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目的

杨时认为，教育目的是穷理、明理，是为了“学至圣人”，是为了经世致用。他强调“读书以穷理”、“论学要明理”。穷理是为了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掌握天理，是为了能成为圣人，这是认知的目的，是教育求学的最终目的；明理是为了懂得什么是天理，懂得为什么要成为圣人，“学成有何用”。他说：“夫学者学圣人之所为也。欲为圣人之所为，须是闻圣人所得之道。”②又说：“颜子所学，学舜而已。盖舜于人伦无所不尽也。以为父子尽父子之道，以为君臣尽君臣之道……人能以舜为心，其学不思不进！”③又说：“夫圣人人伦之至也。岂有异于人乎哉？尧舜之道曰：‘孝悌’，不过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推是而求之，则尧舜与人同，其可知也已。”④杨时认为，圣人之学是人伦之学，是做人之学，而圣人于人伦无所不尽，且又皆人之所日用，所以必须认真学圣人之所为，以尽早成为圣人那样的人，为社会而尽自己一份责任，也就是说要学以致用。他说：“国家开设学校，建师儒之官，盖将讲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为浮文以夸耀之也。”①这种传播圣人之学、传播王道仁义以致善天下为目的教育观，使杨时在书院教育中能够始终坚持学以致用、教以致用的教学理念与目标。

杨时又认为，圣人的人伦之学，是讲孝悌，是讲仁义，因此“君子之学，求仁而已”，并且指出“然则吾徒之学，又何奚必朝闻而暮讲之欤？要同归于仁而止。”②什么是仁？杨时说：“夫忠恕者，仁之方者；宽裕温柔者，仁之质也；齐庄中正者，仁之守也；发强刚毅者，仁之用也。”杨时从方、质、守、用四个方面对“仁”进行讲述。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杨时说：“无迷其方，无毁其质，慎守之，力行之，则仁其庶几乎。”③就是说，只要做到不迷失方向，不损坏其质，慎守，力行，就能达到仁。所以，杨时非常重视在教育实践中，把儒家仁义、义理发扬光大，扩大理学在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现在却由于金人的南侵，刚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即理学濒于危境，并且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随着战争灰飞烟灭、化为废墟。更加可怕的是，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都处在危急关头之时，素称“四民之首”的士人，却大都累于功名而见利忘义。《三朝北盟会编》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60余人。复欲入学……”④可以说，这些太学生是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更无民族意识，甚至连最起码的廉耻之心也丧失殆尽。所以，杨时极赞同其师“二程”的看法：儒家圣人之道不明于世已有千年，其原因是“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⑤师道不立，儒学几废是造成道不明的原因。

为了明儒家圣人之道，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所以明道在于教，教的目的是为了明道。杨时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时，“二程”被打成旧党奸党，理学被禁毁，王安石新学流行，加之金人南侵，书院被毁焚，于是以天理论为核心的新儒学即理学的道不明不行。而师道不立、理学被毁，就是造成新儒学道不明不行的原因。因此，杨时主张：必须广著学说，弘扬传播儒家思想；恢复书院教育，进行礼义廉耻教育。杨时载道南来，充分利用时间，从事洛学资料整理工作，特别是搜集整理“二程”平时讲学答问，回忆老师的语录，删去重复与可疑者，仔细核查校对，还原失真之处，编成《二程粹言》一书，以传后学。同时，杨时还对自己与老师程颐就张载《西铭》的讨论，也进行回顾，认真整理，撰成著作。他说：“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请祠馆，退居余杭，杜门却扫，因得温寻旧学，悼斯文之将坠，于是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学者因吾言而求之于圣学之门墙，庶乎可窥而入也。”①杨时还整理了《伊川易传》等。杨时一边整理老师的遗著，建立自己的学说，一边创建书院，广收弟子，宣扬“二程”洛学。他在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就长达十多年。在书院教育中，在弘扬洛学中，他强调对学子要进行礼义廉耻教育，“当以礼义廉耻之俗为急”②，进行理学教育以收人心，“以收人心为先”③，以实现明道之目的。在教育中必须贯彻理学家义利思想为指导，否则教育就会误入歧途。杨时为了实现穷理、明理、“学至圣人”之教育目的，还揭露批判津津于举业、利禄、功名的官学，如他著《三经义辩》揭批王安石新学兴利弃义，丧失儒学原旨，是“败坏心术”、“极其有害”，追夺其王爵，降其从祀之列，毁弃“三经新义”版，以“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穷理、明理、学至圣人、学以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杨时理学教育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