵致道的发言；卷七二载潘时举录“赵致道问感通之理”。朱熹回答：“感，是事来感我；通，是自家受到感处之意。”（P1815）卷九五载董铢录“赵致道问‘自私者，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P2443）。据《语录姓氏》，郑南升、潘时举所录为癸丑（绍熙四年即1193）或此之后，董铢则为丙辰（庆元二年即1196）以后所录，由此可知赵师夏至少于绍熙四年（1193）和庆元二年（1196）两次从学朱子于建阳考亭。《文集》卷五九《答赵泳道》书云：“熹求道不力，衰晚无闻，辱问之勤，不知所以为报。……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数月，虽未能悉力锐进，亦似颇识为学之门户，经由必能具道此间曲折。”
庆元二年（1196），赵师夏在考亭从学期间，还参加了朱子《礼书》的编纂工作。《文集》卷五九《答赵恭父》书二云：“《仪礼》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时诸篇皆当仿此。或所附之文有难晓者，亦当附以注疏也。致道告归，甚令人作恶。此间事渠能言之，更不缕缕。”卷五四《答应仁仲》书四：“《礼书》方了得《聘礼》已前，已送致道，令与四明一二朋友抄节，疏义附入，计必转呈。有未安者，幸早见教，尚及改也。”
赵师夏为朱熹长孙女婿，见《文集》卷九七《朱公（松）行状》：“曾孙女九，长适文材郎赵师夏。”《文集》卷六九有《赵婿亲迎礼大略》，当为聚亲之时使用的程序。卷五九有《答赵致道》书三通。
郑可学（1152—1212）
郑可学，字子上，号持斋，兴化军莆田县人。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董天工《武夷山志》均载其“过武夷，从朱熹学”。“自知性下，用力惩忿。久之，得其精要。四方来学，文公多使质焉。文公知漳州，延置西塾。其后删定《大学》一编，曰：‘此书惟子上可记之。’前后三奉大对，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学，调衡州司户。著《春秋博议》十卷、《三朝北盟举要》一卷、《师说》十卷。”（《闽书》卷一〇六）
《文集》卷五六有《答郑子上》书十七通，内容以答问为主。《朱子语录姓氏》记其所录为辛亥（绍熙二年即1191）所闻，但据田中谦二考证，郑可学始事朱熹于淳熙十四年（1187）春至十五年（1188）春，则为武夷精舍诸生甚明。郑可学于淳熙十四年（1187）从学，《语类》中从其自录中已可得到佐证。卷一二六郑可学录“问德粹”条（P3030—3031），即录于本年，因文中提到朱熹自言“今年往莆中吊陈魏公”，事在本年春正月，见《朱子年谱》卷三（参“滕璘”条）。
《语类》卷一一八又载郑可学自录云：“一日晚，同王春、魏才仲请见。问：‘吾友年几何？’对云：‘三十七。’……”（P2840）时在淳熙十五年（1188）。
郑可学也是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陈荣捷《朱子门人》引日本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称“可学归事朱子四次。一为1187春至1188春。二为1190至1191年。三为1192至1193年。四则在1198年秋冬之间”（见该书第341页）。笔者因田中原文未见，未详其考之所据。《语类》卷一一八郑可学录“蜚卿问‘致知后，须持养’”一条（P2836），卷五九有滕璘录“子上问‘操则存，舍则亡’”（P1401），卷八三又有“子上问‘郑伯以女乐赂晋悼公’”（P2169），因童蜚卿从学在绍熙元年（1190），滕璘录在次年（1191），此或为田中氏认为郑可学第二次从学之据。
《文集》中朱熹于庆元间与郑可学的书信，有卷五六《答郑子上》书十六：“近修何业？因来幸语及也。此间夏间精舍有数朋友，自熹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则其室久虚，盖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来，此亦不敢愿其来也。”书十七：“病中不敢劳心看经书，闲取《楚词》遮眼，亦便有无限合整理处。……病中不敢出门已累月，精舍亦鞠为茂草。块坐无晤语，偶便附此，临风依然。”此外，《朱子语类》卷一一八载郭友仁录云：“郑子上因赴省经过，问《左传》数事。先生曰：‘数年不见公，将谓有异问相发明，却问这般不紧要者，何益？’”（P2843）据《语录姓氏》，郭友仁录在戊午（庆元四年即1198），则此或为田中氏认为郑可学第四次从学之据。
魏丙
魏丙，字才仲，又作材仲，生平里籍未详。《语类》卷一一八郑可学录其与魏才仲见朱子，是年郑氏37岁，即淳熙十五年（1188），可知才仲与可学于是年同事朱熹于武夷精舍。《语类》中有“才仲问”或“魏才仲问”十三条。其中郑可学录五条，分别见载于卷十四（P252）、卷四四（P1126、P1128、P1134）、卷四五（P1154）；滕璘录两条（卷十五P287、卷六四P1596）；叶贺孙录三条（卷三九P1022、卷八一P2096、卷九三P2353）；余大雅录一条（卷四九P1199）；杨道夫录一条（卷六六P1621）。叶贺孙与滕璘录应在魏才仲于绍熙间续学于建阳考亭之时。《朱文公文集》中无书信往来，唯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四九有其名，内容大致为蔡元定于庆元四年（1198）八月不幸逝世，朱子为之悲痛不已，“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写来”。
魏椿
魏椿，字元寿，建阳人。《道南源委》卷四载其“从朱子游，有《戊申语录》”。戊申，即淳熙十五年（1188），与《朱子语录姓氏》所记相合。但《语类姓氏》下注小字云“五夫所闻”，实际上也就是武夷精舍所闻。所录为《饶录》第七卷、《饶后录》第二十四卷。
魏椿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学生。《语类》卷十六有同门潘时举录“魏元寿问‘十目所视’”（P340）、卷一一七时举又录“魏元寿问《大学》”（P2811）。考《语类姓氏》，潘录在绍熙癸丑（1193）。则魏椿于是年续学于建阳考亭。《朱子语类》卷一一九载：“椿临行请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P2878）
李闳祖
李闳祖，字守约，号䌹斋，邵武军光泽县人。李郁孙，李吕次子。“早授庭训，已而从学朱门。笃志强力，精思切论。晦庵延之家塾，以训诸孙。为编《中庸章句》、《或问辑略》”（《道南源委》卷二）。于嘉定四年（1211）举进士，曾历官临桂主簿、古田令、广西安抚司干。
《文集》卷五五有《答李守约》书十四通，以问学为主。《朱子语录姓氏》录其为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以后所闻，为《池录》第五卷。黄干《祭李守约》（勉斋集》卷三六）开篇即云：“自先生（按，指朱熹）讲道武夷，学者纷然，迨今观之，非俊伟卓犖、方严正直，亦何足以费夫子之雕镌？……如吾守约兄者，是岂流辈之所可并肩也？”语意之中，李为武夷精舍门人的意思甚明。
李闳祖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中分别有叶贺孙、廖德明、黄义刚、钱木之所录数条，均录于建阳考亭问学之时。其中贺孙录“守约问‘物格知至’”（卷十五P298）、“守约问伊川解‘朝闻道，夕死可矣’……”等（卷二六P661），时约在绍熙二年（1191）。廖德明录“李闳祖问目”（卷四四P1119），黄义刚录“李守约问‘祭殇’几代而止”（卷九十P2320），时在绍熙四年（1193）。钱木之录“李守约问‘子路达时’”（卷四十P1039）、“守约问《易传》”（卷七三P1852），则在庆元三年（1197）。本年（1197），李闳祖还与同门林夔孙同录“问‘强恕而行’”（卷六十P1436）一条。
李相祖
李相祖，字时可，邵武军光泽县人，李吕三子。嘉定四年（1211）进士。“亦从文公学。编《书说》三十余卷，辨质详明。平居谨饬雅言矩步，见者为之肃敬”（嘉靖《邵武府志》卷十一《何李二氏世家》）。
《文集》卷五五有《答李时可》书七通，答其《中庸》、《大学》诸问。书一末云：“此可并以示守约也。”指的是所答问的内容也适用于守约，可将此书转守约同看。以其兄闳祖、弟壮祖均于淳熙十五（1188）从学朱熹而推断，相祖当亦于此前后从学。
绍熙年间，李相祖也曾续学于建阳。《语类》中有叶贺孙录“时可问”两条（卷二九P759、卷四二P1075），叶录在绍熙二年（1191）以后。潘时举录“李时可问”三条分别见载于卷五九（P1379）、卷六一（P1473）、卷一三六（P3235）“致道问”等条目中。据《语录姓氏》，时举录在绍熙四年（1193），则李相祖至少曾于本年一至建阳考亭问学。
李壮祖
李壮祖，字处谦，邵武军光泽县人。李吕四子，与其兄闳祖为同科进士，曾历官闽清县尉。少从家学，后亦师从朱熹。“初至求教，朱晦庵嘉其有志，语以为学之要”（《道南源委》卷二）。
《文集》卷五九有《答李处谦》书一通。内容为李壮祖拜访朱熹而适逢外出，次日朱熹驰书于壮祖，告诫其：“大抵为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废。”《朱子语录姓氏》载其所录不署年号，为“蜀类”之一。以其兄闳祖从学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而推断，壮祖当亦在此前后从学。今《语类》中有李壮祖录十几条。其中有“刘潜夫问”两条（卷二三P556、卷二六P643）即录于本年与师䢼（潜夫）同门之时。
绍熙三年至四年（1192—1193），李壮祖还曾从朱子学于考亭竹林精舍。《语类》卷三有其所录“汪德辅问‘祖考精神’”（P52）一条，为绍熙三年李、汪两人同门之时所闻。卷五七又录“正卿问‘可以取，可以无取’”（P1351）一条，当录于绍熙四年（1193）正卿（林学蒙）始学于考亭之时（参“林学蒙”条）。《语类》中还有李壮祖录“吴伯英问”十一条，亦录于此时（参“吴雄”条）。
徐彦章
徐彦章，名号未详，疑信州玉山县（今属江西）人。《考亭渊源录》卷十九列为朱子门人。《文集》卷五四有《答徐彦章》书四通，以答其所问为主。从《文集》考察，早在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与徐氏已有书信往来。《文集》卷五四《答周叔谨》书二云：“叔谨想且留彼……彦章书来，云欲见访，却不见到，不知何故？”《语类》有“徐彦章问”二则。一为卷七八李壮祖录“徐彦章问：‘先生却除《书序》，不以冠篇首者，岂非有所疑于其间耶？’”（P1986）。二为卷六二黄升卿录“答徐彦章问‘中和’”（P1507）。
考李壮祖于淳熙十五年（1188）从学于武夷精舍，黄升卿所录则在绍熙二年（1191），则徐氏曾前后两次问学于朱熹。地点分别在武夷精舍和建阳考亭。
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朱熹以侍讲罢，路经玉山讲学，徐氏亦在场。《文集》卷六一《答林德久》书二云：“向在玉山道间，见徐彦章说‘离’为龟，故卦中言龟处皆有‘离’象。”
黄子功
黄子功，事迹缺考，仅《语类》有其三次问疑。分别见卷五八“黄子功问‘其至尔力’”（P1369）；卷六十“黄子功问‘伊川说，过是经历处’”（P1440）；卷七四“黄子功问‘何以不言圣人之德业’”（P1883）。三条语录均为陈文蔚录，第三问时在场者还有徐子融，文中有其发言。
据《语录姓氏》，陈文蔚录为淳熙十五年（1188）以后所闻，而徐子融则于本年第二次从学于武夷精舍（参“徐昭然”条），以黄、陈、徐三人同时在场而论，黄氏在武夷精舍从学当也在本年。
吴南
吴南，字宜之，事迹缺考。《文集》卷五四有《答吴宜之南》书五通。四书云：“熹身在闲远，岂能为人婉转求馆求试？若能如此，则亲戚间如黄直卿辈当先为图得矣。兼平生为学只学固穷守道一事，朋友所以远来相问，亦正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为经营，则是生师之间去仁义而怀利以相接矣，岂相寻问学之本意耶？”由此可知吴南曾来书请朱熹代求馆职，被朱熹委婉拒绝。
《语类》卷六七有李闳祖录“因吴宜之记不起”，朱熹由此所发的一通议论：“看《易》，须著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辞彖象》，两日看六爻，一日统看，方子（仔）细。”（P1662）《语录姓氏》记李闳祖录为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以后所闻，则吴南应与李闳祖同为武夷精舍门人。
从《语类》考察，吴南应还曾从学于建阳考亭。其根据是卷六二有郑可学辛亥（绍熙二年即1191）所录“问‘天命之为性’”一条，其中有“吴宜之问：‘学者治此气，正如人之治病。’”朱熹回答：“亦不同，须是明天理，天理明，则去。”（P1493）卷十三又有郑可学同年所录“宜之云：‘许叔重太贪作科举文字’”一条（P247）。
李方子（1169—1226）
李方子，字公晦，号果斋，邵武军光泽县人。父李正己，为李吕长子。李方子乃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泉州观察推官，国子监学录。“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谓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宋史》卷四三〇）
《文集》卷二九有《答李公晦》书两通，卷五九有书三通。《语录姓氏》录其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以后所闻，为《池录》第六卷。从时间上考察，当为武夷精舍门人。著有《禹贡集解》、《紫阳年谱》等。
李方子还曾于绍熙年间续学于建阳考亭。从《语类》考察，分别有甘节录“李公晦问”两条（卷二五P616、卷三六P975），据《语录姓氏》为绍熙四年（1193）；同年，林恪录“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卷三七P985），在场者有李方子、洪庆、从周等人。绍熙五年（1194），董拱寿与李方子同录“百行万善”和“学者须是求仁”两条（卷六P113）；董拱寿又录“因论佛”条中则有李方子的发言（卷一二六P3011）。以上均可作为李方子于绍熙四至五年问学于建阳之明证。
绍熙五年（1194）八月，朱熹赴长沙任，李方子曾至彼从学。《语类》卷一一六载其所录“须是静”条下云：“谓亚夫曰：‘公既归，可且潜心数年。’”（P2790）乃本年朱熹对门人?亚夫（渊）所言，内容与同卷长沙门人萧佐录相同。
庆元三年（1197），李方子又一次到建阳求学。《语类》卷六四有本年辅广录“公晦问‘无声无臭’”（P1601）一条；卷七一有李方子录“汉卿（辅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P1794）一条；卷七九又有李方子与辅广各录“吕与叔谓养气”（P2484）一条，可作为李氏与辅氏同学于本年之证。
李文子
李文子，字公谨，号耘叟，李方子弟。绍熙四年（1193）进士。“亦从朱子学，历知阆、潼二州，吏誉蔼然。持麾蜀中二十年，以道学倡，蜀人宗之”（《道南源委》卷二）。著有《蜀鉴》十卷。《朱子语录姓氏》载其所录《语录》不署年号，为“蜀类”之一。以其兄方子约于淳熙十五年（1188）从学朱熹于武夷精舍而推论，文子当亦于此时从学。
黄㽦（1147—1212）
黄㽦，字子耕，号复斋，隆兴府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尝从郭雍、朱熹学，熹深期之，而?亦以道自任，反复论辨，必无所疑然后止”（《宋史》卷四二三，《黄㽦传》）。曾历官瑞昌主簿、卢阳知县、处州通判、台州知州等职。
《朱子语录姓氏》录其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所闻，为《饶录》九、十两卷。《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二三云：“近日朋友来者颇多，万正淳与黄子耕、吴伯丰皆在此，诸人皆见陆子静来，甚有议论，此间近亦有与之答问论太极书，未及写去，大率其论与林明州不相远也。”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据答陆子静论太极第一书作于戊申十一月八日，考定此书作于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参《文集》卷三六《答陆子静》书五），此亦黄㽦初次从学之时，地点当在武夷精舍。《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载万人杰录云：“先生问?与伯丰、正淳：‘此去作甚工夫？’”（P2812）三人分别各自作出答复。
黄㽦也是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田中谦二考定黄氏所录有部分与欧阳谦之、潘时举同时所录。陈荣捷《朱子门人》云：“谦之所录为癸丑（1193），潘时举所录为癸丑以后，则?必于1193年再至朱门”（P262）。《文集》卷五一有《答黄子耕》书十五通。书七云：“熹忧悴无憀，无足言者。治葬、结庐二事皆在来年。今且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它时亦可藏书宴坐。然已不胜其劳，未知来年复如何也。”书写于绍熙二年（1191）朱熹离漳州任后，暂居建阳同繇之时。
徐元震
徐元震，名号事迹缺考。《文集》无其名，《语类》载其问学三条，分别为卷二六在“好仁者无以尚之”条中问“恶不仁如何”（P654）；卷六五“徐元震问：‘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阳……’”（P1603）；卷六八在“问以功用谓之鬼神”条中“问《中庸》体物而不可遗”（P1686—1687）。此三条语录均为黄㽦于淳熙十五年（1188）所录，地点当在武夷精舍。
李从之
李从之，事迹无考，唯《语类》载其问疑二则。一见载于卷十五“李从之问‘壹是皆以修身为本’”（P307）；二见载于卷二四“李从之问‘颜子省其私……’”（P567）。两条均为黄㽦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所录，则李从之应与黄㽦同时从学于武夷精舍。
刘刚中
刘刚中，字德言，又字近仁，号琴轩，邵武军建宁县人。“尝读老庄荀杨之书，有所得，皆为发明。及游朱子之门，先生以所业请质朱子，曰：‘老庄书坏人心术。’自是笃志于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与黄勉斋为友。既归，筑室讲学，号曰琴轩，四方人士翕然从之。荐于乡，登嘉定四年进士，授汉阳簿，调兰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为状其行。邑士大夫举祀乡贤。有《师友问答》”（《宋元学案》卷六九）。嘉靖《邵武府志》卷十三《乡贤》所载与此略同。
《宋元学案》载刘刚中《师友问答》二十三条，为刘氏从学朱熹时所录，分别见载于《伊川学案》、《横渠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晦翁学案》、《沧洲诸儒学案》、《苏氏蜀学略》。其中卷六九《沧洲诸儒学案》附录所载为刘刚中初学于朱子时所录。云：“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语先生曰：‘子来从吾游，谁使之？’先生避席前跽曰：‘曾王父河南开封府君使之也。’……”但所录均不言时间与地点。下文又有“李方子、黄直卿与先生侍，晦翁左顾右盼，已而徐徐语先生曰：‘尔辈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惊惶。’……”考《朱子语录姓氏》李方子录在淳熙十五年（1188）以后，则刘刚中问学朱熹当亦在此之后，地点当在武夷精舍。
戴明伯
戴明伯，《考亭渊源录》卷二十录其为朱子门人，但里籍事迹均缺考。考《语类》有“戴明伯请教”一条，朱熹回答说：“且将一件书读，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卷一二〇P2913）此为吴必大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录于武夷精舍，则戴氏必于此时问学于朱熹。
杨骧
杨骧，字子昂．建宁府浦城县人，杨与立从弟，杨道夫族兄。《宋元学案》卷六九称其为朱子授《易》、《礼》弟子。《文集》无其名，《朱子语录姓氏》录其己酉（淳熙十六年即1189）、甲寅（绍熙五年即1194）所闻，以其从学时间判断，应分别为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门人。
《语类》卷三七有杨骧录“道夫问‘仁者不忧’”（P983）；卷九七骧录“仲思问：‘《遗书》云，看鸡雏可以观仁’”（P2485）；卷一一五《训门人三》训道夫第二条“请问为学之要”，下文有子昂的发言。《道南源委》卷三称杨道夫“与从兄与立、子昂，同时受学于朱子”，实际上还应为“同地”，即在武夷精舍和建阳考亭。
游开
游开，字子蒙，号塘林，建宁府建阳县人，名儒游酢从孙。《朱子语类》卷十四杨道夫录有“游子蒙问：‘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别否？’”一条（P279）考《语录姓氏》，杨道夫录在己酉（淳熙十六年即1189）以后，此亦为游开从朱子学可考的最早时间，地点当在武夷精舍。
《文集》中无书信往来，卷九有《和刘叔通怀游子蒙》七律一首，文中小字自注作于“庚申开基节日”，为庆元六年（1200）。《续集》卷六《与张孟远》书三云：“友人游子蒙趋试南宫，行期偶缓……此公定夫先生从孙，议论文学皆有余，在此为可与晤语者，计当自识之也。”文中又有“悬车年及，已言于郡，丐上告老之章”。陈来据此考定此书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朱子书信编年考证》P489）。书信内容为游子蒙从建阳考亭出发，趋试临安，欲过三衢买舟而行，朱熹委托张孟远帮助办成此事，由此可推断游子蒙也是考亭沧洲的门人。
《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记陈文蔚和吴雉录游子蒙和刘叔通诗：“昨夜刘郎叩角歌，朔云寒雪满山阿。文章无用乃如此，富贵不来争奈何！”吴雉又录后四句云：“邴郑向尝依北海……”，陈文蔚则言朱熹称赞“此诗若遇苏黄，须提掇他”。吴雉又录“先生屡称之曰‘诗须不费力方好’……”（P3331）。考《朱子语录姓氏》，陈文蔚为戊申（淳熙十五年即1188）以后所录，而吴雉则于庆元五年（1199）从学朱子于考亭，此亦可作为游开是考亭诸生之旁证之一。
师䢼
刘炎，字潜夫，号㧑堂，邵武人，生平事迹缺考。嘉靖《邵武府志》和《道南源委》均仅称其“受学于朱熹之门”而无事迹记载。《宋元学案》卷六九载：其“游朱子之门。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凛然若衔驭之甚严，泰然若方行之无畔，盖久而后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时，而昭示乎河汉。’”《文集》无书信往来，《语录姓氏》录其己酉（淳熙十六年即1189）、甲寅（绍熙五年即1194）所闻，则刘炎分别从学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甚明。
《语类》有李壮祖录“刘潜夫问”三条，分别见之卷十六（P356）、卷二三（P556）、卷二六（P643）；卷六四则有陈文蔚录“刘潜夫问‘致曲’……”（P1572）。考陈文蔚所录为淳熙十五年（1188）以后，与李壮祖本人自录年代相近。而李壮祖大约也在淳熙十五年从学于武夷精舍（参“李壮祖”条），两人所录当可作为刘炎从学武夷之佐证。
刘炎从学于建阳，《语类》卷一〇七有其自录“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畦町，某因侍立久之。……唐石有社仓，往往支发不时，故被人来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P2675）一条，唐石即唐石里，今建阳黄坑，此为刘炎从学朱子于建阳之时，侍从其师至乡野巡历的真实记录。《语类》同卷又有刘炎自录“先生端居甚严。……当诸公攻‘伪学’之时，先生处之雍容，只似平时。故炎祭先生文有云‘凛然若衔驭之甚严……’”（P2675）一条，由此可知，庆元党禁期间，刘炎仍在考亭从学。上文所引《宋元学案》载刘炎祭朱熹之文，即引自本条刘炎自录。
童伯羽（1144—？）
童伯羽，字蜚卿，建宁府瓯宁县人。一生不仕，潜心理学。《宋元学案》卷六九载：其“师事朱文公。文公尝造访之，名其堂曰‘敬义’。先生以道自任，化行乡里，时人以敬义先生称之，著有《四书训解》。”明宋端仪《考亭渊源录》卷十四称其：“诣云谷，师事朱文公。公常造其庐，为匾其楼曰醉经，堂曰敬义。四书诸经，皆有训解。”明朱衡《道南源委》卷三所载略同，亦认为童氏乃乾道间从学于建阳云谷晦庵草堂的门人，不确。
据童氏同门学友詹体仁撰《童伯羽四书集成序》云：“予友童蜚卿纂《四书集成》三十卷，子朱子称其阐发奥义不遗余力。……夫予与蜚卿年相若，居相近，长而负笈从师在武夷精舍中请业。”（嘉庆三年即1798，《增修浦城詹氏族谱》卷十五）则童伯羽为武夷精舍诸生甚明。
《文集》中无书信往来，《朱子语录姓氏》录其为庚戌（绍熙元年即1190）所闻，为饶录第十五卷。所录底本原名《晦庵语录》，其后人改名为《玉溪师传录》一卷，另有《附录》一卷。《四库存目》卷九五著录云：“伯羽字蜚卿，瓯宁人，朱子之门人也。是编所录朱子语，在饶本语录内系以庚戌，庚戌为绍熙元年，伯羽时年四十七也。本名《晦庵语录》，明成化中，其九世孙训以《语类》诸本参校补订，改题今名。”
童伯羽所录虽系以绍熙元年，但童伯羽从学并不始于本年。《语类》中可考者，有杨道夫所录数条，一为“蜚卿问气质之性”（卷四P67）；二为道夫“问《遗书》”，在场参与讨论者有童伯羽；三为卷一一五“先生（指朱熹）一日谓蜚卿与道夫曰：‘某老矣。公辈欲理会义理，好著紧用工。……’”卷一一八《训门人六》有十四条为“训伯羽”，其中杨道夫记两条，蜚卿欲弃举业而“为心不定”，“欲谋于先生”，朱熹认为此事须自酌量”（P2837）。此数条均为淳熙十六年（1189）杨道夫录于武夷精舍。同年一起在此的杨骧也有所录“（朱熹）问蜚卿：‘《近思录》看得如何？’”一条（卷一〇五P2630）。
余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兴化军仙游县（今属福建）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文集》卷九三《朝散黄公墓志铭》乃朱熹应黄干之请为其父黄瑀作，文中称其有“二女，次适奉议郎、知泉州同安县余元一”，故余元一实为黄干妹夫。《宋元学案》卷六三载：其“娶黄勉斋女弟，而勉斋则朱子婿，因得亲炙。始见之日，以仁义礼智信分作五论，及自著文集为贽。”
《文集》中有《答余景思》书两通，一见载于《续集》卷七，一载《别集》卷五。前书内容涉及余景思欲“立苏忠勇（苏颂）祠于故居”，当写于余景思官同安之时。《语类》卷六有“余景思问仁之与心”（P119）一条，为同门杨道夫从学于武夷精舍时所录，时约在淳熙末。
汪季良
汪季良，广信（今江西上饶）人。“开禧初（1205）知平阳县，治政宽恕，民安之”（嘉靖《温州府志》卷三）。《文集》无其名。唯《语类》卷七八有“汪季良问‘望禋’之说”（P1998），“汪季良问：‘五载一巡狩’”（P1999）两条，均为杨道夫所录。第二问鲁可几在座并发言。据《语录姓氏》，杨道夫录为淳熙十六年（1189）以后，而从学于武夷精舍在淳熙十四年（1187），故汪季良应同为武夷精舍门人。
鲁可几
鲁可几，仅《语类》有其向朱子问疑七则，均杨道夫所录。分别见载于卷一（P8）、卷六六（P1634—1635）、卷六七（P1669）、卷七八（P1999）、卷一二〇（P2915）、卷一二六（P3031）、卷一三二（P3182）。其中第四则为“汪季良问‘五载一巡狩’”，时鲁可几在场并发表意见。《考亭渊源录》卷二十、《宋元学案补遗》卷六九据此均列其为朱子门人。
以杨道夫淳熙十四年（1187）从学于武夷精舍而推论，鲁可几当亦为武夷精舍门人。
吴楶
吴楶，字直翁，事迹无考。《文集》无其名，仅《语类》卷一二〇有童伯羽录“吴楶直翁问‘学亦颇知自立，而病痛犹多，奈何？’”一条（P2900）。朱熹的答词中有“乡里如江德功、吴公济诸人，多少是激恼人，然其志终在于善”。据此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吴楶系崇安人，与江德功、吴公济是“乡里”；二是从学地点在武夷精舍，“乡里”乃从当时所处的地点而言。而此则语录的记录人童伯羽又于淳熙十六年（1189）从学于武夷精舍，故吴楶亦为武夷精舍门人应无疑义。
张宗说
张宗说，字岩夫，自号玉峰逸老，崇安人。《宋元学案》卷六九载：其“学于朱子，厚德为乡里所重。……朱子适忤韩侂胄罢归，先生率僚友送诸武夷，会于精舍，语及时事，感愤激烈。朱子喟然曰：‘岩夫真可与语。’为之张饮尽欢，且书乐府一阕，命门人歌以赠。调归州推官，未上，致仕。”
戴蒙
戴蒙，字养伯，温州永嘉县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宋元学案》卷六九引《温州府志》云：“调丽水尉，弃官从朱子于武夷。”但查嘉靖《温州府志》却无此记载，俟后再考。
林得遇
林得遇，字若时，兴化军仙游县人。《道南源委》卷三说他：“禀质迟钝，一日发愤鬻产裹粮，走武夷山中，就学朱子。朱子令读《论语集注》，久之有悟，畅所欲言。”《考亭渊源录》、董天工《武夷山志》所载略同。
黄义勇
黄义勇，字去私，抚州临川人。《宋元学案》卷六九云：“从文公武夷精舍，为白鹿洞堂长。”《考亭渊源录》卷十九则云：“从文公游，而卒业于黄干之门。陈宓知南康军，辟为白鹿书院堂长。”
《文集》无其名，《语类》卷十四有万人杰录云：“黄去私问‘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止。若能知止，则自能如此。’”（P281）卷十五亦万人杰录“黄去私问‘致知、格物’”（P291）。当为万人杰第二次师事朱熹于武夷精舍之时，即淳熙十五、十六年（1188—1189）。参“万人杰”条。
邓子礼
邓子礼，事迹缺考。黄干《与晦庵朱先生》书六（《勉斋集》卷二）末有“邓子礼尚留此，九月可与之同归”一语。从书信内容推断，此书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因文中有“先生将漕之命，恐是庙堂决意欲行三州经界，其势亦恐难辞”，指的是本年秋八月，朱熹曾有江东转运副使之命（后朱熹辞命，十一月改知漳州）。再从黄干书信中不言邓子礼系何人而推论，在此书信之前，朱熹应已熟知其人，或邓氏已师从之。又以“同归”而言，这里指的是与黄干从福州一同重回武夷，由此可知邓氏最晚在本年已从学朱熹。
《语类》中有叶贺孙录“邓子礼问”两条，分别为卷九十问庙制（P2298）、卷九三问《孟子》（P2356）。以叶贺孙从学时间和地点论之，则邓氏后又曾续学于建阳考亭。
唐晔
唐晔，字号缺考。福州闽县人。黄干《处士唐君焕文行状》载其父名尧章，字焕文，“留意经籍，至老不倦。……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语其子晔曰：‘吾老矣，不能从夫子游，尔其毋忘吾志乎！’既而晔获登门受业以归。诘其所闻，竦然曰：‘吾得闻所未闻，死不憾矣！’”（《勉斋集》卷三十三）
熊以宁
熊以宁，号敬轩，建阳人。《道南源委》卷三称其“从朱子游。淳熙五年（1178）进士，授光泽簿。刚直正大，一介不妄取予。尝曰：‘学颜子之学，志伊尹之志，分内事也。’有《大学释义》、《中庸读说》行世。”道光《建阳县志》与此所载略同。《文集》、《语类》均无其名，何时从学朱子难以详考。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称其为“崇安人，从文公游”，故疑其曾从朱子在武夷从学，而误为崇安人。
赵纶
赵纶，字君任，号时斋，解州闻喜县（今属山西）人。《宋元学案》卷六九载其为“忠简公鼎曾孙也。五岁诵书，入耳不忘。年十九，从朱子于富沙。赵忠定公汝愚以忠简故召先生兄弟语曰‘远器也’，白上，以忠简恩用之，为澧州安乡令。”文中不署从师年月，《文集》、《语类》因无其名而无助于考证。“富沙”为建州别称，崇安、建阳均在其辖治之内。但既然从学朱子在前，赵汝愚荐其在后，则从朱子学地点当在武夷精舍而非建阳考亭书院。
刘能
刘能，字贵才，号松壑。江西高安县人。《高安县志》卷十六《文苑传》载：“年十一，父命从晦庵于武夷精舍。晦庵与语，奇之，授以《小学题词》。后数日问之，应对如流，遂以《学庸章句》、《语孟集注》、《程氏遗书》数十卷授之。居二年，日夕讲贯微词奥旨，罔不精究。后以母疾告归，晦庵节取纸书四十八字以戒之曰：‘脱去凡近，以游高明。勿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志。勿为终身之谋，而有天下之意。勿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能拜受之而归，卒乃阐学筠阳，益明师训。”
《文集》、《语类》均无其名。
刘席
刘席，字上珍，崇安五夫里人，刘学古之子。民国《五夫子里志》卷十一《隐逸传》据《刘氏家乘》录云：“外祖朱晦翁遭伪学之禁，筑武夷精舍聚生徒讲学，公以总角而入成人之列。尝问晦翁曰：‘士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只以文章应举，试取功名已耶？’晦翁异之，因授之以《六经精义》曰：‘此学之根底也。’授之以《四书旨要》曰：‘此学之统宗也。’公融会六载，手不停披，有疑必晰，豁然得圣贤心印之源。淳祐间以乡荐升为太学生。时史嵩之为相，谬居元宰，封豕其贪，父丧未除，遂谋其复。公与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人上书劾之。时范镇领相事，阿附嵩之，令京尹赵与筹逐游士。公与三学诸生闻之，作卷堂文以辞先圣，各散以归。公归于家，日则与子弟讲诗书以立名教之防，暇则与父老话桑麻以觅田间之乐，自称抱璞山人。所著有《适可诗集》二十卷，谢叠山先生为之序。又有《古今类林考》诸书行于世。”
按，《五夫子里志》乃民国十四年（1925）五夫詹继良所编，编撰水平较差。如本条资料开篇所言，外祖朱晦翁既遭“伪学之禁”，聚生徒讲学的精舍已是考亭沧洲而非武夷，此乃常识。但既转录自《刘氏家乘》，也算渊源有自，姑录于此，容后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