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平答问》与朱熹思想嬗变之考察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在山野结室读书穷经，讲学论道，学者尊称为延平先生。北宋政和六年（1l16），李侗从学于龟山门人罗从彦（1072～1135），累年潜心钻研，实得真传，而朱熹（1130～1200）再传之。全祖望说：“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本文就《延平答问》对朱子思想的影响作一考察。
一、《延平答问》的基本情况
朱熹从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赴任同安县主簿，过南剑州时初见李侗，到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延平先生作古，前后不过十一年，约五次见面，而师弟子相聚的时日甚短，当面授受的时间不多，诸多问题则以书函问目讨教。延平先生回信共有二十四封，文字不多，约一千六百余言，经过朱熹手订而成《延平答问》一书：
（一）书信往来起止时间
朱熹与李侗往来论学之书信不多，《延平答问》所收书信起于绍兴丁丑（二十七年，l157）六月二十六日，止于隆兴癸未（元年，1163）七月二十八日。其中有丁丑年一封，戊寅年三封，己卯年二封，庚辰年二封，辛巳年五封，壬午年七封，癸未年四封。
（二）《延平答问》涉及书籍
朱熹“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师从李侗的数年间，“不辍留意于经书”，所呈示者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诗》、《春秋》、《左氏春秋》、《胡氏春秋传》、《春秋纂例》、《礼》、《礼记》；二程《语录》、《谢上蔡语录》；濂溪《遗书》、《西铭》；罗从彦《韦斋记》，等等。可见《延平答问》是围绕“四书”与“五经”而展开学术讨论，为其理学框架的建构打基础。
（三）往来书信涉及人物
书信中出现历史人物有周公、孔子、孟子、颜回、子夏、曾参、子路、子贡、荀子；程伊川、程明道、张横渠、谢上蔡、吕与叔、杨龟山、尹和静、罗先生、李先生、朱元晦；胡安定、胡明仲、陈几叟；苏东坡、苏子由、黄鲁直、王介甫。李侗略对诸多学者的见识进行比较，认为二程及程门诸君论学有见地；二苏于“学”无渊源，只是聪明过人，解《语》《孟》，有见解处，但“二苏《语》《孟》说，尽有可商量处”，朱熹也看出“说养气处，皆颠倒了”的问题。
（四）《答问》编辑与版本
朱熹大约在隆兴元年（1163）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编订《延平答问》一书，当时李侗在世。次年，他给同门师友罗博文信中说：“先生诸书，想熟观之矣。平日讲论甚是，如此奇论，所未及者。别后始作书请之，故其说止此，然其大概可知矣。”朱熹亲自选定《延平答问》，后附李侗先生给刘玶的两封信，合为一卷，最初刻印于建阳麻沙，称《正录》。此后，又有朱子门人所加《后录》本以及明弘治间严州太守周木辑校《续录》一卷，与前《正录》、《后录》同刊并行本。故流传下来有多个版本。
二、《延平答问》的相关内容
（一）日常生活
书信中简单记载李侗日常生活，如说不事经营，经济拮据，房屋破败，而自己收敛身心，终日危坐，“村居如旧，应事接物”，“村居兀坐，一无所为”；其子李友直、李友谅绍兴二十七年（1157）登科后外任，次子任建安县主簿，迎亲奉养，“某在建安，竟不乐彼”；长子任铅山县尉，迎亲奉养，“在此粗安，第终不乐于此”。故李侗多数时间蛰伏在剑浦城南崇仁里樟林村，皓首穷经，很想见朱熹，又担心祝老夫人在家无人照顾不能如愿。当获知朱熹身体不适时，则要“元晦……随宜摄养”，表示了长辈的关怀。
（二）学术渊源
罗从彦师从杨时，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始见龟山先生于将乐，政和二年（1112）从学于萧山县，政和七年（1117）又到毗陵从学，所得不深，却在道南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李侗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师事问题，如“某自少时从罗先生学问，彼时全不涉世故，未有所人，闻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处寻求。至今淟汩忧患，磨灭甚矣”；“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昔闻之罗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过者化。私吝尽无，即浑是道理，即所过自然化矣’”；“中年以来即为师友捐弃，独学无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某自闻师友之训，赖天之灵，时常只在心目间，虽资质不美，世累妨夺处多，此心未尝敢忘也。于圣贤之言，亦时有会心处，亦间有识其所以然者。但觉见反为理道所缚，殊无进步处。今已老矣，日益恐惧”。因此，李侗“立志已定”，年老仍致力于理学研究，只怕不洒脱；“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虽间能窥测一二，竟未有洒落处。以此兀坐，殊愦愦不快。昔时朋友，绝无人矣，无可告语，安得不至是耶”；“某尝闻罗先生曰：‘祭如在，及见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见之者。’以至诚之意与鬼神交，庶几享之。若诚心不至，于礼有失焉，则神不享焉，虽祭也何为！”要求说理，“若更非是，无惜劲论，吾侪正要如此”；“昔尝得之师友绪余，以谓问学有未惬适处，只求诸心：若反身而诚，清通和乐之象见，即是自得处”；“某幸得早从罗先生游，自少时粗闻端绪，中年一无飲助，为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赖得吾元晦相与讲学，于颓堕中复此激发，恐庶几于晚境也。何慰之如”。李侗晚年初心不改，得聪明好学的朱熹往来问难，发明道理，使其绪有传。
（三）不擅笔耕
朱熹说李侗先生：“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人看圣贤言语。”李侗不善语言表达，于书信中也有反映，如“素来拙讷”，“语言既拙，又无文采”，很诚恳地告诉朱熹“某不能文，不能下笔也”，对弟子问目往往点到为止，而不作长篇阐述，故有“发脱道理不甚明亮”之说，只令“元晦可意会消详之，看理道通否”，“有所疑，便中无惜详及，庶几彼此得以自警也。”每欲朱熹来剑浦相见面论，“有疑，容他日得见剧论，以尽其说”，但李先生“终是短于辨论邪正”。
（四）讨论内容
李侗从罗从彦学，喜欢看《论语》，也看《春秋》、《左氏春秋》，转而要求朱熹“去圣经中求义”，“甚不许”看《正蒙》、《知言》之类，故书信也是围绕儒家经典中疑难问题而展开，或做出直接回答，或问目笺释，或点拨提醒，或留待面论。
今举其要如下：
1．讨论《孟子》养气、夜气说、求放心等问题。“示谕夜气说甚详……切不可更生枝节寻求，即恐有差。”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朱熹研读《孟子》，旁及苏辙《孟子解》等书，并将书寄给李侗。李侗认为“二苏《语》《孟》说尽有可商量处，俟他日见面论之”。是年夏秋间，朱熹写成《孟子集注》稿本，十月赴延平面见李侗，仍加讨论。
2．讨论《春秋》微言大义。李侗“初问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李侗指导朱熹读《春秋》，以胡安国《春秋传》解说为准。后来朱熹也发现胡《传》以义理为说，其“义理正当”，有“说得太深”处，“亦有太过处”，但“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尊圣人“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并未全部照搬。
3．讨论《论语》仁说、心说、孝道之说；礼之用和为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祭祀、鬼神；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吾道一以贯之，忠恕之说；诸子之比较；颜子“不远复”；“五十知天命”等。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在五夫一边开私塾教书，一边读书，与李侗书信往来论学答问，也就正于其他前辈。他在致父执范如圭的信中写道：“去岁在同安独居几阅岁，看《论语》近十篇，其间疑处极多，笔札不能载以求教。”此间，朱熹先后与李侗、胡宪、范如圭等人讨论“忠恕一贯”之旨，“某向来只惟见二程之说，却与胡籍溪范直阁说，二人皆不以为然”。绍兴二十九年，朱熹“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写信给门生许升，说：“熹《论语说》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时有之，但终未见道体亲切处。如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类，皆未有实见处。如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类，皆未有实见处，反思茫然，为将奈何？”是年底，便写成《论语集解》稿。隆兴元年（1163）撰《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精义》。
成书之前，其疑未得尽释，多与李侗先生书信往来讨论而日有所获。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至七月，朱熹还在继续钻研，并与李侗探讨《论语集解》。后来看到程门侯氏谢氏刘氏等人所记，载说分明，于是晓得“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弄清楚“忠便是一，恕便是贯。”即以“理一分殊”注释“忠恕一贯”。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朱熹的学问进展已得李侗赞许，称其“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之效，甚善，甚善”。
4．讨论《诗》思无邪，兴刺止乎礼义：绍兴二十九年（1159）始作《诗集解》，至隆兴元年六月稿成。论及程颢诗二绝句，李侗依记忆录罗从彦《山居诗》给朱熹，说杨龟山给胡安定《渚宫观梅寄康侯》“直是气味深长”。
5．讨论涉及《礼》中关于“禘”的问题。朱熹后来作礼学类文章与著作甚多。
6．讨论《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喜怒哀乐未发已发”、“鬼神”一章发明显微无间之理，看其妙用如何；兼及吕与叔、杨龟山《中庸解》。朱熹师从武夷三先生，得授《中庸》，回忆说：“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至师事李侗期间，开始撰写一本“《中庸》集说”之书。
7．讨论《大学》的次序问题。朱熹通过李侗而接续于二程之学，认为《大学》是儒家重要思想的载体，于是开始诠释工作，广泛收集前儒注释《大学》的精粹，融于一书，初成《大学集解》，后来有《大学章句》、《大学或问》等。
8．讨论《西铭》所包含的哲理，特别关注伊川引入“理一分殊”的观点，后来推出《西铭解》。
9．讨论《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后来有《太极图说解》。
10．讨论《易》之《复卦》等相关问题，后来有《易传》、《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
11．讨论《程氏遗书》及门人所录之《语录》。李侗推重谢良佐，以其言论闳肆，足以启发后进，特地抄《上蔡语录》给朱熹，说：“谢上蔡语极好玩味。盖渠皆是于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语只平说，尤见气味深长。”在李侗、胡宪指导下，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至乾道二年（1166）编订《二程语录》、《二程先生文集》。
12．讨论《奏稿》问题。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十九日诏求直言，朱熹决意上封事，至七月，力陈讲帝王之学、定修后攮之计、固本原之地的封事草成，寄呈李侗修订，其主张倡导儒学、反对和议和任贤修改的议论得到肯定与充实。李侗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断然不可和”；“某人之去……骂辱……夷狄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夷狄盛，皆由此来也。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
书信作为师徒质疑问难、授业解惑的最佳载体，涉及文献十多种，讨论问题数十条，李侗的见解大多被朱熹吸纳。可以说，《延平答问》既是朱熹对恩师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朱熹学术思想嬗变的历史记载，是后代考论李侗对朱熹人生影响的重要文献。
三、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朱熹学问进展受李侗的影响，可以从他给柯翰的一封书信窥出：“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汩汩度日，无朋友之助，未知终何所归宿。”也可以从他乾道三年（1167）八月特地到湖南长沙与湖湘学派交流得到反证，还可以从《朱子语类》中晚年言论得到反映。
（一）逃禅归儒
朱熹在十五六岁时受到好佛的刘子翚、胡宪及道谦的一些影响是事实。他说：“熹天质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而十九岁脱去场屋束缚后，对所能看到的各种文献都产生了阅读兴趣，其中就有佛道文献，认为讲的自有道理，“某少时未有知，亦尝学禅”，大有迷恋“佛亦教人为善”的心结。在得到正确的引导便转变进发的路数，将佛老书搁置一边，全心攻读儒家著作，走上儒学道路。
朱熹初见李侗，说得无限道理，而面前事却理会不了，就受到不客气的批评：“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子何处腾空处理会得一个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体认？”随后李侗在答书中说：“释氏所谓一起直入如来地，恐其失处正坐此，不可不辨”；“向来尝与夏丈言语间稍无间，因得一次举此意质之。渠乃以释氏之语来相淘，终有纤奸打讹处，全不是吾儒气味，旨意大段各别。”朱熹没有隐瞒自己早年的心路历程，在给吕祖俭的信中也提到“昔侍李先生论近世儒佛杂学之弊。李侗说：“禅学者则不然。渠亦有此病，却只要觉念不采，以是为息灭，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条例也。”朱熹说佛老“能克己而不能复礼”，指出“佛老氏却不说着气，以为此已是渣滓，必外此然后可以为道。遂至于绝灭人伦，外形骸，皆以为不足恤也”。朱熹后来讲到自己受李侗影响而转变思想，后人也采信朱子逃禅归儒之说。
朱熹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勇气，屡对儒佛之异进行辨析，遵“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师事李侗后学问路径与人生定位很明确，且与师友书信往来中常常敲响“失正途，入于异端之学，为害亦不细”的警钟，扭转学风，振奋士气。
（二）存养工夫
李侗给出明确的为学方向，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微言大义，朱熹感佩并穷理不休，沉潜于实学而日有所得。李侗沿用罗从彦主静的心性修养工夫，要求笃志好学的朱熹用力于为己之学，求圣贤气象。朱熹与师友数年的讲论切磋，经过“困学”的艰难跋涉，心性涵养从主悟到主静，直到乾道二年（1166）九月讨论“中和之说”，才悟出“主敬”思想，从主静到持敬，找到源头活水，渐入圣域。正是李侗引导朱熹体验圣人气象，从人伦日用之间下手，使朱熹脱离佛老参悟方式，落实于儒家经典研究而推究实理。
朱熹尊李侗从儒家经典中求义，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筮之书，《礼记》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是记载礼仪的书籍，《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诗经》内容丰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家没有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无法对抗外来的宗教对儒家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汉唐诸人说义理，只与说梦相似。”也就是说，汉唐时期僵化的《五经》研究，回应不了佛教的挑战，满足不了社会思想需求，造成知识精英援佛入儒，甚至逃避现实而遁入空门。朱熹已经看到儒学陷于困境，要复兴儒学，要重振纲常，要重构完备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师事延平先生时就有端倪。
（三）面对现实
李侗要求朱熹做到处事酒落，“今之学者虽能存养，知有此理，然旦昼之间一有懈焉，遇事应接举处，不绝打发机械，即离间而差矣。”学者多为私欲所分，用力不精，难于取效。“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效。”一旦时机成熟，也要走出书斋：“闻召命不至，复有指挥。……辞之。……若于义可行，便脱然一往，亦可也。”隆兴元年（1163）九月，朱熹入朝奏事，指出“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辞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之非，且有“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心诚意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之高见，开始走上以圣贤之学格君之非、正君之心的艰难道路。
（作者系武夷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