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剑三先生”是指宋杨时、罗从彦、李侗。这三位都是南剑州人，杨时是将乐县人，罗从彦是沙县人，李侗是剑浦县（今延平区）人。在学术传承上，这三位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他们先后致力于二程洛学的阐发和传播，为其后继者朱熹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架设了由洛（二程洛学）至闽（朱熹闽学）的桥梁。
把他们称为“南剑三先生”的，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文献出处是南宋的文献学家、版本学家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他在该书卷五著录罗从彦的《尊尧录》说：“延平罗从彦仲素撰。从彦师事杨时，而李侗又师从彦，所谓南剑三先生者也。” 延平四贤，就是南剑三先生再加上一个朱熹。南剑三先生是因为三先生都是南剑州人氏，哪么，朱熹和南剑州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朱熹出生在南剑州的尤溪县。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术传承上，与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延平四贤”这个概念，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首先，是在南宋时，已有许多学者把他们四位合在一起说。最早可考的是宋延平知府陈宓在《申请延平书院赐额札》中所说的“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出，而孔孟之统以续，二程传之杨时，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文公熹。”（《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他在《送延平二堂长》这首诗中说：“延平学术号渊源，端的名师四代传。”这名师四代传指的就是杨、罗、李、朱。
陈宓，字师复，号复斋，莆田人，乾道间丞相陈俊卿第四子。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熹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借宿于陈氏仰止堂，陈宓就在这时和他的哥哥陈守、陈定同学于朱熹。由于这时陈宓年龄很小．大概只是六、七岁的小孩等他懂事时，朱熹已去世，所以他又从学于黄榦，后来陈宓知南康军，与诸生讲学白鹿洞书院，又改知南剑州：就在任上，于嘉定十五年（1222，朱熹逝世22年之后）在九峰山模仿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创建延平书院，并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以教诸生。在书院中祀奉延平四贤并上溯到周、张、二程，下延至朱熹的学生廖德明、黄榦等。书院建成，他写下了《延平书院落成柬诸友》绝句两首：“当日二程门下士，独分此道过来南。百年世事相传处，书院天生着剑镡。群峰九叠势来雄，直作吾儒五亩宫。隔断市计才一水，读书如坐万山中。”（同上）前一首说的是杨时等二程门下士载道南来的历史功绩，后一首则很好地描绘了延平书院的地理位置与延平城区一水之隔，处于九峰山的怀抱之中，周围又有群山环抱。陈宓创建的延平书院，是闽北最早的以官方名义创建的书院。
作为朱子学的传人，陈宓在《申请延平书院赐额札》中揭示的是杨、罗、李、朱的师承关系，并模仿其师朱熹当年修复白鹿洞书院请求皇上赐额之举。在这篇奏札中他还说：“杨时、罗从彦实本郡将乐人（这不准确，罗系沙县人）；李侗，剑浦人；朱熹虽居邻郡，亦生于本郡尤溪之寓舍。伏自汉唐以来，几二千年而未有与道统之传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数十年之内，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岂惟一邦之创见，实皇朝之盛美也。”这里是从四人的地域关系来揭示他们的道统之传。
此后，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杨文靖公像赞》中说：“嗣孟维程，嗣程维公。传罗传李，爰及元晦……”（清光绪道南祠重修本《杨文靖公全集》卷首）在文中，把杨、罗、李、朱四人并提。宋末的将乐知县冯梦得在《将乐县奏立龟山书院疏》中说：“臣窃见龟山杨文靖公立雪程门，载道而南，一传而罗从彦，再传而李延平，又再传而朱元晦，理学大明，有功往圣。”（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元代虞集在《延平路新修宣圣庙学记》中说：“杨氏与其同门，倡道学于闽中，一传而为罗氏，再传而为李氏，三传而朱氏出焉。四君子有以续道脉之正传，起民彝于罔坠……杨罗李氏，皆生延平，朱氏以其先人官尤溪而生。风云际会，天之所以邹鲁于吾延平者，何其厚欤！延平之学者见闻，得于父兄，有非他郡之所能及也。” 其次，四贤的概念的最后形成。确切地说，四贤这个词的出现，应该是在元至元年间。在明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收有一篇《延平四贤像记》，内容主要是说元至元二年（1289）在延平郡学立四贤像的过程和意义。在这篇文章的题目和正文中，都出现了“四贤”这个词。
此后，四贤这个词广泛被后人所接受和发挥。元至正二十七年福建路儒学提举卓说在《豫章先生文集序》中说：“先生（指罗从彦）上承程、杨二贤之传，下传李、朱二贤，为天下正学之宗。”这段话是从评价罗从彦的角度来说的，和延平四贤并不矛盾。
明景泰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邱浚《道南书院记》中说：“（杨、罗、李）三先生者，皆剑产也，而朱子亦生剑之属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狭，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贤’并生于一时，上承下启，以延千万年道学之脉，其地盖视东周之邹鲁也。” 以延平一郡而生四位上继孔孟周程的大贤，这在以儒治国的封建社会后期，是一件很值得称颂，并引以为荣的盛事。于是，元明以后，有关“四贤”的记文诗词歌赋等大量出现各种文献史籍中，以“四贤”、“道南”、“延平”等命名的祠宇、书院、街巷也在延平各地大量出现。
朱熹的老师很多，早年在武夷山，还有“武夷三先生”，即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和屏山刘子翚，后来才师从李侗。为什么只有他和杨、罗、李被称为延平四贤，或被认可为道南正宗，而其他几位却没有呢？这是因为，“武夷三先生”都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醇儒，也就是说，从他们这儿是上承不到二程，也就代表不了孔孟的正宗，也就继承不了往圣的绝学。只有从杨时到朱熹，被视为道南正脉，被视为是承续二程和孔孟的“正宗”！朱熹本人也认可这种说法。他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猗欤先生，果自得师。……熹也小生，总角趋拜。恭维先生，实共源派。”这里所说的“实共源派”指的就是朱熹与其师李侗共出于二程洛学的道南“源派”。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四贤的基本情况。
在讲四贤之前，还不能不先说说游酢。他是杨时的师兄，师承二程的时间比杨时还早。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廌山，建州建阳县人。
在我国古代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中，有“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杨敬师之至”的内容。说的是汉朝人苏章肩背书箱千里求师，和北宋游酢、杨时脚踏积雪，恭候老师午觉醒来的故事，反映了古人早已把尊师重教的美德，作为幼儿教育的内容编入教材之中。
“程门立雪”的主人公是建阳的游酢，和南剑州将乐的杨时。熙宁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乡荐赴京应试，巧遇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颢对其资质大加赞赏，认为“其资可以进道”。“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指的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原理或本原、本体等。程颢与其弟程颐都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世称“二程”，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他认为游酢“其资可以进道”，对青年游酢来讲，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和激励。游酢从此成为程门入室弟子元丰四年（1081），游酢又携杨时拜程颢为师。也就是说，杨时从学大程，最初是游酢带去的，因为他比杨时早九年（1072）从学于大程。两人学成南归之日，师生依依惜别，程颢对他们俩寄予厚望。在目送他们远去后，高兴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有了游、杨二君，我的道（理学思想）就可以传到南方去了。闽北武夷山一带后来被誉为“道南理窟”，其渊源应追溯到游酢、杨时二人载道南归，促使理学思想在南方各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 元祐八年（1093），程颢已逝世八年，为了进一步钻研理学思想，游酢又偕杨时同赴洛阳从学于程颐。游、杨二人于这年冬天冒着大雪来到程家，适逢程颐闭目瞑坐，二人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侍立庭外静候，程颐发觉时，门外已雪深一尺，史称“程门立雪”。
游酢学成之后，元符元年（1098）曾在家乡建阳麻沙长坪富垅村廌山之麓建廌山草堂，又在武夷山云窝接笋峰建水云寮，在此聚众讲学。杨时讲学的书院很多，他曾先后在福建的武夷山、建阳、将乐，外地的萧山、无锡、慈溪、常州等地的书院传播理学。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曾对他的门人说起杨时在武夷山讲学的故事：“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朱子语类》卷六五）这里的黄亭，就是武夷山的一个村庄的地名。为了纪念杨时传播理学的功绩，后人在将乐龟山建有龟山书院。游酢、杨时所建的书院，属于福建书院中从早期搏击科场的书院向传播理学的书院转型的典型代表。
既然游酢和杨时都是二程的弟子，同样是洛学南传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延平四贤只提杨时，而不说游酢呢？的确，从时间上来说，把洛学传入福建最早的是游酢而不是杨时。但游酢的著作在当时流传不广，知名弟子不多。在古代传播学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即承载思想的文献（文字流传），和师徒之间口耳相传这两方面游酢均有严重的缺陷，此其一；二是他去世的早，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就去世了；三是他晚年出入禅佛，被后来的学者误解为不是醇儒。再从地域上来说，游氏的家乡是建州，而不是延平，和延平没什么关系。既然如此，南平大凤凤池村为什么又会有游定夫书院呢？这所书院是在游酢逝世将近一百年之后，于元延祐四年（1317），游酢的十世孙、南平的游以仁为使子孙不忘祖宗德业并发扬光大，仿照建阳廌山书院旧式而新建的，和游酢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和游酢相比，杨时则不同，他虽与游酢同年出生，但他比游氏多活了12年，直到南宋绍兴五年（1135）去世。他在各地讲学，及门有弟子遍及东南。他的著作在门人弟子的广泛搜集下，也及时地得到出版。南宋绍兴五年（1135），杨时逝世后，他的门人和女婿陈渊就开始广泛地搜集和编次他的遗著。这样，杨时文集在南宋时就有三种刻本行世，分别为二十卷本、二十八卷本和三十五卷本三种。今存明清刻本众多，有选集本和全集之别。专著现存的有《春秋义》、《孟子义》、《字说论》、《日录论》和《曾肇行述》等。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杨时三传之后，有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这些，都是门生凋零的游酢所无法比拟的。
杨时“倡道东南”，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杨时对“理一分殊”学说有新的创见，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杨时在闽北的历史遗迹，在将乐有杨时墓，碑刻有“宋龟山文靖杨先生神墓”，墓前建牌楼一座，古雅雄伟，楼前匾题“倡道东南”，后匾“程氏正宗”。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沙县人。先祖原居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故世称豫章先生。罗从彦自幼刻苦好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41岁时，听说杨时在萧山县讲学，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门下弟子众多，却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
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这是说，在杨时的众多弟子中，罗从彦并不出众，但将龟山道南一脉传承到闽中的，恰恰就是这个“最无气焰”的人。为什么？ 罗从彦和他的老师杨时是同一年，都是在南宋绍兴五年（1135）去世的，也就是说，在传道的时间上，罗氏与杨时相比，并不占优势。他的优势，是在“地点”上。什么意思呢？李侗从学于罗从彦，是在李侗24岁时，这一年，是北宋政和六年（1116）。这时，载道南归的杨时，并不在福建，而是寓居毗陵（今无锡），就在这时，杨时创建了后来名满天下的东林书院，所以说，杨时这时是在“倡道东南”，而倡道闽中的任务呢，就落到了他的学生罗从彦的肩上。所以我们现在在罗从彦祠堂内读书台二楼的大梁上可以看到这么一副楹联：“豫章闽北无双士，道统南来第二家”。也就是说，罗是杨时之后传道的第二人。罗从彦在南平的遗迹，有罗氏祠堂和罗从彦读书台，位于延平区罗源村南山自然村。
罗从彦的著作，现存的有《宋儒罗豫章先生全集》共12卷，以明清时期的版本居多。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皇帝御书“奥学清节”祠额，赐予罗从彦祠堂。
李侗（1093-1163），剑浦县炉下乡樟林村人，学者称延平先生。李侗24岁从学于罗从彦，一心追求儒学真谛，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后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一生不为官。隆兴元年（1163）应福唐守汪应辰之邀，赴福州讲学，不幸病逝于府治之馆。时年71岁，后归葬于炉下瓦口村； 李侗跟从罗先生学得河南二程的伊洛之学，同学中还有朱熹的父亲朱松和罗博文等人。罗先生平时喜欢静坐思考，李侗也退入室中学习静坐。久而久之，李侗的修养也达到很深的地步，“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罗从彦先生非常赞赏李侗的成绩，说他“求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二 朱熹（1130-1200），号晦庵、紫阳等。祖籍徽州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城毓秀峰下。
朱松去世后，朱熹师从的武夷三先生，都信奉禅学，这对青年朱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在绍兴十六年（1146），为“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朱熹曾到五夫密庵三次向道谦学禅。朱熹的佛学思想，最终师承于道谦。
朱熹此时的出入佛老，为其日后援佛入儒，即以佛学思想的长处来改造儒学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道谦禅学通过朱熹的儒学化而融入宋明理学之中，成为朱子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但在当时，对年方17岁的朱熹来说，其当务之急则是驱末返本，逃禅归儒，而此举则与其师延平李侗密切相关。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剑浦，特拜见了李侗先生。朱熹此次初见李侗，李侗一方面严厉批评朱熹沉迷于禅学的“不是”；一方面指明了纠正其失的方法，即“只教看圣贤言语”、“去圣经中求义”，要求朱熹要认真阅读儒家经典，不能再沉迷禅道之中。虽然朱熹当时不以为然，但在同安任上他遵照李侗传授的方法，将禅学暂时搁置一边，开始认真阅读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不想竟然大有收获。他说： 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暂且放在一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先读孔孟的儒学著作）。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同上） 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指儒学），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那边指佛学），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熹于释氏之说（佛学），盖尝师其人（师从于道谦），尊其道（尊崇佛学的思想），求之亦切至矣（求学的心情也非常迫切），然未能有得（但所获甚浅，效果不佳）。（《答汪尚书》书二，《朱文公文集》卷三十） 在同安任上，经过一年多的读经，反思和求索，朱熹终悟释氏（佛学）之非而重归儒学，当时是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熹26岁。绍兴二十七年（1157）在同安离任候代之时，朱熹写信给李侗问学。六月二十六日，李侗有回信，嘱咐朱熹“于涵养处着力（要在日用涵养之处下功夫），正是学者之要（这是从学儒学的最重要的地方），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这里所说的“为己物”，就是儒家所讲的“为己之学”。朱熹后来说“古之君子学以为己，非求人之知也。”自古以来，读书做学问是要全面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的素质，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让别人知道，这就是朱熹后来所编《延平答问》所录第一通书札。
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正月，朱熹回到五夫。同月，徒步至延平拜见李侗，“尽弃所学而师事焉”（赵师夏《跋延平答问》），正式拜李侗为师。晚上呢，就借宿在西林院，时间长达近三月。嘉靖《延平府志》卷四记载说：“西林（院），在府城东南，五代梁时建。朱文公谒李延平受学，尝寓于此。”据今人考证，此寺故址位于今南平市中山公园附近。（参《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第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在现在林重寺）朱熹有《题西林院壁》诗二首，其一说： 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 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
诗中以孔子与其弟子在舞雩台吟咏歌舞、游学讲论来比喻自己在西林院从学于李侗的喜悦之情。虽然此后朱熹无法做到如诗中表达的那样每岁一来，但仍曾多次前来问学。据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载，朱熹此后又于绍兴三十年（1160）冬、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前后两次至西林院问学于李侗，时间均长达数月。
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初见李侗，到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为止的十年中，朱熹或往延平面学，或书信往来请益。在李侗的教育引导下，朱熹不仅划清了与禅学的界限，实现了以儒学为本的回归，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也有重要收获。主要有：
（1）太极是至理之原 在理学史上，北宋周敦颐首次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述人生社会道德心性，所撰《太极图说》对本源于道教的《太极图》进行了儒家哲学的改造和阐释：通过对宇宙的化生、万物的生成，最后推出人以及人的伦理与道德，从而完成了对儒家道德伦理的形而上的论证。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问世以来，一直遭到世人的冷遇，二程、游、杨等对其均忽视不提。唯有李侗，对此有独到见解。他回答朱熹之问说： 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原二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延平答问》） 李侗用二程的理解释周子的太极，认为太极是“理之原”，贯穿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此说已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万物生化论→理学本体论转化，此说对朱熹的影响巨大。乾道四年（1168），朱熹撰《太极图说解》，以其理本论的思想进一步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和道教宇宙图式理论，从而为建构其贯通天人的理学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此举之萌芽，源于李侗早年“太极是至理之原”的传授。
（2）理一分殊思想 李侗传授理一分殊的思想给朱熹，最早仍源于助其明儒佛之辨。前面说过，朱熹的父亲朱松去世后，朱熹师从的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都信奉禅学，这对青年朱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佛学思想的困扰十来年，正是在李侗的教导下，而重归儒学，史称逃禅归儒。
为了帮助朱熹明儒佛之辨，李侗用“理一分殊”来划分儒、佛的界限。朱熹也正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教诲而归宗于儒。
朱熹孙婿赵师夏在《延平答问跋》中引用朱熹自述之语说： 文公先生尝语师夏云：“余之始学，……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则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赵师夏《延平答问跋》） 李侗所说的“异端”，指的是佛教。为了帮助朱熹明儒佛之辨，他用程门“理一分殊”之说来区分儒释之异，是针对朱熹此时以“天下之理一而已”来调和儒释的错误。
李侗还特别留心引导朱熹于“日用间著实理会”理一分殊。这一点，也见朱熹的自述： 初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 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作功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这种“在日用著实做工夫”，指的是要在日用践履上下功夫，于“分殊”中体认“理一”。李侗这一思想，后来朱熹在传授给他的门人时表述得更为透彻和明白： 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一本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同上，卷一〇一） 从“事事物物，头头项项”即“分殊”中理会得各自的“一理”，方能把握“本贯”于其中的“理一”，此说与朱熹后来形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达“豁然贯通”的“格物致知”认识论，和“格物穷理”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其理论来源，则是李侗所传授的理一分殊。
关于“理一分殊”，我们可以用哲学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来加以理解。事物之理是一般的、普遍的，而一般的理又寓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之中。这个理，就是万物的本源。这个万物统一的本源，表现在大千世界上又寓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这就好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映照到江河湖海中，就有千千万万个月亮；另一方面，千差万别的事物源于一理，犹如江河湖海中的千千万万个月亮，又来源于天上的一个月亮。
李侗用“理一分殊”来划分儒、佛的界限。朱熹也正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教诲而归宗于儒。
（3）静中体验未发 静中体验未发之“中”，是龟山道南学派杨时开创的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他说：“《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而这种方法的体验，不是笔墨和语言所能表达的，必须“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同上）在杨门众多弟子中，罗从彦是杨时此说的忠实实践者和传播者，曾入罗浮山静坐，体验未发气象，又将此说传授给李侗。故朱熹描述李侗的治学功夫是： 讲诵之余，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盖天下之理无不由是而出。……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源自杨时、罗从彦的静中体验功夫，被李侗概括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传授给朱熹；朱熹将此称为是“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答何叔京》书二，《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后人黄宗羲则将此视为“明道（程颢）以来下及延平（李侗）一条血路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 但朱熹并没有朝着这条“血路”继续前行，而是仅对师传的“指诀”作了一般性的了解后，在此拐了一个弯，从程颐那里借得一个“敬”字，取代了师传的“静”字，提出了读书穷理、居敬持志的知行并重的修养方法。此举被陈来先生称为是“一改道南传统主静、内向和体验的色彩，使得道南在南宋发生了理性主义的转向，……而李朱授受之际，正是理解这一转向的原初契机。”（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大2000年版，第10页） 最后，让我借用前人的几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闽海山川此上游，千年学脉四贤留。（明徐即登《四贤祠》） 若非载道来伊洛，安得传心到考亭？（明苏章《道南祀》） （方彦寿：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子文化》杂志主编。本文据2009年第二届“朱子之路”的讲课稿删节而成，原载《朱子文化》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