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朱熹，是延平四贤中名字传扬最为久远、学术成就最为博大的一位圣哲先师，后世学人在谈起中国文化这个巅峰创造和集齐大成之人时，无不对其称颂有加，尊崇备至。然而，作为一个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所创立的学术思想却不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对其思想渊源进行探讨，就无从正确评价其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不对其师承关系展开分析，就无法准确了解其在学术成长中的发展状态。虽然，面对现在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研究中只重朱子而少见朱子之师的尴尬局面，有人会从理论上辩解说，在程颐死后二十多年才出生的、天资聪慧的朱熹，完全可以从“二程”以及“二程”后学的著作中吸取由“二程”奠基的源头理学——“义理”之说，而后通过自己的学术修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可他们独独没有想到的关键的一点却是：如果缺乏了中间环节的授受作用，那么所谓的朱子之学，还会是成就斐然、能够“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的朱子理学吗？
现在，如果能让我们把时光回转到八百多年前的绍兴二十三年（1153），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样一幅历史场景：那一年夏天，前往同安就任主簿的朱熹为了令自己的学术成就有所推进，曾本本分分地恪守着先父遗愿，虽是顺道但也是绝对专意地来到南平，向被自己父亲极力推荐的父辈师长李侗求教。于是，如若不可回避李侗在朱熹学问引导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那么，强辩的人们就自然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朱熹既然已从父命拜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并非俗流的先生为师了，那却为何还要在高中进士后如此纠结于自己的所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思考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稍稍分析一下朱熹的学术成长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朱熹在开始走上研学之路时，就已经颇感自己“初师屏山、籍溪”时所学的那些杂糅了佛学的儒学，虽然对于自修、应试、博文、研习来说并无多大不妥，但在钻研太极、义理、性命、辩证、致知等方面，却还是不能很好地触发思考并解决问题，所以，力求精进的朱熹才特别需要在自认为“未有所得”的情况下，“乃见延平”。（《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这，一则当然是因为父亲的极力推荐，二则就是因为当时承接道统的李侗之学，既有得于杨、罗二师的“不传之秘”，又有他自己经过四五十年“猛省提掇”、“用心静处寻求”的“道”上“融释”（《李延平集·答问上》），已经到达了极其至微之处，在南剑州一带影响很大。
于是，面对历史必然到来的这第一次会面，年轻气盛的朱熹“强志博见，凌高厉空。初见侗，即与论禅。”（《南平县志》卷二十《儒林传第二十四》）而时年已经61岁的李侗则并不与之苟同，反而一条一条地纠正他说：“悬空理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也。”（同上）同时他还极力劝导朱熹，要多去看圣贤言语。可是，深受佛老影响的朱熹在听到李侗这些言论时，非但感觉上有些不甚入耳，而且内心疑问也相当之多。不过尽管如此，年轻的朱熹还是多多少少认为，既然是父亲一意推荐的良师，那么李侗之言，应该自有其道理。因此他在仕居同安的几年里，一再反复琢磨李侗的话，竟然越琢磨越有味，“顿悟异学之失”。（同上）于是便在卸任归家后，专诚致志地来向李侗求教，渐渐“于道日进”。（同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安排的这次会面，没有李侗对朱子之学的纠正和点拨，就算是已经认识到佛老学说有所不足的朱熹，恐怕也是很难走出佛老学说的困扰而成就一番伟业的。
那么，李侗所授予朱熹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为学之说，它和朱熹的过往所学，究竟有何不同？而朱熹作为李侗的晚收弟子，他又是在李侗怎样的教导之下，完成了自己的出蓝之举，成为影响中国的一代宗师呢？笔者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谈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首先，是在师徒授受中所进行的正统的学脉接续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发展到讲究义理之学，是思维上的一大进步，而以讲究义理之学为内容的理学的出现，又使先秦以来传统的儒家学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故而从刷新儒家学说的角度来讲，理学又可以被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虽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却吸取和改造了佛、道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出了比此前儒家以及其他诸家哲学更具水平的一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两宋之际山河破碎、朝政腐败、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义理不分、人心散乱的情势开出了一付治病之方。于是，为了寻求这种得以致用的学术真谛，同为一郡出身的“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不仅都在年轻之时刻苦向学，而且还在由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的学脉接继中，各自得到了自己尊师的“不传之秘”，成了正宗的道统传承者，为理学在闽北的奠基和发展，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储蓄和师资准备，以至于后来在这方面受学李侗并最终集大成的朱熹，根本毫无悬念地就把自己的学术渊源上归于李侗，承认“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长达40年之久的李侗，在为自己接续道统的传道授业中，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在他为李侗所作的《祭李延平先生文》中，看到这样肯定而真切的表白：
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熹也小生，丱角趋拜。恭惟先生，实共源派。（同上，卷十七《艺文志》）
而对于朱熹明确认定的这种师承关系，各代学者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说明，如明代左史李天同：
延平乃杨、罗、李、朱四先生传道之邦。龟山先生，早学于二程先生之门。及归，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豫章先生师事龟山，延平先生又学于豫章，三先生皆剑人也。晦庵先生虽新安人，实生尤溪之尉廨。又从延平先生学，此传授之源流也。（同上，《延平先生书院纪原》）
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刘健：
夫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于孔子，孔子传于孟子，而孟子无传也。自后历秦而汉而唐，至宋程子生，续其不传，而传于朱子，始大明于世。虽曰程子传于朱子，朱子初不得为程子徒，实得之先生（即李侗）。若孟子得传孔子之道，而不得为其徒，亦唯私淑（注：指向某人学，但未得其直接传授）子思之门人。是则微先生则程子之道，无自而传朱子亦无自而得传程子之道，先生之功，于是为大，此书院之所以兴，先生之所以祠欤。（同上，《重修书院记》）
清代学者全祖望：
朱子师有四（武夷三先生及李侗），而其推以为有统者，称延平（即李侗）。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谓龟山门下千余，独豫章能任道。（《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
清代学者张伯行：
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开道南（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虽以集群儒之成如朱子者，往往亲承服教，久而莫见其涯”。（《李延平集·原序》，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六）
由此可见，将朱熹认定为儒家道统系列一脉相承的第四代传人，这不仅是朱熹本人的首开之论，同时也是朱门后学毋庸置疑的客观态度。
其次，是在师徒授受中所采用的正确的方法引导
李侗认为，学习圣贤的道理应当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学人不仅要致力于把禅理中关于静思的智慧和儒学中实现中庸的思维方法结合起来，去探索义理的无穷奥秘，而且还要学会反复推导，循序渐进。他说：
道理须是日中体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又曰：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则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又曰：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又曰：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理会一件。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覆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有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又曰：欲进学，须是尽放弃平日习气。更鞭饬所不及处，使之脱然，有自得处，始是道理。（《南平县志》卷二十《儒林传第二十四》）
对于李侗这样的人生之教和习研方法，朱熹无时无刻不牢记于心，他说：
昔闻先生之言教，以为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延平答问》）
而《宋史·李侗本传》在记载李侗的为学之道时，也曾明确指出：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宋史》卷四二八·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李侗本传》）
对此，后人作了肯綮的评价，说：“侗拙于语言，然其讲道奥，析极秋毫。于无可语言处，以不言为言，具能得时行物生之妙。”（《南平县志》卷二十《儒林传第二十四》）就连曾经一身傲气的朱熹也对他敬重有加，说：“自见李先生后，学始就平实。”（明周木《延平答问序》）这，不能不说是方法上的精到吧！
第三，是在师徒授受中所培养起来的深厚的师生情谊
历史记载，朱熹在求学李侗之后，就按照李侗的指点，开始专心儒学，寻求义理。其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和状态，令李侗非常高兴。李侗曾给自己十分欣赏的同道学子罗博文写去长信，真切表达了自己幸得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心情，说：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络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南平县志》卷二十《儒林传第二十四》）
由此可见，李侗对于自己临到晚年才收得高徒并庆幸学脉接续后继有人的感佩之情是何等的宽慰畅快！不过，基于义理之说的艰涩难懂，李侗还是担心到底能不能将自己体认了数十年的道统学脉完整而准确地传授下去，他回忆说：
某自少时，从罗先生学问，四五十年。每遇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进步处，常切静坐思之。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也。（同上）
那么，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李侗分析认为：
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宋史》卷四二八·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李侗本传》）
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授学高足，李侗一改自己长期静坐独思所导致的方法上的不足，非常注意对朱熹进行必要的面授和函授。史料记载，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隆兴元年（1163）李侗去世前的整整10年间，李侗曾多次携手朱熹研学于南平的山水之间，论道磐陀、切磋乡居、悠游九峰、评品山泉，为朱熹疑难困顿的“洒然冰解”、“融释脱落”倾尽了自己所有的心力与关爱。而对于分别后的教导，李侗则用了数十封之多的信件来为朱熹答问论难，谆谆善诱。众所皆知，后来得以传世的著名的《延平答问》，就是朱熹将李侗给他的书信和平时的语录编汇而成的。
隆兴元年（1163）十月十五日，李侗在福州病逝，朱熹因被孝宗皇帝召见而未能回闽为李侗治丧。次年初，上疏归来的朱熹迅即参加了李侗返乡的迁葬仪式，为自己的恩师写了《李先生行状》和长篇悼文，伏哭于李侗的灵柩之前，悲痛欲绝。
绍熙五年十二月，坐落于建阳考亭的竹林精舍落成，朱熹为了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深切怀念和对其学问人品的敬重，把李侗和历代名儒一起列在了从祀孔子的行列中，开创了对学者进行最高褒赏的升祀之典，为后朝历代所仿效。
第四，是在师徒授受中所辐射出来的真实的人格感召
传统社会里，人们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即年轻一代在接受年长一代某种类型的教育时，年长一代的学问、人品、态度、习惯等等，无时无刻不对年轻一代的思想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朱熹之所以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一直表现出对恩师李侗的尊崇和敬重，除了感激李侗倾力传授的道学正统和研习之法外，其实还有着对李侗人格魅力的高度敬仰。史料记载说：
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侗：“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同上）
仅此两段短短的话语，就已经清楚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满腹经纶、品质高洁、性情率真、不为名利的乡居老人：他虽无意当世，但却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他虽学富五车，但却绝意进仕，不为利禄之学，非一般人所及；他虽箪食壶浆，但却超然心性，如同冰壶秋月，莹彻无瑕；他虽不著书、不作文，但却相授无遗，品德醇厚，极富涵养。他用自己的人格感召，影响了一代大儒的学术成长和价值取向。他，就是李侗。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满腹的义理之见，有了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有了独特鲜有、澄心默坐的授受方法，李侗才有可能在教导朱熹的过程中，传授下一脉相承的理学之源，为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现在，只要我们仍还尊崇朱子集理学的大成之业，那就绝对不能不提及李侗对于朱子的教授之功。
（陈利华：福建武夷学院副教授）