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杨时教育思想与政治抱负之研究
杨时（1053-1135）南剑州将乐人，登熙宁九年（1076）进士第，仕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宦亦所至，讲学不辍，退守林泉，专事著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义方聆教终身佩立雪程门载道归杨时幼年丧母，由祖母朱氏抚养成人，又教以义方，得所恃为成人。（杨时《龟山集》（四库本第1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杨时父亲隐行弗彰，却“为人质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无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约有节，虽一介不妄以与人，亦不妄取人也。……始励其子以学。熙宁中，某以进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于言色，其后虽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问也。及闻其从师友之贤，磨切以德义，则充然厌其欲。其恬于荣利而乐于义方如此。”（杨时《龟山集》第373页）杨时早年受祖母、父亲的良好教育，行事遵守规矩法度，养成习惯，终身不渝。
杨时八岁能属文，十五岁便潜心经史，游邵武郡学，与李夔同为诸生，毕业于上庠，挟策考疑，时相从也。在太学，又与游酢等人相互砥砺。其曾作《劝学》文云：“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谓口耳之学，非所望于吾友也。”（杨时《龟山集》第363页）杨时勤奋好学，十分珍惜光阴，且以君子儒相期许。其作《此日不再得提示同学》云：“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
舜跖善利间，所差亦毫芒。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斯人已云没，简编有遗芳。希彦亦颜（顽）徒，要在用心刚。譬如犹千里，驾言勿徊徨。驱马日云远，谁谓阻且长。末流学多岐，倚门诵韩庄。出入方寸间，雕镌事辞章。学成欲何用，奔趋名利伤。挟策博塞游，异趣均亡羊。我懒心意衰，抚事多遗忘。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至宝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万物备吾身，求得舍即忘。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欲为君子儒，勿谓予言狂。”（杨时《龟山集》第456页）杨时及第后调官不赴，家居十年读书为乐，视世事多不经意，此乃受家教之影响。元丰三年（1080）“调官至京师，于朋游间获闻（明道）先生之绪言，鄙俗之心，固以潜释，于是慨然兴起，”（杨时《龟山集》第264页）以师礼见先生于颍昌。杨时接受教育，虚心学习，明道喜甚，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杨时辞别南归，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南归将乐后，致书问疑，涉及《礼》和《春秋》等诸多问题。元丰八年明道先生殁。元祐八年（1093）杨时又与游酢见伊川先生于河南洛阳，此际杨时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他们尊师重教，铸成典范。张载著《西铭》，杨时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当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
又元符间，伊川自涪陵归，见学者凋医治，多从佛学，独龟山与上蔡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杨时不惑于异端邪说，对洛学诚心穷究，造诣颇深，名声日隆。杨时先师事明道，后来又问学于伊川，成为洛学的主要传人之一。胡安国说：“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传之道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在南方则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和公（杨时）三人是也。”（朱熹《伊洛渊源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8页）黄百家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47页）杨时在程朱理学派系中的承前启后之作用得到肯定。
此外，杨时与胡安轩、陈瓘、邹浩、游复、郑修为讲友，交往论学，受益匪浅。如建中初年（1101）杨时为建阳贰令（县丞），从游酢族父游复游，成忘年之交，游氏“其学以中庸为宗，以诚意为主，以闭邪寡欲为入德之途，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杨时《龟山集》第387页）这些磊落坦荡的为人处事精神，对杨时中庸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也是龟山思想的折射。
仕官游踪无处定儒林传信美声驰杨时登第后杜门十年，调徐州司法，丁继母忧，服除，授虔州司法。丁外忧，除丧，迁瀛洲防御推官。知浏阳县。除荆南教授，改宣教郎知余杭县，迁南京宗子博士。知萧山县，提点均州明道观、成都府国宁观。监常州市贸务，年近七十矣。（胡安国《龟山墓志铭》）杨时在将乐、建阳、徐州、浏阳、荆南、京师、余杭、南都、毗陵、萧山等地累年辗转，沉伏州县多年，而不卑小官，兴教立学，讲学不辍。如：（一）荆南讲学。甲申（1104）四月至乙酉十一月，杨时在荆南教授任上讲学，内容甚多，但要求学者以圣人为师，对儒、释、道进行比较以见其异同、高下，如“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言。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之类是也。”（杨时《龟山集》第189页）要求学者明义利，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君子。
（二）京师讲学。丙戌（1106）四月至六月，杨时在京师讲学，论孔孟之仁学、论诚意、论操存等。“荆公云：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说源流发于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术之蔽。观其所为，虽名为义，其实为利。”（杨时《龟山集》第209页）受学者有李似祖、曹令德、罗仲素、赵敦临、高闶等。
（三）余杭讲学。丁亥（1107）三月，罗从彦受学之，论古今人物。讲“《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到道至径。故二程多令初学者读之。”讲“《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杨时对仲素说：“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杨时《龟山集》第214页）杨时对“神宗赐金荆公，荆公即时赐蒋山寺”批评王氏“作此事绝无久理。”（《龟山集》卷十三）（四）南都讲学。已丑（1109）四月至七月，讲论《易》、《春秋》，又论一以贯之，要求学者以敬为事。（杨时《龟山集》第235页）（五）毗陵讲学。辛卯（1111）七月至十一月，罗从彦受学，论义利。徐存、柴禹声学于毗陵，见龟山。（杨时《龟山集》第241页）（六）萧山讲学。壬辰（1112）五月至八月，罗从彦来受学，尽得程门之诀，成为高足。（杨时《龟山集》第245页）以上地点和时间，见载于《龟山集》卷十至卷十三，为受学者所记。杨时讲学的时间，有可能较之在前或有延后。杨时门下受学者以千计，而突出者有杨迪、杨安止、王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萧顗、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高闶、喻樗、徐府、卢魁、廖衙、林宋卿、黄锾、宋之才、李郁、李似祖、范济美、陈彦、胡珵、邹柄、曾恬、章宪、章悊、徐存、柴禹声、柴禹功、江琦、翁谷、李德骏、童大定、王师愈、王庭秀、范浚等等。（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9-943页）杨时除面授释疑外，十分关心后学，常致书屡问于学之用心与进度情况，且施点拨指误。如“录所惠书，谓能不变于俗，此固区区所望而吾子所当勉也。甚慰甚慰。道废千年，学士大夫溺于异端之习久矣。天下靡然成风，莫知以为非。士志于道者，非见善明、用心刚，往往受变而不自知。
此俗习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势利声色不为流俗诡谲之行，以是为不变于俗，则于学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杨时《龟山集》第268页）又“近日不审为学何地？向者欲往定夫处，今果然否？夫为己之学，正犹饥渴之于饮食，非有悦乎外也。……古之善学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后可以渐进。
伥伥然莫知所之，而欲望圣贤之域，多见其难矣。”（杨时《龟山集》第268页）据《宋史》记载，张九成游京师，从杨时学，绍兴二年以“刚大之气”对策，得杨时赞许。王居正之学根据《六经》，杨时器之，于阳羡出所著《三经义辨》示之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
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变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69页）教育者关心国事，其正确的理论与价值取得之引导，显得十分重要。降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德高学湛的顾宪成等人在杨时讲学过的毗陵兴复东林书院，并在此聚众讲学，弘扬“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使得此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可见，杨时在毗陵讲学的流风不息，至今人们为此敬仰有加。
登堂睹奥明训经范世苏民解厄时杨时素时勤奋，读书甚广，兼及经史子集，元丰初见二程之前作《列子解》，沈公雅为之作后语，“是书则传，而其为龟山之累也甚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2页）从学于程颢时拟解《春秋》，后业转移研究方向。《宋史》著录其所作《诗辨疑》一卷、《周礼义辨疑》一卷、《中庸解》一卷、《论语解》二卷。南宋名流汪应辰、朱熹于隆兴元年（1163）收集、整理杨时作品，汇集并刊刻《龟山集》。龟山侄儿杨安止听从朱熹的奉劝，将龟山“奏议”收补此集，于延平刊刻，以释世人疑龟山晚年出山之动机。后诸本源于此本，包括《四库全书》收入的《龟山集》四十二卷本。
从《龟山集》所收杨时的《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书义序》、《论语义序》、《孟子义序》、《中庸义序》、《孙先生春秋传序》诸文来看，其学术是围绕儒家经典而展开的，侧重点则是“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龟山接受二程思想，编校二程著作，于毗陵修订伊川《易传》，将二程语录改写成《河南程粹言》，以传东南之后学，大力推广程氏正学。杨时深得程氏学术之旨趣，以“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因此作《中庸义》以广“道学之传”。熙宁八年（1075）六月己酉，朝廷颁王安石、王旉、陆佃等分撰的《周官新义》、《诗义》、《书义》于学官，由是《三经新义》成为官学教材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王安石又著《学说》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杨时则撰《王氏字说辨》，如“空无士以为穴则空，无相工以穴之则空，无作无相，无作则空名不立。”“作者之说，出于佛氏。吾儒无有也。”（杨时《龟山集》第160页）开篇即明确对王荆公《字说》提出批评，指出王氏杂引佛说误导士子。胡安国引近臣朱震奏言：“公尝排邪说以正天下学术之谬，辩诬谤以明宣仁圣烈之功，雪冤抑制以复照慈圣献之位，据经论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经义辩》，有益学者，乞下本州抄录。”（《龟山墓志铭》）朱熹认为“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辩》中亦有不必辩者，却有当辩而不曾辩者。”（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9页）好在王居正受学于阳羡，杨时托以深辨王氏《字义》之非，居正不负师望而毕功。张栻在《浏阳归鸿阁龟山杨谏义画像记》说：“宋兴百余年，四方无虞，风俗敦厚，民不识干戈。有儒生出于江南，高谈诗书，自拟伊、傅，而实窃佛、老之似，济非，鞅之术，举世风动，虽巨德故老有莫能烛其奸者。其说一行，而天下始纷纷多事，反理之评，诡道之论，日以益炽，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来矣。”（张栻《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朱熹说“自孟子既没，世无传心之学，此一片田地，渐渐抛荒。至东晋时，无人耕种，佛之徒如达庅辈最为桀黠，见此间隙，以为无人，遂入中国。面壁端坐，扬眉瞬目，到处称尊，此士之人，拱手归降，不能出他圈（?）”（朱熹《伊洛渊源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4页）士大夫倡言儒释道兼修，看似学问广大，兼容并包，却不能消化为我所有，终使士人迷失本心而不知止，文官武将皆贪生畏死，危害极大，北宋亡国与此关联最为密切。尽管程颐、杨时都有辟佛之说，但远未彻底，因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抗异端之说时就显得软弱无力，后起之秀朱熹则殚精竭虑，集理学之大成，建构起缜密的理学体系以回应异端之挑战，终使中国免于沦为宗教国度。
北宋“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未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6页）社会弊端甚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更革势在必行。
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便开始熙宁变法图强，当朝“诸公实共谋之”，于是大刀阔斧地“秘易更革天下之事”，各种激进的法令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公布，显然出于王氏集团的满腔热情；王安石博览群书，对经籍“有所去取”，建构起王氏新学，用以配合更革运动，横扫士林，具有很大的历史反响。然而，王氏新学杂糅百家，见道理不透彻，“有合于心者”必取，完全以喜好断定是非，具有明显的缺陷，用于指导社会更革，难免行不通。加之“更革天下之事”要遭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后业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王安石孤立无助却一意孤行，而执行改革的人良莠不齐，大多是短视的势利者，更革之举必然走不出失败的怪圈。意识到一个时代积习既久，社会弊端就会阻碍文明进程，立志于更革，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然而，如果只有变法之肇端，没有后续力量进行下去，只是将社会秩序搅乱，让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特别是后来蔡京执政期间挟王氏之学蠹政害民，其危害性不可小视。何况熙宁“新法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富人变成穷人，而穷人愈发贫困”。（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这种适得其反的变法，遭到同时代人的反对，自然不可避免。杨时不遗余力的批评王氏学术坏人心，着眼点也在后者。朱熹也说：“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8页）杨时作为教育家，也看到当时教育、科举的弊端，批评“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杨时《龟山集》第237页）当下教育与选拔人才，亦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虑远谋深忧偾事行端合用帝王师杨时于道学有造诣，但统治集团不重用他。然而，他的声名早已远播海外，高丽国王向宋使傅国华询问杨时近况，傅归国则告知庙堂，并向朝廷举荐杨时。“高明过听，俯加论荐。……道学不传，士鲜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侧闻先生长者之余论，妄自有意焉。”（杨时《龟山集》第322页）1、迩英殿说书备论圣学徽宗有艺术天赋，喜欢搜奇猎艳，耽于歌舞升平，各色官员投其所好。
其统治后期，北宋进入衰老期，宣和末，“是时天下多故，或说当世贵人（蔡京等人）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力引着耆德老成，置诸左右，开导上意，庶几犹可及也，则以秘书郎召（杨时）。（龟山）到阙，迁著作郎，及对陈儆戒之言，除迩英殿说书。”（《龟山墓志铭》）年过古稀的杨时于宣和七年（1125）三月赴京师，向徽宗上《论时事》劄子，陈论政事，一慎令，二茶法，三盐法，四转般，五籴买、六坑冶、七边事、八盗贼、九择将、十军制，（杨时《龟山集》第128页）凡十余事政不能用，至此仍是报国无门。
朝廷除杨时为迩英殿说书。龟山上奏状：“右臣伏蒙圣恩，除臣充迩英殿说书者，闻命震惊，罔知所措。窃惟陛下圣学高明，劝讲之官宜得深于经术之士以充其选，如臣浅陋，其敢冒居，伏望圣慈，追还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祗受，已送秘书寄纳。”（杨时《龟山集》第117页）但朝廷不允，龟山上表：“臣某言：伏蒙圣恩，除臣充迩英殿说书，寻其状辞免，奉圣旨不允者，备员东观，曾未逾时，讲经宸庭，洊膺异数，恳辞上渎，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荣为惧，中谢。伏念臣仕惟为禄，学不知方，自怜挟筴以亡羊，奚殊博簺，几类画墁，而志食有愧轮舆，落拓一官，践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亲逢睿圣之误知，擢寘书林，复陪经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诵遗编，顾申公之无文，宁堪待问。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虽小善而不遗，无一夫之弗获，致兹庸陋，亦预甄收，非尧舜之道不陈，敢忘训奖，惟虞夏之书具在，益前闻，期自竭于埃涓，庶或逃乎尸素。”（杨时《龟山集》第123页）其辞受合仪，言辞恳切，一派儒者风度。杨时有《经筵讲义》，一讲《尚书》，讲“吉人为善节”、“播弃犁老节”、“惟天惠民节”、“惟受罪浮于桀节”；二讲《论语》，讲“巧言令色章”、“吾日三省吾身章”、“道千乘之国章”、“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慎终追究章”、“夫子至于是邦也章”、“君子食无求馆章”、“贫而无谄章”、“不患人之人不知章”。
（杨时《龟山集》第137-140页）惜乎，迟矣！而虏骑人寇，局势聚变，朝野惊惶失措，杨时建言不被采用。“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73页）2、国子祭酒论王学之谬宣和末，金国毁盟，虏蹄南进，局势危及，杨时上劄二道“论金人侵边”，条陈利害。京师受困，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又乞留李纲、种师道，军民从之者万人。为了平息事态，朝廷任命杨时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又兼国子祭酒以息民愤。
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飨，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但遭到反对，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异见，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说，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许采其长，实为通论。而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
诏罢时祭酒。”（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29-11630页）杨时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几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为此，《宋史·杨时传》有长篇论述并表彰之。
尽管杨时登庙堂论事，当时便遭到反对而未能立竿见影，但余响不绝。绍兴九年（1139）宋高宗与右正言陈渊有一番对话，乃论程颐、王安石学术同异。帝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渊曰：“杨时始宗安石，后得程颢师之，乃悟其非。”帝曰：“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石穿凿。”渊曰：“杨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帝曰：“差事何谓？”渊曰：“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已。《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36-11737页）王安石位居宰相，其职责是佐天子，总统百及和政务，安定百姓，“卒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1104）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可以说是盖棺定论。“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淳祐元年（1241），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王安石生前、身后境遇有天壤之别，后世诸人每从中汲取教训。
总之，对金斗争与王安石变法是两宋最重要的两大问题，关乎宋朝的兴亡，无论是参与者、反对者、旁观者还是研究者，都要围绕这两大问题而展开。作为生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且肩负教育使命的杨时，是个积极的抗金者，也是大胆而坚定地批评王安石学术的代表。历史人物终是一面镜子，有好德行才能导民醇俗，有好学术才能治国安邦。于今重新审视宋代教育史，不能忽略杨时所作所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