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力求举业到只为真学

资料记载，李侗的曾祖父李幹，天圣二年（1024）甲子宋郊榜进上，官封屯田郎中，为政清廉，赠金紫光禄大夫。李侗的祖父李纁，宝元元年（1038）戊寅吕溱榜进士，官封朝散大夫，文采斐然，赠中奉大夫。李侗的父亲李涣（一作洫，本文根据字义取“涣”字说），字焕章，封正六品上文散官朝奉郎，赠右朝议大夫，娶饶氏，赠恭人。在这样一个三代为官的书香环境下，聪慧灵敏的李侗作为李涣和饶氏最为钟爱的第三子，自然从小就被赋予了承接家族荣光的神圣使命：从接受闺教到进入乡校，从攻取举业到顺利人仕，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过程中慢慢得到实现。因此，自北宋徽宗崇宁至致和元年（1102-1111年）的短短十年间，少年李侗就在父亲的带领下，专门拜访过剑浦城东最为出名的藏春私学，知道私学自吴仪（约1043-1107）创办后，不仅受到了在南剑州读书的理学家杨时（1053-1135），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陈瓘（1057-1124），元丰五年（1083年）剑浦县第一个状元黄裳以及时任南剑州知州的王汝舟（1034-1112）等人的极力推崇，而且还知道了另一个著名的同郡名人罗从彦（1072-1135）在年仅十三岁（1084）时就慕名前来跟随吴仪求学论道，在藏春峡里留下了研求不倦的为学佳话，于是便油然萌生要砥砺向学的人生理想。

后来，为考取举业，二十岁的李侗又根据朝廷的取士要求，开始进入到南剑州州学学习，陆续结交到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学友、师长，这其中，李侗遇上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同县南山人吴方庆（生卒年不详），一个是吴方庆的父亲吴觏（生卒年不详）。吴方庆作为私学创办者吴仪的侄孙儿，自小就涉设经传，尤邃诗书，秉承家风，满腹经纶，他不仅继承了吴氏家族诗书传家、文教相携的优良传统，多次邀约州学学友李侗、邓肃（南剑沙县人，1091-1132）一起在藏春峡里求学论道，吟咏啸歌，而且还不知不觉让同道好友李侗在藏春学风的影响下，渐渐对社会流行的、有别于科举之学的正统道学产生了莫大兴趣。吴方庆的父亲吴觏，虽然早已与李家有过往来，后来甚至还成了李侗的岳父，但他对于李侗的影响，却不仅仅只是出于对李侗学识、人品的简单欣赏。史料记载，吴觏作为家教堪严的吴氏传人，其最特立独行的地方就是在严格要求人品的基础之上，专门为自己的爱女高设了一条“必取道学之正传者”的择婿标准，让众多南剑才俊望而生畏。要知道，当时南剑州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道学正传者”的人，除了年轻时盘桓藏春、学成后便北上寻宗的杨时、罗从彦之外，便再难找到一个实至名归的合适人选了。因此，为了一探这种最为学人所推崇的“正传道学”，年轻好胜的饱学之子李侗才在为学目标上渐渐疏离了家人为其设计的举业理想，转向以周敦颐（1017-1073）为私淑对象，甚至还援引了“大智大慧”的佛门冥思静坐之法和机辨参悟思想，开始致力于自己的苦学生涯。

几年后，这个仍在为不能得到“道学正传”而迷惘彷徨的李侗听闻了人们对罗从彦的高度评价，便决心到罗源里投书拜师以实现自己穷理明辨的学术理想。他在书帖中非常恳切地将自己数年来努力研求但却依旧无法打破瓶颈的治学境遇和渴求破解的急迫之情做了充分表达，并特别承诺说：“故吾可舍今我，尚存营之所趋，无涂辙之可留。今之所受，无关键之能碍。气质之偏者，将随学而变。染习之久者，将随释而融。启之迪之辅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则俯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侗当守此。不敢自弃于门下也。”由此可见，李侗在还没有见到从彦之前，虽然早已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将道学的精髓体会融合到了一定程度，但终究也还算不上是获得真正的“道学正传”，所以他才要彻底舍弃今我，舍弃家人对他子承父业的殷切期待。抛除一切俗世杂念，由“力求举业”转为“只为真学”，“日有孳孳，死而后已。”

（二）从潇洒豪放到澄心默坐

表明心迹并确立了师生关系之后，罗从彦便把“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意象之表”的杨时之教进一步具化为“静中观理”的为学方法，要求李侗要用心体验“未发之中”的学理奥妙。潜心向学，使李侗渐渐明白了这种透过静坐以体验心灵的真正义蕴，知道了静坐只是了解心灵义蕴的方法之一，也知道了“心之为物，明白洞达，广大静一”的道理所在，并由此知心、知性，直探治学之本源。这种潜心体验天道与心性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之表”的治学理论与为学方法，显然与一般的辞章考据之学不同，当然也与记问背诵的科举之术大相迥异，它一经授受，就令苦修数年的李侗顿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于是，自感找到“道学正传”的李侗为了表明自己一心穷理的坚定信念，便决意抛开一切，专心追随罗从彦。

史料记载，李侗开始受学罗从彦时，为了领会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学正传”，先是花大量时间将之前早已学过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重新再认真学了一遍，待“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后，再从方法人手，由“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终于得到了罗从彦的高度称赞。后来，罗从彦在写给沙县挚友、同时也是杨时之徒陈渊的书信中，就不无欣喜地告诉陈渊说：“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教，趋向大抵近正。”

从此以后，已经获得“道学正传”之教的李侗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潜心体验天道与心性的为学目标，不仅在学术上完全接受了罗从彦的精心引导，常常“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且在生活追求上也有意无意地完全效法罗从彦，表现得与罗从彦毫无二致。比如，罗从彦不愿从仕，李侗也就不再继续参加科举；罗从彦严毅清苦、嗜好泊如，李侗也就淡泊明志、怡然自适；罗从彦养成了通过静坐来思考、感应心灵义蕴的特殊习惯，李侗也就刻意学习从彦，终日静坐，渐渐进入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治学状态中，在性格脾气和行为举止L都有了很大转变。对此，《朱子语类》不无比对地记载说：“李延平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常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后来，跟随罗从彦潜心静思后，李侗就大大改变了这种随性而为的生活状态，终身都无疾言遽色，比如，一般人去近一点的地方，都会走得稍慢一些，一旦去的地方远了，自然就要加紧步伐，但李侗绝非如此，他“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虽然只是行走二三里路，也常常要委蛇缓步，就像是在家里一样从容不迫。而且其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着着实实一派“静中气象”，使得“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间或有人好奇询问李侗是怎么养成这种习惯的，李侗就回答他们说：“只是潜养思索而已。”由此可见，这种立志求道、终日涵养潜思、默坐澄心的学术习惯养成后，李侗的举业人生与豪迈性情，的确有了不一样追求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