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在师徒授受中所培养起来的深厚的师生情谊

历史记载，朱熹在求学李侗之后，就按照李侗的指点，开始专心儒学，寻求义理。其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和状态，令李侗非常高兴。李侗曾给自己十分欣赏的同道学子罗博文写去长信，真切表达了自己幸得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心情，说：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络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南平县志》卷二十《儒林传第二十四》）

由此可见，李侗对于自己临到晚年才收得高徒并庆幸学脉接续后继有人的感佩之情是何等的宽慰畅快！不过，基于义理之说的艰涩难懂，李侗还是担心到底能不能将自己体认了数十年的道统学脉完整而准确地传授下去，他回忆说：

某自少时，从罗先生学问，四五十年。每遇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进步处，常切静坐思之。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也。（同上）

那么，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李侗分析认为：

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宋史》卷四二八·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李侗本传》）

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授学高足，李侗一改自己长期静坐独思所导致的方法上的不足，非常注意对朱熹进行必要的面授和函授。史料记载，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李侗去世前的整整10年间，李侗曾多次携手朱熹研学于南平的山水之间，论道磐陀、切磋乡居、悠游九峰、评品山泉，为朱熹疑难困顿的“洒然冰解”、“融释脱落”倾尽了自己所有的心力与关爱。而对于分别后的教导，李侗则用了数十封之多的信件来为朱熹答问论难，谆谆善诱。众所皆知，后来得以传世的著名的《延平答问》，就是朱熹将李侗给他的书信和平时的语录编汇而成的。

隆兴元年（1163）十月十五日，李侗在福州病逝，朱熹因被孝宗皇帝召见而未能回闽为李侗治丧。次年初，上疏归来的朱熹迅即参加了李侗返乡的迁葬仪式，为自己的恩师写了《李先生行状》和长篇悼文，伏哭于李侗的灵柩之前，悲痛欲绝。

绍熙五年十二月，坐落于建阳考亭的竹林精舍落成，朱熹为了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深切怀念和对其学问人品的敬重，把李侗和历代名儒一起列在了从祀孔子的行列中，开创了对学者进行最高褒赏的升祀之典，为后朝历代所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